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上海有位青年厌世自杀，死者赵从章，年廿五岁，广东合浦县人，家道小康，毕业于该县县立中学后，曾服务电局三年，由交部派往上海南市王家码头路交通部电信学校补习。竟因受社会刺激而厌世，于十月十五日晨投浦自尽，十九日始由救生局发现。遗书中语多愤激，要语如下：“当今世风日颓，人心不古，国事蜩螗，生灵涂炭，社会制度，乌烟瘴气，私事为重，公事为轻，政治腐败，经济破产，电政事业，日趋危险，职业无保障，生活不安定。我赵从章七尺之躯，生也无益，死何足惜？与其偷生，不如一死。我死矣，我决死矣，我身虽死，然我期望于社会之改进者弥殷，幸国人以我之死而有所警惕，急起直追，改良社会，充实民生，俾政治清明，民族独立，得以实现，有厚望焉。”
赵君已死，此事似在“成事不说”之列，且他的死乃受恶社会刺激所致，可见他的人格已非同流合污者所可同日语，故我们只有悯惜，更不忍有所訾议，但闻该校同学拟开会追悼，而报上对此新闻有在标题上大书特书“乌烟瘴气的恶社会上偷生不如一死”者，一若此事之为可尚，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赵君已死，不能复生，我们殊不愿思想简单者之再蹈赵君覆辙，亦不愿有为之青年壮年由此事之暗示而以悲观自诿其责任。青年壮年为民族繁荣兴盛的骨干，此其影响不仅及个人，实及民族生命的前途，故不敢不贡其款款之愚，一加评论。
读赵君遗书，大则关于国计民生，小亦关于社会事业，这种事决不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所能立改，乃至非一人及少数人一世所能尽改。试举孙中山先生为例，其自传有云：“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乙酉即清光绪十一年，时孙先生才二十岁，他鞠躬尽瘁于拯救中国，不可谓不早，但他六十岁逝世的时候，奋斗了四十年，尚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境地，临死还断断续续的微呼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可见眼光愈看得远的人，胸襟要愈旷阔，心性要愈坚忍。如今赵君才二十五岁，学业正在续进的时候，愈抱着“先天下之优而优”的态度，愈不该那样性急。
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要“社会改良”是要由社会里面的各个人先自己改造一下，尤其是受有教育而具有眼光的青年壮年要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我们要改造别人，一半的权还在别人身上，我们要改造自己，全权都在自己。例如赵君恨“人心不古”，他自己的心尽可先“古”起来；恨“私事为重，公事为轻”，他自己尽可先“重”其“公”而“轻”其“私”。如今他不对自己“有厚望焉”，却往死路上一溜，只对他人“有厚望焉”，倘若有志的青年壮年都这样溜之大吉，试问叫谁去“急起直追”？
诚有改造社会的志愿，须具有战胜恶环境的精神。若经不起刺激而自戕，何异为敌张目而自居俘虏？
昔杨笃生愤革命失败，在英蹈海而死，中山先生自美致吴稚晖氏的信，对杨君表示“殊深悲悼”，但却谓“倘牺牲此身不大有造于社会者决不应为也，杨君之死，弟实为之大憾焉”，记者愿引此语以结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