慌慌张张偷写的一封信 王 杰
我是一个知识浅陋的人，所以对于旧道德和新文化，很难认识，究竟我们的取舍，以何者为依归呢？我是一个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所以我时时拿着三民主义的书本来看，看到《民族主义》上孙总理说对于旧道德有绝对提倡恢复的必要，更加使我疑惑起来，究竟现在一般提倡新文化而反对旧道德的人们，是不是反革命？
总理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上说：“……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比外国民族高尚得多，所以先后两次亡国在蒙古人和满洲人，终有被中国人所同化，这是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存在，不但能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竭源，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能恢复。”照此看来，旧道德是亟应恢复的了。但是国人现在都斤旧道德而崇尚新文化，究竟是对不对呢？这层务必要请你秉公正的态度来指示国人的。
再者我现在是供职于某机关，因为家乡远在江西，所以住在机关内，我年虽未而立，却很笃守家训，及先总理的主义，所以被同事中视为顽固不化的时代落伍者，因此，我不敢公然写出真姓名来，连此刻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也觉慌慌张张，恐怕被同事们闯进来，看见了又要被他们议论，所以只好请先生在贵刊上发表罢。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这样：无论什么旧道德，或是什么新文化，我们都要用理性和新时代的眼光，加一番思考，重新估定他的价值。如于思考估定之后，认为是合于理性及适于新时代之需要的，不管新旧，都应该提倡；如于思考估定之后，认为是不合于理性及不适于新时代之需要的，不管新旧，都应该排斥。盲目的从新和盲目的守旧都不对。
王君说因读了孙总理的《民族主义》而发生他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即就孙总理的《民族主义》说，他也说：“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见《民族主义》第六讲）可见他也是用“重新估定价值”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并不是劝人闭着眼睛，凡是旧的都是好的，新的都不是好的。孙总理在《民族主义》中对中国旧道德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试就“忠”字说，在旧道德中“忠君”是很注重的，现在有一班留着豚尾的“遗老”，还是牢牢的守着这个他们心目中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但是孙总理便用时代的眼光把“忠”的内容改良了。你看他说：“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说忠字是对于君的，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见《民族主义》第六讲）可见孙总理所要提倡的“忠”是适于新时代之需要的道德。现在一般人民视国事如秦越之相视，漠不关心，至一般贪官污吏更是只知有自己有家而不知有国，所以提倡忠于国于民忠于事是异常重要的，但和那班死死的留着豚尾的遗老心目中所谓忠，却是绝对不同的。
又例如“孝”，两年前两湖正在乱纷纷的时候，有人动辄把他们的父母拖出游街，甚至枪毙，这种禽兽所干不出的事情，有顽固派竟归咎于新文化的罪恶，实可为新文化呼冤。但是我们对于从前不视儿子有人格独立经济独立的谬说，如所谓“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所谓“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却也要反对的。我们劝人做贤明的父母，劝青年做孝顺的子女；两方面要同时进行。如横暴的父母，对子女作无理的强迫（尤多见的是关于婚姻方面的无理的强迫），我们便主张子女有反抗的权利。在反面看，如父母贤明，而子女任意妄为，作无理的反抗，这也是我们所反对的。
此外如“仁爱”“信义”“和平”当然都是我们应该提倡的美德。孙总理所谓旧道德的提倡明明指出这几种美德，都说得很明白的，我们所虑的是一班顽固派撇开孙总理的本意，却有意把“旧道德”三字做幌子，大煽动其吃人的礼教，如个人要供作大家族的牺牲品，女子上门守节，寡妇不许再嫁，以及其他种种荒谬残忍的主张。
最后我们还有一点要奉告王君的，就是我们做人要有相当的勇气。只要我们认为是合理的，便要拿出大无畏的精神来，不应该那样胆小得“慌慌张张”。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