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佞在上期做了一篇《解决问题》，研究我们解决问题时应循的方法和应有的态度，并说最忌于问题未解决之前徒知愁虑而不知考虑，于问题已解决之后则又踌躇迟疑，无刚断的勇气。诚以徒知愁虑而不知考虑，则先为问题所围困，何来解决的能力？既解决而又踌躇迟疑，无刚断的勇气，则虽云解决，实等于未解决。
在问题未解决之前，踌躇迟疑，未始非引起审慎解决的动机，只须将问题内容加一番分析的考虑工夫，想出办法来，这种踌躇迟疑不久即可风消云散；若问题已解决而犹踌躇迟疑，则心境上之苦痛继长增高，永无安宁的时候。所以问题解决后的心境，应该如风平浪静，安如泰山；即有狂风怒涛扑面而来，而我的心境仍是和风平浪静安如泰山一样；豪杰之士所以能平大事于纷乱震撼之际，或临危授命，视死如归，不动声色，都靠这种心境发生出来的力量。
在前清宣统三年间，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慷慨就义，当为我们所犹能记忆。则以当时深信非革命无以拯救危亡，既已决定采此途径以自效于祖国，即一往无前，生死成败都非所计。再想到前清戊戌变政中的谭嗣同，其政见是另一问题，但讲他临危不乱的态度，可见他早有决心。当他被逮的前一日，有日友数人知祸将发，力劝东游，不听，再四强劝，谭慨然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终不肯去，被逮入狱后，尚能从容在狱壁题诗一首，临刑慷慨神气不少变。他当时对于此事的解决方法对不对，非我们所欲置论，我们引此事所欲说明的焦点，是他既已如此解决，便如此做去，把生死得失置之度外，心境泰然，丝毫不受外境的骚扰。被逮，他的心境泰然；入狱，他的心境泰然；临刑，他的心境还是泰然。他的得力处就在他在问题解决后的那样安定的心境。
做强盗的人当然都是社会的仇敌，但他们被枪决的时候，也有两种态度，有些强盗将临刑时竟能态度从容，对观众说什么“再过二十年，我们又相见了”一类的话；有的强盗则吓得面无人色，仓皇失措。前者之顽强与后者之怯懦固然都是一样的无可取，但仅就心境上一点说，前者却比后者安静多了，也许所感的苦痛也减少得多了；因为前者对于将被枪决的这一件事，他胸中有了一定的已解决的态度，这态度所根据的理由尽管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他却靠着这个已解决的态度使他心境上能够那样安定；后者所以那样心慌意乱得利害，因为他走上必死的境域，还是怕死，对于这件无可避免的必死的一件事，在他并不算已经解决，所以没有决然的态度。这样看来，就是同做社会仇敌的强盗，同是无可取的，他们对于解决死问题的态度的异同，在社会方面虽是毫无关系，而在他们本身精神上的临时安定与否，却也有很不同的结果。无正确思想的强盗犹且如此，有正确思想的常人更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