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曾对某君谈起，说我国英文好的人只有三个半。一个是辜鸿铭，他的英文文学好。一个是陈友仁，他的英文时论好。一个是伍朝枢，他的英文公文好。还有一位只可以算作半个，是王宠惠。说到这半个，孙先生虽未曾说出他的擅长在那一方面，但是我们知道王氏曾以英文译述德国民法著名于世，也许他的擅长是在叙述学术的文字。
孙先生自己对英文也很有工夫，他的批评当然是很严格的，而且这也不过就他感想所及的随便谈谈，当然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不过以孙先生识人之多，交游之广，而认为英文好的只有三个半，可见有精深之研究者的确是不多。
在外国文中，英文还是算比较的学的人多，尤其是在商埠如上海之类的地方，就是黄包车夫也可以胡诌几句All right!All right!的“洋话”。至于自命懂得英文的也是车载斗量，但是可以算得好的真少。
我国自近年民族意识渐渐有些醒悟以来，对于“洋化”很有讨厌的趋势，乃至对于外国文的研究也有鄙视的倾向。我觉得我们诚然不宜作盲目的媚外，但取人之长，舍人之短，以自增益，似乎又当别论，即如外国文一端，如作为加入“外人走狗”的准备则不可，作为研究学问的工具与洞悉世界大势的媒介，便不应一概抹煞的加以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