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较量，只有绝对高出一头的人，才能表现出优裕雍容的“费厄泼赖”的绅士雅量。王安石虽才华出众，但在苏轼面前，并不略占上风，而且在苏对王着《字说》诸如“波乃水之皮，岂滑为水之骨乎”的嘲笑，虽属雅谑，难免使王先生有些尴尬。什么人都可得罪，但千万不能得罪小人，这就注定他的日子不好过了。好在宋朝不打右派，否则，王安石早就给他这顶帽子戴了。从一次王安石对苏轼说过的话来分析：“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看来，这种打一个拉一个的皮里阳秋的说法，固然表达了他对欧阳修的不以为然，同时也说明他对于苏轼的十分在意。所以，欧阳修在那场变法之争中，不过被得意的王安石遣送回乡了事，而苏东坡却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能不说这其中夹有的文人妒意了。
当然，也不能不谈到诸如舒亶、李定等二三流文人，为了整死这位大师，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望文生义，用隐射不敬之罪来陷害苏轼。舒的诗词，写得差强人意，至今犹有流传，李的唱和，则不上台盘，早已湮没无闻。但没有一个文人，承认自己不过尔尔的。但他们很懂得从他大量诗词中，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反皇帝、反新政的蛛丝马迹，好将其置之死地。
宋朝由开封迁都余杭，宫廷文档，大量流失，总算有一本由同时代的陆游、朋十万收集整理的《乌台诗案》，留了下来。那些整人的手段，虽是几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犹令人不寒而栗。这本书里记叙了王安石所提拔的那些政治棍子们，出于嫉恨，是怎样向皇帝告苏东坡的状？
令人不禁奇怪的，所有过去和后来的整文人的文人，都靠诬告对手用隐射法，恶毒攻击最高统治者，来制造文字狱，这好像成了这类杀手的不二法门。
幸好宋代的皇帝，比之他朝，要多一点文化素养，不那么相信这些低能儿编制的谰言，这才使苏轼仅仅流放了事，而不是砍下脑袋，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情。
据同代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载：“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尔。’子厚曰：‘宜之唾亦可食乎？…如果换了一位喜欢对号入座的皇帝，那还不跳将起来，把苏轼给朕推出五朝门外斩首不可嘛！宋神宗倒还冷静，而且也明白事理，把那些告苏轼的状子，以及检举信、告密信、匿名信之类，都交给中书省存档，然后，由内府审理这件苏轼诗案，终于御笔亲批，贬官外放了事。”
不过从这则笔记中，也可看出小人多变的嘴脸，此时的章子厚，居然还能说两句正直的话，大概他估计局面未必对苏轼绝对不利。但后来，他上了台，将苏轼罚往海南岛时，那可是一心想将这位大师，从肉体到精神全部消灭的。
十个文人，九个相轻，这种文学上的计较，常常会走向文人相整的格局。
然而，时光在整与被整中，一天天过去，最后剩下的，除创伤外，便是无可回避的老迈，这便是我在那座东坡亭里，所能体会这位大师的深深感慨了。
苏东坡一生，政治上从不退让，坚持他的主张，文学上更不买账，他对他那支笔的自信，更是雄心十足。“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但他不知道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越是半瓶子醋，越晃荡得厉害，这样，也就越不能容人。中国文坛上，这类半瓶子醋又特别的多，文人相轻，也就是一种习见的现象。古往今来，这种谁也瞧不起谁，谁也看不上谁的场面，也不知看过多少。不但文人自己看不胜看，连老百姓也都熟视无睹，遂也不以为奇了。
若是文人居然不相轻，居然心服口服地钦敬某位同行，那才是怪事一桩呢！有几个文人能像欧阳修那样，一读到苏东坡的文字后，马上给梅圣俞写信说：“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回顾时下文坛，令人高山仰止者，虽大有人在，但像欧阳修这样提携后进者，也并不多，而患有王麻子卖瓜的自我感觉良好症者，更为数不少。这类喜欢文人相轻的人，多自负，少自审；好自炫，乏自谦；有自大之狂，无自知之明；总自视甚高，自鸣得意，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却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也是文人相聚时的风景线了。
于是，轻人者，被人轻；被轻者，也轻人，大家彼此彼此，不分轩轾。说作家谦虚诚笃者少，浮狂傲气者多，不算夸张之语。即或有的作家阳作恭顺和逊，那骨子里的倨慢骄侮，即或是傻子，也能够感觉出来的。还有的，也许当着面，嘴上不得不说些好话，什么还不错啦，什么蛮可以啦，什么比上一部作品大有进展啦……其实，他心里的月旦雌黄，真的全盘托出的话，我敢担保，会使那位想听到佳评的对方，心脏病都要气犯了的。
其实，仅仅是文人相轻，应该是看成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不必太当回事。
一位作家，看不上某位同行和他的作品，事属正常。品位之差，胃口之别，好恶不同，格调有异，评价自然也就很难一统。你再好，哪怕你马上有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我可以不喜欢，即使你已经拿到手那几十万美元的奖金，从斯德哥尔摩载誉归来，我也可能发表对你作品不敢恭维的评论。
同样的道理，一个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必要求每个人都叫好，不叫好，便视为大不敬，那就是霸道了。何况本来就不是那么好，因此，挑出点毛病，讲出些坏话，或者摇头唾弃，置之若敝屣，被彻底地粪土一番，也不会天塌地陷。要是作家不能承受这种或热或冷的待遇，一闻好评，欣喜若狂，一听批评，如丧考妣，那该像玻璃杯经不起高低温的迅速转变一样，就要炸裂成碎片了。
话说回来，文人相轻，不完全是一件坏事。若不相轻，何来竞争？唯其不让人相轻，就只有发奋写得更好，让人家想轻你也轻不成；唯其要轻别人，自己写得很不上路，英雄气短，也张不开这张嘴去数落别人。因此，意气用事也好，情感作用也好，纯粹就是为了赌气也好，或者什么也不为，就由于看对方不顺眼也好，而相轻某一位同行的话，撇开其消极的一面，设法使自己写得更出色些，具有轻人的本钱，也是有其积极的值得嘉许的一面。这大概就是毛泽东说的两分法了。所以，不必把文人之间这种争长较短的行为，看得太严重了。
曹丕在《典论》里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看得并不严重的。
但是，怕就怕这种文人相轻的情结，发作到成为一种病态，那负面效果，便是不好估量的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耻文人在作践大师时，那种无赖嘴脸，卑劣伎俩，小丑心态，下流行为，很令人发指的。
由于苏东坡在政治上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文学上达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传于人者甚众”的程度，“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这就是王安石、章子厚和他们的党羽，绝不肯轻轻放过的原因。第一次流放，因诗祸被抓到开封坐牢，后来谪降黄州，倒是宋神宗多少有点保护他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位皇帝，按王安石的爪牙，那些御史们的意见，就该以大不敬罪杀头了。第二次流放，也是王安石的余党所干的事，这回贬得更远，一下子发落到岭南惠州。第三次流放，则是又一批更不成气候的小文人的低劣把戏了，被放逐到海南岛。
初到昌化，连房子都没一间，幸好海南学子崇敬这位大文豪，自动聚集起来，运木培土，给他盖了可以遮风蔽雨的所在，这或许就是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可贵之处了。在海南三年以后，才遇赦回到合浦。他的全部不幸，无不由文人相整而生。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腐殖的土壤里，必有蛆虫孳生。于是，就像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眼见天才注定做叫花子了，无聊的草包打扮得衣冠楚楚，纯洁的信义不幸而被人背弃，金冠可耻地戴在行尸的头上，处女的贞操遭受暴徒的玷辱，严肃的正义被人非法地诟让，壮士被当权的跛子弄成残缺，愚蠢摆起博士架子驾驭才能，艺术被官府统治得结舌箝口，淳朴的真诚被人瞎称为愚笨。”
所以，苏东坡穷其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类专门整治文人的文人之手。终于，还是被他们整得心力交瘁，在召回首都的途中，死在了江苏常州。
宋人笔记《萍洲可谈》里记述：“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看来，那些由整人棍子们组成的战斗队，实际上还是达到了扳倒大师的目的。
在合浦时的他，也许有一种终结的预感了吧？
“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自要飞。为问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几时归？”
这首写在合浦的诗，虽然借寓唐僧西天取经的事，但“岂求伴”和“自要飞”，也是在抒发自己的创作上的兀立不羁的信心，无论“庭松尚西指”，无论“不知何时归”，也无论怎样的文人相整，不改初衷地坚持走自己的路。苏东坡尽管不走运，但他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
如今在合浦县这所中学里，东坡亭在碧草芳花之间，东坡井在蝉声如雷之中，都已是“俱往矣”的供人凭吊的陈年遗址。但痛苦这东西，一旦化为历史，制造痛苦者，和遭受痛苦者，都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听的人和讲的人，都无那种切肤之痛的感觉了。
在东坡亭已经模糊的石碑上，我似乎读到了这种不幸之幸，如果小人得意得太早，傥傥君子太经不起挫折，我们还能读到东坡先生的传世名篇吗？
悟到这些不屈不挠，也就不虚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