在担任战地记者期间，刘白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新闻报道的战斗作用。由于新闻报道借助报纸这种大众传媒，采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更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能产生比文学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因此，他把报告文学这种兼有新闻和文学特征的体裁视为“轻骑兵”，认为“它更迅速、更直接地反映了生活中的新鲜事物，突出了生活中新鲜事物”，“是作者用文学语言来更直接地参与社会生活斗争的武器”。[9]
其次，刘白羽文学、新闻事业的成功经验在于遵循文学创作和新闻采写的共同的艺术规律，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在现代军事文学史上，从记者成长为作家的人很多，而像刘白羽那样从作家而成为著名记者的人并不多见。文学与新闻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一般认为，刘白羽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于解放战争时期，以战地通讯《光明照耀着沈阳》《横断中原》《火炬映红了长江》，小说《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为代表。这些作品都产生于“火光在前”的时代，产生于炮弹呼啸的战壕之中，虽然题材不同，却具有许多共同特点。
第一，鲜明的纪实性。解放战争时期，《光明照耀着沈阳》《人民历史新的一页》《横断中原》和《火炬映红了长江》等战地通讯生动地记录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场面，表现了时代剧变。郭沫若称赞这些战地记者“正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我倒感觉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10]。刘白羽就是这些战地记者的杰出代表。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战地通讯的史料价值将越来越珍贵，是后人全面了解那段历史的重要依据。
刘白羽的小说同样迅速地反映战争进程，有些篇章近似于新闻特写。如《战火纷飞》写战士请战场面：“战前的连部，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决心书像雪片一样送到这里来。班长战斗英雄都满头是汗，带着战士们求战的热情到连部来。要求主攻任务。王喜使尽一切力量霹雷一样地大喊一声：‘这回突击班是三班的——我送炸药。’。”大量吸收、借鉴新闻报道的写法，赋予了小说特有的风格和魅力。刘白羽熟悉笔下的英雄人物，着重展示他们平凡之中的伟大，没有做任何夸饰和神化，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战争生活的原汁原味，那段生活仿佛历历在目，亲切感人。
第二，浓郁的政论色彩。刘白羽战地通讯把叙事和议论、状物和抒情融为一体，赋予了强烈的时代特色。如《光明照耀着沈阳》：“当我看到，‘剿总’高级官员桌上一只记事牌上写着的‘头可断，血可流，东北不可丢’时，我为这愚蠢的话而笑了——历史不会按着反动者的头脑轮回，而历史永迈着前进步伐。”《火炬映红了长江》：“当江汉关的清澈的钟声从黑暗中传来时，我知道，这是历史的钟声。各处的火炬正蜿蜒成一条长带，把浩瀚长江映成一片通红。在红光中无数狂热而坚毅的人正在前进着——这是中国人民新的历史时代在前进。”对新闻报道来说，客观地报道刚刚发生的新闻事件，是报道赖以存在的基础。在刘白羽的战地通讯中，他选取了大量感人的场面和人物活动细节，真实地反映了战场形势。但任何新闻报道都是有倾向性的，记者可以通过客观报道，让读者体会新闻的倾向性，也可以表明态度，直接向读者明示观点和倾向。大众传播学认为，在战争条件下，采取“一面提示”比“两面提示”的传播效果更好。刘白羽深谙其中的道理，用政论引导读者认识解放战争的性质与进程，这是其战地新闻的重要特点之一。
议论是小说的重要表现方法之一，特别是浪漫主义小说经常用议论直抒情怀。刘白羽的小说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豪情，比较多地采用议论手法给人物勾灵魂、画眼睛，给事件理线索、找头绪，像《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和《火光在前》都有这样的特点。作家如果没有对战争的深切体验，如果没有深入探究解放军指战员英勇无敌的思想和力量的源泉，他是难以在小说中写出酣畅淋漓的气势和风格的。也正是在这些作品中，刘白羽的文学风格趋于成熟，为五六十年代散文创作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工作要出战斗力——从作家到部长
新中国成立初的十七年时间，刘白羽担任文化界重要领导职务，受政治形势的影响，他也无奈地说过一些错话，伤害过一些同志。粉碎“四人帮”以后，刘白羽没有自我原谅，更没有用法不责众来作“挡箭牌”，而是勇于承担责任，从内心深处进行深刻的忏悔，公开向被伤害者道歉、谢罪，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和可贵品质。
更为可贵的是，刘白羽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以后，没有纠缠于个人的恩怨得失，也没有把自己受“四人帮”迫害当作资本，向党和人民伸手要官、要名誉，而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繁荣军队文化事业和军事文学创作上，为繁荣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首先，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针对军事文学创作现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理论见解，突破了林彪、“四人帮”给文艺设置的一系列禁区，为丰富和繁荣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做了开拓性工作。
1977年，刘白羽担任总政文化部长，他站在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审视军事文学创作，以军队文化工作领导者的睿智和军事文学作家的敏锐，先后撰写了《把部队文化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而奋斗》《努力建设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军事文学》和《创作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军事文学》等一系列指导性的理论文章，及时地解决了发展和繁荣新时期军事文学所遇到的理论困惑，有效地肃清了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以及对部队文艺工作造成的混乱，激发了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不遗余力地推动军事文学创作高潮的到来。
部队文化工作要出战斗力。刘白羽说：“部队文化工作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四化服务，更多地体现在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上。这是由部队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是我军文化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我们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创作和演出，通过多种形式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培养指战员的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增强指战员的体质，从而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积极贡献。”[11]应该说，部队文化工作的功能很多，如宣传作用、娱乐作用、提高广大官兵文化水平等，但部队文化工作的根本作用是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部队文化工作虽然要同时面向战场和面向市场，但面向战场始终应该成为部队文化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和主旋律。在新世纪，全军上下广泛开展培育战斗精神活动，再次证明了刘白羽当年的远见卓识。
他提出社会主义有悲剧，军事文学应该描写悲剧，为军事文学创作注入了理论活力。“文革”时期，“四人帮”不准写悲剧，不准表现英雄的死，描写社会主义悲剧成为一个创作禁区。刘白羽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它负有扫除旧势力的障碍、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开辟道路的任务，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生活的前进就充满搏斗，这又怎能排除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冲突呢？因此，悲剧在社会主义文学中自然还占有一定的位置。何况，军事文学的特定内容，战争中充满着流血、牺牲，革命军人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本身不就充溢着浓烈的悲剧气氛吗？不过，我们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悲剧唤起崇高、唤起力量、唤起希望，鼓舞人民勇往直前。”[12]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军事文学要写悲剧，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如果没有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精神，没有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深刻体悟和把握，是难以大张旗鼓地提出这样的文学主张的。
刘白羽历来主张军事文学要写部队的矛盾，写军人思想矛盾。解放军是一群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具有高昂斗志的战斗群体，既有战友情、同志爱，也有对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所以，真实地反映军队内部矛盾非但不会影响军队团结和战斗力，反而会通过文学这种方式求得思想的统一和认识的一致，增强部队战斗力。小说《政治委员》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作家揭露矛盾时，紧紧把握矛盾主导面，按照生活正常逻辑，写消极面向积极面的转化。二营教导员沈克的形象不仅没有丑化部队，没有丑化军人，相反，正是因为有像他这样的军人的存在，才更应该引起我们对部队内部思想问题的高度重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在刘白羽悲剧观的影响下，《高山下的花环》塑造了“小北京”和靳开来等典型人物，丰富了军事文学人物画廊。
其次，悉心培养年轻作家，为繁荣军事文学创作殚精竭虑。军事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苦复杂的精神劳动，不仅需要广大作家深入生活，全身心投入创作，而且需要从文学创作机制上予以保障，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可以说，任何成功的军事文学作品背后，都浸润着从文化领导者到作家、从编辑到评论家的心血。
刘白羽作为著名的军事文学作家和新时期军事文学创作事业的重要组织者之一，积极扶植和鼓励青年作家创作更好、更多的军事文学作品。每当有军事文学佳作发表，他就积极撰写评论，介绍和评介这些作品。如《新时代文学的新收获》《关于〈男儿女儿踏着硝烟〉的通讯》《读〈高山下的花环〉》和《巨大心灵震动的艺术——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等，表达了刘白羽对新时期军事文学的真知灼见，他的评论不仅给作者极大的关怀和帮助，而且所提出的诸如军事文学写悲剧等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影响和促进了其他军事文学作家的创作。他不仅积极策划和组织作家上前线，体验战地生活，而且以68岁高龄登上扣林山、者阴山，用实际行动告诉青年作家，应该怎样体验生活，怎样在战壕里完成军事文学创作。白羽老人的辛勤耕耘迎来了80年代军事文学的洋洋大观：作家辈出，佳作迭现，并且已经成为世纪末的绝响。
斯人已去，往事可忆。历史的尘埃永远不会淹没白羽老人伟岸的身影，他亲切的音容笑貌，他诲人不倦的言谈话语，他写给我们的题词留言，以及一幕幕交往的情景……将历久弥新，无比珍贵。
他永远是一位我们无比尊重而崇敬的师长，永远是一位为现代军事文学事业和战地新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部队文化工作者，永远是一位矢志不渝、壮怀远大理想的革命者，永远是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家、党和军队伟大事业的忠实的歌者……
2006年4月21日于金陵
在历史深处寻找激情和智慧
——从徐怀中的最新之作谈起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徐怀中同志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宽广的胸怀、从容的睿智，启发、包容、影响了我们中的几乎每一个人。我们的文学之路，浸透了他的心血和热情。他给我们讲课，为我们的新著作序，推荐我们的作品，为我们创造许多文学的机会。他是我们的导师，也是我们的旗帜；他是我们的领导，也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长辈，更是我们的亲人。我们跟随他已经多年。古人说，仁者寿。他的高寿正是我们的幸福。今天，在他85岁的时候，读到他的新著《底色》，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欣喜，不仅是一次充盈的精神之旅，还是一次难忘的怀旧之行，更是当代中国军事文学的一次难得的盛举。
作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军队文艺工作者，徐怀中从参加革命伊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文艺创作”的烙印。从当年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前线剧团的美术宣传员，到总政文化部专业创作员，其间担任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达5年之久。此后，他不仅担任过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首任系主任，还担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部长。
任职只是他经历的一部分。更可贵的经历是那些别人无法替代的军旅人生和新闻采访的经历，比如，早年在西藏的经历，“反右”运动、“文革”中下放云南和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前线采访经历，等等。伴随这些经历，他创作的作品，在国内和国际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玉成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家的声誉。
《底色》所描写的是1965年至1966年，作者作为中国作家记者组的成员，由柬埔寨秘密进入越南南方以一名“战地记者”（解放军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进行战地采访的经历，但成书的时间却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后、他85岁的时候。可以说，此书融入了他整个人生的丰富经验和深刻体会，殊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