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日自本月十五日在东京开始的谈判，不但吸引了我国全国同胞的密切注视，也引起了全世界人士的关怀。这种情形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英日谈判的结果怎样，与世界反侵略的阵营有着密切的影响，同时对于我国当然更有切肤的密切关系，我们不得不加以严格的注意与警觉。
日寇摹仿着法西斯的眼光，原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原想只像摧枯拉朽一样，随随便便可以把中国灭亡，所以最初是想“不战而胜”，接着想“速战速决”，接着又想“速和速结”，他们的空想一幕一幕地幻灭，最近在想“以战养战”，但是因为我国对沦陷区域积极布置破坏与反抗，使他们“以战养战”也感到了很大的困难，于是又念念不忘于“速和速结”。但是中国全国国民在坚决领导抗战的政府与领袖领导之下，同仇敌忾，决不中途妥协，于是日暮途穷的日本强盗一方面想尽方法利用我国的汉奸，扮演种种丑剧，一方面用流氓手段，想恫吓敲诈英国绅士来做他们的帮凶，企图这样内应外迫，来达到这班强盗“建立东亚新秩序”，也就是灭亡整个中国的目的。这便是天津问题之所由来，也是这次英日谈判的背景。
明白了这样的背景，才能了解日本在这次谈判中为什么坚持首先要解决所谓“原则问题”，要英国承认如一下事实：（一）战争状态在中国现实存在；（二）在日军“维持治安”之下，中国沦陷区各种政治经济有“显著进步”，然后请英国诚意表明与日本切实合作。换句话说，日寇要强迫英国承认他们的侵略战的合法地位，承认傀儡组织及经济侵略的既成事实，然后以这个“原则”做基础，来帮助他们“建立东亚新秩序”，来做他们的灭亡整个中国的帮凶！美国纽约时报揭露日寇有意促成东方慕尼黑；西方的慕尼黑是捷克灭亡的丧钟，日寇能达到东方慕尼黑的目的以灭亡中国吗？这是全国同胞所愤怒激昂，要求回答的一个当前的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日寇所能答复，也不是英国所能答复，能给与答复的还是我们中国人。日寇所欲促成的是东方慕尼黑，我们可以看看去年十月间西方慕尼黑的形势，和我们目前的形势比较比较看。我们觉得至少有如下的较大的异点：（一）捷克以蕞尔小国，自德国并吞奥地利后，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中国则为民众地广的大国，不仅尚有着广大的西南西北的重要根据地，而且还有着广大的敌后根据地，除非我们自暴自弃，放弃自己的雄厚凭藉，束手待毙，是绝对不会做捷克的。
（二）捷克的国家虽小，但是它的实力至少还可以支持到法苏两同盟出兵援助的时候，却自己放弃不肯利用；中国则以愈战愈强的兵力民力物力，与日寇抗战到两年以上，已使日寇陷入泥淖，愈陷愈深。（三）捷克的总统贝尼斯不能坚决信赖国内团结的力量，而时时刻刻跟着张伯伦跑，一旦张伯伦对希特勒屈膝，他也只得跟着张伯伦屈膝；中国的抗战是有着坚决的抗战国策和坚决领导抗战的领袖，加上全国国民和全国各党派的精诚团结，一致为着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努力奋斗，并不像捷克政府之专赖外援，自身是个软骨动物。
仅从上面三点说来，在主观的条件上，我们不是捷克，灭亡捷克的西方慕尼黑，不能适用于东方，但是这三点的主观优势，应怎样充分发挥，以根本击破敌人的企图与阴谋，却是需要我们高度的努力。我们一方面要以灵活机敏的外交活动，使在远东有着特别利害关系的国家都能对日寇的阴谋加以严厉的制裁；一方面尽量发挥自己的主观优势，加强对敌的力量，由此更推动英国坚守“英国不致亦不能听受另一国家之要求而改变其政策”的决心。
英日谈判结果如何，和我们抗战前途的困难程度当然不无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加以密切的注意，但是我们所应深切认识的，我们抗战到底的国策，也是“不致亦不能听受另一国家之要求而改变其政策”的。我们不应受敌人阴谋的诱惑而动摇对于抗战国策的拥护与抗战光明前途的信念。这一点尤其值得郑重提出的是中国也有着“中国的汉伦”！捷克的汉伦做了希特勒的走狗来出卖祖国，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汪逆精卫和他的公开的潜伏的一群，也在蠕蠕蠢动着做了日本强盗的走狗，他们是会替敌人的狠毒阴谋加上糖衣，用种种诡计来企图奴化国人的心理，动摇国人的抗战意志。在敌人正在妄想促成东方慕尼黑的时候，这类汉奸卖国贼以为他们抬头的好机会到了，必然是更要活动，更要猛烈进行破坏抗战的毒计，也是更需要我们随处加以警觉与痛加打击的。在这样紧急的关头，谁在有形无形中阻碍了抗战，便是全国的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