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饿与馋
队里赶马车的徐老四因为偷吃了两个刚打过农药的秋光苹果而中了毒。他倒在树下口吐白沫、两眼翻白、浑身抽搐，幸亏被护园人赵三及时发现，既救了他的命，又抓了个偷窃集体财产的人。队长因此把扣罚徐老四的二十个工分奖励给了赵三。
徐老四并没有因农药中毒而减轻他偷窃苹果的罪过。生产队一连利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专门召开批判会，深挖他的思想根源。
他自我辩解说：“我饿了，就顺手摘了两只苹果。”
政治队长在全民普及哲学运动中受过理论训练并获得过学哲学用哲学先进分子称号。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出发认定徐老四给出的交代纯属避重就轻，态度不端正，认识不深刻。
政治队长是这样批驳的：饿？饿了就去偷？首先你不是饿，而是馋。你是打着饿的幌子，满足自己卑劣的馋欲，饿和馋是有本质区别的。饿是生理需要，馋是道德问题，也是思想问题。饿了你为什么不去偷萝卜，而是偷苹果？苹果好吃嘛！吃苞米窝头是饿，吃白面馒头就是馋，所以我们宁吃社会主义的窝头，不吃资本主义的馒头。猫抓耗子是饿，猫抓鱼是馋……吃差的是饿，吃好的是馋，吃苦是饿，吃甜是馋……
其次，馋是吃饱了之后的新要求，是额外的，多余的。饿是雪中送炭，馋是锦上添花。馋是脱离实际的好高骛远，是自我放纵，是给鼻子上脸。人家让你进屋暖和暖和，你却钻进了人家媳妇的热被窝……
第三，馋与懒是双胞胎。越馋越懒，越懒越馋。馋是奢华，是万恶之源。饿是革命的动力，馋是反革命的口水……
批判会开过之后，徐老四再也没吃过苹果。据说他一听谁提起苹果二字就浑身哆嗦，口吐白沫。
二、丑与美
黄头发、大眼睛、高鼻梁的冬梅姑娘是个混血儿，队里的人都喊她叫“阿尔巴尼亚”。她是苏联红军当年驻守东北时在中国女人体内强行留下的永久纪念。村里的年轻人一度只知道世上有一个最好的国家叫阿尔巴尼亚，就把这个名字送给了冬梅。
冬梅个子高，发育早，胸部与同龄的闺女们相比格外显眼，吸引着不少小伙子的炽烈目光，他们直勾勾地盯着她鼓胀欲破的花衬衫，火烧火燎般地抓耳挠腮。但没有哪个青年敢要她，因为村上的老人们都嘲笑她太丑了。尤其是那些爱嚼舌头的中年妇女人前人后总是对阿尔巴尼亚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有些话很难听，好像她不仅丑，而且脏。谁家的儿子肯娶一个被公认为又丑又脏的女人呢？
后来一位姓牛的大学生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北京跑回了村里。他一眼就被阿尔巴尼亚迷住了，整天像丢了魂似的又唱又跳，还写了情诗送给她。阿尔巴尼亚终于嫁给了这位不分美丑的“喝了几天墨水”的小伙子。队上有好几个年轻人因此愤怒地喝起了烧酒，还扬言要狠狠地教训一顿那位在京城念了几天洋文就不分美丑的“畜牲”。
阿尔巴尼亚如今住在城里，生有一儿一女。女儿经过第二次“勾兑”皮肤依然很白，四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让她成为远近闻名的大美女，追求她的男人排成了队。她还当上了市政协委员，光凭相貌就被认定成了重要的统战对象。她妈妈常常羡慕地抱怨道：“我命苦，没赶上好时代。我年轻时比你漂亮多啦！”
三、贫与贪
当年“精通”哲学的政治队长后来改做村支书。“政治挂帅”时代小村落里的风云人物又被经济大潮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从懂哲学到懂经济，从抓脑瓜子到抓钱袋子，老队长转变得快速迅猛，且如鱼得水，他把一句名言写在村委会的布告墙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村支书是一村之主，大小事情一人说了算。他为村里办了不少的好事，也办了不少坏事，但能记住和谈起的都是好事。即使是坏事，他也能让坏事变好事，这就是辩证法。
前些年上级要求村务公开，并派工作组下来检查，支书被查出了问题。若用现在的标准判断，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外乎公款吃喝虚报发票，挪用少许扶贫救济款，打白条等等。另有一些生活作风上的不检点，比如与张傻子的二儿媳妇偷情，还占过村里会计老婆的便宜，最恶劣的是供销社的一个叫“水蛇腰”的卖货员用树枝挑着他的花裤衩到村委会讨个说法。
支书的书面检查材料张贴在村务公开宣传栏里，其中有一段话可以看出他的哲学功底：“贫与贪是一对模样很像的双胞胎。贫字拆开是分与贝，就是一分钱。手里仅有一分钱的时候，就是贫，就是穷。贪由今贝组成，是要现钱的意思。今天就要现钱，就是贪，就是急。我就犯了由贫而贪的错误，与性子急有直接的关系。”支书一项善于说文解字，能根据其生活经验望文生义。他曾经解释过“奸与妙”，说少女最妙，干女人为奸。还说过：“官字两张嘴，兵字两条腿，为官的动动嘴，当兵的跑断腿……”
支书停职反省了半年后又被重新任用，只干了三年就被送进了监狱。这一次是因为卖地倒了霉，贪污的数字实在太大了，而且显然不是贫而致贪。若干年前，他就是全村最富裕的人。如今待在高墙内，不知是否还在思考“贫与贪”或者“言与行”的哲学问题。
四、生与死
隔河而居的村民属于另一个生产队。河很小，雨季才有像样的水流，其他季节只是一条干涸的深沟。
河对面邻队的队长姓侯，是过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转业军人。此人个子不高，性格孤僻，很少与人讲话，从未听他讲过上甘岭之类的壮烈故事。侯队长长着茂密的络腮胡子，脸上很脏，像是从未洗过脸，胡子上常挂着草屑、泥土或饭渣，走起路来，总像憋了泡屎，匆匆忙忙，一溜碎步小跑。
生产队撤销后，他的队长职务随之被免，一个人上山种树，早出晚归，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落了个灰头土脸、衣衫褴褛、穷困潦倒。他原先就不胖，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没人再管他叫侯队长了，都喊他“猴子”或“野人”。“猴子”差不多变成了哑巴，几乎不再与人交谈，手里常拎着个酒瓶子，劣质白酒让他的步子放缓了，比年轻时走路慢了不少，且摇摇晃晃东倒西歪。
前年刚入冬，他把家里仅有的两口猪卖了，接着又卖了那头陪伴着他六七年往山上运送树苗、锹镐等杂物的黑色毛驴。偿还了这些年欠邻居的油盐酱醋和头疼脑热买药看病的钱，还破天荒给自己添了身青色新裤褂。那天凡遇见他的村民都吓了一跳，他们都说猴子有些反常，那张生冷的野人脸上竟然有了些呲牙咧嘴的笑模样。当晚他找了村里两个平时靠替死人送葬维持温饱的穷汉，给了他们五十块，让他们俩明早到后山石堆边的老槐树下，“把死了的我给埋了！”他醉醺醺地说：“我今晚就死了，明早埋土，别忘了！”等两位穷汉醒过神来，他早已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天一早，两位受托人真就去了后山，在“猴子”指定的地点，找到了那个需要填埋的土坑。“猴子”仰面朝上躺在坑中央，身子基本平整，双腿略有弯曲。身边丢了两个瓶子，一瓶烈度白酒，一瓶剧毒农药。从面部和姿势判断，死前未有剧烈痛苦的挣扎痕迹。他们遵死者遗嘱，认认真真地把坑埋上了新土并拢起圆圆的馒头型。坟前一块新刻的青石墓碑是头一天立在那里的，碑文为：“侯星亮之墓，本人立”。未写明生卒年月及立碑时间。
树根底下叩放着一只破了口的大白瓷碗，碗里压着一张纸和十八块五毛钱。纸是乡医院的诊断书，从潦草的笔记中能辨认出“高度疑似肝癌”的字样，患者正是死者本人。诊断书的背面写着“欠陈大嘴酒钱，十八块五毛”。
村里的人除了感慨“猴子”命苦外，还说他是因为怕死才自杀的。
五、荣与辱
“高粱婆”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抗日英雄，县城里中心广场上竖过她的塑像。小村子能诞生这么一位伟大的女性无疑光荣无限。她的故事若干年前被编入地方乡土教材，还搬上过舞台。话剧、舞蹈、表演唱、二人转、吕剧、快板书等多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都曾以“高粱婆”为原型，歌颂过她那段催人泪下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
“高粱婆”没有刺刀见红地与日本鬼子正面拼杀，也未出没于青纱帐埋地雷、设路障、炸毁敌军弹药库或击毙汉奸翻译官。其实，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刚满一岁的儿子卖给了人贩子，把卖孩子的钱交给了北山游击队，让他们买枪添药打跑日本侵略者。这故事绝对是真的，至于话剧中说她一直为游击队送情报，建立地下交通站等等均属附会演绎。上级宣传她时，经开导她一度默认并“回忆”起了自己做交通员的那些隐蔽而神奇的经历，后来她又矢口否认了自己的记忆。
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卖掉，换钱支持革命，这无论如何也值得大讲特讲。“高粱婆”不得不在大庭广众下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自己忍痛割爱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没有一个个普通人的默默牺牲，哪有祖国山河的一片红？开始试讲的几场，“高粱婆”会流泪，说到紧要处甚至会泣不成声。经过负责人耐心指导，提高了她的思想觉悟，她得知卖子捐钱是大义之举，不能有丝毫的私心杂念和犹豫不舍，所以她越讲越坚强，越讲越亢奋，好像当时不是卖儿子而是卖了一只鞋子。
“高粱婆”那时被村里人尊称为高大嫂或高大娘。她娘家姓高，人长得又高又瘦。变成老太太之后，晚辈们喊她高粱婆。高大娘受人爱戴与敬重了近二十年，渐渐地被人淡忘和非议了。原先认为她可亲可敬的村里人，后来责怪她心太狠，竟把亲生儿子卖给了人贩子，根本不配做女人。
“高粱婆”晚年很孤单，没人请她做报告了，也没人主动找她聊聊家常话。逢年过节乡里的民政部门送去一袋米面和一桶油时，她会情绪激动，能说几句比普通村民更有境界的感谢之语。
老太太离开人世时没有后生们为她披麻戴孝，不像他们当年表示的那样：您失去了一个孩子，我们成千上万的人都是您的孩子。
如今县城街心广场上的那个铜像早已不知了去向，取而代之站在那里的是肯德基广告上的白胡子老头。
六、有用与没用
也许是受那位喜爱思辨的政治队长的影响，我后来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哲学专业。
村子里好多年没出过大学生了，老乡们都替我骄傲和激动。家里辈份最高的三爷爷还专门向我打听大学的事儿，问我大学里学不学打算盘。他对会打算盘的人格外器重，总高看一眼。
大三的暑假我回了趟家，一天深夜隔壁的蔡大嫂神色慌张地喊我替她家的老母猪看病，说那怀着崽的老母猪是她家的命根子。我实在不会给猪治病，我耐心跟她解释，说哲学不是兽医，干不了那营生。她苦苦哀求终于失望而返。后来老母猪死了，她很伤心，同时又迁怒于我，说念大学的人本该无所不知、无所不会，而我却是一个没用的饭桶。我妈也很没面子，在村子里低头走了好些日子的路。从此，我在村里的名声大打折扣，都是那头老母猪给败坏的。后来村里又出了几个读大学的，但没有选哲学了。
在一些阳光灿烂或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我会呆呆地想，哲学读到本科，也许还能用用。若是读到博士，那就和实践无关了。
哲学的基本常识应该是人人皆知的。后来偏偏走向了学术化、专业化，以科学与技术的名义对其进行拔高处理。学术化实际是学者化，专业化也是专家化。学者和专家都是少数人的身份，因而学术化、专业化后的哲学变成了少数人的营生，它呈现出晦涩、难懂、高深莫测的模样，令人望而生畏。
究竟哲学使人智慧，还是智慧生成了哲学，这始终是个问题。也许二者互为因果。
我们曾希望把哲学变成人民群众手里运用自如的工具。工具原指人们从事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器物，而哲学是思想性的东西，不能具像为锤子、斧头和螺丝刀，只是打个比喻。工具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哲学能让人聪明，具有方法论的作用。好使的工具必须是简单、适用、省时省力的，而日趋繁琐复杂的哲学显然不能被广大干部民众所掌握。
我们之所以喜欢哲学，是因为哲学有讨人喜欢的一面。哲学的诱人之处正是人类思想的美感所在，也是人类实践的理性呈现。但它救不了老母猪……
“别挺尸了，快去接孙子。”太太总是在我进入哲学状态时响起炸雷，这与苏格拉底的老婆多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