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是在艰苦国难中生长起来的。它的筹备是在南京失陷以后，有少数妥协投降的分子正在播散毒菌，而政府与领袖却在坚持抗战，再接再厉的时候。去年三月国民党临全大会决议：“在非常时期应设一国民参政会”；又同次会议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关于政治部分在第十二条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及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于是国民参政会便以“国民参政机关”的姿态于“非常时期”中出现。它的第一届大会举行于去年七月六日，是在徐州失陷以后，又有少数妥协投降分子，正在播散毒菌，而政府与领袖却仍在坚持抗战，再接再厉的时候。在此危难期间，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大会一致通过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它的第二届大会举行于去年十月二十九日，是在广州失陷武汉撤退之后，又有少数妥协投降分子正在播散毒菌，而政府与领袖却仍在坚持抗战，再接再厉的时候，在此危难期间，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大会一致通过拥护蒋委员长告国民书所宣示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的方针。生长于艰苦国难中的国民参政会，除执行它的决议，建议，与询问的三种职权，对政府努力贡献外，对于坚持抗战国策的铁一般的支持，代表全国民意以拥护抗战国策，这一点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现在抗战踏入第二时期，光明虽已接近，而困难仍有待于我们的更大努力的克服，我们的政府与领袖仍在坚持抗战，再接再厉，同时也还有少数妥协投降分子企图播散毒菌，动摇人心，在这样重要的关头，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大会的开幕是无疑地具有很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所要指出的第一点。
在国民参政会初成立的时候，国民参政会是不是可以算为民意机关，时论方面颇引起纷纭的争论。其实国民参政会的职权虽比不上各民主国的国会，但既是“国民参政机关”，又有决议、建议、和询问之职权，如运用得当，对于政治的改进不是没有作用的。蒋委员长在第一届大会时的致词，说国民参政会奠定了民主的初基。具有“民主”意义的“参政”决不是几个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国国民所应共同参加的事情，至少是全国国民所应通过国民参政会的机构而间接参加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要唤起全国国民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注意，对于国民参政会的严厉的督促，同时予以充分的帮助。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虽不可能有过分的期望，因为它的职权的范围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但是同时却也不应漠视，因为它究竟还有多少职权可得运用。即如询问一项，只须有真确事实的根据，有关系的长官对于所询问的问题是要负责答复的，这至少可以唤起政府对于某项重要事实或某项重要问题的注意。又例如建议，理由和办法都须切合于事实上的需要，都须根据实际的情况与材料，而能帮助政府解决困难的，一般地说来，政府绝没有不乐于采用的。关于问题的研究，事实与材料的搜集，在各参政员当然都须予以最大的注意与努力，但是民众的需要，民众的疾苦，民众的要求，都是有关于民众自身利害的事情，也应根据所知，或根据集体研究所得，供给实际材料或表示具体意见。这是我们所要指出的第二点。
民主政治的真谛，不外于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中山先生说政治是大众的事，大众的事要大众来管，抗战建国的伟业是需要大众来热烈参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