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就是做，就是行动，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怎么为，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他认为：君子做事情，一、有绝不可做的事情，二、没有绝对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则不同了，在他们看来，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手，二、而且没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什么后果都不在话下。这就是说，君子有能够约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坚决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当道的话，他们就无顾忌，无制约，无法度，无规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不可做，不该干的，也敢去做去干。
王安石这个政治人物，在宋以后，一直延至清末，从来是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读物里面，也是差不多所有的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同观感。虽然，王夫之也说过，“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宋朝的敝与用不用王安石没有什么关系，北宋王朝的最后灭亡，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所推出一系列的让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诸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经义、保甲、免役、保马……还不包括轻启边衅，动兵打仗，收复失地，进行军事活动，任何一个中国的中央政府，包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除非十恶不赦的暴君，除非神经错乱的昏君，都不可能一个早晨起来，全面出击，马上进行彻底更改，立刻要求万象更新，简直是颠覆性的剧变。
姑且不论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群众接受，其推广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参数，其实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认知可能，其组织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实效治理，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就匆忙地在数年间，简直来不及地颁布全国，强制推行。这对积弱的北宋政权来说，犹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经禁受不起峻急的药石，剧烈的手术，越是折腾得厉害，越是不停地为之开肠破肚，切肺换肾，割胃易心，搭桥支架，这个王朝也就灭亡得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安石之所必为者，以桑弘羊、刘晏自任，而文之日周官之法，尧舜之道。则固自以为是，斥之为非而不服。其夫必不可为者，即令其反已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乃安石则皆为之矣。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有所必为，骨疆肉愤，气溢神驰，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则荆棘生于腹心，怨毒兴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缩以沉沦，其必然者矣。”
接下来，王夫之谈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强推新法之败因：“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违者天之时，任民之忧，而不能拂者民之气。思而得之，学而知其未可也；学而得之，试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犹以为疑；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如是犹不足以行，反己自责，而尽其诚之至。诚至矣，然且不见获于上，不见信于友，不见德于民，则牵身以退，而自乐于天。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行而沉没于好利，兴罗织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则弗待迟回，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无他，求之己者严，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唯然，则决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王安石之败，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徐图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滴石穿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最顽固最保守最害怕变化的小农经济，需要说服和示范、需要等待和耐心的过程，历代中国的改革家无一取得成功的原因，与王安石同样，就在于用常用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改革。孰不知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来推动社会变化的。通常，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话便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暴力的因素，强迫的因素，专政的因素，武装的因素，是少不了的。但改革，虽然也不是请客吃饭，但对被改革的普通群众而言，得不到实惠，尝不到甜头，也就是王夫之所说“人犹以为疑”，那就“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
在王夫之看来，公元1069年（北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强行变法，属于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从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谭嗣同止，未获成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重要一条，这些领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和足够的人格魅力，坐而论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精于谋划的张居正如此，乱来一气的王安石尤如此，所以，王比张的政治寿命更短。几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团糟以后，回南京赋闲去了。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有两个神宗，一为宋神宗赵顼，一为明神宗朱翊钧，之所以著名，都搞过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
明神宗支持张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坚持到这位首辅寿终正寝。但张师傅一死，皇帝翻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也还是一个半截子改革。“明亡，实亡于神宗”（《明史本纪》），张的新政也救不了颓败的大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祯吊死煤山。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环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宋史本纪》），这个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时，而且导致党争分裂，互讦不止，一北宋从此益发衰弱，最后只好南渡。
稍晚于王夫之的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的《王安石之得君》一文中，谈到这场熙宁变法，不能全归罪于王安石，赵顼其实要负更大的责任。“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
“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这个赵顼“自命大有为之才，为颖王时，即与韩维论功名”，“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是一个有雄心的年轻皇帝，抱负很大，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因为大宋王朝这只破漏的木桶，已不堪一击，不进行自我修缮完备，焉能有兴兵讨伐，恢复疆土的战争计划？曹太后说得更白，“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这其间，并非所有与赵顼唱反调者，都是贪生怕死之辈，都是因循守旧之徒，都甘心情愿花大笔银子和丝绸向外邦买和平，而更多的是头脑清醒的人士，分明知道，面对冗官、冗兵、冗费的不可收拾，大宋王朝如同一条超载的船，不马上下沉，就托天之福了。因此，陛下，您的雄心，尽管有，轻举妄动，却是绝对不行的，赵家江山到了今天，根本不能再承受任何风浪。
到处碰到的都是摇头派，都是灭火器，弄得赵顼很郁闷。他穿上戎装，戴上盔甲，让太后看，以为能讨个好，两位老太太直皱眉头，不以为然。’大臣富弼在他即位时说的第一句话：“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所以“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让他一下子找到了知音。这个王安石真敢忽悠这位多少有点忭急，多少有点稚嫩的年轻皇帝，“当什么唐太宗啊，那算老几，你是应该当尧、当舜的料，那才是陛下的学习榜样！”于是，“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似漆，则倾心纳之。”这样，王安石将其多年积累下来的改革主张，推行到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来。赵翼总结得非常准确，这个赵顼是要打仗的，不打仗，如何收复失土，不收复失土，如何能立不世之功勋？于是，“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悖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
说到底，理想主义者的美丽言词，最能打动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王安石和神宗的合拍，就是那近乎神话的光明前景。而一个生于深宫禁院，长于妇人内侍之手，只是在书本里学习孔孟之道，只是从老师那里聆听古训，既少接触社会生活，也少参与政治活动，常居东宫的赵顼，偏又有“好大喜功之资”，正好，“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
所以，赵瓯北平心而论：“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
王安石的新法，也就是他的改革思路，其最早蓝本在宋仁宗时代，曾经小试锋芒，但仁宗不是神宗，未予赏识，寝其言不用，淹蹇而归。若干年后，神宗却对他宠信有加，他也以圣人自居，要用他的新法，对大宋王朝作起死回生的挽救。然而，在变法失败的同时，这位要打仗的年轻皇帝，在王韶取得熙河之胜后，一心求战，“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随着战争的失利，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三十八岁的赵顼，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日神。”下有一个小注：“不名一善”。这四个字对同为神宗的宋、明两位皇帝，倒也蛮堪玩味。
赵顼死后的次年，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军事家”王安石，也离开了人世。
伟大，是中国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但要给一个人，加上“伟大”这两个字的定语，我们不是看他说“得多么伟大”，想“得多么伟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么伟大”，对于时代的贡献“多么伟大”，在老百姓心里的“形象”多么伟大。光有前面两个伟大，而无后面的三个伟大，这种半截子伟大的人，任凭你花言巧语，强词夺理，也难以真正伟大起来。
南宋的朱熹说：“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财利兵革为先，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滋极矣！”
也许这是对于这位“拗相公”的比较准确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