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自滥竽本刊三年半以来（本刊的历史有了五年，不过在记者接手以前的时期，当然不能负责），虽自问已竭其驽钝，然时觉本刊缺点之多，对社会贡献之浅，惭疚殊深，故对于偶有的“不虞之誉”则汗颜无地，不欲听闻，对于指摘之语则愿安承教，虽丑诋极毁的文字或信札，亦必平心静气仔细一读，因为百句中尽管有九十九句是无的放矢，若有一句搔着痒处，此一句即吾药石，即吾导师，为我所渴求而不得者，敢不拜嘉。所常以为憾者，无的放矢之语多，搔着痒处之教言绝无仅有，使人虽欲平心静气领教而无从，虽欲有所说明而无从说起。最近接到一位读者赐与记者一顿教训的来信，虽不无误会之处，但却有使我领教与略加说明的机会，我不能不感谢他，原信如左：
韬奋先生：读了贵刊第五卷第三十四期大作《征求一位同志》一文，不胜钦佩。觉先生所发表的主张，就可表示先生的“大公无私”，“见识卓越”。并且“文笔畅达”，虽有二千多字，读下去很觉顺利。不过读到“我的话已说了不少……”以下，则觉得这一小段——一百八十八个字—似乎可省的了。先生既“心里很少希望”，并且早已觉得“未必能获得满意的结果”，那末何必“决意草此文”，而占了贵刊素称宝贵的一页余的篇幅呢？先生“所要求的能力的人”——先生的助手——“大概都要去做他们的大事业——做名人，做伟人”，那末像先生这样能力的人，大概能够做大大事业——做大名人，做大伟人了，而还做“办《生活》这样的小事情”，“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先生说的“有的能干而也许不愿干，有的愿干而也许不能干”，很对，很对！所以我恐怕有许多愿干的——能干和不能干的——“也许”因为先生的“观察”如此“锐敏”而不敢应征了，还是请先生将“为难情形”告诉给身体知道，以求一年到底不生病吧！此请撰安。
伊立成。一九，八，五，于常州。
“轻声软语说厉害话”，这是做讽刺文章的要诀，作者此信，就此点言，不可谓不是一篇好文章，所以我很愿意把它刊布出来，让读者开开胃口。其次请略为说明其中所提及的几点。关于“不胜钦佩”的一段，那是做文章欲抑先扬的笔法，并非记者真有什么值得“钦佩”的地方，可以撇开不论。此外第一点作者所不满意的是我既“心里很少希望”而又觉得“未必能获得满意的结果”，何必“决意草此文”以占宝贵的篇幅。关于这一点，我可分两层说明。第一层是：“很少希望”和“绝对无希望”不同，“未必能获得……”和“绝对不能获得……”不同，如果我以为“绝对无希望”，“绝对不能获得……”，那末“决意草此文”便毫无意思，如今不过是觉得“很少”，不过是觉得“未必”，可见有“姑且尝试”的可能，所以“决意草此文”。第二层是：我在那篇文里乘征求同志的机会，略述我对于用人的主张，例如我所提出的撰述评论者所应具的最低的四个条件，又例如我所提出的“用人当注重真才实学而不必问资格”，“以实际材能为标准，绝对不讲情面”，“各人应依各人的个性兴趣材能而分途努力”，就是我的“姑且尝试”失败，这种主张仍可供社会的参考或研究，仍不致糟蹋本刊宝贵的篇幅。
第二点作者所不满意的是我所要请的“助手”“大概都要去做他们的大事业……”，可见我是自居于“能够做大大事业”的人，换句话说，我犯了庞然自大的嫌疑。作者这一点的推论是这封信里最有力的一段，我在执笔作那篇文章时虽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有这个语病，但接得作者此信后，再复阅前文，认为就表面上说，作者并非无所据而云然。关于这一点，我可分几层说明。第一层：为某种事业或机关选用人才的人，尽可代为提出条件，代为提出条件并不一定是表示他自己已俱备了这些条件。例如一个校长尽管替学校拟定条件聘请各科教员，但如此并不一定表示他自己必已能以一身而兼能各专家之所能。前几年我有位朋友受任主持某工业机关，他提出条件请到了一位电机工程师，请到了一位机械工程师，请到了一位土木工程师，结果非常圆满，但他自己并不必以一身而兼能各专家之所能。第二层：我用“助手”的名词，确有语病，因为现在一般人所最注重的是争名义，争地位，而不重实际工作，一听见“助手”两字，即认为是处于较低的地位，受其助者是处于较高的地位。我用此两字时，心目中只有职务范围异同的观念，并无名义地位高低的观念。不过因为我偶然先在本刊做了几年工作，现在觉得自己干不了，要替本刊求得一位同志相助，故有“助手”之言，他的本领不一定要比我坏。如以普通所谓“助手”是有屈身分的，那末这个名词与我初意相背，现既承作者指教，我极愿自动的把这个名词取消，只不过征求一位同事而已，只要他合于我所代为本刊提出的条件，能为本刊尽力，关于名义方面，我可以随便，请到之后，如他对本刊果能负责，就叫我做他的“助手”，我也欣然为之，决不计较。这样一来，也许易于求得优越的人才，因为没有了没出息的韬奋挡着前途，令人却步。读者诸君听我这几句话也许要疑为是意气的话，其实这是字字由衷之言，是根据于我向来对于人生态度出发的由衷之言。我常觉得我们匆匆数十年的生命，我们所经手的事，若干年后，或长些或短些，总须“办交代”的，何事看不穿？我可以干的就干干，有人比我干得好的，只须于社会事业的效率及进步有裨，我何妨让避贤路？所以我对于本刊，在仍许我干的时期内，我当然仍要严格的负责，但如有贤能肯出来负全责把本刊办得好，我极愿荐贤自代，决无丝毫恋栈的念头。在事实上《生活》在社会上的声誉愈隆，我自觉不配主持本刊之心愈甚，每于努力之余，辄作引退之思，曾屡以此意与本刊创办人剀切言之。我非资产阶级，我是工读苦学生出身，现在不工作即须饿死，但我除编辑外，还能做教书匠（我原是一个教书匠），在两方面都不过吃一口苦饭，所以可以随便。就主张言，我愿提倡力求实际工作而不必拘拘于名义与地位之争；就我个人言，去就且无所容心，名义更非所挂意，苟有贤达愿为本刊努力，“余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第三层：对于名人不名人，伟人不伟人的几句，亦欲略申愚意。我所提出的四个条件是我认为撰述评论—而且是限于像《生活》一类刊物的评论—的人所应具的最低限度的条件。可见就是这些条件俱备，也不过配做一个编辑，和什么干“大事业”的“名人”“伟人”原不相干，而我在该文中犹以此为言者，实有慨于现在“名人”“伟人”之易于冒充，而深痛于不度德不量力，不肯就自己能力做些切实工作，却以棚空场面装空架子为得意者之滔滔皆是。所以我在该文中所称之“名人”“伟人”实含讽刺之意，并不含有丝毫心悦诚服的意味，与作者之猜疑韬奋有意自命“名人”“伟人”而加以鄙薄的意思相类，倘作者再细绎原文，想不难看出。第四层：最后还有几句要说明的话，不是回答作者，不过附带说几句也许为作者或读者所欲提出的问题，就是为本刊提出征求人才条件的人固然并不包含他自己一定俱备这些条件的意思，但依你韬奋自问，究竟你自己有没有这四个条件呢？我的回答是：关于第一条的“大公无私”，只须立志做去，不避嫌怨不计得失的做去，用不着什么特殊本领，是人人应该会的，我自信这个条件我能为本刊作严格的遵守。其他三条件我虽有些许浅薄的程度，但决不能满意，所以不敢说俱备。我现在只觉得脑子不够用，知识不够用，时间不够用，常自痛恨自己之不能胜任，在未有相当的人来负全责之前，我只有虚心研究，诚意努力，勉强支撑着以待贤者。
第三点作者似不满意而仍称为“很对，很对！”的，我自己却仍认为很对。我以为无论何种事业，能干的还要愿干，否则难有责任心；愿干的还要能干，否则难有效率。我只能发表所信为正确的主张以唤起注意，此种主张之正确与否，与他人之敢不敢应征毫无关联，所以作者此段最后的讽刺，虽可博一粲，但我认为毫无理由。
十九，八，十，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