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这本传记在大陆出版时，编辑在书后特别指出：“作者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述持的是保守派观点。王安石力主‘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抑制大地主大官僚，以期富国强兵，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尽管因种种缘由（其中包括保守派的顽固反对）未臻预期效果，但作为一次改革运动，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难道说因为“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站在这场变法运动对立面的人士，就必然要成为蒙羞受辱的对象吗？事实上，回顾公元1070年北宋的熙宁变法，王安石想做什么和做成什么，是要两分法来看的。只是一个停留在脑海的梦幻花园，而没有随之而来的，一个展现在眼前的完美世界，所谓的“进步意义”，其实也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逐一回顾这场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根据当时的和后来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成为“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的对立面，也就必然是“有退步意义”的司马光、韩琦、富弼、吕诲、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还有王安石的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他们是代表着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出于保守僵化，出于权力之争来反对这场改革的。他们难道不知道与王安石针锋相对的时候，实际上是和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对着干吗？他们心目中要是没有崇高的理想，要是没有值得为之牺牲个人仕途、前程的价值观，要是没有哪怕流放贬谪，也要坚持真理到底的勇气，恐怕也不会获得当世和后代如此敬仰了。
据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令德，大得中外之望。”
故公之退十有余年，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马铺，晨起行，见村民百人，欢呼踊跃，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余以为虽出于野人妄传，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据宋人张淲的《云谷杂记》：“司马公薨，京师之民，罢市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上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瞻等还奏：‘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数万人。”
为什么民众有如此拥戴的行为和举动，因为从他们的文章和言论，读出当时不堪变法之害的民众心声，也读出当时无法承受变法之害的社会痛苦，正是这种文化良知，社会责任，人类公义，道德承担，从来是民众喉舌的中国文人，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抗争，不但在当时产生广泛的影响，也是在文学史上得到不朽的原因。
李亚平先生在其新着《帝国政界往事》中，这样反躬自问：“由是观之，如果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某种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场反对变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苏东坡在写下所有那一切辉煌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们落后而反动，在经济上，他们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们虚伪而心理阴暗，在个人品德上，他们狡诈而伪善。否则，我们势必无法自圆其说。然而，我们所受过的所有教育，一切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都在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理性而不是感情，更不是赌气地解读历史，既是为文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在被王安石辩诬者视为“恶意虚构”和“无耻谰言”的《邵氏闻见录》中，有一则关于苏东坡被王安石排挤出开封，继又遭遇诗狱的记载，大概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介甫与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外补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
这里提到的吕惠卿、李定，还有曾布、章悖、舒亶、邓绾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持者，无论在当时或是后代，都被视作声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虽然，近年来经过不断地漂白，不断地洗刷，诸如吕惠卿的出卖告密，诸如李定的匿丧不报，诸如邓绾“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当之”，都有了新的说法。看来，元人所编的《宋史》，囿于南宋士大夫对于熙宁变法的成见，受到反映民众心理的话本《拗相公》的影响，因而将其中部分人物纳入书末的《奸臣传》中，也许将来重新编写北宋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可能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其实，现在为王安石重新定位于历史伟人的时候，定位为大政治家、大改革家，连同他的这些雇佣军也一一扶上尊位，实在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因为王安石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抱着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高瞻远瞩，纵横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律己甚严，廉洁奉公。王安石与他们只有工作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王安石未尝不希望司马光、韩琦共襄盛举，未尝不盼着苏轼、苏辙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与谋，这就是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剧了，那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于是，他不得不在干部的物色选择上，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连他两个亲弟弟都弃他而去，可以想见当他儿子王雱，唯一支持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了。
因此，他与他的助手和支持者的关系，说白了，就是老板和伙计。他们所以投奔王安石，因为他们在司马光、韩琦、富弼、吕诲、欧阳修那些资深政治家眼中，怎么能有苏氏兄弟那样的前景呢！所以，当这些王安石的雇佣军，有条件实施反攻倒算时，拿苏轼祭刀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林语堂并没有费太多的笔墨，去写王对于苏的迫害，但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调任途经南京，与王安石见面时，是有过交锋的。“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借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成立用以侦察批评朝政者的特务机构。”
林语堂还写到了王安石对于苏东坡公开反对新政，而给予的报复，那是这位诗人平生第一次差点吃官司的细节：“苏东坡（因反对变法，三次给神宗）上书以后，（这是颇让王安石不开心的事情，不过，因为苏东坡职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间，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这触怒了王安石（这当然是一次对他权威的公开挑衅），苏东坡立遭罢黜。”随后，“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后来查无实据，此案遂告寝息。但谁都知道，谢的发难，与王的授意分不开。
在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载有此事。卷二百十四纪：“景温与王安石联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卷四百二十一纪：“谢景温天资奸佞，素多朋附。熙宁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为知杂御史。是时，苏轼方忤安石，景温迎合其意，辄具弹奏，谓轼丁忧返蜀，乘舟商贩，及朝廷下逐路监司体量，事皆无实。”在《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里这样记载：“谓范缜举苏轼为谏官，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以谤语力排之，事不实，士论薄之。”安石大喜，未有以发也。“会举谏官，范缜以轼应诏，谢景温恐轼为谏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政坛的事，官场的事，这种勾心斗角，机关算尽，都是属于司空见惯的正常活动。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绝对不趟浑水，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还是将这位官不算大，文章声名却比他响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师。
看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边，没有少给这位政敌，加油添醋，造谣生事。
《长编》卷二百十四纪：“司马光奏对垂拱殿，上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优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之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苏轼还是到杭州为太守去了。不过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乌台里坐着的御史，王安石提拔起来的爪牙，又将他拘押在大牢里。
在神宗强烈支持下，王安石变法诸多措施，终于一一出台。这位改革家常责备别人读书少，而他自己却未能从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命运，吸取必要的教训。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杨炎、王叔文、王1丕诸人的起伏沉浮，至少有四条经验，值得引以为戒：
第一，绝对不能低估反对派，成败系此一步；第二，绝对不能贪多求快，欲速则不达；第三，绝对不能因为你光荣、伟大、正确，老百姓会理所当然地买你的账。
尤其，第四，绝对不能由于你许诺明天给老百姓一个油饼，你今天就有权利用针线缝上老百姓的嘴，拿老百姓不当人来折腾。
看来，王安石读书虽多，但他的自大狂倾向，也就是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理论信念所产生出来的负面因素，诸如刚愎自用，顽固偏执，拒绝妥协，抵制调适的性格缺陷，阻碍着他借鉴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改革，用以自勉。他把他的改革大业系于神宗陛下一个人身上，只要将他说服就万事大吉了；正如他当年上万言书，寄希望于仁宗皇帝一样。结果，上方宝剑在手，必然是一意孤行，哪怕碰上南墙，也是死不转寰。于是，政令一出，舆论大哗，朝野大乱，沸反盈天。王安石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一位大思想家，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举世公认的，但从来没有一位研究他的学者，认为他是一位具有行政能力和管理经验的CEO式的领军人物，更不是一个折冲尊俎，应变圆通，灵活机智，进退从容的政治领袖。他连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谈其他？这样一个智商极高而行为能力极低的学者型干部，适合做领导者的智库、智囊、幕僚、高参，让他出谋划策，沙盘作业，是可以的，让他运筹帷幄，指挥全局，则不行。不要说北宋时期的那种因循保守的政治体制，也不要说北宋时期那种懑顸臃肿的官僚架构，更不要说几乎不跟大宋王朝的老百姓打一声招呼，简直让人吓一个跟头的改革大计，像雷阵雨似的倾盆而来。哪怕一个极正常的当代国家，毫无预案地让全民承受这大规模、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种极其强烈的社会动荡，谁也是经不起折腾的。
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怎么能像烙大饼似的翻来覆去呢？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来，连小鲜那样还保持着一条鱼的完整形状都说不上，只能说是即将散架，还没有马上散架的，快要箍不住的一只漏水不止的木桶，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补的保守疗法，而是大卸八块，这只桶不完蛋，焉有他哉？王安石先生充满自信，伸出两只手，对神宗皇帝讲，陛下您看，每只手有五根手指，从理论上讲，一下子按住十个跳蚤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笑话，然而也是熙宁二年的真实。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觉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赞成王安石这样的改革。’
你是在进行改革，而不是在进行革命。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都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来实施改革，结果无不碰得头破血流。革命允许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对派敢龇牙，只要手里有枪杆子，二话不说，马上摆平。这只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这就叫革命。而这只桶再坏再破，也不能一脚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颜悦色，就得和风细雨，就得由点而面，由局部而全体，润物无声地细致工作。
中国人，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求稳心态，怕乱心态，苟全心态，保守心态，没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切都做到家的扎实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这样的冒失行事，不失败才怪？
有论者说，他是一只叫得太早的公鸡，其实，说准确点，他是一只想自己下蛋的公鸡，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从玉兰花的绽放开始的，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春天快要结束，初夏的薰风吹落了一地玉兰花瓣的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大清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式的余晖，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戊戌变法”正式出笼。
年轻的光绪皇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举国震惊。
康有为是读过很多书的人，显然考虑过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教训，他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于是，他对光绪建议：“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
急于改革的光绪皇帝，简直等不及了，第一个行动就是废科举八股。当时，维新派第二号人物梁启超，对此举动兴奋得不能自已，说：“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问题在于清德宗犯了宋神宗同一个错误，从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发出一道道诏书，下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短短三个月，其颁发的新政谕旨，比神宗还要神宗，达二百八十多件。结果，颐和园内那棵开得稍晚一点的辛荑，也就是紫色的玉兰花，还未落尽，在满地花瓣的颐和园的漪澜堂里。老佛爷像捏死一个臭虫似的，使这场百日维新，胎死腹中。虽然，她是主刀者，但她身后却是绝对不许触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组成的铜墙铁壁。
改革派有时想得十分单纯，以为天下人都如同自己一样，大旱之望虹霓一样期盼着他们举起义旗，来挽救这只已成破木桶似的政权。孰不知朝廷内外，举国上下，拥护者甚少，反对者甚众。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
光绪只有一位太后，而神宗却有好几位太后，这是这位理想主义者，列宁誉之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批林批孔”之际尊为法家的杰出代表，绝对没有任何高招可以应对的女流之辈。老太太们一流眼泪，王安石只好卷铺盖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