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人，包括他们的总统，都生活在紧张气氛之中。显然，核时代的每一个十年都充满了紧张气氛，但是50年代局势最令人不安。美国领导人对珍珠港事件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50年代的美国人虽然时刻担心自己会受到偷袭，却是首批接受远程轰炸机的人。他们知道美国正在建造洲际弹道导弹和“北极星”潜艇。最恐怖的是，这些运载系统携带的武器是氢弹。用施特劳斯的话说，其威力足以“摧毁一座城市。任何城市”。
艾森豪威尔想消除这种“珍珠港”心理，减少由此带来的财政支出和恐惧。但他无法响应苏联或其他方面的核裁军呼吁。对他来说，美国的安全需要制造更多的氢弹，因为这是美国领先苏联军事机器的唯一领域。但是，制造更多的核弹只会增加开支，加剧紧张局势。
艾森豪威尔四处寻求摆脱这个困境的办法。1955年，他想到了一个主意。这是他最大胆的想法之一。他决定，建议美苏相互开放领空，彼此提供机场来执行连续的侦察任务。最简单的办法可能解决裁军难题。艾森豪威尔称，美国绝不会发动首轮核打击，因为美国的道德观和社会的公开性排除了秘密动员的可能性。如此一来，美国向苏联开放领空毫无损失，却能收益良多。如果美国飞行员在苏联领空拥有相同权利，苏联就无法暗中发动“核时代的珍珠港事件”，也不能秘密地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
在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曾广泛地使用空中侦察，而且完全了解1945年以来摄影和照片判读技术的发展。他已经尝试过飞越苏联领空的各种办法，虽然没能取得成功，但一直没有放弃这个计划。他听说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U2飞机进展顺利，会很快——可能一年之内——投入使用。卫星也正在研制之中，艾森豪威尔获悉两三年之内它就可以问世。卫星也能携带照相机，并将照片传回地球。总之，科学技术使得天空成了间谍照相机大显神威的场所。不管苏联同意与否，美国不久就能从高空对苏联进行摄影。艾森豪威尔主动提出不加限制的核查，目的就是利用不可避免的技术进步来缓和紧张局势。
【日内瓦首脑会议与心脏病发作】
美方为日内瓦首脑会谈整整准备了两个星期。美国代表团必须做出许多实际安排。艾克很高兴玛米同意陪自己前往，这是她第二次坐飞机飞越大西洋。更让他高兴的是，约翰刚刚结束指挥与参谋学院的课程，有一个月的休假，也能和自己同行。
艾森豪威尔满怀对苏联新领导人的好奇飞往日内瓦。他急着想见到朱可夫，朱可夫曾失宠于斯大林，艾森豪威尔曾一度认为他死了。了解在斯大林去世后，作为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到底成了真正的领导人，还是橱窗里的摆设。进而重建美苏在战后德国建立起来工作伙伴关系。
艾森豪威尔没有见过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也没见过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但1945年夏，他曾在莫斯科见过苏联莫洛托夫外长，他一直来与朱可夫惺惺相惜。艾森豪威尔曾经读过中情局关于他们的研究报告。报告评估了谁是真正的领导人，但说得并不确切。艾森豪威尔很难相信四位个性很强的苏共党人能够真正地分享权力。因此，他把找出真正的领导者定为日内瓦会议的目标之一。为此，艾森豪威尔叫约翰出马，因为他记得，自己1945年访问莫斯科时，朱可夫很喜欢约翰。艾克吩咐约翰，整个会议期间要紧跟朱可夫。因为朱可夫可能把某些不愿说的话透露给约翰。
艾森豪威尔的好奇心由于实际需求而更加强烈。例如，如果朱可夫的确主管国防政策，艾森豪威尔相信自己的核查提议肯定能得到积极回应。在鸡尾酒会开始时，艾森豪威尔专找苏联人说话，这使艾登和杜勒斯十分惊讶。
在一次宴会上，艾森豪威尔、约翰和朱可夫三人在花园中聊天。朱可夫说，自己的女儿那天结婚，但他放弃参加婚礼来见自己的“老朋友”。艾森豪威尔让助手拿来一些礼品，其中有一台便携无线电收音机。朱可夫显得很尴尬，轻声说：“在苏联，有些事并不像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艾森豪威尔父子觉得朱可夫仿佛变了个人，意志消沉，甚至有些可怜。父子俩回忆起二战结束时的朱可夫。那时他“像只自信的小公鸡”，而现在朱可夫“说话低沉、单调……仿佛正在重复一篇死记硬背的课文……他缺乏活力，也不像以前那样说说笑笑”。总统注意到一种“悲伤”的感觉。从此之后，他从心中排除朱可夫。掌权的不管是谁，肯定不是朱可夫。
当天的晚宴上，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坐在一起。他呼吁他们能理性从事。艾森豪威尔大声说道：“我们务必找到某种控制热核武器威胁的办法。你知道我们双方都有足够的武器，它们的放射性尘埃就能毁掉整个北半球。没有一个地方能躲避核武器交战时产生的核尘埃。”苏联人点头表示赞同。
艾森豪威尔巧妙地提出了自己的核查提议。7月18日，他在开幕辞中采取了一条非常强硬的路线，看上去不太符合他一直来提倡的“日内瓦精神”。艾森豪威尔说，大会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应该是“统一德国、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组建全德政府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坚持一个统一的德国有权自行选择使用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换而言之，重新统一的德国将成为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其次，艾森豪威尔想讨论东欧问题和《雅尔塔协议》未得到履行的问题。然后还有“国际共产主义问题”。艾森豪威尔知道，在这些问题上想要得到苏联的答复，可能性等于零。
接下来两天，大会展开了毫无成果的激烈讨论。苏联集中指责艾森豪威尔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7月21日，艾森豪威尔在万国宫根据提示卡片发表演讲。他说：“我苦思冥想，寻找一些能在这里说的话，让所有人相信，美国确有诚意解决裁军问题。”他转身对着苏联代表团，称自己主要想对他们说些话。他提出“相互交换军事设施蓝图。这些图涉及整个过程，包括两国所有地方”。美国将向苏联人提供机场和其他设施，允许他们随意飞行。而苏联也要提供相应的设施。
英法两国对这个建议表示由衷的支持。布尔加宁最后一个发言。他说，这个建议似乎具有真正的价值。苏联代表团将立即对它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散会时，艾森豪威尔前去参加鸡尾酒会，赫鲁晓夫走在他的身旁。虽然满脸微笑，但他说道：“我不同意主席的意见。”艾森豪威尔可以听出“他的话音中毫无笑意”。艾森豪威尔立即意识到，赫鲁晓夫才是掌权者。他回忆道：“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浪费时间去试探布尔加宁。”相反，他设法与赫鲁晓夫在一起，讨论“开放领空”政策的好处。赫鲁晓夫说，这个建议不过是一个大胆的反苏间谍阴谋。
为什么赫鲁晓夫出现如此敌对的反应，无人知晓。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这个建议，他强调这“只是一个开始”。总统不明白苏联人有什么损失。苏联肯定知道，接下来两三年内，空中飞行侦察不可避免。没有人知道如何贯彻“开放领空”政策，但这一任务必定困难重重。试想一下，在大平原中部或新英格兰地区设立一个苏联空军基地的难度。交换军事蓝图的困难更是无须多言。但是无人知道这一切，因为“开放领空”计划从未得到试行。它诞生几分钟后，就被赫鲁晓夫扼杀了。
艾森豪威尔正确地判断，赫鲁晓夫即刻提出的反对代表了苏方的权威意见。虽然感到失望，但他继续加强日内瓦精神。7月22日，他提出美苏需要加大贸易，实现“观念和人民自由、友好的交流”。7月23日，他在告别演说中讲道：“在这次大会的最后时刻，我认为能够体现正义、富裕和更广泛自由的持续和平看到了更光明的前景。现代战争带来巨大悲剧的危险有所减少。”他具体谈到了他的体验和成果。“我来到日内瓦，是因为我相信人类渴望摆脱战争，摆脱战争的谣言。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对世界人民的善良天性和清醒理智一直来有信心。我将在今晚带着这些坚定的信念回国……”
正如杜勒斯警告过的那样，日内瓦会议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期望的那样，日内瓦会议形成了一种具体、真实的精神，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与赞赏。日内瓦会议之后的那些岁月，是冷战头二十年中最平静的时光。
8月下旬，艾克和玛米飞往丹佛度暑假。艾森豪威尔利用假期考虑和计划1956年的总统选举。朋友们对他说，如果他退休的话，会让他们失望。他抗拒朋友们施加的压力，坚持说自己不能为了不让他们失望而再次参选。他告诉米尔顿，自己想“尽可能地保持灵活”，除非出现某些不可预见的危机，否则他不会再次参选。
他要考虑自己的健康状况。他不清楚自己能否再承受四年的精神压力。他还担心另一件事。丘吉尔没有出席日内瓦会议。艾森豪威尔觉得，一次国际会议没有丘吉尔的出席相当奇怪。但他也从两人的交往中得知，丘吉尔执政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在和斯韦德的交谈中，艾森豪威尔道出了心中的担忧。艾森豪威尔说：“如果某人的思考能力正在衰退，他自己通常最后一个才能意识到。我看到许多人‘长时间恋栈不去’，以为自己有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别人又无法胜任他的特殊职位。”艾森豪威尔担心自己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职务越重要，要求越高，这方面的危险就越大”。
9月19至23日，艾克住在阿克塞尔·尼尔森位于科罗拉多州弗雷泽的牧场里。23日，他早上5点起床为乔治·艾伦、尼尔森和两位客人准备早餐。他不做麦饼，只烧了培根和鸡蛋。6点45分，他们离开弗雷泽，驱车前往丹佛。艾森豪威尔前往位于劳里空军基地的办公室。安·怀特曼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如此神采奕奕过。”他心情不错，愉快地完成了工作，给大家读了米尔顿的一封来信，并把它递给怀特曼，说：“看我的弟弟多棒。”
上午11时左右，他和艾伦驾车离开丹佛，前往樱桃山打球。艾克两次回到俱乐部去接杜勒斯的电话，结果得知那里的电话线路有问题。他午饭吃了一个夹着百慕大洋葱片的汉堡包，然后返回球场。接着，他再次被叫到俱乐部和杜勒斯通话，但别人告诉他搞错了。球打不顺，再加上胃不舒服，所以他发了脾气。他停了高尔夫球，和艾伦一起开车前往岳母家吃晚饭。艾克和艾伦在晚饭前打了几局台球，但没有喝鸡尾酒。晚上10时，艾森豪威尔上床睡觉。
凌晨1时30分左右，艾森豪威尔由于胸口剧痛醒了过来。“它痛得要命。”他后来说道。他不想惊醒玛米，但他动来动去，还是弄醒了她。玛米问他是不是要吃些药。艾克想起自己前一天下午消化不良，就喝了一些镁乳泻药。从他说话的口气里，玛米听出他病得不轻。她打电话给施奈德医生。凌晨两点，医生来到床前。施奈德注意到病人胸口疼痛，就打开一粒亚硝酸异戊酯让艾克闻，同时准备皮下注射一格令（译注：合64.8毫克）罂粟碱，接着又注射了四分之一格令的硫酸吗啡。随后，他又告诉玛米陪艾克回去睡觉，使他保持暖和。四十五分钟后，斯奈德又给艾森豪威尔注射了四分之一格令的吗啡来控制病情。
艾克一直睡到中午。他醒过来时，吗啡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他仍然有些头晕眼花，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但是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职责。他让施奈德转告怀特曼，让她打电话给布劳内尔，“咨询他如何才能将权力委托给别人。”施奈德坚持让他先做心电图检查，查出前心壁的损伤位置。艾森豪威尔曾经得过冠心病。施奈德决定立即送他住院。
在医院里，艾克被送进了氧气间。施奈德继续展开治疗，第二天之后停用了吗啡。约翰从比弗堡飞了回来。他一到菲茨西蒙斯就与玛米展开商议。玛米显得坚强、自信。然后他就去看自己的父亲。问候过后，艾克说道：“你知道，这些事情经常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你觉得它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他叫约翰把钱包交给他。他解释道，他和乔治·艾伦打赌赢了钱。他要把这些钱给芭芭拉。约翰告辞出来，让父亲休息。哈格蒂在走廊里告诉他，这次心脏病发作程度中等，“不算严重，但也不轻。”
第二天晚上，艾克正在舒适地休息，感觉不错，开始谈论回去工作的事。玛米陪他住在医院的八楼，尽自己所能来应付这一意外打击。为了不让自己闲着，她自己也接受了一些治疗（在头两个星期内，她体重减了十磅）。她决定亲自回复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封信和卡片。约翰承认：“我觉得她好像疯了。”但他后来明白母亲找些事做是明智的。而且她也的确完成了这项任务。
总统罹患心脏病不可避免地使政府成员间的关系紧张了起来。在艾森豪威尔康复的头几个星期中，没有人知道他能不能重新担负起总统的职责。人们普遍猜测，不管怎样，心脏病的发作排除了他连任的可能性。1955年9月的权力之争就此结束，不仅下一年没有希望，再下来五年也没有获胜的可能。
尼克松的处境最困难。无论他做什么，都难以得到别人的认同。如果他面对权力畏缩不前，他会显得犹豫不决，毫无准备；如果他想掌握权力，又会显得冷酷无情。但他设法在夹缝中找到了中间立场。艾森豪威尔早些时候提出，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照常进行，并由尼克松主持会议。9月29日，尼克松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第二天接着主持内阁会议。他发表了一条新闻稿，强调“这些会议探讨了正常的例行议题”。他还请摄影记者来看艾森豪威尔“家族”的和睦共处，记录整个团队如何有效开展工作，以便政府能“照常”履行职能。
尽管政府表面上显得团结一致，但幕后的权力斗争却非常激烈。杜勒斯是各个会议的领军人物。他坚持派舍曼·亚当斯前往丹佛，在总统身边处理所有联络事宜。尼克松对这样的安排提出质疑，认为亚当斯应当留在华盛顿，而由他本人前往丹佛。但杜勒斯占了上风。杜勒斯还强调，总统不再作出进一步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