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穆悔尘君最近谈起一九二三年他在上海目击的日本人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味。有一天日本轮船到吴淞口，因船大水浅，就用小轮送乘客到海关码头。上海的海关码头是有栅门和外面马路上隔开，这是住在上海的大概都知道的。轮船傍码头的时候，有一二中西巡捕到场照料，不准闲人杂在栅门以内，这原是便利乘客的办法，本无可昔议的。当日有一个开在上海的日本旅馆接客，跑到这个码头上兜揽旅客。这种接客大概都是中下等人物，当然不是什么上等人物，在场的那个西捕就用对付中国人的一样侮慢态度来怒斥他。不料那个日本接客看他那样侮辱的态度，却不愿承受，也用日本话来骂他，他虽不懂日本话，看那日本接客的样子，明明知道是在那里反骂他，就要动手来打。不料那个日本接客并不害怕退避，立即脱去上衣，拿出“武士道”的精神来，擦掌握拳，准备对打。（按所谓“武士道”，乃日本指武士所当履行的道德，即重节义，轻生死，排除怯懦贪欲，情愿为国牺牲等等。）西捕立即吹警笛，招到了许多华捕，把那日本接客捉住。那个日本人虽见寡不敌众，仍极力抵抗，大声叫喊，当时那只小火轮上的日本乘客有好几十人，里面上等人不少，听见日本音的拼命叫喊，都涌了出来。最动人的是那一大班日本人立刻各把所穿的西装外衣脱下，个个擦掌握拳，过来帮助那个日本接客，把西捕及若干华捕乱打一顿。后来巡捕越到越多，那一大班日本人就任所有的行李都丢在码头上，置之不顾，随着那个日本接客“到行里去”。（上海人称到巡捕房去为“到行里去”。）结果那个日本接客无罪释放，当局却怪许多华捕弹压不力，“蹙眉头”的事情究竟要光顾到中国人！
我们在这件事上，很可以看出有义气的群众之力量。同时穆君又告诉我一桩恰恰可以对照的事情：他最近在北四川路乘电车，电车自有铁栅门之后，卖票员往往只开头等车里的栅门，让三等车的客人也往那里走进去。他那天坐在头等车里，很挤，除许多中国人外，在开车的月台上有两个西人，看上去很有“流氓腔”。开到某站的时候，有一个中国苦力因为只有头等栅门开着，就从那里走上去，不料立在月台上的两个西人里面有某甲竟无故打这个中国苦力一下，受打者用中国话问他理由，他再狠狠的乱打一阵。此时全车内的中国人都面面相觑，不动声色。穆君看了实在气不可遏，就用英语责问西人某甲，某甲竟说：“你敢开口，我就打你！”穆君抗议道：“你们自诩是文明国的人，文明人要为荣誉而战，不应为卑鄙而战。”西人某乙见他不大好欺，私用手拉拉某甲的衣角，某甲才含怒了事。
我们试把这一电车里的中国人，和上面那一个小火轮里的日本人比比看，作何感想？我谈到这里，不禁想起《西滢闲话》（上海望平街新月书店出版）一书里有一段很痛心的记述，大概说张歆海君有一晚在北平大街走路，忽听见前面呐喊；他走上前去，看见一个车夫在路旁啜泣，说有一个喝醉酒的美国兵坐了车，非但不给钱，还打他一顿。再走几步，看见一黄衣的巡警躺在烂泥里，挣扎着不得起身。再望望前面，看见三四十个中国人跟着两个美国兵在后面叫打，可是总隔着六七丈的距离，美国兵走他们也跟着走，美国兵停他们也跟着停，后来人数聚到百余人，还有几个警察，可是还只是远远的跟着喊打。他们跟到了东交民巷的一个口上，美国兵返身嚷道：“来呀！来呀！”不到两分点，喊打的百余人都烟消云散了！这也许是他们得到我国当欧战时所采用的“宣而不战”的秘诀。
说中国人都是怕死的固然不确。别的不说，只说庚子之变（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到京的时候，人民中之图苟存者，多于门首插某国顺民旗，求保护，固极可耻，但官员不愿受辱而全家仰药或自戕以死者很多，妇女虑受辱，亦多自经，服朝衣朝冠及凤冠补服之尸触目皆是，有自经久项断尸坠地者尤惨不忍睹。即我们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烈士亦不少。但我国人似乎只有少数单独个人的消极的义气，而把许多个人合成群众，简直可以说是一点儿没有什么力量，所以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这许多人，合起来反而好像无其人！这也许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哲学的遗毒太深，所以你侵掠到他的家里，他知道怒不可遏；侵掠到他的国里，他却是优哉游哉，若无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