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国际秩序的安排与此前有所不同，其“缔造和平”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大国权力与意志上，而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强制行为。正因为此，欧洲迅速地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而东欧国家的命运也再次地被操控在大国手中。随着苏联军队的人境驻扎，东欧国家均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更确切地说，东欧国家已被深深地嵌入到苏联影响的轨道里。苏联在东欧国家通过扶植亲苏政党，掌控国家权力，运用组织工具等方式，以保证东欧国家成为苏联最可靠的盟友。东欧国家也由此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捆绑式的同盟关系。抗争和反抗争，遏阻与反遏阻，成为这一时期苏东关系的一条主线。
第一节 建立同盟关系
战后初期，苏联的设想是处于军事控制之下的苏联西部邻国一东欧国家，其应该成为苏联的友好邻邦。因此，面对东欧国家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展的追求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人民民主变革，苏联基于巩固自身边界安全和力求其能为己所用的考虑，对东欧国家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所谓东欧人民民主政权，其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民主，也不同于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主要是组建多党联合政府，也就是说，东欧共产党若想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必须经过议会选举。当然，这离不开苏联的重要协助。其经济变革则主要限于土地改革、消灭大地产以及对重要工业与银行实行国有化。[4]而苏联支持东欧国家联合政府的前提是其必须与苏联保持友好，并支持苏联的外交立场。可见，1944-1947年作为东欧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充分反映了处于过渡期的东欧社会体制的多元化，以及苏联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1945年、1946年，以及1947年中期前，苏联领导层有关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立场是：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东欧国家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1946年，斯大林在谈及波兰社会发展时曾表示“东欧国家的民主正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没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体制”，“东欧国家的新民主建设完全可以有别于其他国家”。但是，时隔不久，东欧人民民主变革的自然发展进程就被人为打断。斯大林开始致力于将东欧国家转变为苏联控制下的卫星国。1947-1948年间，东欧国家被强加上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并开始走上“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正是这时东欧国家开始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此时它还未能根本体现出东欧国家社会政治体制的本质。
此后，东欧国家被全面纳入苏联模式的发展轨道中，并严格受控于苏联。其中，成立于1947年9月的共产党情报局，以及爆发于1948年的苏南冲突对此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实，这两个重要事件的本质昭然若揭：苏联欲意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但南斯拉夫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及其行为则与苏联的战略意图严重冲突。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1948年的苏南冲突在冷战初期强化了西方的反苏立场，而削弱了苏联的影响，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
很明显，苏联需要的是对苏极度忠诚的盟友，而不是“对苏不友好”的“另类”分子。在苏共的领导下，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也由此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主要活动内容。和拉斯洛·拉伊克，罗马尼亚的什·福里什和勒·帕特拉什卡努，捷克斯洛伐克的勒·诺沃梅斯基和勒·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尼古拉·佩特科夫和特拉桥·科斯托夫，以及波兰的哥穆尔卡等。
可见，1948年由于尖锐的政治冲突和苏联的外部干涉，东欧国家的政权已转移到了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人手中。其中，苏联领导层的决策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东欧国家共产党薄弱的思想理论基础，及其缺乏实践经验。他们在无力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只能将苏联经验视为万能模板和普遍准则。
在经济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东欧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东欧国家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经济潜力和解决社会问题。但在缺少资金、原料和技术的情况下，东欧国家进行战后恢复和建设国家经济的任务异常艰巨。而且，东欧国家迫于苏联压力拒绝了美国于1947年出台的旨在“扶植西欧、拉拢东欧”的“马歇尔计划”，代之以苏联的“莫洛托夫计划”[5]。
很明显，从苏联角度来看，这既能安抚东欧国家，有助于其经济发展，又能加强苏联与东欧国家，以及东欧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同时也能把原先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全部转向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进而建成一个与西欧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合作网络，并可为“进一步成立联系更密切、合作性更强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奠定基础。1949年1月25日，苏联与东欧国家代表正式签署并发表了《关于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公报》。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正式成立。此后，随着经互会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经互会逐渐成为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之外的封闭型的经济集团”[6]。现今，中东欧国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东经济关系一直存有争议（俄罗斯亦然），其争议点主要在于苏联“是提供援助，还是攫取利益”。对此，中东欧国家大多认为，苏联通过经互会对本国资源进行了剥削与掠夺。其与苏联间的经贸关系，不利于本国能源和材料的生产结构，并导致本国商品没有竞争力，更加深了自身对苏联的经济依赖。而苏联凭借东欧国家向其提供重要民用产品的优势，得以集中精力发展军事工业，增强军事实力，进而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均势，维持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地位。显然，东欧国家只能被动地服务于苏联，并逐渐地被纳入到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系中。
在军事上，战后初期苏联不断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1947年后，苏联在东欧国家又增派了驻军，其所派驻的联合部队（由地面部队和战术支援飞机组成），其总兵力规模为近30个师，50余万人，相当于战时苏联的一个方面军，超出1947-1948年英、法、美三国驻在西欧军队的三倍以上。[7]同时，“苏联的军队，以及秘密警察已成为苏联在东欧国家享有治外法权的工具，使其可以遏制该地区任何潜在的抗拒苏联的倾向”[8]，以保证共产党政权在东欧国家的建立。而且，苏联通过与东欧国家签署《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实际上已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苏东同盟集体安全体系，[9]这为苏联于“1949-1953年间开展军事复兴计划提供了又一理由”[10]。此外，在这一体系形成过程中，苏联还对东欧国家的军队组织进行了改革（人事大清洗，培训东欧军队，提供数量可观的苏联武器等），以实现军事一体化。时任苏联北方集团军司令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就曾担任过波兰的国防部长。[11]可见，苏联通过以上措施进一步巩固了在东欧国家的绝对军事地位，这对稳定东欧国内局势，抗衡美国的冷战攻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之，在1944-1953年间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已逐渐被纳入到苏联影响的轨道里。尤其在1949-1953年间，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得以确立。而苏联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对东欧国家的内部生活进行了最为直接的、公开的干涉，从全面监控到直接支配，并要求东欧国家的民族国家利益必须严格服从于东方阵营（集团）的需要，接受苏联的最高统治。这最终导致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快速斯大林化，在政治、军事上实行了共产党一党集权体制，经济上采取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东欧国家无疑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被迫接受和完成苏联的决议。而东欧国家自身的民族国家利益则往往被苏联所忽视。所有这一切均昭示着：东欧国家的命运又一次在没有东欧国家的参与下“被决定”。也就是说，在与自己命运相关的重大抉择之时，东欧国家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大国对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与安排：在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就已将战后如何处置德国和波兰问题的账单开列出来了；1944年10月9-26日，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以一纸“百分比协定”就将巴尔干地区的归属问题解决了（罗马尼亚：俄国90%，其他国家10%；希腊：英美90%，俄国10%；南斯拉夫、匈牙利：各占一半；保加利亚：俄国75%，其他国家25%）。事后丘吉尔回忆说：“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记录下来还要快。”[12]东欧国家的命运就这样被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西方国家视为的反对苏联的“防疫线”又彻底转变成受命于莫斯科，并以反对西方国家为目标的新的“防疫线”。
与此同时，苏联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对东欧国家的绝对统治，并以强制性的政治控制树立了苏联权威，形成了以苏联为盟主的东方阵营，采取了与西方相抗衡的“阵营对抗战略”。这无疑为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者在对待和处理东欧问题上奠定了政策根基。尽管此后苏联的东欧政策有不同的说法或形式（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有限主权论”），但苏联政策中的霸权实质和强权政治心态始终未变。而且，斯大林的继任者（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更是将这一权力中的军事能量充分释放，以此显示苏联霸权的存在。而这势必会激发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感情，引发东欧国家的奋起反抗。
第二节 来自内部的挑战
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和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成为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件大事，它使苏共的党内斗争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紧密联系起来。其中，苏联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歧主要在于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最终，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力压保守派，对苏联的内政、外交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主要措施有：否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并在维持东方阵营内部团结的基础上，改善苏东关系，尤其是改善了与奉行自治和不结盟政策的南斯拉夫的关系（1953年苏南关系恢复正常化），同时也尝试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模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即给东欧国家一定的自主性，承认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样性。可以看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已显露出了些许松动迹象，东欧国家似乎也即将面临着一个“改革的年代”。尤其面对东欧国家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僵化的政治体制、不堪的经济状况、强烈的反苏情绪等），东欧国家的亲苏派与改革派间的斗争也一直未断。而此后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事情也正印证了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帕尔默的观点。他认为，1956年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修正必然对各华沙条约国产生深远影响：对其中某些国家则是一种危险的令人陶醉的酒”[13]。
其实，斯大林逝世后没多久，东欧国家内部那些被长期掩盖起来的矛盾就已开始显露：东欧人民已不愿生活在斯大林体制下，他们对国家领导者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并要求撤换领导者，以及彻底改变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现状。可见，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的不适合及其弊端也已逐渐显现。虽然1953年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当权政府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了局部经济改革，以消除社会的不满情绪，并防止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东欧国家发生，但这种在苏联体制及其容忍度内实行的被迫改革显然未能彻底改变东欧国家的现状。而且不容忽视的是，东欧人民自第一次公开反对国家制度起，就开始了国家爆发社会政治危机的连锁反应。同时，这也导致了东欧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道路与苏联纠正东欧国家偏离行为之间的较量。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其最好的诠释。但最让东欧国家至今惊恐不已的是，苏联会以突然动用武力的方式迫其就范。虽然这只是苏联长期控制东欧国家中的一个惊险插曲，但曲调之高、之烈、之炫，令东欧国家上至政治精英、下至平民百姓至今仍愤愤不平，而且经久难忘。
总体来看，东欧国家内部的争议点主要在于是否以改革来改变不利现状，苏联关注的则是东欧国家的改革是否在自身可忍可控的范围内，及其内部的反苏情绪。由于东欧国家长期遭受苏联粗暴干涉内政及其对民族自主权的剥夺，其内部反苏情绪高涨；同时，东欧国家的一些有限改革也不断受到东欧内部亲苏派以及苏联的关注和干涉，这致使东欧人民要求改善待遇，有尊严地生活的要求始终得不到满足，而且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又屡遭镇压，甚至连思想也遭到严密禁锢，由此大规模求自由、争独立的民众运动（以学生、工人、农民为主力军）便应运而生。[14]而这种民众运动又恰好可把东欧人民、执政党和苏联三者间的矛盾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中，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亦称“布拉格之春”）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这三大重要事件中的民众运动主要具有以下三个导向性作用：
首先，揭示了苏联模式的集权本质和极端不合理性。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表面上是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与当局政府改革不力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东欧人民要求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一种抗争。对此，苏联的回应则是军事镇压。尽管1956年的波兰事件以政治手段解决，逃过了苏联的军事干预，因为“克里姆林宫明白，当时不可能同时在波兰和匈牙利两个国家动用军事干涉”。1956年10月23日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致使波兰问题退居次要位置。因为苏联领导层需要特别关注几近失控的匈牙利局势。也许正是这几天的匈牙利事件使波兰“十月事件”免遭苏联的军事镇压。而匈牙利事件在遭到苏联军事干涉后，则被定性为“旨在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暴乱”。直到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才公开拒绝了这种带有偏见的评价，确认该事件是“人民起义”。1990年春，匈牙利议会用特别法重新审议了这个问题，将其恢复为起义时所用的名称——革命，并表明匈牙利事件的本质是人民反对斯大林暴政，争取国家独立。但匈牙利事件后，有20余万人逃往西方。面对苏联的霸权行为，人心向背不言而明。虽然1956年3月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是东欧人民愤怒情绪蔓延的一个外部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尽管实行了‘非斯大林化’，但并未停止实行帝国主义和侵略政策。‘匈牙利的教训’（12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教训’）即是鲜明例子，而这也成为共产主义在东欧国家多年合法化（一般情况下是保持东欧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
可见，东欧国家所进行的有限改革，其前提必须是与苏联保持友好，不放弃社会主义，并保留在华约组织内。其中，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于1955年5月14日，以下简称“华约组织”）的成立，虽具有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但这一政治军事组织在其以后的发展中无疑已成为苏联协调东欧国家外交活动的中心，成为苏联监控东欧盟国的工具。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悲剧也正在于此。1967-1968年布拉格的改革派对僵化的社会体制所进行的民主改革，遭到了内部保守派的反对，也引发了苏联和其他华约成员国的强烈反应。随着民主改革过程中的矛盾不断激化，以苏联为首的华约成员国（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军事镇压。这对捷克斯洛伐克而言，“军事干涉代表着背信弃义，并毁坏了苏联的政策信誉”，“加剧了共产主义运动危机，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很明显，苏联的军事干涉无疑已给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内部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但事实表明，苏联决不会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支配地位和统治权。1968年事件发生后，苏联为自己侵略行径的辩护（1964年10月苏联已进入勃列日涅夫统治时代，此事件成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15]形成的根由）就已说明一切，即政权远比政策重要。苏联也将由此永远背负这一深刻的侵略烙迹。
其次，动摇了东欧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并催生了反对派和各种公民社会组织。虽然上述三大事件因苏联的干涉和镇压最终都回到了苏联轨道，恢复了“正常化”，但它无疑也挑战了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执政地位，尤其是共产党政权。面对带有强烈反苏情绪的民众运动，东欧国家内部分化严重，改革派和亲苏派斗争不断。其中，在苏共二十大召开的背景下，1956年3-4月波兰成千上万名党员、知识分子和群众就波兰当局反对哥穆尔卡重返波兰领导层的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这改变了波兰社会的政治气候。波兰当局被迫进行自我批评，并作出让步，即调整政权实施方式。波兰党内领导层也随之分化为两派：亲苏派（坚持行政命令方式）和改革派（要求脱离苏联的政策）。而随后发生的波兹南事件（1956年6月）更促成了波兰党内应对政治危机的部署：从1956年10月12日起，哥穆尔卡开始参与波兰政治局的工作，并着手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尤其是成功抵制了苏共的干涉，巩固了波兰主权。但好景不长，波兰的“民主化”道路很快出现转向（哥穆尔卡的“蜕变”正合苏联胃口），经济形势恶化，社会不满情绪激增，由此又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1968年3月事件，70年代的12月危机，1980-1981年事件）。虽然它们最终都被当局政府镇压，但在波兰内部逐渐形成了反对派和自由工会组织，这使波兰当局执意充当苏联仆从的立场受到了某些牵制。尤其是1980年成立的团结工会逐渐成为对抗波兰党和政府的中坚力量，其政治影响深远。与此同时，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和人们不满情绪，匈牙利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执政当局只有依靠苏联的支持和按照苏联的条件才得以巩固其统治。但改革派最终遭到了排斥，有的甚至被处以极刑（如纳吉·伊姆雷）。值得注意的是，成立于1954年底的裴多菲倶乐部（就匈牙利形势展开讨论，并公开发表政见的论坛）在匈牙利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它使“匈牙利党内的反对派与广大民众汇合到一起，猛烈冲击了拉科西政权的基础”，而且“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效法裴多菲倶乐部，建立了类似的论坛”[16]。可见，这种由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记者、教师、大学生等广泛参与的论坛组织，充分反映了公民通过公民组织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民主参与方式。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由于捷克知识分子反苏最为激烈，从而遭到了当局政府的严厉压制。而这些无法压抑的反苏情绪正是1977年“七七宪章”运动的主因。它提出的更具纲领性的主张（唤醒公民意识、维护公民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等），为1989年后东欧国家公民社会的建立积攒了思想力量和民众基础。但同时，苏联也意识到“东欧国家民众认识的提高是1956年后普遍出现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于是对东欧国家开始严密监控和干涉，以此来恢复对东欧国家的控制”[17]。东欧国家也由此处于执政当局和苏联双重残酷的思想和政治监督下。东欧知识分子的地下出版物（或称萨米亚特）便是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诞生的，他们争自由，反对极权，还曾因捷克政府审讯“七七宪章”的签署者而进行签名抗议。
最后，它孕育了引发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的长期效应。对东欧国家而言，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无不是一个鲜明的提醒：东欧国家需在改革与苏联容忍度内小心行走，并要时刻提防苏联的武力威胁。但事实表明，一旦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根本制度时，东欧国家的改革无不以夭折告终，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20世纪70、80年代，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得不在改革引发危机，危机又蕴含再次改革的循环圈里打转。遵循苏联模式，还是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几乎贯穿了东欧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尽管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反抗苏联权力的行为，可以说是赫鲁晓夫实行“去斯大林化”运动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18]但以苏联来看，当阵营团结受到损害时，镇压仍是最直接有效的补救方法，即使这种粗暴的军事干涉会使其陷入另一种困境。而1968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人侵虽恢复和显示了苏联的军事威望，但也无疑暴露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霸权本质。可见，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表面结果是苏联及其对外政策的胜利，但实际上，这预示了苏联领导层的外交战略已陷人深刻危机，尤其当苏联继续实行强硬的军事战略时。也就是说，“苏联对东欧国家改革的遏阻政策往往会造成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东欧国家不断放大，各种矛盾持续累积”[19]。而当内部矛盾郁积到一定程度，并超过苏联“堤坝”的负荷时，必将一触即发，倾泄而出。
第三节 同盟关系的崩溃
20世纪70、80年代，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需求、维护本国稳定与人民诉求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东欧国家日益严重。对此，东欧执政当局从苏联讨教来的解决办法，无非是全副武装的坦克和监狱，同时将这种严厉的镇压方式美其名日为“不再向社会主义的敌人作出让步”。但这种高压政策显然不仅无助于解决东欧国家日益恶化的经济颓势，而且使人民群众对现存制度的不满越积越多，对东欧执政当局的反对声也日渐强烈并无处不在。与此前东欧国家发生的危机相比，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的变化，虽也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压力以及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不容忽视苏联政策的推力作用，以及东欧各阶层所进行的反极权体制的运动。最终，这些因素相互融合导致了“作为一个世界现象的社会主义的解体”。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是引发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因素。现今，许多西方人在对戈尔巴乔夫当年行为赞赏有加的同时，也会批评其未能控制住苏联当时的动荡局面，而大多数俄罗斯人则将其视为是毁掉一个超级大国的叛国者。然而，事件本身在当时却是一个渐进的、偶然的，或意想不到的逻辑进程。“戈尔巴乔夫在执政之初（1985年3月上台）并没有打算放弃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也并未预见到由他发起的国内和国外的变革会导致东欧共产主义的消亡。同样，也从来没预料到东欧共产党统治最终会垮台。相反，他认为所实行的改革是在加强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早期的政策与勃列日涅夫的政策显示了较强的连续性。勃列日涅夫认为，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安全，无论是受到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的威胁都被视为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同样，戈尔巴乔夫也曾强调“虽然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重返旧体制，这是一个值得为之骄傲，并有望为之坚持到底的事情”。可见，戈尔巴乔夫仍在继续坚持“捍卫社会主义成果”，并无意放松对社会主义东方阵营的控制，还在维护和加强与社会主义同盟者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上的联系。1985年4月16日，苏联与波、匈、保、罗、捷、东德六国签署了延长华约组织有效期（延长至三十年）的议定书，并强调继续加强内部合作与团结。同时，他还对波兰当局在1981年危机中实行的戒严及其对团结工会的镇压表示支持。也就是说，1985-1988年间，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关系变化不大，并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明确告诉或者暗示东欧国家政府，苏联将不会再采取行动帮助他们应对所面临的可怕威胁”的说法。[20]尽管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早期政策已给双方关系遗留了太多的问题，对此，戈尔巴乔夫希望有所改善（1987年4月他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期间，未否认1968年苏联出兵人侵布拉格是干涉捷的内政），但并不是根本性的改变。
变化始自于1988年。不可否认，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的确为通须泄压的社会主义东方阵营打开了一个缺口。“生病”的苏联，“愤怒”的东欧均已表明：以往经济政策的失败和政府经济管理的无能。东欧国家政府的公信力显著下降。1988年，已积累足够权力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苏联需要集中力量进行国内建设，并需重新调整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他改变了以往对东欧国家所实行的遏阻政策和军事霸权，强调在相互平等、独立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尊重东欧国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表示愿为东欧国家内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提供自由空间。因此，当“改革之风”从苏联吹到社会主义阵营时，长期被掩盖的社会不满大量浮现。面对东欧国家内部发生的大规模反体制、反苏联的暴力活动，戈尔巴乔夫坚决禁止对东欧国家采取直接的军事干预，而且要求东欧国家执政党自主处理国内事务。此时的波兰共产党正面临着在1981年就已被取缔的“团结工会”重新开始活动，于1988年9月派出一名高层人士去与戈尔巴乔夫商讨，得到的回答是：“波兰领导层应自行确定战略，并作出自己的决策”[21]。1989年2-4月，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举行了圆桌会议并达成妥协，随后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波兰由此成为东欧国家中第一个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波兰所发生变化之间的关系，波兰内部看法分歧，其基本观点有三：一是苏联领导者迫使雅鲁泽尔斯基改变波兰；二是从时序上看，苏联的宪政改革和人民代表选举决定了圆桌会议的安排，波兰宪法的改变以及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三是从概念角度看，波兰初始阶段的变化可看作苏联帝国的部分思想突变。客观地看，尽管波兰内生的反抗力量很强大，但如果没有苏联的容忍和支持，波兰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则难以推进，东欧国家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圆桌会议和议会选举。“要么促成一个稳定的、非共产党政府，要么不惜任何手段坚持正统的共产党统治，显然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前者。”[22]
可见，这次由苏联释放的“改革风暴”与以往赫鲁晓夫的“适度改革”和勃列日涅夫的“摧毁改革”有所不同：这次改革的界限虽仍由苏联当局来决定，但它对东欧国家改革初期的容忍和放任明显是推进和加速了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尤其是，苏联坚决避免对东欧国家动用武力，这有效地压制了东欧执政当局对民众运动进行武力镇压的意图以及一些不确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在东欧国家和平转型过程中则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在苏东关系中，苏联的干预和控制常被作为一种外在的约束力量，但不应忽视它在苏东关系中所起的某些决定性作用：苏联模式的移植使东欧国家与苏联生硬地捆绑在一起，同时通过对东欧各国执政党的控制进而间接或直接地（武力干涉）掌控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可以说，东欧国家与苏联间这种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关系促成了东欧国家内部力量的消长。
自波兰第一个以和平方式进行国家转型后，这种快速的、和平的转型进程在其他东欧国家以惊人的速度迅速传播开来。在匈牙利，迫于公众舆论匈牙利当局对1956年事件进行了迟到的历史审判，对其重新评价，并为纳吉平反和重新安葬。同样以圆桌会议的方式（匈党、反对党和社会团体参加）协调并确定了国家体制，实现了和平过渡。其中，最大的反对党匈牙利民主论坛在选举中获胜，组成了议会多数的联合政府。同时，匈牙利开放了其与奥地利的边界，允许东德人自由通过奥地利，进入西德。这一举措也引发了东德政局的剧变。东德政府试图阻止东德人民经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外逃，但已无法并无力扭转急剧变化的时局，只能步步退让。1989年11月9日自1961年筑起的“柏林墙”轰然倒塌，标志着东德共产主义统治的结束和两德统一运动的到来。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东德不复存在。就在“柏林墙”倒塌当天，保加利亚也出现骚乱，保共中央总书记托多尔·日夫科夫被迫辞职。随后保共和反对派就实行政治多元化和举行自由选举等议题达成共识。在议会选举中，保共（后改组成社会党）沦为在野党。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也在逐渐升级，并拉开了“天鹅绒革命”的序幕，捷共统治被严重削弱并被排除在新组建的政府之外。罗马尼亚也结束了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时代，建立了多元化的民主政体。至此，苏联的六个华约成员国均已和平、稳定的（除罗马尼亚发生流血暴乱外）脱离了社会主义东方阵营。此外，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南斯拉夫和在1968年就已退出华约组织的阿尔巴尼亚也均受改革感染，发生政局剧变。还需提及的是，1989-1990年东欧国家发生的迅速的根本性的政治经济变革，致使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华约组织和经互会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虽然苏联试图以改革来挽救，但为时已晚。随着这两大组织的解体，东欧国家与苏联的同盟关系也面临着彻底解缚。
由此可见，东欧国家通过合法程序快速、和平地实行了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转型。准确地说，东欧国家这种快速、和平的社会转型实际上反映了东欧国家内部转型要素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发生质变的过程。
俄罗斯的谤语“没有面包到处都是忧愁”显然也适用于东欧国家。1989年东欧剧变的另一触点与以往危机一样：东欧民众对自身所处生活环境及其状况的不满成为了引发国内危机，促使国内改革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无论东欧国家在剧变前夕存在怎样的差异，民众的不满往往成为东欧国家所共同具备的一种能促成‘一推就倒’的因素”[23]。从柏林墙的倒塌来看，这似乎是由某个偶然因素（误解指令）的推动所致，但当穿越柏林墙的东德人民由“涓涓细流”逐渐演变为不可阻挡的穿越浪潮时，东德人民要求摆脱不满意的生活状况，向往民主和自由的美好生活愿望已充分显现。连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也曾私下承认，当年她作为东柏林市民，第一次越过柏林墙是为了去百货大楼购物。然而，这种社会生活水平方面的明显差距，往往被苏联及其追随者所忽视或屏蔽（苏联自身也是），因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干预和控制（破坏政治民主，阻断对苏联模式所进行的尝试性改革和进行思想监控等），甚至是动用武力。但如果绕过民主和自由，只在围墙内谈生活改善或美好生活，只会给人以荒诞之感。柏林墙的倒塌便是最好说明。
但不容忽视的是，东欧国家内部民主化和自由化的积累程度有所不同，这也就导致了东欧国家在转型时序、路径和方式上存有差异。正如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所分析的那样，“波兰和匈牙利为一方，罗马尼亚为另一方。前两个国家的反对运动已经组织了一二十年，并且在自由化趋势所呈现出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它们已经向前推进了很长时间。而罗马尼亚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却以极端形式被保留下来，无端的暴政一直持续到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一天”[24]。这侧面地阐明了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独有罗马尼亚发生流血事件的原因。如前所述，东欧国家曾进行过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但其往往败倒在政治体制的门檻前，也就是说在苏联霸权面前，其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成禁区。直至1989年东欧政局剧变，东欧政治转型得以启动，同时也为其经济转型扩展了空间。或者说，政治转型可为经济转型把控方向和边界，经济转型的成果又可为政治转型提供合法化基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80年代由民众或反对派展开的反对极权制度的运动，也为现代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和平转型是通过“圆桌会议”和“议会选举”的方式来实现权力的接替与转移，这也成为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模式向民主过渡的主要方式。如果将东欧国家的这次转型放在更长远的历史观来看，它是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模式，融入和适应时代潮流的一个必然结果。虽然这只是历史的一瞬，但也证实了任何霸权行径都不会持久，东欧国家的主体地位终会被还原。如今，已独立的东欧各国和新生的俄罗斯将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共同消解这段对彼此来说都是比较涩楚的历史记忆。
综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充当了欧洲外来领导者的新角色，并与苏联一起对欧洲大陆进行了战后安排及其秩序重建，即形成了雅尔塔体系。这由此也导致了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后来又发展成以“核威慑”来保护自身集团。东欧国家还没来得及进行战后疗伤，就随着苏联的人驻及苏联模式的输入而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开始了长达40多年与苏联捆绑的历史进程。回溯几个世纪以来的中东欧国家的历史，被异族统治和压迫的时间相当长，要么是大国相互争夺的对象，要么是列强的仆从，而自己当家作主的时间并不长，常饱受战乱、瓜分、听任大国摆布之苦。冷战的开始，更使东欧国家处在大国对抗的前沿阵地，东欧被绑缚在苏联战车的命运再次开始。
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同盟”被解释为维护成员国安全和扩大国家权力的手段，也就是说，权力与安全是理解双方结盟关系与行为的关键。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就是苏联权力政治与大国主宰思维的反映，以致东欧国家成为了具有排他性的苏联阵营的派生物。纵观二战后东欧与苏联的关系史，东欧国家走过的是一条强行植入苏联模式、排斥抵抗、镇压服从、最后离弃的道路，其间的控制与反控制，遏阻与反遏阻的斗争相生相长，此起彼伏，犹如疾风掠草，风劲草伏，风缓草起，从容大气，波澜壮阔。人们事后回想起东欧剧变，常常聚焦于它的“改革病毒”的传染性之大上，这固然是这场民主运动迅速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但是不应忘记的是，东欧国家在苏联集团内争主权、求自由的尝试一直未曾彻底消弥，而东欧国家与苏联最后的离弃则是以人心向背的决裂方式展现，这无疑宣告了苏联极权统治体制的失败。也就是说，在短缺与富裕、专制与自由、压抑与解放的对比与竞赛中，苏联遭受惨败。同时也证明了苏联模式的破产在所难免（因为苏联自身也未能幸免）。历史终于还原出了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