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了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我们本着这个伟大的、正确的观点读中国过去的作家的作品，可以发现极少数的作家能对他们所熟识的本阶级有着控诉，尤其难得的他们当中最有良心的人在不自觉的状态之中认识劳动人民对国家的功勋。我们首先引鲁迅在一九二六年说的话：“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写在〈坟〉的后面》）这是鲁迅对中国过去历史的亲切的认识。他所谓“愚人”是指中国的农民，因为过去农民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所谓“聪明人”便指了地主阶级士大夫，鲁迅特别指出他们决不能做什么好事，——谈得上“支持世界”吗？杜甫也是从自己生活当中积累了无数经验的，“聪明人”没有良心，良心与正义只在“愚人”即劳苦大众方面。我们看他在《听杨氏歌》一首诗里极其沉痛地说出了这一句话：“勿云听者疲，愚智心尽死！”这一句话（包括两句五言诗），向来不为人所懂得，意思其实明白得很，就是说，不要以为劳动人民同朝廷做官的人一样心都死了。因为他为群众所感动，许多人在一块儿听一个女子唱歌，其中“壮士泪如水”，他乃发此深省。杜甫的诗的主要价值，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就在于歌颂正义的有良心的“愚”即农民，他们是国家的支持者；控诉“智”——有特权的士大夫阶级，作者自己也在内，因为“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我们现在首先来分析《前出塞》、《后出塞》，看杜甫怎样把劳动人民写了两个典型。
过去读杜诗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接触到了一些（因为问题太显著了），但必待今日我们用新的文艺理论的观点才能把问题提高到科学水平，把它肯定下来，从而认识杜甫《前出塞》、《后出塞》的真实的价值。
过去读杜诗的人说这两篇诗，“诸章皆代为从军者之言”。又说，这两篇诗，九首或五首，“只如一首，章法相衔而下”。这是文章作法一类的话，把问题庸俗化了，如何能接触到本质。若用文艺科学的话，杜甫《前出塞》、《后出塞》的主题思想是写兵，便是我们今日遵照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文艺要写工农兵的写兵。杜甫是把他的时代里农民出身的兵写了两个典型。《前出塞》写的是一个士兵，《后出塞》写的是一个将校。
过去读杜诗的人对《前出塞》说：“是公借以自抒所蕴。读其诗，而思亲之孝，敌忾之勇，恤士之仁，制胜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讳穷，豪杰圣贤兼而有之，诗人乎哉？”把杜甫的价值抬得这么高，“豪杰圣贤兼而有之”，“诗人”的称号不足以代表他。因为诗里表现了“豪杰圣贤”的品质，所以便说是杜甫“借以自抒所蕴”。我们今日知道，杜甫才真正是诗人，所以他能在他的诗里写了“豪杰圣贤兼而有之”的品质的一个兵，一个劳动人民。我们今日是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能认识文艺要写工农兵的意义，而且知道要写工农兵非得作家自己首先经过思想改造不可，我们当然不能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求之于古代说诗的人，但我们确实可以从古代说诗的人的话进而学习诗人杜甫。
对《后出塞》说：“将校有此一人，而不知其姓名，可恨也。”要求知道这个将校的姓名，当然是很好的感情，但这也表明古代说诗的人不知道写典型的意义。而杜甫是更古的古代作家，我们真应该佩服他。
《前出塞》写一个士兵，《后出塞》写一个将校，都是从初应征募的时候写起，写到最后一章《前出塞》是“从军十年余”，《后出塞》是“跃马二十年”，这本来是非常明白的，两篇诗，一篇九首，一篇五首，各写着一个人的传记，都有那么长的时间的经历。《木兰辞》写木兰在军中有十年，所谓“壮士十年归”，其辞当然是木兰归家以后的追叙。同样，杜甫的两篇《出塞》，也必以最后一章叙述的时间为准，——在《后出塞》里作者明明给我们交代清楚了，是主人公在军中回来以后的追叙。《前出塞》是出兵吐番，关中老百姓在这次被征去的，在诗的开首就指明了目的地，“悠悠赴交河”，这个人后来在军中十年余。《后出塞》是东都人“召募赴蓟门”去的，这个人后来在河北作了军官，安禄山长驱河洛他乃间道逃归。两篇诗既然把两个人的军中生活都作了总结，那么我们应该注意的不是这两篇诗写的什么军役，像朱鹤龄所说“天宝末，哥舒翰贪功于吐番，安禄山搆祸于契丹，于是征调半天下，《前出塞》为哥舒发，《后出塞》为禄山发”，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向来说诗的人因为把注意点弄错了，于是对于杜甫写这两篇诗的年代所说的话也不得要领，把杜甫写《前出塞》放在哥舒翰征吐番的时候，《后出塞》则因为诗中明明写了安禄山长驱河洛的事，只好说“当是天宝十四载冬作”。据我们判断，《前出塞》、《后出塞》是杜甫同时写的，因为杜甫这两篇诗主要是写两个人物，表现这两个人物的思想感情，同时，他们的生活、环境、时代，自然也都反映出来了。两个人物，一个出塞在前，一个出塞在后，所以诗便叫做“前出塞”与“后出塞”。作者的企图分明不在写前后两次出塞。从任何方面来看，没有理由否认两篇诗是同时写的合理性。或者有人说，杜诗的题目当中标前后字样的还有夔州写的《前苦寒行》、《后苦寒行》，明明是先写一首，单名“苦寒行”，及后再作一首，故加前后字以分之。这话当然不错，但这是因为夔州苦寒是偶然的事件，而那年偏有两次的苦寒，题前题后便表示两次苦寒的偶然性，而且前后的时间明明是很近的，我们正可以说《前苦寒行》、《后苦寒行》是同时写的。如果是今年的苦寒和明年的苦寒，杜甫便不说“前苦寒”“后苦寒”了。总之这是偶然写的诗，诗题正表示偶然性的事。《前出塞》、《后出塞》是杜甫有计划地创造，是大力创造，必成于一时，正同三“吏”、三“别”是有计划地创造，是大力创造，也必成于一时。
那么《前出塞》、《后出塞》究竟应该断定是杜甫在什么时候写的呢？《后出塞》是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之后写的丝毫没有疑问，因为诗里写了安禄山“长驱河洛昏”，而写《自京赴奉先咏怀》时安禄山之乱还没有发生，或者发生了杜甫并不知道。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以后，直到杜甫由京到华州，经历了许多事故，写了许多诗，从这些诗的性质看，都是切合其环境的，从那些环境看都不会产生《前出塞》、《后出塞》。说《后出塞》是杜甫由华州暂回东都时候所写，应该最为合理，这篇诗第五首说：“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这明明是主人公回来了，杜甫在自京赴奉先以后是没有机会遇见此种人的，杜甫也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此种人只可能是他由华州回东都时遇见的。他后来曾有诗说这回回来的情况，“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相识少，确是有相识，《后出塞》应该就是拿战场上回来的一个人写了典型。不过我们断定《前出塞》是杜甫在秦州写的，那么《后出塞》也必定是在秦州所写，——这也丝毫没有不合理的地方，诗人把他的写作的时间延迟了一年。《前出塞》为什么是在秦州写的？留待下面分析《前出塞》诗时再说。就诗的表现方法说，《前出塞》、《后出塞》还近乎三“别”，异乎三“吏”，因为在三“吏”里作者把自己也加进去了，做了“客行新安道”的客，这个客又“暮投石壕村”，——在《兵车行》里也是如此，作者同“行人”对话。三“别”同前后“出塞”里面没有作者，就人物个性说，《前出塞》、《后出塞》比起三“别”来，更有着积极的典型意义。今天我们推重三“吏”、三“别”的人民性是当然的事，我们似乎忽视了《前出塞》、《后出塞》，我们倒应该把《前出塞》、《后出塞》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写兵写典型人物的伟大创造的事实指出来。从前说诗的人曾说这两篇诗“有古乐府之声而理胜”，是有见地的话。所谓“理胜”，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前出塞》、《后出塞》的思想性强。而“有古乐府之声”，又表示两篇诗的艺术性高。
“前出塞”九首
一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这是写一个乡下老百姓，年青人，开始离家当兵去的思想感情。杜甫只是用了八句话，四十个字，表现的事情真不少，令人不能不承认韵文是真有长处。韵文并不只是一个表面的形式问题，我们不能因你用整齐的句法，有了韵脚，就认为你写的是诗，诗要在比散文更经济的条件下收到更多的效果，有散文所不能有的力量。（不要误会以为散文不及诗，散文又有散文的长处，那是另外一件事。）好比这首诗第一第二两句写一个人要离乡别里到很远很远的交河地方去，字数比用散文写是要少好些，所表现的东西不是多得不可计算吗？作者不把他的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当前的境况，一下子都交给读者了吗？“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读者读着不但知道了这个远行之事，简直同这个远行之人心心相印，因为诗的语言的关系。接着两句又完全写出这个老百姓的思想斗争过程，他曾经想逃，但不可能，怕惹祸。据历史记载，当时农民逃亡的事情是很有的。在杜甫其他诗里也表现了农民逃役的思想。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说：“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可见是有“举家走”的。又如《甘林》中说：“主人长跪问：‘戎马何时稀？’我衰易悲伤，屈指数贼围，劝其死王命，慎莫远奋飞！”可见是有“远奋飞”的。在这里杜甫劝“死王命”，是指抵御吐番的侵略，对正义的战争说的。在《前出塞》里所写的征役，从老百姓看来是“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所以杜甫对“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的思想是同情的。接着“弃绝父母恩”一句把青年农民表现得极其真实，他只知道父母的恩，并不知道此去作战的意义，而且他明明知道政府不是他的政府，对他是压迫的，是剥削的，所见，所闻，所身受，无不如此。所以接着就是“吞声行负戈”，把人物内心与行动完全写尽了，没有法子负起戈来就走，离家了。唐代制度，农民应征当兵去是要自己装备的，在《兵车行》里也是“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
所以杜甫从一开始便是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写他的时代里农民服兵役的典型。我们似乎不可能比他的诗有更经济的表现手法，比他的诗有更真实的感染力量。不过，如果《前出塞》只有这一首，虽然一样的应该欣赏它，却不必引起我们这么大的注意。现在则这一首诗明明是故事的开端，故事是接连发展下去，正同我们今天表现工农兵的长篇故事一样，在我们的诗史里应该以有《前出塞》、《后出塞》而自豪！我们看杜甫把他的故事怎样发展下去。
二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
在这个行伍里的人，当然都是农民，都是受压迫的。彼此都是一样的心事，而彼此不通心事。离开家庭，彼此陌生。说着“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是自己出门怕欺的原故，是农民的朴素感情，别人自己也怕欺哩，未必欺你。到了混熟了，彼此就都不陌生，觉得日子好过些。这时也并没有忘记家，但可以忘记罢了，记起来时便说着：“骨肉恩岂断？”连忙又说着：“男儿死无时！”这句话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甚深刻，不完全是愤慨的话，但也有愤慨。这个青年人已经手中拿着武器，就容易激发志气，要以身报国，所以“男儿死无时”本来是为国牺牲的感情。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因为自己不是生活的主人，青年农民确是总有愤慨，仿佛自己是随时给人送死似的！杜甫因为接近农民，懂得农民，同情农民，才能写得这么深刻。接着写这个青年人怎样试着显身手，极其天真可爱。
三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
这是描写走陇山。关于这个山，有有名的《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杜甫自己是走过这个山的，《秦州杂诗》第一首说的“迟回度陇怯”便指他走这个山。他一定是把他走上陇山的经验结合到这首《出塞》的诗里来写，所以才给我们千载下的读者留下这么可感动的情景，不是凭空从典故里想出“呜咽”水、“肠断”声来的，典故只是帮助他写实生活。我们说杜甫的两篇《出塞》是到秦州后写的，从这首度陇的描写也可以得着根据。我们在第一首里知道主人公去故里赴交河，但“故里”在什么地方，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现在从度陇的描写里可以知道，这个兵是关中（就是“秦川”）老百姓，所以他说着“欲轻‘肠断’声”的话。这是诗人善于用典故，从古以来登上这个山头，都是“遥望秦川，肝肠断绝”，今日秦川从军的人安得不然。这个秦川人更在这个水里磨刀，多么悲壮的图画！在这个高山之上说着“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把第二首里“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的感情明朗化了，而且提高了一步，因为与伟大的祖国的山川相对，最容易动人爱国之思，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便有“丈夫誓许国”的怀抱，别的愤慨就丢开。杜甫不是真正懂得中国农民，他不会这样写的，——在这里他是写一个青年农民。接着“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又真正是写“人”，天真的青年劳动人民，以为他还是可以立功名的，他要求不朽。他不知道他的愤惋倒实在是有根据的。后来的事实又使他愤惋了，便是第五首最末两句：“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
四
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
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
杜甫不是对于当时远戍的兵士有真正的认识，有实生活的体验，不会写这样的诗的。我们简直可以说杜甫同他们交了朋友，他们把他们的生活都告诉了他，他才能替他们作这样的传记。我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看《秦州杂诗》第六首写“往来戍”的兵士，确乎是杜甫亲见其人，不能不是他同他们有往来的。杜甫本来一向同他所爱的这些人有来往，从写《兵车行》的时候就是如此，他在路上访问他们。三“吏”、三“别”也都是走在路上到处访问写了许多典型。《出塞》诗写的是高度的典型人物，必有他所认识的人的生活作素材。像这一首，丝毫容不得空想，——杜甫几时空想过呢？在“丈夫誓许国”以后，又来一个极其沉痛的控诉，诗人替人民把心事说尽了。“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在家种田的也是苦，在外当兵的也是苦，因为同是受压迫。要求同过一种苦的生活而不可能。
在杜甫以前的中国诗里，没有像杜甫这样写远戍之人在路上的生活的。（在杜甫以后的文学作品里也没有，只有《水浒》对公人送犯人在路上有详细描写。）
五
迢迢万里余，领我赴三军。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
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
前面写了四首诗，共三十二个句子，而是写了这个兵士走了万里路的生活。如果写小说，可以写得很长，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能有这个奇迹，发展到杜甫的时代中国文学的主要体裁还是诗。是的，诗，创造了杜甫的《前出塞》，就是一个奇迹，三十二个句子写一万里路初入伍的行军生活，多么丰富的内容！多么伟大的场面！表现了多么真实的个性！到这第五首，开始过戍卒生活了，初次看见胡骑了，而一下子也控诉了军中待遇不平等。这样的诗才是真正的历史。这样的诗才反映了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个年青的兵士，一个劳动人民，本来要求不朽，立功名，给自己留一个画像，现在知道自己是在军中做奴隶而已。“我始为奴仆”，这一句诗，除了杜甫，谁都不能替人民写的。这一个青年士兵是多么的失望。他在家乡种田本来看惯了，也过了奴隶生活的，想不到在军中也是为奴隶，所以说“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这表现人民是多么地有当家作主的思想，只要是遇着正义的民族战争的场合。伟大的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是诗人杜甫！另外还有一层意思，这个青年人，在家里，生活虽然苦辛，而是有“父母恩”的，所以不觉得自己是奴仆，现在则受着冷酷的奴仆一般的待遇了，“我始为奴仆！可笑，谈得上什么树功勋！”这么美丽的高贵的厚重的思想感情，当然不能为封建社会士大夫阶级所能理解，我们看一看仇兆鳌的注解对这两句诗所引用的典故，什么“卫青奋于奴仆”，什么“封常清始为高仙芝傔，……此亦起于奴仆者”，该是多么肮脏的话！奴隶的话！侮辱了诗，侮辱了劳动人民。
六
鲁迅在晚年曾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谈到长篇小说的形式问题，曾这样说：“可以打破过去的成例的，即可以一边叙述一边议论，自由说话。”这是一个宝贵的意见。其实在古代像杜甫的《前出塞》九首，就是“一边叙述一边议论，自由说话”的形式。杜甫所以能达到这种自由表现的地步，原因是他懂得他所处的时代里的人民，他能把他所爱的，所了解的“人”全面写出来。他了解得深，了解得广，他乃表现得自由。中国的劳动人民是有他的政治理想的，就是“爱国善邻”四个字。中国一个“武”字就是“止戈”两个字。就是要制止战争。《前出塞》第六首把中国人民保卫祖国抵御侵略的意志表现得多么素朴多么坚强呵！“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中国劳动人民的思想从来就是如此。就阶级压迫说，《前出塞》的这一个兵，是有愤惋的，但在祖国的边疆之前，他要宣布他的政治理想。诗人杜甫的政治理想，同劳动人民是一致的。所以诗写到这里，可以说是同声歌唱起来了，像是作者的议论，也像是作品里的主人公的议论。大凡缺乏思想的作品，叫读者读着就非常显得拘束，零碎，没有法子统一似的，因为它本来不是一个整体，谈不上什么叫做联系，什么叫做全面。愈是整体性的东西，在它分散的时候愈见其自由自在，息息相关。《前出塞》第六首，还有第七第八首，这三首所写的，好像不是主人公的实生活，其实是人物的真性格。第六首写中国劳动人民的理想，已如上述。第七首写戍守，“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是卫国爱家之思。在祖国的边疆上，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最容易记得历史，想到月亮便说“汉月”。出塞而没有打胜仗是不行的，所以第八首就写打胜仗，这里最好也是用典故，这样，叙事也就等于抒情，故用了汉朝与匈奴的典故，“单于寇我垒”，“虏其名王归”。而接着“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把劳动人民的无名英雄思想写得真实活泼极了。初来时“功名图麒麟”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真正到战场上，劳动人民是没有个人的。
七
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
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这是《前出塞》第九首。这一首又回到实生活。这一首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前出塞》九首诗的核心力量。杜甫是因为这个核心力量乃充分发展开去极力写这一个典型人物的。这必然有真人真事。是这个真人真事打动了杜甫。可惜从前的人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级当然也不可能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是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乃能懂得劳动人民的性格，能印证文艺科学的法则，把古代的现实主义的作家的伟大价值从埋没中给发掘出来。在人民时代什么有真实性的东西都不会终久被埋没的。其实杜甫的诗本来写得非常明白，我们只看“中原有斗争”这一句，这明明是指安史之乱还没有了结，中原还在打仗，这同唐肃宗至德二载诗人在凤翔写的《送韦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一诗里“中原正格斗”一句指的是一件事，只是形势到两年后在秦州写《前出塞》时要缓和一些，这时不是“中原正格斗”，是“中原有斗争”。这样明白的叙述时事，从来解诗的人却说得一塌糊涂，正因为他们的思想糊涂。我们从“从军十年余”，“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这三句诗，毫无疑问可以断定《前出塞》是杜甫在秦州写的，故事是主人公“从军十年余”的今日说的话，从当初离家别里的时候说起，一直叙述到现在。现在主人公是在祖国的西边疆，就是在秦州一带抵御吐番，就是在“戎”。戎者西戎，《秦州杂诗》第十八首“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所指的便是。本来是在“戎”，何以加“况在狄”三个字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解释，根据都在《秦州杂诗》里。一、是当时事实如此，就是《秦州杂诗》第六首所说的“往来戍”，本在防西戎，又调去防河北之胡（因为是北胡故曰狄，狄者北狄），“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二、是伟大的思想感情的表现，我们也可以从秦州诗里得到说明。《秦州杂诗》第十一首，第一句“萧萧古塞冷”，第五第六两句写得真可爱：“蓟门谁自北？汉将独征西！”征西是唐朝中国对吐番边境有防御，因汉朝设有“征西将军”的史实，故借用“汉将”“征西”字面，非常有气概。而同时想到蓟北，就记起“出自蓟北门”一句古诗，时蓟北尚为史思明所占据，未能收复，那么“蓟门谁自北”呢？中国人谁在那里走路呢？诗人自己是多么爱国呵！所以他在《前出塞》里才能体会守卫边疆兵士的感情，此时（唐肃宗乾元二年）洛阳又为寇所侵占，河北一时谈不上恢复，自己则在抵御西戎之中，写出来就是这两句诗：“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这表示这一个兵身在西戎而亦不忘记北狄未灭，中原之事更不用说了。杜甫的诗明明是如此写，所以接着就是“丈夫四方志”。杜甫一定是在秦州同戍卒有了认识的人，对其生活，对其家乡，对其思想感情，都有了了解，受了感动，还一定受了教育，才用了很大的气力，写了这个典型。若我们不觉得《前出塞》费了什么大气力，那是杜甫两篇《出塞》诗的表现手法太纯熟了。
身在边疆，心里只有国家，不计较个人的事情，这便是这个兵士给杜甫的教育。杜甫把这个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集中地写在这第九首诗里。当了十几年兵能无分寸功？这话说得多么朴素。这一颗不愿“苟得”的心，才真是劳动人民的心，把一切剥削阶级的人显得不算人，对之都要羞死，而可爱的人反而说自己羞，羞与人“雷同”，杜甫多么会写伟大的心呵！在这种羞苟得的思想之下，正是念念不忘于国家多难，才能不怕贫苦，当得起“固穷”二字。杜甫这个人真可爱，他把孔夫子勉励自己的道德标准（孔子在陈绝粮时说“君子固穷！”）拿来写兵士，而且他表现得劳动人民是安而行之。
我们就根据这一首诗，断定《前出塞》是杜甫在秦州写的。《前出塞》既然是秦州写的，《后出塞》不成问题也是在秦州同时写的。杜甫特意写两个典型。古人之中也有黄鹤说《出塞》诗“当是乾元二年至秦州思天宝间事而为之”，他虽然没有说出他的理由来，可见总是有理由的，也可以帮助我们说话。
“后出塞”五首
我们已经说过，专就《后出塞》的诗说，这五首诗很可能是杜甫由华州回洛阳的时候写的。没有理由可以反驳这个论断。我们现在既已肯定《前出塞》是杜甫在秦州所作，那么《后出塞》当然也是在秦州所作，即是比由华州回洛阳的时间晚了一年。总之主要的是这一点：《后出塞》的主人公是作者由华州回洛阳时遇见的人物。因为这个人物，诗人给我们写了一个典型。
从诗的题目看，《后出塞》的主人公应征的时间当然比《前出塞》的主人公应征的时间在后，所以才叫做《后出塞》。然而在诗里《前出塞》的主人公“从军十年余”，《后出塞》的主人公“跃马二十年”，后者的时间还要多些，是怎样一回事呢？是的，《前出塞》是一个士兵的传记，诗从他从军的时候写起，到写诗时“从军十年余”。《后出塞》是比较有职位的将校，所以在他逃归的时候说“身贵不足论”。在他初去蓟门的时候也说“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邱”，可见就在这时他已不是一个普通兵，已在战场上立过功的。那么他所说“跃马二十年”，不是从“召募赴蓟门”的时候算起，杜甫认为他的诗写得很明白，可以没有疑问了。确是没有疑问。
《后出塞》的主人公，在诗里并没有明白叙述他的家庭情况，我们一样可以知道他是农民。在唐代，士大夫地主家庭确乎是“名不隶征伐”，他们只是过考、做官。杜甫认为这也是无须交代的。而且主人公后来逃归了，说着“故里但空村”，说着“穷老无儿孙”，那么同《垂老别》里的老头儿，同《无家别》里的乡里，完全是一样的。我们连带地还应该谈一件事，从《新安吏》、《垂老别》、《无家别》这些诗看来，当时农村里简直没有人丁，农民在军中，在阵亡，在逃亡，而且也决不像因为邺城吃了败仗就一下子弄成这个凄凉样子的。邺城之败在乾元二年春天，就在这个春天前的冬天，甚至就在同一春天，杜甫叙述了一些地主家庭，这些家庭同是在洛阳与潼关一带，如《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诗里，有“刘侯欢我携客来，置酒张灯促华馔。且将款曲终今夕，休语艰难尚酣战。照室红炉促曙光，萦窗素月垂文练”的描写，这同《无家别》里“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对比起来，虽然同在“艰难尚酣战”之中，何曾像一个空间一个时间里的事情！杜诗所反映的却都是现实。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之中，地主阶级照样地享受，过剥削生活。战场上的民族英雄是劳动人民。又如向来为人所传诵的《赠卫八处士》诗，毫无疑问是在三“吏”、三“别”同一春天写的，“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男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这不很像安史之乱里的“世外桃源”吗？这却是唐代社会现实的反映。在这个地主家庭里的小孩子可不少，他们完全不参加战争，都在家里讲礼！而《新安吏》里所说的“县小更无丁”，“次选中男行”，“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明明是农民的儿子都选去了。我们连带地说了这些话，是要说明《后出塞》里的主人公也是农民。
《后出塞》主人公的性格，同《前出塞》主人公的性格不同，《前出塞》主人公的性格表示人民对国事还没有失望，人民还在要求自己努力，《后出塞》主人公的性格表示人民只有“愁思”，国事已经弄得不可挽回，“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而人民自己对良心负责任，对历史负责任罢了。这两种性格，都是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的表现，是中国历史的支柱（因为历史上中国常受异民族侵略），确乎只有杜甫能作记录。《后出塞》的主人公本来久在蓟北军队里，他不忍“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他“中夜间道归”。在他回到故里的时候，“故里但空村”，他说着“恶名幸脱免”。其实在一个空村里，没有人知道他，他当然不是怕人家指责他的“恶名”，有什么脱免之“幸”呢？所以这是人民自己对良心负责，对历史负责，遭遇着异民族侵略中国的时候。
《后出塞》把初应募写得很热闹，“千金装马鞍，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这可能是实际情况。在杜甫后来写的《昔游》一诗里，叙他自己少年时与高适、李白同在一块儿的闻见：“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可见那时是有“猛士”要到幽燕去立功的。《后出塞》的主人公可能就是这一类的人物。杜甫的诗确乎不是为作诗而作诗，是反映现实的。
《后出塞》第二首，向来认为是有名的诗，“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多么美丽的语言，多么伟大的场面。然而“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两句表现的是什么内容呢？似乎没有给以注意。应该注意这里的“笳”！这是说中国壮士听了胡笳数声，惨而不骄了。是的，惨而不骄，壮士心里引起了疑问。所以下一句就是“借问大将谁？”他认为应该是汉将，然而军中何以吹胡笳呢？接着说“恐是霍嫖姚”，意思就是：“为什么用安禄山做大将呢？”《唐书》安禄山于唐玄宗天宝二年“进骠骑大将军”，所以诗里以汉朝的霍去病——骠骑将军来指他。千载下的读者，不是身临其境，当然是要隔膜些，作者则确实是非常体会他的同时代的主人公的感情的。杜甫在《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里，曾说他自己沦陷在长安城中听见胡笳难过，便是这两句：“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所以《后出塞》第二首“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是表现着唐朝人对安禄山之乱有预感的。
最后我们把鲍照的《东武吟》抄在这里作一个比较：
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始随张校尉，召募到河源。后逐李轻车，追虏穷塞垣。密途亘万里，宁岁犹七奔。肌力尽鞍甲，心思历凉温。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时事亦朝异，孤绩谁复论。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仗牧鸡。昔如上鹰，今似槛中猿。徒结千载恨，空负百年怨。弃席思君幄，疲马恋君轩。愿垂晋主惠，不愧田子魂。
杜甫的《后出塞》也是写“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在句法上杜诗明明也有从鲍照的这首诗来的，然而《后出塞》的主题思想是人民当家作主，鲍照的诗则是“思君幄”“恋君轩”的封建思想。杜甫的价值真是光芒万丈，到今日我们还要学习他的诗的伟大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