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鲠”两字尝见于《荀子》与《后汉书》。《荀子》里说“君有忠臣，谓之骨鲠”。《后汉书》里说“大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说文》里说“鲠，鱼骨也，食骨留咽中为鲠”。“骨鲠”原喻正直的精神，有坚强不屈之意，试再综合上述诸义，则知骨鲠的人是忠心的，是可以信任的，是见到什么说什么，想到了就要不客气的说出来的。
在昔君主时代，所以贵有骨鲠之臣者，因在极危殆的时候，君主仍是昏馈，群臣仍是谄谀，或因欲保存自己的禄位生命而噤若寒蝉，只有骨鲠之臣肯于一发千钧之际，不顾生死荣辱，犯颜直谏，其尤著者如龙逢谏桀而死，比干谏纣而死，虽刀锯鼎镬炮烙当前，亦丝毫不足以寒其胆而馁其气。
在民治时代则贵有正直勇敢的舆论，言人人所欲言，言人人所不敢言，但在专制恣肆者则觉其处处牵掣，于是往往有摧残舆论的举动，不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终有溃决不可收拾的一日。
讲到个人方面，无论在私人的朋友里面，或在公务上的同寅里面，如有骨鲠的人，往往能在你仿徨歧途或危难关头的当儿，不怕开罪而直言力劝，或以去就力争，把从危崖上即将堕入深渊的你往后拉回来。
当庚子拳匪之乱，袁项城适为山东巡抚，不奉清廷乱诏，山东人民藉免危难，而北方各省多因此幸得免遭重大惨劫，论者多归功项城，其实此中还有一段历史，当时全得力于项城幕中一位直言谏阻始终不屈的慕友名叫徐抚辰者。先是清廷有奖励各省拳民焚毁教堂之诏令，奸民无赖，所在揭竿蜂起，不可收拾。项城初奉此诏，竟亦贸然通行所属遵旨办理。其时徐在袁处主办所谓洋务文案，向来牵涉外人案件，均经彼手，而此事竟未及寓目，听后大愕，立见项城谏阻，谓此乱命万不可从，项城不听。徐退后即刻摈装出署，留书告别，益剀切申明利害，项城阅后顿悟，立即遣人追回，面向谢过，但檄文已发，乃以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项城后竟因此得盛名。（此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述甚详，局外人多不知其底蕴。）当时项城声势煊赫，而徐以真知灼见所在，竟能不顾得失而始终坚持，诚有足多者；项城非他一拉，不知要糟到何种地步，此骨鲠之所以可贵。
骨鲠的人之所以可贵，因在其正直忠诚，尤在其真知灼见。有一班人并不讲是非，并不分析研究事实的内容，但知无事不骂，无人不骂，这是我国自命名士派的一种，最为可厌，决不配说到骨鲠两字。这种人毫无诚意，既无所谓“忠”；胡说八道，又无可“信任”。不幸遇着这种人，只得“敬而远之”，和他无从说起！
“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我们既已深明直友之可贵，对于直友便应有“虚怀若谷”的态度。
“忠言逆耳利于行”，我们既知道忠言是“逆耳”的，我们自己做直友的时候，存心尽管忠直，措辞尽管忠直，却应出以温和诚恳的态度，勿予对方以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