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四年(1130年)，金将挞懒带兵进攻淮北重镇山阳(即楚州，今江苏淮安)，命令秦桧同行，从挞懒的策略上来看，诱以和议，内外勾结，才能使南宋陷于亡国之境。这个“内”，只有秦桧才可以用。而秦桧卖身投靠女真贵族的面目，在南宋朝野还没有彻底暴露出来，所以金统治者把秦桧作为最为合适的一个人选。所以，秦桧南行之前和妻子王氏商议，作了一番戏剧性的表演。王氏故意大喊大叫说：“家父把我嫁给你，当时有资财二十万贯，要你我同甘苦。现在大金国信用你，你就把我丢在路上。”争吵不休之时，挞懒妻子一车婆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就请王氏到家里问了一个究竟，王氏全都告诉她了。这一车婆又说给挞懒，于是也叫王氏以及侍从同秦桧南行。山阳城被完全攻陷之后，金兵纷纷入城。秦桧等就登船前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井要杀他，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大家以为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
秦桧回去以后，说是杀死监视他们的金兵夺船而来的。臣僚们于是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孙傅、何粟、司马朴是一起和秦桧被俘的，为什么只有秦桧回来了？从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两千八百里，要跋山涉水，路上难道就没有碰到盘查询问的官员？就可以一帆风顾地南归？就算是跟着金将挞懒军队南下，金人有意要放了他，也要把他家眷作为人质扣留，为什么能与王氏一起回来呢？这些疑问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能为他辩解，并竭力举荐他忠于赵家皇朝。
《宋史》中记载，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巳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
《金国南迁录》中也有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这样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据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宋史·秦桧传》记载，南宋政府虽几次派代表与金朝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际是从秦桧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朝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秦桧回来以后，送给赵构的第一件“见面礼”就是：要想天下无事，就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其中的“南人归南”，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空话，因为，肯不肯让南人南归，决定权全部都掌握在女真贵族的手里，不是由南宋王朝决定的，而“北人归北”，就是女真人在1129年入侵扬州时就曾号召过的，这次不过又是借秦桧之口把它提出而已。
因为南宋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成立的，如果按照秦桧“北人归北”的主张，就等于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献给女真贵族，而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的统治，也就是说让南宋自毁长城，自己解除武装，表明对金放弃武力。
秦桧送给赵构的第二件“见面礼”就是他递上一份致女真军事贵族挞懒的“求和书’。赵构感到秦桧“忠朴过人”，得到它，赵构高兴得睡不着觉，说“又得一佳士也”。秦桧得到赵构的赏识，迅速爬上了宰相的宝座。
秦桧的两件“礼物”摆在赵构面前，他又不得不考虑，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方人，应该去哪里呢？秦桧又说有“二策”，即以河北人归还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豫(他是南宋初年金统治者扶植的傀儡)，当宰相几个月，这“二策”就轰动天下。赵构说，自己并没有听到什么震撼性的消息，大臣綦祟礼把赵构的这些意思通告朝廷内外。
从此以后，大家就开始了解到秦桧的奸邪了，秦桧的主张引起了朝廷上下的强烈不满。只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赵构还处于抗战派士大夫及全国军民的议论和气势中，没有下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所以，对秦桧的这条投降路线并没有采纳，秦桧竟以此而被斥逐出南宋王朝。后来的种种事事证实，金朝使节到南宋，要求全部送还北方人，恰与秦桧“北人归北”的主张是非常吻合的，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秦桧与金人合谋的结果，秦桧的面目又被看清楚了一些。
秦桧投降卖国的主张一时间变得很难实现，只能忍受着暂时的障碍，静观宋金政治风云的变幻，找机会东山再起。绍兴五年(1135年)粘罕死，挞懒得势。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又起用秦桧为相，吏部大臣晏敦复忧虑地说秦桧是“奸人相”。但是由于挞懒是秦桧的老主子了，这个老主子是主张用诱降议和的策略来促使赵构上钩的。
秦桧看到了宋金的形势在不断地向自己推行乞和求降政策的方向发展，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在宋金谈判之前，以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威势，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构进行反复的试探，目的是为了增强其求和的信心，坚定投降的立场。南宋大臣在见过赵构之后，只有秦桧留下面奏，秦桧说：“臣僚们对议和畏首畏尾，首鼠两端，这就不能够决断大事。如果陛下决心想讲和，请专与我讨论，不要允许群臣干预。”赵构说：“我只委派你主持。”秦桧说：“我恐怕有不方便之处，希望陛下认真考虑三天，容许我向您另作报告。”
过了几天，秦桧又留在赵构身边奏起朝事，赵构想讲和的思想已经非常坚定了，但秦桧还觉得没有到时机，于是说：“我恐怕别的方面还有不方便，想请陛下再认真考虑三天，容我向您另作报告。”赵构说：“好吧！”
又过了几天，秦桧就像以前一样，一个人留在赵构身边奏事，他清楚地掌握了赵构确实坚定不移地要讲和了，于是便拿出早已拟定好的求和书，还声称不许群臣干预此事。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韩世忠、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多臣子的反对议和的上书，签订了第一个宋金的和约。赵构胆小怕事，装病躲到了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以后，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就大大提高了，宋金战和问题也开始由他左右。
《宋史·秦桧传》上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基本上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秦桧再相，十一年间，南宋朝廷大体上做了四件事：第一，养练士卒，形成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第二，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政权的财力；第三，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第四，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就高宗当时的情况来看，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然而，当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如果很快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也可以很快聚合在一起，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的旗帜完全的丢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当然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尽管不是很坚定，但终究还是同意了。
高宗专意乞和，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的事，就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样：“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戊午谠议序》）
秦桧“始唱邪谋”，从他代徽宗上书完颜宗翰算起，在那封书中明确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也因此深得宗翰的宠信，宗翰把他推荐给了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完颜昌。南归以后，初见高宗，“南自南，北自北”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这份“国书”后来改用刘光世名义发出，高宗因许以“忠朴过人”。但其实此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慢慢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是占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地位的，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是不愿放弃消灭南宋的政治策划，高宗也在动摇和战之间不断的徘徊，所以，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直到完颜宗翰死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掌握了金国的大权，对南宋采取了诱降政策，秦桧东山再起，主战派在自相倾轧中内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转向专意乞和。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中则挟虏势以要君”阶段的。进入这个阶段后，朝廷几乎所有重大的举措，决定权全都取决于秦桧，高宗几乎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一个决策。秦桧在南宋王朝中所处的地位，不是居于皇帝赵构之下，而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是赵构必须仰承他的鼻息的一个人物了。
秦桧，当人们提起的时候总是骂声连连，和珅充其量只是因为贪，并没有做太多对国家和人民不利的事情，求和的时候是功臣，求和以后是罪人，一条路错了，就必须走下去，这恐怕就是秦桧最终成为千古罪人的原因吧。秦桧一度也曾经是一个有气节的人，让金人佩服的人物，可惜后来成了汉奸，于是就这样背上了生生世世的骂名。一个书法精湛有文学功底的大宋宰相，实实丢了中国文人的气节。在国家生死攸关时，滥用职权，蒙蔽主上，自私自利之心让人骇人听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