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底，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成为历史系的教师，我的人事关系也从原来工作的中学正式转到复旦大学。到了1982年3月，我又被录取为复旦大学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同时继续担任导师谭其骧教授的助手。
正式成了大学教师，最大的愿望就是改善住房。我在1978年结婚时，凭着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的证明，加上夫妻双方家庭均属住房困难户的条件，分配到了一间不到11平方米的房间，另有两家合用的一个小厨房和卫生间。随着女儿的出生和成长，随着书籍的增加，这间小屋已经被塞得满满的。更麻烦的是，由于不住在校内，晚上或假日只能在家里工作，但唯一的桌子同时要供一家人吃饭、太太做家务和女儿玩耍，所以摊开的书得一次次收拾让位。谭先生的家住在淮海路，我常常奔波于淮海路、学校和自己家之间，那时上海的交通还很不便，有时路上就得花两个多小时。眼看学校宿舍区一幢幢新房拔地而起，但分配对象主要是已经住在校内的教师。而根据当时的政策，不住学校的教师只能由所住地区的房管部门分房，执行的是一般市民的标准，我们一家三口已经高于困难户的标准。所以对我来说，争取迁入校内宿舍才是改善住房的第一步。
但要迁入学校并不容易，我先写了一个书面报告送到系总支，又请谭先生向学校领导反映，再经学校的分房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才由房管处通知我办理手续：将现在的住房交给学校，在学校宿舍楼分配给我一室半户。所谓一室半户，就是一大一小两间房间。但同样一室半，也有很大差别，最好的是有独用的厨房、厕所的新公寓楼，最差的是两户合用的旧房，一般是按各人的积分次序挑选。我是照顾迁入学校的，不列入正常排队，所以没有挑选的余地，配给我的是第六宿舍楼上的房屋。我只求迁入学校，接到通知就迫不及待去看房。
那是一排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式两层小楼，据说曾是侵华日军小军官的宿舍，楼下是一间房间、一个壁橱和一间厨房，楼上是大小两个房间，在楼梯的拐弯处是一个小厕所。半个世纪前一位日本小军官的住房得由两位中国大学讲师合住，还供不应求。尽管建筑已破旧不堪，但毕竟多了一个房间，合起来约有18平方米，屋后还有一片归楼上住户使用的小院，隔壁一位生物系教师家的土地上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我与太太满心欢喜，简单粉刷一下就准备搬家。
我离开中学才三年多，从原来的学生中请来几位身强力壮的，借了一辆卡车，一个半天就解决问题。当时人的家具都很简单，邻居对我家里搬出来的东西居然满满装了一卡车，还相当惊奇。等傍晚将女儿从幼儿园接到复旦大学第六宿舍，她才发现家已经变了。
搬家后最大的变化是，我有了一间小书房，尽管不满6平方米，朝北的窗使房内永远是冬冷夏热，但毕竟容下了我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还让一道板壁构成了我的小天地，虽然它没有一点隔音作用。更使我感慨的是，一度被批判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愿望居然成了现实。还在高中读书时，我曾经梦想将来能有一间小书房，哪怕很小，让我能关起门来读自己爱读的书。到1964年“面上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暴露“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在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判。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翻出来作为批判的内容，在此后十多年已经不敢再想了。
初期的陶醉以后，新居的特殊性使我逐渐回到现实：蚊子密度高、品种多、生命力强，从仲春到初冬不绝，耐各类蚊香，善突破窗纱。老鼠数世同堂，无处不在，机动灵活，意志坚强。我曾用鼠夹夹住一只硕鼠，也曾用胶粘住两只幼鼠，但丝毫起不到警告作用。生物多样性表现充分，不知名的虫子不仅视厨房为乐土，而且可以沿墙壁爬上楼来。房屋抗震性强，马路上每有车驶过，楼板、墙壁都有剧烈震动，窗户会嘎嘎作声，但不必担心房子会震坏。充分感受经济繁荣，墙外就是自由市场，并且紧靠家禽摊，每晚我开始工作时就能听到摊主往鸡鸭肠胃中强行灌食的声音，鸡鸭的挣扎声和惨叫声一直伴随着我的工作，而午夜或凌晨我要睡觉时公鸡啼鸣不绝于耳，鸡鸭气味自然不可抗拒。好处也不少：我去办公室、图书馆，送女儿上幼儿园，菜场买菜，食堂就餐，都在五分钟之内。每当陪谭先生出差，还能在学校车队搭去接他的汽车，不必挤公交车了。太太在后门的地上种上小葱，还发现遍地有自生自灭的马兰头可供食用。不过权衡利弊，我自然在等待下一次分房，以便能根据自己的积分逐级调整。
1986年底，我在美国当了一年访问学者返回后不久，终于分到了两室户。1992年迁入两室半户。1998年通过学校补助和住房公积金贷款有了现在住的126平方米的高层公寓商品房，在53岁时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愿望，并且真正有了一间合用的书房。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1982年的搬家，毕竟那是我改善住房的开始。我也经常会想，要是我早一点能有一间真正的书房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