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元初的真实性。因为是私密的，所以通信人之间可以敞开心扉，无所顾忌，无所不谈。这种私密性又和通信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成正比，愈是亲密的愈私密，话也就愈坦诚。《两地书》是公开发表的，因此，把不宜于公开或不愿意公开的内容删除、修改，既是人之常情，也是当事人的权利。许广平和鲁迅的通信，开始是学生向老师请教；随着思想的交流，接触的频繁，“灵台无计逃神矢”，由师生而相恋，两个恋人之间的“悄悄话”出现了。这些“悄悄话”是“私密性”的，是“隐私”。在公开发表的《两地书》中，作者把它们抽出来，不予披露，不仅无可厚非，也是理有固然。不但“恋人”之间的“情话”，就是朋友之间的有些话，当事人不愿意公开，也是他们的权利。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里说：“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发表通信是把本来在私人空间的言说公开到社会这个公共空间去，阅读的人那里都是朋友？相反，是非常庞杂的；何况鲁迅有那么多的论敌、怨敌。古代有一个大臣向皇帝打小报告，攻击另一个大臣为妻子画眉。据说，那皇帝的回答是：闺中有甚于画眉者。这是千真万确的。每一个恋人，每一个有异性朋友的人，每一个已婚的人，都心领神会的。封建时代的一个皇帝尚且如此网开一面，拒绝“这一种”小报告，何况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然而，当时的中国并不这样开明。此所以鲁迅愤慨地对许广平说：“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貌作新思想，其实都是暴君，侦探，小人。倘使顾忌他们，他们便要得步进步。我蔑视他们了。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那一个人；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为了在身上留下盔甲，《两地书》抽出了说“悄悄话”的通信，是势所必致，理有固然的。谁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鲁迅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又保留这批信件，并且告诉儿子在他们身后可以发表呢？我想：关键不但在“一瞑之后，言行两亡”，已经无关乎生存；尤其在给后人“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避免无谓的猜测，推论，和是是非非。现在由权利人海婴先生授权完整地公开发表父母亲当年“谈情说爱”的通信，让读者看到了“原信”中本来面貌，也就是“元初”的真实，有什么可骇怪的呢？在当事人是平平常常，在我们应该有一颗“平常心”。叫一句“嫩弟弟”有什么“肉麻”呢？恋人之间在私密的空间咬耳朵的情话是不受“肉麻”之类的话语谴责的。用“不”平常心来看鲁迅，来要求鲁迅，鲁迅认为：“放达的夫妻在人面前的互相爱怜的态度，有时略一跨出有趣的界线，也容易变为肉麻。”很显然，这里有一条界限，是“在人面前”，还是只在两个人之间。然而，这是在两人的秘密空间的心语啊。是以不情为伦纪，不可取的。《两地书？序言》中说：这批信“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是真的。信中谈到许多他人的事，在私密的通信中，当然是“指名道姓”“直呼其名”的了；但要公开发表，性质就不同。所以《两地书？序言》中说明：“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事实也是这样。看“原信”，我们就可以一一对号，知道是怎样“改掉”的，“改掉”的原来是谁。还比如，信中对北伐的进展多所关心，多表欢欣；并说到“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六个月后，蒋介石背叛革命，不仅血洗盟友，而且疯狂屠杀无辜的青年学生和工农民众，鲁迅又一次“出离愤怒了”。他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他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了。当《两地书》出版的时候，鲁迅在《序言》中说：“而最坏的是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天下大事，就不免糊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世异时移，情随事迁，不愿意在蒋介石的指挥刀下，保留当年倾向他的话语了，于是将它删除，不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而且这就是立场，这就是态度。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元初”的真实。
“元初”的真实性，并不表明公开发表的通信就是不真实的，同样是真实的，但是“两种”不同的真实。而“元初”的真实性，并不就等于“见不得人”。当然，在“元初”的真实中，在有的人，却确有“见不得人”的秘密的。有，还是没有，正是对于一个人的心性和操行的鉴别。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国内国外，议论蜂起。是的，鲁迅而没有“怨敌”不成其为鲁迅。鲁迅清醒得很。逝世前一个半月作《死》，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在国外境外的议论中，有一种是：大陆把鲁迅字纸篓里的东西都翻出来，编在《鲁迅全集》里了；大陆的作家惟有鲁迅可以出这样的《全集》；鲁迅还是鲁迅，并不能改变对他的评价。我以为这是对鲁迅最实在的最高的最好的评价。在鲁迅，许广平也同样，他俩的私密性，只是不必顾虑扩大到对于社会的影响，乃至扩大到对于第三个人的影响，可以“毫无保留”地吐露“心声”罢了。比如《两地书？二》所说：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