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老五并没有想到这个不同寻常的秋日的傍晚对于他来说有多么重要，落日的余晖中他挖土的动作看上去很是漫不经心。街面上不时有村里人走过，与他高声说着趣话。
后来据老五讲，他的手推车上已经装满了土，他是在挖最后一锹土时出的事。
当然是好事，老五从地下挖出了一只瓷碗。
假如这是一只普通的碗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而当老五用手擦去碗上的泥土仔细端详时，他仍然没有意识到他挖到的是一只不多见的瓷碗，它的生产时间在元代，是一件文物。当村主任老乔和他的儿子乔老师嚓嚓地走过来并兴奋地判断这是一件文物时，老五的脸上出现的是与吃惊和欣喜关系密切的一种笑容。他像捧着自己的性命一样小心翼翼地将碗捧回屋子，一时间，他颇有些惊慌失措，不知做些什么心中才会平稳。
这天夜里，老五几乎彻夜未眠。他知道这文物属于国家，他必须将碗献到县文物馆去。但他也知道，国家在接受他献出的文物时不会没有任何表示，一般要发给当事人一至二万元的奖金。也就是说，老五在无意之中小小地发了一笔财。由于兴奋，他失去了原本十分正常的睡眠。
第二天一早，乔主任就上门来与他商量到县里去献文物的事。老五拍着胸喜喜地说，文物属于国家，咱理应献出来。老五的话让乔主任高兴了好一阵，不停地夸老五觉悟高。同时，乔主任也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把挖到和献出文物的人说成是他的儿子乔老师，这对乔老师晋升高级教师的资格大有益处。但政府给多少奖金一分不少地照样归老五。老五考虑到平日里自己在诸多方面得到乔主任的照顾，这样做也算是对乔主任的报答，况且奖金自己并不少拿，于是，他爽爽地点了点头。
就在乔主任去找车要与老五一同去县城的时候，乡里的小轿车“吱”地发出一声脆响停在了老五的面前，乡长从车里钻了出来。乡长常往村子里跑，老五就与乡长很熟悉。乡长是在下乡时听到消息赶来找老五的。老五在让乡长看过瓷碗之后，同样喜喜地说他准备将碗献到县文物馆去。乡长十分高兴，当即表示他明天一早来接老五，坐他的轿车到县里去献文物。这可是咱乡的光荣啊。乡长的话不容怀疑，因为乡长说话历来是算数的。但老五不能不就此提出异议，因为乔主任已经去找车了。
乡长听了老五的话很气愤，他说，这个老乔，咋能这么干呢？你不用听他的，把文物保护好，明天一早我带车来接你。说完乡长头也不回地走了，丢下愣愣的老五在那儿直直地站了好一阵。
乡长说话的确是算数的。第二天一大早，乡长的轿车果然带着一线土尘一直开到老五家大门口。然而此时呈现在乡长面前的却是老五那张比哭还要难看的老脸，他眼中的血丝和倦意明白无误地告诉乡长他昨夜又是彻夜未眠。他举着自己的左手，手背上包裹着的破布中渗出片片血迹。他从衣兜里拿出一把破碎的瓷片递给乡长看，乡长，我不小心打碎了瓷碗，把手也扎了。老五的话弯弯曲曲地走了形，听上去很不顺畅。
乡长走了。乡长走的时候很失望。乡长失望的眼神使老五的心翻过来又翻过去像入了油锅一样难受。
没几天，老五割破的左手背便红肿得像一个馒头，还伴有低烧。乡卫生院一刻也没有耽误，派车把老五送到了县医院。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大夫说老五的血已经不行了。
老五死去时正值初冬的第一场雪降临，当一切都变得银白时，老五的眼前却是夜一般黑暗，他永远地失去了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