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
鲁迅和许广平的来往书信，或排印，或影印，现在有三个版本。
最早的，也是大家熟悉的，第一个版本，是《鲁迅与景宋的通信两地书》。1933年由上海青光书局印行；后来收入各版《鲁迅全集》。但从1938年的开始，就删除了这个“引题”，只剩下《两地书》三字。这样一删，有点不通。因为“两地书”是两个人的通信，自然得有两个人的署名。这样一删，也模糊了许广平的著作权了。鲁迅在世，交待得明明白白的事，一去世，就有了这样的变化。后来人们习惯了称《两地书》了，固然简便；但心里应该还知道它的全名。约定俗成，下文则仍依习惯简称《两地书》。
第二个版本，是“两地书原信”，先是编入《两地书全编》中，作为“附录”，题《〈两地书〉原信》，1998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两地书＋“原信”》的合集。但鲁迅的部分，曾经用《鲁迅致许广平书简》的名字，197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到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两地书真迹》，是“原信”和另一个版本即“鲁迅手书”《两地书》的合集，而排印本《两地书》则不在其中，因为没有手稿。
按理，交给青光书局印行的《两地书》应该有手稿，但至今没有发现。这在1932年11月16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中，有反映；信中说到：“我的作工，连日都是闲空则抄《两地集》（？）”。可见当时已经编辑好了，书名还没有确定，书稿正在誊抄。是全部书稿都由许广平誊抄的呢，还是鲁迅在上海的时候已经在誊抄？他从北平回来，是接着誊抄呢，还是仍然由许广平誊抄？这已经不得而知了。
第三个版本，就是上述《两地书真迹》中的“鲁迅手书”《两地书》了。但是手书本未加封面，未题书名，也未装订；第一页正面中央手书“第一集北京”，背面手书“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影印时也未加书名；书名作：《鲁迅许广平著〈两地书真迹〉【原信手稿】》。它是《两地书》出版以后，鲁迅工工整整毛笔手书在整齐划一的35×23厘米的宣纸上的。它不但此前没有单独出版过，也没有排印出版过。文字和排印本《两地书》又不尽相同。但改动不是“一两个字”，却又不算多，可以说是同一个版本的吧。这显然是传家的版本；是最后的版本，也可以说是“定本”。由于海婴先生的决断，它得以影印出版。于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以原信、排印本和手书本共三种形式，全面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两地书》的原信，没有全部单独出版过。这回中国青年出版社要出版了，算是创造了一个记录。由于第一封信是许广平1925年3月11日写给鲁迅的，当天鲁迅写的回信，以写信的时间顺序来排印，这本《两地书？原信版》，别有一番意味吧。
这个版本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表现在它至少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它的私密性。书信，如果不是故意写成“公开信”，元初只是通信双方的私人交谈；完全是两个人的私事，是两个人的世界，是不向第三方开放的；除非事涉他人，写信人另作了安排。因此它的内容，具有秘密性。本来，在一个民主的，实行宪政的国家通信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授权不得公开私人的通信。未经权利人授权公开——传阅、复印和以任何形式公开——私人信件都是违法的；即使仅仅是一个人私拆、偷看他人信件，也是违法的。因此通信中的“私语”“悄悄话”就多。但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却是例外。《两地书？序言》说了：“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