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王安石的妖魔化描写，莫过于他父子两人死亡的种种说法了。
一、“舒王一日与叶涛坐蒋山本府，一牙校来参公，问来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梦至阴府，见待制带铁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荐拔。某恐相公不信，迟疑间，待制云，但说某时某处所议之事，今坐此备受惨毒。’公悟其事，不觉大恸。”（宋·方勺《泊宅编》）
二、“公既薨，有武弁死后复苏，言王氏父子皆铁枷，窃问何罪？曰：‘缘曾议复肉刑至此。’今士大夫往往知之。”（同上）
三、“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年，白日见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已久矣，荆公惊问何故来？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来。’荆公怆然问雱安在。吏曰：‘见今未结绝耳。如要见，可于某夕幕庑下，切勿惊呼，唯可令一亲信者在侧。’荆公如其言，顷之，见一紫袍博带，据案而坐，乃故吏也。狱卒数人枷一囚，自大门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污地，呻吟之声，殆不可闻，乃雱也。雱对吏云：‘告早结绝。’良久而灭。荆公几失声而哭，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公薨。”（宋·孙升《孙公谈圃》）
四、“荆公薨之前一岁，凌晨，阍者见一蓬头小青衣送白杨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恶甚，弃之墙下，曰：‘明年祖龙死。’”（同上）
五、“徐君平，金陵人，亲见荆公病革时，独与一医者对床而寝。荆公矍然起云：‘适梦与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坛上。’已而遂薨。”（同上）
六、“王雱病亟，介甫命道流作醮，大陈楮泉。平甫曰：‘兄在位，要须令天下后世人取法，雩虽疾，丘之祷久矣，为此奚益？且兄常以仓法绳贪吏，今乃以楮泉邀福，安知三清门下，不行仓法耶？”’（宋·朱弁《曲洧旧闻》）
七、“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雱荷铁枷杻，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园宅为寺，以荐其福。”（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八、“荆公在钟山，乘驴薄暮行荒村。有妇人蒙首执文书一纸遮公曰：‘妾有冤诉。’公喻以退居不预公事，当自诣州县理之。妇人曰：‘妾冤诉，关相公，乞留文书一观。’公不能却，令执药囊老兵收取，至半山园视之，素纸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犹子防为王性之云。”（同上）
现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将以上几位笔记的作者，简历抄下：
方勺（1066）字仁声，金华人。元丰六年入太学，元佑五年，应试不第，遂无仕进意，后寓居乌程泊宅村，故自号泊宅翁。长于诗文，风格雄深雅建，追古作者。着有《泊宅编》，辑录元佑至政和间朝野轶闻，摭拾时事甚多，对考证当时事颇有裨益。
孙升（1038～1099年）字君孚，高邮人。治平二年进士。元佑二年，出知济州，复拜殿中侍御史，六年，直学士院，出知应天府。绍圣初，被劾削职，又贬果州团副练使，汀州安置。元符二年卒，徽宗时，入元佑党籍。
朱弁（1085～1144年）字少章，婺源人，自号观如居士。进士及第。靖康战乱，家破南归。建炎初，为通问副使，被拘于金十九年，拒受金国官爵，守节不屈。绍兴十三年，和议成，方得归。
邵伯温（1057～1134年）字子文，洛阳人，邵雍子。绍圣初，章悖为相，欲用之，避不就。崇宁、大观间，上书累数千言，并着《辨诬》一书。入党籍，列邪等中。晚年，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卒，年七十八。伯温少承家学，又与司马光、吕公着、范纯仁等游，以学行为人所重。赵鼎尝称其“以学行起元佑，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
这四位宋代文人，以年岁论，比王安石（1021～1086年）要晚数十年或半个世纪，基本上不能算作同代之人了。但实施这场熙宁变法的公元1069年，孙升时年31岁，邵伯温时年12岁，应该算是亲身经历，甚至领教过政治上的左右排队，反攻倒算过的。方勺晚些，时年3岁，朱弁就更晚一些，未能赶上这场时代风暴。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过，对于这场变法，肯定也有其感知体验的。一般来说，政治运动所产生的动荡，十年，数十年，未必能够平息，经历者的亲身遭际是很难遗忘的，也很难一纸命令强迫遗忘的。所以，在这些差不多稍后于王安石的文人笔下，出现如此丑化王安石父子的不堪描写，以泄满腔愤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要知道，人类对于自身所遭受的惨痛教训，愈接近于苦难发生的时间，受害者之痛定思痛的程度，也愈益强烈。
当明代万历年间，李贽以“千古一帝”这样的尊号，表示他对秦始皇的崇拜时，这位思想家与这位焚书坑儒的暴君，距离为一千七百八十八年；当清末民初，梁启超以“三代以下第一人”这样的尊荣，表示他对王安石的钦敬时，这位维新派与这位加速北宋衰亡的改革家，距离为八百五十二年。距离产生美，这话一点也不错的。由于距离越远，模糊越多。而模糊越多，其缩略部分，其删节部分，其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部分也就越大，其晦暗面越被无视的同时，其光明面也就越大越亮越辉煌夺目，这样便给大嘴们提供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越大的可能性。同样，距离越近，真实越多，真实越多，血腥的气味越多，血污的场面越多，血泪的镜头越多，不堪回首的切肤之痛也越多，这就是受害者的那一代，以及与那一代有着浅浅深深联系的其他当事人，永生难忘的深刻记忆。
也许一个人的私房性质的记忆，无足轻重，而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则是会发酵成影响数代人的一个沉重的历史负担，即或经过八百年、一千年的澄清，淡化，也未必就能够大而化之地，说些风凉话，可以轻松抹杀的。
因为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统治者的暴政，苛政，恶政，烂政，当然也包括经是好经，但被小和尚念歪了的经，所造成的一切可怕的灾难，以及落到自己头上必须承担的苦楚，其实没有任何反抗和抵制的能力。构成沉默的大多数的小民们，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只有备受熬煎的份，然而，这不等于他们没有记忆。而这种深刻的集体记忆之所以令历史敬畏，因为它不仅是某个时代的识别标志，特殊印记，也是这些受难者唯一的可以与灾难制造者相敌忾的精神遗产。
如果没有这种存在于心灵中的抗争力，那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一般来讲，记忆是会慢慢冲淡消散的，这需要时间。但对中国人造成极大伤痛的记忆，三代五代人，三十年五十年过去，也是轻易不会置之脑后的。这也是为什么竭尽丑化之能事的《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在南宋时期流行，成为说话人屡讲不衰的口头文学的原因。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将这篇《拗相公》列为“宋之话本”，其实应该是南渡以后流行于民间的读物。
这本将王安石作为作品主人公的话本，与以上文人之辈的随笔记录，专业人士与民间文学联合起来的对王安石污名化、妖魔化的运动，如出一辙地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本质上反应了处于弱势状态下的中国人的无能和软弱，对于施虐者挟富国强邦之雄心，扫除积弱之大志，而推行的一系列很大程度上扰民的新法，所能表达的这种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其实是挺可怜、挺悲哀的小民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政府，头脑会热昏膨胀，“大头症”到这如此程度，以致不进任何盐酱，了无收手之意，毫无改进之念，真是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希望一个早晨，一觉醒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的强行推广新法而毫不顾惜地残贼小民。无能为力的老百姓，除了俯首听命，除了忍气吞声，除了任人俎肉，除了死去活来外，也只有寄托于报应，寄托于老天的处罚，寄托于冥司的惩治，寄托于“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的幻觉式的满足上。这也是中国人之中处于弱势地位者能够苟延残喘下去的最后指望。
在话本《拗相公》的结尾，老百姓想尽方法糟蹋王安石，居然这样譬喻，“至今世间人家，多有呼猪为‘拗相公’者。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虽然北宋王朝并非亡于熙宁变法，但熙宁变法所产生的恶果，加快北宋政权的灭亡过程，倒也是历史的公认。北宋的疆域本来不大，到了南宋以后，偏安于江南一隅，能不教那些直把杭州当汴州的中原人士，从士大夫到引车卖浆者之流，不需要一个大大的出气口，以排泄满腔的悲愤吗？
其实，说良心话，王安石没有半点想伤害大宋王朝的想法，然而，人们面对这种江河曰下，国破家亡的局面，他便成为当时首选的用来可供众人鞭挞的靶子。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种下蒺藜，你就得收获荆棘。历史必须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乖戾，要经反复的辩证，才能认清实质。所以，对于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猝不及防的，而且无法遏制，只能依赖老天爷不下雨以示警的手段，才得以中止的变法，那些受害者的诉说的欲望，泄愤的欲望，无所不用其极的唾弃的欲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强迫人们遗忘一段历史。
即使郑侠所呈上的《流民图》，是极个别的现象，是极局部的现象，难道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具有超历史的意义，那些极个别、极局部的、也是极真实的痛苦，就是理所应当，连怨恨一下都不可以吗？
如果。李贽生于秦朝；如果，梁启超长在北宋，我看他们两位未必会如此大喇喇地发表高见的。
王安石，字介甫，号丰山，抚州临川人。庆历进士，任淮南判官，知鄞县，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点，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入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要求“改易更革”。任值集贤院，知制诰。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拜参知政事，力主“变风俗，立法度”，为年轻而极想有为的神宗所接受。于是实行变法。设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先后推行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用王韶发动熙河之役，取得对西夏作战胜利，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永乐之役复大败于西夏。又改革科举，整顿学校，训释《诗》、《书》、《周礼》为《三经新义》，遭到司马光、文彦博、吕诲、吕公着和二程等人反对。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进行反驳。由于新法在推广实施过程中，粗糙行事，强迫命令，遂出现市场凋弊，商业萎缩，百姓出走，农田抛荒等现象发生。加之不良官吏，籍税牟利，无耻小人，借以渔肉，以致民众不堪新法之扰，有逃亡者，有自伤者，有背井离乡者，形成强大的反对声浪。高太后、曹太后出面干预，神宗动摇，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复相。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死后，先封舒国公，称为舒王，后改荆国公，又称王荆公。
在中国历史上，再无比他更能引发争议，褒贬不一的人物了。对其评价，从南宋以后，至元代编《宋史》，评价一路直下；而从民国以后，至“文革”批林批孔，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于神，丑化者差不多将他描画为鬼，如此各走极端，强烈反差到天渊之别，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传统史书的影响，认为王安石为“拗相公”这个形象，还是相当主流的观点。
林语堂着《苏东坡传》，是一部给外国人介绍这位文学大师的书，后来翻译过来，很有影响。他在文中也专门写了“拗相公”一章。
因为他写苏东坡，无法不写王安石，不了解王安石在那短短不足十年的政治活动，也就无法了解随后四十年间苏东坡的坎坷命运。林语堂把这位拗相公，作为苏轼的对立面来描写的，而且认为苏轼全部的不幸遭遇，是与王安石及其同党的一连串的迫害分不开的。“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北宋政权的朋党之争，宗派之争，小组织活动，拉帮结伙行为，与历朝历代相比，虽然不是更多，但也不是更少。在王安石熙宁变法以前，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联合富弼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庆历新政”推行不到半年，即被罢去职务，改革中止。尽管当时反对者如吕夷简，也指认范仲淹与尹洙、欧阳修为朋党，互相攻讦，但与王安石推行新法时相比，对所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大臣进行无情的打击，对支持自己改革大业哪怕是一个无耻之徒也大加擢升，也就是司马光上书神宗所说的：“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如果说，上一次的庆历新政，对立双方的争执还停留在情绪的针锋相对上，这一次的熙宁变法，第一，王安石的打击面太广；第二，惩治处分的力度加重；第三，他所起用的诸多干将，其被认可的程度极低，其诚信度接近于负数，双方对立，如同水火，彼此恶斗，不可调和；第四，由于这些新贵们，暴得权力，在铲除敌手的狠毒方面，比王安石有过之无不及，于是，这种朋党之争的合法化，公开化，成为执政者的官方行为，便是神宗朝以后中央权力倾轧的重心。
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因为他对苏东坡文学之成就，为官之廉正，品德之完美，性格之平和，崇拜得无以复加，整部传记中，充满了赞美的词句。所以，他在这部书里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负面，这也是一个作家对于笔下人物自然会生出来的爱或憎的态度，肯定或否定的情绪。你可以不赞成这位作家的偏颇，片面，甚到颠倒，歪曲，但他有在自己作品中表达看法的权利。
正如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是历来为王安石辩诬的学者、专家、权威、教授最深恶痛绝的书籍。同样，林语堂的这部《苏东坡传》，也是当代重新评价这位大改革家所竭力否定的书。道理很简单，因为林语堂认为王安石是一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而且还认为：他的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的一个主要的诗人。
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这自然与梁启超称王安石为三代以下，中国唯一的完人的评价背道而驰。在梁启超看来，王安石“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大文学家，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刃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对于这位北宋的政治家、改革家的评断，我们都不是曾经生活在北宋神宗年代的人，我们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凭借于当时或事后的种种史料，而对待这些史料，对待这些史料作者，对待这些史料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其善与恶，真与伪，是与非，好与坏，就得遵循对于人类价值观的基本认识，就得按照对于社会发展史的整体把握，就得体现对于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才能作出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人云即云的，随风而上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