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大会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案以来，不但引起了全国人的注意，也引起了全世界热心中国前途的朋友们的注意。有一位外国新闻记者显露着很诧异的模样，直率地问道：“为着中国抗战的胜利，你们应该切实执行全国物质（人力物力）总动员才是，怎么国民参政会竟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案？”这可见外国朋友对于中国抗战胜利的亲切注意，热诚可感，但同时也表示他对于精神动员的本意，不无误会，不但外国朋友而已，就是本国人中，对于精神动员的本意是否都有正确的认识，也还是一个可以注意的问题，值得我们研究的。我们在这里愿提出尤其重要的两点，和国人共同商榷一下。
第一，精神与物质是相辅而行的，精神动员并不妨碍物质动员，更不含有轻视物质不要物质的意义，而且是更要能够运用物质以达到抗战建国的目的。蒋议长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大会中致开幕词时，对于这一点曾有正确的说明。他说“最近敌人侧重政治的舞弄，捏造事实，离间国人，无非先要制服我们的精神，分解我们的精神，然后来征服我们整个民族，要打破这种阴谋，我们除了继续注重军事和物质以外，更要特别注重精神的抵抗力。”他指出“除了继续注重军事和物质以外，更要特别注重精神的抵抗力”，很显然地我们不应该忽视军事和物质，更不应该误会为只有精神就能抵抗一切，陷入虚玄的迷宫里面去！蒋议长又在开幕词里接着说：“不但应该动员国内的一切物质和人力，而且要动员全国的精神和意志，……以有组织的精神，发挥有组织的人力，利用有组织的物质，然后可以扫荡侵略的暴敌，树立战后建国的永久基础。”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精神动员不但不应该妨碍物质动员，而且还应由此加强物质动员，所以蒋议长说，要“以有组织的精神，发挥有组织的人力，利用有组织的物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这抗战建国的时期，不但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而且还须在物质方面尽可能提高一般大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他们对于民族的意识，真正使他们感觉到国家民族和他们的切身生活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增加了他们的物质力量，也就是间接增强了国力，使精神有所“发挥”，有所“利用”。
第二，国民精神总动员案提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我们全国同胞忍受艰苦以支持抗战，为的是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这原则是无容怀疑的，但是在这里绝不应误会为我们对于国家民族的态度是和法西斯国家的看法相同。中国应该做怎样的一个国家，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六讲里说得很明白。他不赞成“灭人国家”型的国家，他说：“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如果全国人民都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他主张“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再进一步促成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认为“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以上引语见《民族主义》一一九页）。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三讲里还提起：“列宁为什么受世界列强的攻击呢？因为他敢说了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种是二万万五千万人，这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是受那二万万五千万人的压迫”，他随着主张：“那些压迫人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顺天行道。我们去抵抗强权，才是顺天行道。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四万万人和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我们要能够联合十二万万五千万人，就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联合起来。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去打破二万万五千万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现在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中山先生的遗教中所谓“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所谓“要提倡民族主义，自己联合起来”；但同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忘却中山先生所一再指示的“要济弱扶倾”，“要能够联合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要“共同去打破二万万五千万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不但不应该忘却这些宝贵的遗教，而且还要深刻地认识我们“要提倡民族主义”反可以促进“能够联合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中山先生的这种主张是与世界的进步思潮相吻合的，我们如果误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真义，便是中山先生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