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在《民权主义》第一讲里说过：“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在我们的中华民国里面，差不多一年一大战，数月一小战，打得兵匪遍地，民不聊生——所谓“民”当然就是“众人”——有许多都是为少数人自己私人地盘之事，为少数人自己私人权利之事，全是“私人”的事，与“众人”的事丝毫不相干，所以虽似乎有点像“潮”，却不是政潮。
各国政潮的枢纽在国民所选出的国会，而国会内对于政治的纵横捭阖，其枢纽则在于国会内所包含的各政党。做法国政府中心的内阁也是政党内阁，但是法国政潮之剧变无常，与英美日等国之同采政党内阁制度者迥异。在法国由各政党中所选出的下议院，尽可以今天有大多数议员拥护现政府，几天之后，却可由多数一变而为少数，再过几天简直拒绝投信任票而使内阁呜呼尚飨。这种剧变情形所以不见于英国之下院，美国之众院，日本之议会者，因英国重要的政党只有三个，即保守党，自由党，与现政府所属之工党；美国重要的政党只有两个，即民主党与现政府所属之共和党；日本重要的政党也只有两个，即政友会与现政府所属之民政党，他们各党除在选举国会的时候分出何党在国会中占多数，何党在国会中占少数——即政府党在国会中所占席数之多寡——不是随时可以变的（除非改选）；而在法国则大异。法国下议院里六百三十二个议员虽大概的可分为三派，属于激烈的称左派，属于和缓的称中央派，属于保守的称右派，但却有十二个政党，各党政见并非有截然的分界，是从最激烈的共产党渐渐的到最反动的保皇党，政见纷歧，对政府或今日拥护，明日推倒，内阁乃时在变迁之中，像夏丹内阁仅五日即滚蛋，为世界所罕见。
但是他们虽政见纷歧，政潮频作，当国家有大难时，则亦知敛其锋，例如世界大战之时，法国国势危殆，克勒满沙组织的所谓“神圣联合”（Sacred union）政府，就维持至二年零九月之久，一九二六年法国财政濒于危境，普恩嘉赉组织的所谓“救济法郎”（Save-the-Franc）政府，亦维持二年余。
在这种政潮漩涡中的政治家，如果缺乏责任心，简直要大撒其烂污，或至少要苟且敷衍，但试看现任法国总理的泰狄欧氏（Andre Tardieu），他于本年一月间因向下议院提出既婚妇人所得税减额案，见反对者占多数，毅然辞职而去，二月间又被推组阁，他对众宣言，却说“让我们欣欣然抱着信心向前干去”，接事后在海牙与德积极商议，使赔款问题得以解决，现在在伦敦海缩会议又大为法国努力，有“炮弹全权”之称，他的积极态度好像是将终身做他的总理！在位或在职时则积极于久远大计，埋首做去，不知“去”之将至，但知尽我心力为之，一旦不得已而必“去”，权不在我，则亦不于事前而馁吾气。我以为这种服务的态度，就在时局无定，去就难言的中国——尤其是政界——也很需要的。大家倘都能抱这样的态度，事业也许不至即随时局之糟而俱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