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开始出现日系咖啡连锁店，台北比较知名是UCC、上岛、蜜蜂；有纯粹日资的，也有本地人去日本学了回来开。总之，这些具东洋风的咖啡店在当时是时尚代名词，让原到四处可见的茶艺馆饱受威胁。店里供应的虹吸式咖啡，不但入口香醇，整个煮咖啡的过程也好像是一种表演，让人愈看愈想喝。
第一次见到塞风壶，是在当时台北最兴旺中华路商圈，有家叫做哈里欧的咖啡专卖店。进门就是一排透明的压克力箱，里面满满装着已经烘焙好的、颜色深浅不一的各种咖啡豆。旁边货架摆着一些陌生的器具，仔细看说明，葫芦状的两个圆球是煮咖啡机，带把的是手摇磨豆机、一叠叠白色扇状的是滤纸，还有糖罐、不锈钢量奶杯以及各种颜色、花样的彩绘咖啡杯，有的还镶着细细的金边。当时喝咖啡的风气还没起来，看到这么贵的地段，竟然有家店只卖与咖啡有关的东西，真是让我这个土包子啧啧称奇，心想肯定开不了多久就得关门。我当然猜错了，三十年后的今天，类似的咖啡烘焙专卖店早已布满台湾。
我从来没买过塞风壶，倒是有位邱姓友人送过我一套。这辈子我唯一跟拍过的婚礼就是这位宜兰同乡的。他老家位于南方澳渔港的小山腰上，沿途都是狭窄小路。那天用的是他给的彩色负片，拍完就把底片交给他冲洗，至于到底拍了些啥已毫无印象，应该就是迎娶、喜宴、来宾致词、新人敬酒之类的。记得喜宴在中午搭棚进行，艳阳高照，当时我自己也才结婚一年多，穿着还算新的衬衫、西裤，抢镜头抢得满头大汗。三十多年前冲洗条件不讲究，不知那些彩色照片褪色成什么样了。
邱君是台湾研究民俗曲艺的专家，在我离开《汉声》后，曾短暂在这本杂志工作过。当时好友高信疆正在为《中国时报》创办《时报周刊》，我帮忙组稿，拉了邱君合作报导民艺活动，他写文章我拍照。高信疆重掌《人间》副刊后，筹办了中国时报文学奖，我一再催促邱君填申请表参赛，他却自觉希望不大，结果我在截止日那天硬是逼着他把稿子誊好，亲自搭出租车于深夜十二点之前帮他送到报社。结果，邱君以《西皮福路的故事》拿到了第一届时报文学奖的报道文学奖。
得奖后，邱君请我和内人到他家吃火锅，餐后拿出一套塞风壶、酒精灯以及一包磨好的咖啡豆给我。不幸的是，回家烧了没几回，上半个圆球就被我弄破了，让我对塞风壶的兴趣大减，反正我也从来没煮成功过。根据专家介绍，虹吸式咖啡得视气候、湿度、空间温度、豆种，以及烘焙程度进行各种不同的搅拌或是水处理。总之，会的人确实能弄出香醇美味的咖啡，让人有如吃到顶级巧克力那样回味无穷；否则不是过苦、过涩就是过酸，就像我煮的那样。
除了煮的时候必须全神贯注，壶身温度也高得让人一不小心就会烫伤，平放桌面还会滚来滚去，清洗又麻烦。当时塞风壶意味着东洋风，大家都以为是日本传来的，后来才知道，这种壶是德国人发明的，在欧美流行不起来，日本人却把它发扬光大。可能与日本的民族性刚好对味——一丝不苟、注重所有细节，把看似简单的工序变成一种必须虔诚以对的仪式。
邱君住在台北东区的一个小巷内，离我上班的《家庭月刊》很近。他家路口开了一家革命性的芝麻百货公司（后来改组为中兴百货），首创提供橱窗给艺术家设计之举，并开风气之先，于商场楼层设电影院、地下辟小吃街，让路边摊吃食进入高档商场，改变了台湾人的饮食文化与消费习惯。这家百货公司内也有一家咖啡店，买一本三十张的咖啡券就可打折，我和邱君经常在这家咖啡店不期而遇，而他总是用咖啡券抢着付账。
邱君后来逐渐离开戏曲研究本行，在教育界转向行政系统，后来还当了好多年台北艺术大学校长。学校在他任内非常有活力，整个环境也被整顿得相当好。每次我在关渡山居过夜，到校园晨走时都会想到他。如今我们都退休了，许多年没见面，不知他还爱不爱喝咖啡。我对烘咖啡、烧咖啡可是愈来愈精了，但还是搞不来塞风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