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往的教训和前途的希望
自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国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和保持世界的正义，发动英勇的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以后，战争更尖锐化，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今年七月七日，抗战已届一周年了。这个周年纪念，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是最光荣的一页，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页，同时也是最惨痛的一页。
我们在艰苦奋斗中经过了这一周年，在今天很兴奋而沉痛地纪念这抗战一周年，不但要追悼整千整万为国家民族而壮烈牺牲的英勇战士，不但要系念整千整万为国家民族而忍痛遭难的无辜同胞，并且要记取已往的教训，很诚恳而坦白地检讨已往的一切，纠正所有的错误，补救所有的缺憾，根据血的经验，向着更完善更周密的计划，勇往迈进，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最后成功。这首先需要我们的忠实的批判。有些人认为忠实的批判就是责难，就是怪这个，怪那个，依这些人的意思，他们所需要的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味歌功颂德，不许对已往的事实有所检讨，有所批判，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但是国家民族已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我们为着国家民族的前途计，不应该有所顾忌而缄默无言了，我们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必须抉出已往的错误，才有纠正的可能；我们必须抉出已往的缺憾，才有补救的可能。当然，我们在这抗战一周年中，已有着不少的进步，这是不可抹煞的。我们通常把这次抗战分做几个时期：自去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起至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止，为第一期；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起至今年五月十九日徐州陷落止，为第二期；自今年五月十九日徐州陷落以后为第三期。从一般地说来，第二期比第一期有进步；第三期刚开始未久，虽难于遽下断语，但是我们只要不忘却已往的教训，不讳疾忌医，不忽视已往的错误和缺憾，那也是必然可以有进步的。
就第一期抗战说，我们的最大的进步是全民族的统一，各党各派一致团结起来，全国一致拥护抗战的政府，全国军队统一起来，在最高统帅领导之下，努力于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我们的民族敌人认为只要几天可以解决的淞沪战争，由于我们的英勇抗战，支持到三个多月，震动了全世界的人心，表示了中国是可以抗战的，是有抗战能力的。有人批评这期的战略太偏于阵地战，而没有好好地运用所谓运动战，由被动的防御，进而发挥自动的猛攻，这在军事观点上诚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最大的缺憾还是在于当时未曾尽量运用由浴血抗战所争取的三个多月极可宝贵的时间，在后方对全国民众作大规模的动员，在政治上作大规模的刷新，以配合军事上的迫切需要。结果于上海撤兵之后，由无锡苏州而南京，一道一道的国防线都靠不住，首都没有守着几天，竟成崩溃之势。这种沉痛的教训，应使我们深刻地觉悟到军事的胜利不仅仅依靠军事的动员，同时必须与政治动员和民众动员配合起来，才有把握；同时也应使我们深刻地觉悟到，由艰苦挣扎所争取的时间，我们应该要一刻不轻易放过地努力运用，迅速而紧张地加强我们的抗战力量。
在第一期的末了，因军事上的一时的失利，妥协的谣言和空气盛极一时，妥协分子有纷纷蠢动之势，幸有最高统帅发表告国人书，重申抗战到底的决心，人心大振，妥协主义和失败主义者的汉奸阴谋顿然为之烟消云散，第二期的英勇抗战，开始重现光明。
在第二期抗战中，军事上最大的进步是战略的改变，是能机动地利用运动战游击战以配合阵地战，一变被动的防御而为自动的进攻，以“积小胜为大胜”的经验，造成台儿庄大胜利的顶点，一举而歼灭敌军两万，使敌人著名的矶谷与板垣两师团溃不成军，威震寰宇，势寒贼胆！此外我国的空军也较前增强充实起来，屡显神威，努力助战，尤其是“四二九”在武汉击毁敌机二十一架，打破我们抗战以来空军胜利的纪录，引起了我们全国同胞的鼓舞欢腾，给与了我们鲁南前线战士以兴奋刺激。
在这个时期里，政治方面最令全国同胞注意的是三月底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果。这个大会对于政治方面的决议，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民意机关的组织，召集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思广益，以利国策的决定与推行；一是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对于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与教育，在原则上都有相当的规定。这抗战建国纲领公布后，获得全国的热烈拥护和响应。
但是在第二期抗战虽有着很大的进步，可是还不能阻止敌人的深入，敌人在这一期里所集中争夺的徐州仍不能做“玛德里”，这表示我们的努力还不够，而最大的缺憾，除军事本身尚有问题外，仍然是政治配合不上军事，民众动员更配合不上军事。在第一期抗战中，在上海战事负重要责任的陈诚将军即感于民众动员工作的太不够，听说曾为此事专电中央有所建议，但是到了第二期抗战，由前线归来的白崇禧将军也仍以民众动员工作太不够为言，这实在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与反省。新加坡《星中日报》记者胡守愚先生自徐州随从大军突围出来，说依他在徐州及沿途所见，民众动员的工作实在做得太不够了。他说“徐州的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组织将近半年，对于发动民众保卫徐州的工作，简直是原封不动！”（见《抗战》三日刊第七十九期《徐州撤退后的教训》一文）新华日报记者陆治先生自徐州归来，也有同感，他说“当前抗战的中心问题，依然是民众动员不够，军民关系尚未能达到预期的阶段！”（见《抗战》三日刊第七十八期《徐州归来》一文）现在已到了非常紧迫的第三期抗战，民众动员的重要工作是不能再忽略的了。
最可痛心的是抗战到了一年，还有些人不认识民众动员与争取抗战胜利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甚至有人说我们的敌人只带军队来，并没有带民众来，也打了胜仗！他没有想到我们有民众的伟大力量而不运用，让敌人放手大规模组织汉奸，反而增加我们的困难，在第一期抗战有此可痛的现象，在第二期抗战仍有此可痛的现象！我们现在所恳切希望的，是在第三期抗战，要能避免这种可痛的现象。
在第三期抗战中，我们敌人的企图是要包围大武汉，我们的中心任务是要保卫大武汉。于是大家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能否保卫大武汉？我们的答案是：能否保卫大武汉，要看我们怎样干！
我们要保卫大武汉，不仅要注意大武汉本身，同时要注意整个的战局：我们要注意怎样在敌人后方（即我们的沦陷区域）发动广大的武装民众，努力于广大的游击战以牵掣敌人的前进；我们要注意怎样发动战区和后方的民众，切实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借以加强军事的力量；我们要注意怎样加强兵力在华北，努力于大规模的突击，扫荡敌人所建立的伪组织和伪军（伪军还可以用政治方法促其反正），并且与各地的民众武装配合起来干；我们要注意怎样发动热烈爱国的青年去补充军事的力量；我们要注意怎样发动以军事为中心的整个的抗战力量！
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保卫大武汉，而且要用全力利用争取来的空间与时间，建立机械部队的新军，扩大并充实我们的空军；由迅速切实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而建立伟大的英勇的卫国力量；由普遍深入的文化工作而广大地把民众精神武装起来，和民众武力上的武装相配合，共同参加抗战建国的伟业；由紧张而敏速的发动生产，使一般人民得以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使难民问题得到相当的解决，伤兵问题得到相当的解决；由下层政治机构和人选的根本改善，而解除民众的不必要的痛苦，扫除真正动员民众的障碍。必须这样，才不但能够保卫大武汉，不但能够阻止敌人的深入，而且还能驱除敌人于国土之外，建立新的自由幸福的中国。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全国一致，不再消耗一丝一毫的力量于内部的明争暗斗，必须抛弃以前一切对于党派的猜疑与成见，大家真正精诚团结起来，一致养精蓄锐，共为救国的一个大目标而努力奋斗，使第三期抗战真能愈战愈强，达到我们抗战建国的目的。
我们兴奋而沉痛地纪念抗战一周年，同时我们热烈而诚恳地预祝第三期抗战的伟大胜利！
二十七年七月三日。汉口。
收入1938年7月生活书店版《全民抗战》三日刊创刊号特辑，署名韬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