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戒烟者，有戒酒者，当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说。
然而，戒诗，则似是闻所未闻。诗是天籁，诗是灵感，诗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华，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音乐，为什么要戒呢？岂非太荒唐突兀了么？
然而，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独独有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苏轼。
这位大诗人，就因为吃了他自己写的诗的苦头，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苏辙，他的老前辈文彦博，都奉劝他戒诗，不要再为诗惹无妄之灾了。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里写道：“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在句下自注：“邦直屡以此为戒。”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画竹的文与可，得知他从开封到杭州来做官，送了他一首诗，其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句，也是提醒他切莫做诗了。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朋友们，都不愿他再为诗而身陷缧绁了。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载，“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以赋颂、托于碑铭、着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这是公元1070年，北宋熙宁三年间事。大概是最早向苏东坡提出来戒诗、戒文、戒言的有心人。苏轼“得书耸然，竟如其虑。”然而，这最初的劝告，对他虽有惊悚的效果，但好像他并未引以为训。到了公元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据刘克庄回忆，有一位叫梁师孟的苏轼的知友，“劝坡戒言语时，诗祸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御史狱，坡聪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独先知之，可谓见远察微之士矣。”
由此可知，一下子会有这么许多朋友、家人，一起来劝苏轼戒诗，连同戒文章，戒语言，就差戒放屁了呢？肯定事出有因的。
中国有文字狱的历史，却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劲做这种事情。但苏东坡这次入狱，虽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边的人不放过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亲还在为他大说好话的一次奇特的文字狱例。
这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宫廷审查官，对他的剧本挑剔备至一样，甚至在被枪毙了的剧本手稿上，写上“小心自己脑袋”诸如此类警告他的话。与宋神宗相似，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却对这位剧作家倒相当宽容，优礼有加，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瘸腿国王，还曾因‘《麦克白》的成功演出，给了他三十镑赏金。那时的英镑，可比今天值钱多了。苏轼虽然无此好运，但最后，宋神宗还是没有按照御史的意见杀他的头，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谪放黄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荡的事。如果这位皇上一时糊涂，对臣下上报的处置意见，随随便便画了个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怕读不到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了。
回忆这一段多少有点类似的东西方历史事实，是饶有兴味的。应该看到，英国的这两位君主，是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鉴赏力很高的女人，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出喜剧，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启迪莎士比亚写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只会威胁杀头的宫廷审查官，就是一群饭桶了。而坚持变法的宋神宗，也是个比较有头脑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这个案子由御史处理改由内廷更亲信的人责办，这才使莎士比亚和苏东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也看到那些反对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权，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发的起劲。但唯其脑细胞缺乏，才有种种低劣的发难，愚蠢的中伤，笨拙的攻讦，和没有多少水平的责词。他们兴高彩烈地抓住了他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和其他一些叙述民众苦难的诗，以及奏章里的只言片宇，告到了宋神宗那儿去，控他一个大逆不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什么罪比反对皇帝的罪还大呢？别看这些人智商极低，但在关键时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纲到极限，又显得很有天才。“龙就是陛下您啊，蛰龙，就是恶毒攻击陛下您已经入土为安了呀……”这时，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满腔义愤，还要有眼泪鼻涕和满脸忠诚。所以，无限上纲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牵强附会过去，便是所有低能儿，用来打倒对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圣俞，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诗文大家。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多么重用的。南朝的谢灵运就是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是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他却想染指权力，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予以政治上的信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很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这位宋神宗，接英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变法，很想发奋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一方面，也很欣赏保守派苏轼的才华，表明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以及做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赵顼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彩处，便对臣下赞不绝口。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词章，连吃饭都不香的，可见是怎样打动他了。
他当然不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些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使他们失去部分权力。
存在这样的危机感，必然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密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分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的简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纺车前坐不住了。赵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复灌输的信息而改变观点的，至此，能不将信将疑嘛？
苏轼在写给这位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他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遗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写诗，“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来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个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可致他于死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