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这位宋代大诗人，生于1036年，逝于1101年，距今九百年，一生作诗2700多首。他的这些诗词，未必尽是珠玑之作，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大师小师，泡沫难免，只是一个多些，一个少些罢了。苏东坡的诗，九百年后，还能有多首被人记住，被人吟诵，这大概也就算是不朽了。
时下我辈所作的或畅销过，或上榜过，或得奖过的作品，说到底，其实是经不住时光推敲的。别说九百年之不朽，难求，即使除以一百，得九年之不朽，恐怕也不容易。当然，有的朋友，自我感觉良好，相信自己作品，已传世，必传世，也无不可。但每年秋末冬初，黄叶差不多落尽之际，若抽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廉价书市看看，定会感慨不已，更会败兴不已。有的书，油墨未干，有的书，整包未拆，像下市的萝卜白菜，论堆撮，吆喝卖。近年以来，这种处理书市，又转移到地坛公园，文集全集，堆积如山，大选大全，汗牛充栋，多到插不进脚去，多到让人感叹生产精神食粮的作家们，其实是在制造物质垃圾。
有时，与同为顾客的购书人站在那里闲谈，提起当代那些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学作品，无不恍若隔世，早就淡出如今读者的视野。看来，作家活着，书却死去，这才是令卖文为生者最为哀伤的场面。
可一些清仓出来的古典文学，白话小说，线装书籍，老小人书，仍不乏问津者。也许古今文人所写的东西，基本上应该分为两类，一是用的，可有可无，一是吃的，必不可少。前者好比橱窗里陈列的时装，过了季节，过了潮流，过了风行，也就下架。后者好比稻麦粱菽，柴米油盐，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一日三餐，不可须臾或缺。因此之故，有的书，炒归炒，吹归吹，过眼烟云，看过拉倒。有的书，如唐诗宋词，如红楼三国，父亲这一代买过，儿子这一代还要买，等到儿子的儿子长大了，仍旧会到书店里去买的。
大师与小师的差别，大概就在这种不朽与速朽的区分上，朽与不朽，时间是试金石。
所以，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无论写多，还是写少，若是能在中国人的口边，留下这首“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哪怕只记住了这一句，一辈子也就算没白写，也就不虚此生了。《惠崇春江晚景》的惠崇，是一个和尚的法号，他同时还是个画家。据《苏轼诗集》注引《图画见闻志》，说这个出家人，“尤工小景，为寒汀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看来，倘非苏轼赏识惠崇的画，就是惠崇仰慕苏轼的诗，于是在《春江晚景》这幅画上，东坡先生题上七绝两首。
别一首为：“两两归鸿欲破群，依依还似北归人，遥知朔漠多风雪，更待江南半月春”，相比之下，要逊色一些，因之不如前诗广泛流行，家弦户诵。
这幅《春江晚景》图，不见载籍，想来早已失传了。但“竹外桃花”这一首七绝，九百年来，为中国人所稔知，只消读得几本书者，往往不假思索，即能脱口而出。特别在乍暖还寒的初春时刻，会吟两句旧体诗的人，无不马上联想到此诗。我想，这首与春天同在的诗，只要地球有一年四季的变化，它就有永远的生命力。
我们知道，由于明人前七子，后七子的提倡，诗必言唐，文必宗汉，对于宋诗，不屑一顾，清初诗人承明人卑宋之余绪，多有挑剔。但读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从卷三之九的一则记载，便知道在康雍乾时，这首诗也是脍炙人口的。甚至对诗中的细节，文人间还有过意气相争之事。
袁枚在这则诗话中，就很贬苏轼的近体诗，认为“少酝酿烹炼之功，故言尽而意亦止，绝无弦外之言，味外之味；阮亭以为非其所长，后人不可为法，此言是也。”往前再推半个世纪，康熙朝的大学者、大诗人，毛西河就更不把宋人放在眼里。对于东坡先生这首春天的赞歌，抬杠说，“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
于是，持“性灵说”的袁枚，对此大不以为然，批评老前辈，“此言太鹘突矣。”
毛西河，即毛奇龄，经学家，善解《易》，他的着作在乾隆朝收入《四库全书》者，达四十多种，可见其学术上的权威地位。这位活到90岁的老先生，存驳反心理，好逆向思维，纪昀说他“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辞”，大概属于北京人所说的喜爱跟人“搬杠”，无理搅三分的主。
《清史稿》称他：“奇龄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辨。”据民国佚名的《慧因室杂缀》，此公颇有点老顽童性格。“毛西河狂放不羁，喜说经，挟博纵辩，诋宋儒尤力。尝缚草为人象朱子（朱熹）侍立，读朱传稍有勿善者，诘难扑责，以为快意。”这样，他一定要悖谬，一定唱反调，抬“鹅不知耶”的杠，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大概年纪大的人，难免主观，学问大的人，容易武断。年纪大加之学问大，势必成为口吐纶音，一言九鼎的菩萨，后生们就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在我所知所见的并不很大的圈子里，时常能碰上这些大大小小的菩萨，我的唯一对策，就是敬而远之。
袁枚也高寿，活到81岁，至少有五十年功夫，居住在南京的随园里，领袖风骚，也是一位自视甚高的重量级人物。虽然他对苏轼近体诗持批评态度，但对前人毛西河的“搬杠”，并不赞同。他说：“若持此论诗，则《三百篇》中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鸠、鸬鸠皆可在也，何必‘雎鸠’耶？止丘隅者，黑鸟白鸟皆可止也，何必‘黄鸟’耶？”
随园主人可算是替为文者说了公道话。
第一，诗无达诂，不了解中国文字的多义性，模糊性，也就无法读诗；第二，诗非史传，近人孟森，一位明清史权威，说过一句极在行的话：“且诗之为物，尤可以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不必苛求过甚；第三，尽管古人把《三百篇》称作《诗经》，其实，诗和经，风马牛不相及，若以诗为经，必是拜错庙门之举。因此，挑错摘谬，驳辩抬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字一句一事一典的学究式推敲，袁枚是不大赞成的。
他在《随园诗话》卷五之六十九，还讲了苏轼同时代人严有翼的故事。“宋严有翼诋东坡诗，‘误以葱为韭，以长桑君为仓公，以摸金校尉为摸金中郎。’所用典故，被其捃摘，几无完肤。然七百年来，人知有东坡，不知有严有翼。”
苏东坡一生作诗2700多首，大海不择细流，白璧难免微瑕，只要求其总体感觉，把握主流方面也就行了。至于像毛西河老先生的这段“搬杠”话语，不过是一个倔老头子的负气罢了。
清人王文诰注评《苏轼诗集》时，对毛西河这段“鹅不知耶”的强词夺理，左道旁门，大发了一通牢骚。他说这首《惠崇春江晚景》，“此乃本集上上绝句，人尽知之，而固陵毛氏独不谓然。凡长于言理者，言情则往往别具肺肠，卑鄙可笑，何也？”其实，他这个“何也”的疑问，也很好回答。文学作品，任人评说，本是很正常的现象。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鸡毛蒜皮，趣味不一，只有众说纷纭，才是一部真正的文学史。
所以，毛西河梗着脖子的形象，其实也蛮可爱，道理越说越清，真理越辩越明，所谓一眚不掩大德，枝节无伤大体，说不定更能完整、全面地理解大师及其不朽之作。时间是最好的证人，一时的“人尽知之”，也许还不能算接近于准确的评价，近九百年之久的“人尽知之”，这大概便是确凿的历史定论了。于是，中国人一到春天，看到池塘里的鸭子，会想起这首诗，而看见鹅，则未必想得起来毛西河老汉的“高见”。
优秀的文学作品，经过岁月沧桑的锤炼，如品陈酒，未饮先醉，至于瓶底一点沉渣，又有何妨？
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追求整体的感受，激发反响的共鸣，捕捉智慧的光彩，体验灵动的神韵，欣赏形象的创造，获得美学的满足，这也是古往今来的精神产品，所必然有的审美过程。
在这美不胜收的刹那，一定要鸭乎鹅乎，鹅耶鸭耶，就有点大煞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