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种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种则是努力把他践踏，化为乌有，而无其他。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十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费尽吃奶力气，来整苏东坡的话，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雪上加霜的。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分作家的良知，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
几百年后，我们重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这几句话：“取读轼（即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是多么让人感动啊！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前辈的礼让之情，爱重之心，击节赞赏之意，而且，还看到一种保护精神。前辈司马光在苏轼出守钱塘，临行来向老先生辞行的时候，“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再三言之”’这番叮咛，言外之意，劝他别再为诗惹祸了，难道不是爱护他嘛？另一位资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彦博，同样劝他戒诗，虽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无非让他以后在诗文里，切记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霉了。这些政治家，久经宦海，深知苏轼的对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从他的诗文中找碴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小人，出于对才华的嫉妒，出于对巨人的畏惧，也出于一种职业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决非常人所能防范的卑污手段。而对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从字里行间，望文生义，找出破绽，然后，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在封建社会里，骂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从这里向苏轼开刀了。
由于这些无耻文人，更多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深知要在艺术上和大师较量出一个高低的话，是很费力气的。就不如用告密的办法来得快捷了，只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头根子，或者在奏折里诬陷一笔，或者递一份无头帖子，也就是匿名信什么的，或者说与番邦有蛛丝马迹之嫌，等等等等。于是，对手给抓起来，关起来，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吗？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挑碴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简直比比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文学家是关在自己的象牙之塔里，对世事不闻不问呢？尤其苏东坡是位十分关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办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诗相庆》里写过：“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因此，从一个正直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他们认为反动的东西，还不容易吗？只要他们想找的话。
尤其当时那场变法斗争，苏轼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那么，在“乌台”里坐着的那些御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结王安石的一帮小人，自然更要加紧收拾这位大诗人了。如今，他们咬住了这首咏古柏的诗定罪，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告他一个影射和恶毒攻击了。那不罪该万死？苏轼即使浑身长嘴，也难以辩解。而且所有这类文字狱，从来都是检查官兼法官，被告只有等待宣判的权利。看来上纲上线这一招，发明权也不是后来人的专利，倒是古已有之的。纲已经上到了皇帝这儿，除了皇帝说话，苏轼也就只有等死了。
其实苏东坡这首歌颂柏树顽强不息的诗，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能作出诬蔑皇帝的结论。“乌台”办事官员的这种说法，自然是十分拙笨的、可笑的，而且是荒谬的。但他们反复地在宋神宗面前控诉苏轼，一方面透出这帮小文化人，或者是半文化人，对于有才华的苏东坡的仇视心理；另方面也看出他们本着看家狗的哲学，在行事中的有恃无恐的精神状态。因为一条狗在吠叫什么的时候，吠叫的对象是无所谓的，吠对了，还是吠错了，是无关紧要的。
关键在于吠的本身，能够使主人看到它的尽责和忠诚，也就够了。
幸好这位皇帝，不是绝对的昏君，还算明白事理，没有被他们这份扞卫的忠心所感动，而且，他也不像时下一些人好自我对号入座。他认为苏轼尽管写了龙，这龙也不是他。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那又怎么理解？
最后，到底把苏轼关在大狱里四个多月，才作出谪配黄州的决定，这一点，还真是亏了宋神宗的理智。其实仁宗的皇后去世时，国丧是要大赦的，但是这帮小人生怕苏轼在赦宥之列，还在和皇帝争，非说苏轼有反心，不但要杀他，甚至连司马光、范缜等反对新政的人，都开在建议要斩首的名单里。由此可以看到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种冥顽不化，不把人整倒整死，不肯罢手的坚决性。如果，对这些人抱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们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面，而有所悔悟，那就太天真了。所以，大家才劝他戒诗，免得这些人找他的麻烦。有的人，劝他戒诗的同时，还向他讨诗，也真是让他哭笑不得。他在《与曹子方五首》之三里写过：“公劝仆不作诗，又却索近作。闲中习气不除，时有一二，然未尝传出也。今录三首奉呈，看毕便毁之，切祝！切祝！”便可知道，让诗人戒诗，无异于要他放弃生命一样。
他不是不想戒诗，也不是不知道别人想在诗里抓他的辫子，他自己写过：
“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他甚至关在大狱里，诗兴也是压抑不住的。“恶衣恶食诗更好，恰似霜松啭春鸟。”有一次，他给他弟弟写诗，由想到了死而写出了深厚的兄弟之情。“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笔锋一转，诗人仍旧写出了“百年未满先偿债”，“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满腔悲愤，看来诗人不但戒不住，而且还是忍不住而非爆发不可的。
关了几个月的大狱，这位大师释放了，步履踉跄地走在汴京街头。“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闹人。”有了一份自由，那诗情更是涌溢而来。尤其一杯酒，握在手里，“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时候，什么戒诗，什么诗戒，全不在话下了。于是他挥毫疾书出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这首诗，可见诗人的“毛病”全部都犯了。如果，落在那班文化宵小手里，不又是口实么？这大概就是诗人的天性难易的率真了吧？
他到底也没戒成诗，但他吃诗的苦头，却不仅仅是这一次。
公元1086年，哲宗继位，他重新起复，但他仍旧为他写的诗，倒了一次大霉。他忘了，天才是不大见容于小人的，尤其文化界，是小人很容易孳生的地方。小人一多，就要作耗了。旧时如此，现时不也如此么？君不见没有一册书者，可以当作家，没有一篇代表作者，可以称为着名作家，根本谈不上传世，也不是着作等身者，便封为大师，也是肉麻得很有趣的。还有更怪哉的，那些来自农村，或和土地因缘较深的作家，也许受到乡下修庙建祠的传染，来不及给自己建纪念馆，活着就给自己上香，盖棺论定了，也是蛮有黑色幽默之举。所有这些老不足吊的，少不经事的，没有多大起子的作家，最大的起子，便是瞪着一双嫉妒的眼，诅咒比他强的同行，揣着一颗小人之心，把别人整治下去，好让他一手遮天，独霸天下。
这一年，苏轼到扬州竹西寺小游，在墙上写的一首“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他没想到小人是墙缝里的蝎子，逮机会就要蜇人的。尽管小人自己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但这些是非之徒，绝对有本事在别人的文章上大做文章。其中“闻好语”三字，被认定是对三月里神宗的驾崩，表示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云云。对死了的皇帝大不敬，也是死罪，这个帽子扣得够大的，满朝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可谁都看得出“闻好语”系对上句的“大有年”而言，是对五谷丰登的喜欣。而且写这诗时，已是五月初一，所以，他在给皇帝的《辨谤札子》里申诉：
“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虽然他请求皇上对这种“挟情公然诬罔”，要“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
对立面当然不会放过他，幸而由于太后的干预，这件案子给搁置不问了，但指望皇帝公正，那就是诗人的天真了。没有诗人，皇帝是无所谓的，可失去了这些没有问题也能够嗅出“问题”来的鼻子，皇帝的觉便睡不安生的。
所以，诗人戒诗，正如要鸟儿不歌唱一样，是难以办到的。苏东坡到底还是在汴京呆不住，给发配了。不过，这一次可比黄州远得多多，先谪岭南，后放琼岛，真是到了天涯海角，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等到再想起这位伟大的诗人，他已经无法再回到京师了。半路上，这位大师永远离开了人间。
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诗，但他为这些诗，却付出了整个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