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析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意义太大了，是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的杰作。诗写的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月——十一月的事情，其时这个统治主正在“幸华清宫”，同杨贵妃一块儿。杜甫因为他的家寄住在奉先，他从长安动身到奉先去，第二天清晨经过骊山——华清宫所在地，受了非常大的刺激，真是悲愤填胸，大约就在到家后写了这一首《咏怀》。安禄山的乱本来就在这个十一月里发生了。这是一个大变乱，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对人民说也是一个大灾难。杜甫的这五百个字，反映了这个时代。
从前有人说：“文之至者，但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至，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这话对这首诗是能有所认识的。杜甫写这首诗时的思想感情真是太急迫了，要说的话太多了。向来以这首诗与《北征》相提并论，比起《北征》来，《自京赴奉先咏怀》字数要少些，然而意思确是显得更多更多，思想感情确是显得更重更重。就诗的语言说，这首诗还有一般旧日作诗的缺陷，就是表现一件事情不是用确切的活的词汇，而是用典故来代，从故纸堆中找僻生的字来用，如“蚩尤塞寒空”以“蚩尤”代旌旗，“乐动殷胶葛”——又作“殷嶱嵑”或什么，反正都是失掉作用的词汇。这个现象《北征》里便没有。《北征》里象“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的句子，不能算是用了死字眼，是描写得很生动的，因为“天吴”“紫凤”同是具体事物的名字。不过《赴奉先咏怀》里的典故和僻字，就是说当时已经失去作用的词汇，还是极少数的，而且杜甫用来也同无病呻吟的人作诗惯用死典故死字眼不同，惯用死典故死字眼是掩饰自己没有意义，是堆砌，什么也没有表现，杜甫则是要表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又确实不好表现。不好表现约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旧日诗的体裁的关系，表现上受了限制；一种原因是这件事情的性质，好比“蚩尤塞寒空”是描写唐朝皇帝同了妃子住在山上取乐，要许多卫兵守护着，远望山上尽是旗子，杜甫当然不能当作好看的风景来写，表现起来便有些困难。“乐动殷胶葛”也是一样，写时是厌恶它，但怎么写这个音乐的声音呢？确有困难。杜甫只是告诉我们有这些事情罢了，我们读着知道这些事情罢了。我们现在读古人的诗，在语言方面不要给典故和僻字吓唬住了，或者受了它的迷惑，以为它令我们不懂便是它的奥妙。其实真正的好的语言决不是叫人不懂的，而是叫人格外懂的。好比这几句：“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借汉朝皇帝内戚来指唐代姓杨的，并把杨妃都描写出来了，是以极少的语言写不少的事情，正是旧日诗的长处。在这里用的典故——“卫霍”，同比喻一样，同例证一样，是修辞所容许的，是应该用的。旧日诗的表现作用，有时有所短，而更多的场合是有其所长。到了“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则充分发挥了诗的长处，煖客四句连忙接到“朱门酒肉臭”，又连忙接到“路有冻死骨”，意思明白不用说，而力量大极了，把作者的思想感情一下子传给了读者，在散文里便没有法子来得这么快，这是韵文胜过散文的地方。而这里并没有典故，并没有僻字。联到自己家庭在奉先时，这样写：“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都是老杜惊人的语言，把苦难的日子写得非常有形象，仿佛天下的人各自有其老幼男女，各自在风雪之中，一家人聚在一块儿也无非是挤冻挨饿而已。所以接着便是：“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好的语言好的诗是用不着典故和僻字的。典故和僻字在旧日诗里有时确是不能不依赖它，好象在某种情况之下走路不能不拄棍子，我们千万不要为它所迷惑，我们要把它当作普通话一样用语法同词汇来衡量，那么它的好丑便难逃我们的眼睛。我们在这里应该首先交代这一层。
杜甫以五百字告诉天下大乱了，由阶级矛盾引起了七八年的“胡骑长驱”，两京沦陷，生民涂炭。而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以前写的诗里诗人已暴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荒淫、腐败、自私、不顾人民的事实，同时替人民作了记录，支持封建唐朝唯一的两件事——租和兵，人民是怎样担当起来。这有有名的《兵车行》和《丽人行》。此外有一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篇幅虽较短，而是同屈原《离骚》同性质的作品，也是杜甫的咏怀，也讽斥了唐明皇同杨贵妃，也骂了跟着皇帝的官，“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我们可以把这些诗同《自京赴奉先咏怀》联系起来看。
杜甫个人在天宝十四年（这年他四十四岁）本来开始有了一个官职，初授河西尉，他没有做，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他做了，连忙又要不干的样子。关于此事他有两首诗，我们有一谈之必要。一首是《官定后戏赠》，自己赠给自己；一首是《去矣行》。《官定后戏赠》云：“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这说明杜甫同陶渊明一样不肯“折腰”，但时代不同了，陶渊明的时代，一个贵族在乡下住着，虽然穷一些，人家还要尊重他的门第，我们在陶诗里可以看出陶渊明穷而受到尊重的情形；唐朝是科举时代，地主阶级是一步步向上爬的，你没有“衣锦”而“还乡”是没有人瞧得起的，所以杜甫曾诉苦：“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陶渊明是不至于这个样子的。杜甫不肯“折腰”做河西尉，大可以赋“归去来兮”了，然而“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这就是说陶渊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实际上杜甫的家这时已无法安置在奉先（详情我们虽然不知道），便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的境况。他个人在长安“率府且逍遥”。说是“逍遥”而又觉得可耻，我们看他的《去矣行》：“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野人旷荡无腼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他说“餐玉法”是说气话，明天就要走罢了。所以他写了《去矣行》之后接着就是《自京赴奉先咏怀》，这两首诗合起来便等于杜甫写了他自己的“归去来兮辞”，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杜甫是很佩服陶渊明的，两位诗人的思想感情常有矛盾也相同，而杜甫又曾批评陶渊明：“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遣兴五首》之三）那么在杜甫看来什么叫做“道”呢？我们应该重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杜甫的“道”的意义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诗的“人民性”，就是现实主义的精神。时代变化了，生活复杂了，杜甫的诗所表现的现实主义乃超过他以前的任何诗人。而在杜甫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所产生的任何诗人——或者因为染了佛教道教的臭味，或者因为“官”气重些不及杜甫的生活同人民接近，也都没有杜甫的爱国爱人民的深厚感情、伟大诗篇。
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明白的，《自京赴奉先咏怀》暴露而且控诉了统治者，国家的栋梁应该没有别的人而是交租税服兵役的劳苦大众，作者自己也属于剥削阶级。作者所没有认识清楚的是“皇帝”——诗里非常天真地叫作“圣人”，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无非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魔术名词，支配了任何人的思想意识，作者认为颠扑不破罢了。若检查一下具体生活当中的人，连诗人杜甫也可耻，因为同劳动人民比起来“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我们看这几句诗：“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这算是杜甫的哲学，是“至理”，根据他的诗里所控诉的一件一件的事实，这所谓“至理”，完全站不住脚，徒徒表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事实的歪曲。事实是：“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为什么在你的哲学里忽然又把这寒女家鞭挞出来的东西认为是“圣人筐篚恩”呢？然而诗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他要求“至理”，他宝贵“此物”，他“实欲邦国活”，所以他的诗反映了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是剥削与被剥削两个阶级对立。从本篇看来，当时农民“失业”“远戍”，从《兵车行》看来，远戍而家里还是逃不了“县官急索租”。在杜甫其余的诗里写租税写兵役两件事的太多太多，明明指出男子服兵役死了而女子还是要在家纳税的有：“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遣遇》）我们再举个例子看剥削者方面，杜甫自己在夔州的时候雇了人种了稻田植了果林，当然足以代表地主阶级，而他在夜里写诗，一首说“暂忆江东鲙，兼怀雪下船”，一首写其闻见：“甲兵年数久，赋敛夜深归。”（《夜二首》）诗人只是有良心听见农民半夜里纳赋回来把事情记在自己的诗里，过的却明明是有特权的生活。所以邦国之得以苟活，完全靠劳苦大众支持，这是封建中国的实质。杜甫说他“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他并不是在这篇《咏怀》里写两句诗就算了，他平日真是“思”，真是“念”，他的《前出塞》《后出塞》都是在“思”在“念”之下给我们留下了国家真正的主人平凡而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他在《夏夜叹》里还这样地思念着：“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这是想起荷戈之士天热没有法子洗澡。我们真要学习杜甫，看杜甫是如何地爱劳动人民，爱兵！除了“失业徒”“远戍卒”而外，我们把《自京赴奉先咏怀》里面的名字再检查一下，什么“尧、舜”，什么“巢、由”，什么“当今廊庙具”，什么“多士”，什么“仁者”，都是好名词，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哲学，而历史证明这是地主阶级自欺欺人。倒是“圣人”同了“神仙”在“路有冻死骨”的日子在音乐当中在山上温泉里“浴”或者“赐浴”，有其人，有其事。然而我们如果说诗人如果当道（他当然不会当道）将如何能济于事，“窃比稷与契”，那又是上了哲学的当。我们只要读一读杜甫向“圣人”献的《三大礼赋》，便知道那与国计民生是一点也不相干的。我们再读一读他后来写的《洗兵马》，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歌颂诗，除了最后几句劝农的话写出国家的实际责任归根结蒂落在打完仗平了寇（其实寇还没有平）回来的农民头上而外，没有一句话配得上叫做政治的内容，什么“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什么“鹤驾通霄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简直不象杜甫的诗了。原因非常简单，历史上中国的封建统治，几个最初建国的皇帝，因为从民间起来，受了阶级斗争的教训，现在知道要缓和斗争，稍稍满足农民的要求，尚谈得上一些政治措施，至于他们的子孙，自然便一个个地坏下去，暴露剥削阶级的本质，——这是不可能有例外的。这个政权之下的诗人，说什么“窃比稷与契”，同“生逢尧舜君”一样是腐儒的话。
我们对《自京赴奉先咏怀》起首一段的话还应该作必要的分析。诗人杜甫同时确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极其素朴的哲学家。他生于宋代理学家之前，所以他是儒家而不谈玄学，他只说他“窃比稷与契”。他呼吸了魏晋老庄哲学派的空气，所以他明明受了孔孟——尤其是孟轲的影响很深，而他又毫无拘束地说着“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话，表现在《自京赴奉先咏怀》里便有这样的庄周“齐物”的思想：“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可惜他常常有求人的事情，因为这些可耻的事也写了一些“干谒”的诗，所以接着他说“独耻事干谒”，并不是说自己没有干谒，倒是说“耻”。他批评陶渊明“未必能达道”，而他“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的感情又确是很重的，在他后来的诗里表示过不只一次。临死之年写的《登舟将适汉阳》一诗里还说着“鹿门自此往，永息汉阴机。”但从杜甫前前后后的诗里证明他决无意于做“萧洒送日月”的名士一派，这一派人当中最豪放、最富有感情的象后来诗人辛弃疾也还是“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说得好听“管竹管山管水”，其实是地主。杜甫当然过了这种地主生活，他在夔州的生活便是很明显的，然而他总是说老实话的时候多，他对被剥削者说“日惊未餐，貌赤愧相对！”（《信行远修水筒》）所以“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应该翻转来说是他笑别人，别人不配笑他。杜甫一生的生活，一生写的诗，告诉我们他的思想是真实的，他没有说一句门面话，这是杜甫最不可磨灭的地方。其所以能如此，最主要之点还在于他的生活接近人民，他真懂得人民的痛苦。“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四句，便是杜甫的写照。我们真应该爱他，爱他这四句话，在这里不能有一点夸大，而是不夸大的最伟大诗人呵！“此志常觊豁”，所谓“志”便是“诗言志”的志，他的诗，便是“穷年忧黎元”的诗。统观杜集，用他自己的话，“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那是关于表现方法，用他自己的话又正是“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这是写诗的精神。陶渊明自白其“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杜甫的“豁”字便等于陶渊明的“乐”字。杜甫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诗人。
我们还应该简单然而扼要地把唐代以前几个伟大的诗人——就他们的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这一个主要问题，拿来同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作一个比较。一句话，杜甫以前的诗人的诗里所反映的矛盾不超过诗人本阶级内部的矛盾，杜甫的诗，如我们上面所分析，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两个阶级的对立。我们先看屈原，屈原感情热烈，想象丰富，语言风格更特别有创造性，若问他当时为什么写《离骚》，应该就是这几句话的回答：“时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当时的“贤”当然是立于人民利益方面的，然而“溷浊”是统治阶级的溷浊，“贤”同“浊”是一个阶级里面的事。曹植更不用说，他的“拔剑捎罗网”的思想感情，主要是因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来的。阮籍同陶渊明很有相象的地方，陶渊明耕田不用说，阮籍也很想“耕”，所以他的《咏怀》说：“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不过阮籍当时所处的阶级内部矛盾非常利害，他很容易有性命的危险，他只能靠“醉”来解决。他的诗所表现的感情极强，语言美丽：“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这就是表示他妥协，他不怕“曲”，因为龙也是曲。这当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情。陶渊明耕田也只是解决他个人思想矛盾（也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手段，在陶诗《饮酒》篇里有一首写一个农民劝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汩〕其泥”，很明白，劳动人民知道隐士的身分了。我们再看鲍照的这一首《拟古》：“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前面一十二句不很象杜甫的先声吗？然而“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是鲍诗的主题思想，与杜诗有着质的差异。杜甫的划时代的《自京赴奉先咏怀》，可以当作还没有阶级觉悟的老实人的一篇反省，里面反映了两个阶级，控诉以皇帝为首的本阶级即地主阶级，同情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
最后我们附谈一件有趣的事，要象我们现代的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必须爱憎分明，把统治者与人民的界线划得清清楚楚，屈原、阮籍、陶潜等都是古人，而且是贵族，当然不能够。独有杜甫，他的恨眉有时横起来了，同时就因为哀我黎民。我们抄他这首《朱凤行》：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劳劳。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
这最后两句，“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不很象现代鲁迅的口声吗？杜甫是伟大的，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把人民和统治者分开，爱憎分明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