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中国共产党的空军袭击了距台湾二百英里，由中国国民党驻守的大陈岛。艾森豪威尔决定，“划出最后界限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决定立即会引起最后界限在哪里的问题，也是一个从未解决并加深危机的问题。美国人当然为了保护台湾而战——1954年，艾森豪威尔与台签订的协议要求美国这样做——澎湖列岛包括在防御区域之内。
但是金门与马祖怎么办？它们离中国大陆如此近，因此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离台湾（它们实在太小，无法当作用于进攻台湾的平台），除了蒋介石之外，几乎无人认为它们值得保卫。此外还有大陈岛的问题：它对守卫台湾也十分关键吗？
艾森豪威尔决定放弃大陈岛，而对金门和马祖故意不作明确表态。在此次危机中，他设法在一系列战争恐慌中保持了含糊的立场。这是他政策的基石。尽管这种做法在他与欧洲盟友、美军及参联会、蒋介石、国会和美国民众之间引起了许多问题，但他仍然坚持己见。
1月19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会面，商讨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要求国会授权他动用美国武装力量来保卫台湾及澎湖列岛。杜勒斯也认为，需要有这样一个决议案，但他想把金门和马祖也包括在决议之中。对此艾森豪威尔没有同意，只是说他需要的决议案措辞就是允许总统保护台湾、澎湖列岛及“其他可能确定的领土”。
艾森豪威尔想要通过的决议案对美国而言堪称史无前例。国会从未给总统发放处理国际危机时可以便宜行事的空白支票。艾森豪威尔认识到自己的要求史无前例，因此在提交议案前与所有国会领袖进行商谈。他向少数党领袖乔·马丁和众院议长萨姆·雷伯恩解释了自己的想法和希望。他们向他保证，众议院将“批准他的行动，不提任何批评”。
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咨文，要求国会通过决议，“明确并公开地确立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权威。在他认为必要时，能迅速有效地运用本国的武装力量达成上文所示目的。”所谓“上文所示目的”不仅包括条约所规定的保护台湾与澎湖，而且还包括“密切相关的地点”。这是否指金马两地？总统没有（也不愿）说明。
众议院的反应正如马丁和雷伯恩所言。在接到咨文一个小时内，众院就以410对3票，授予总统便宜行事的无限权力。
1月28日，参院以83对3票通过了决议案。国会预先授权给总统，允许他在自己选择时间和环境下进行战争，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他也可以自主选择合适的武器。杜勒斯催促他向中国大陆的机场投掷十几枚原子弹。艾森豪威尔答道，他既不想听到有人谈论原子弹，也不会考虑向台湾派遣美军。不过他也想有所作为。
总统需要的，就是关于金马两地形势的更准确的情报。他对中情局提供的情报感到不满意，因此决定派自己最亲密、最信任的顾问古德帕斯特前往太平洋地区。国家安全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将古德帕斯特拉到了一旁，请他调查“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进攻可能有多快”，评估国民党在得到美方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能够独力支撑多久。古德帕斯特结束调查回来报告，称国民党正在迅速加强金马两地的防御，紧急调动了大批兵力，应该能够挡住中国共产党的进攻，除非共产党派空军参战。在那种情况下，“就需要美国的支援，甚至可能动用特种武器。”
古德帕斯特回国时，“特种武器”的使用已然成了公开辩论的问题。3月12日，杜勒斯在一篇演说中提到，美国拥有“新型精确打击武器。它威力强大，能够完全摧毁军事目标，而不危及无关的居民中心”。三天之后，他说得更为明确：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威胁。它比两年前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国发出的威胁来得更为明确。在发表这篇声明前，杜勒斯征得了总统的批准。它在美国及世界上其他地方掀起了轩然大波。
在艾森豪威尔于3月16日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查尔斯·弗雷姆德请总统评论一下杜勒斯的声明：万一远东爆发战争，“我们可能会使用某些小型战术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尔一反常态，直截了当地答道：“是的，我们当然会使用这些武器。”他解释道：“在战斗中，这些东西仅用于军事目标，也仅服务于军事目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像使用子弹或其他东西那样使用这些武器。”
总统把原子武器和子弹相提并论，民主党人觉得很难不变得歇斯底里。林登·约翰逊发出警告，反对进行“一场我们没有计算过风险的、不负责任的冒险。”阿德莱·史蒂文森“对于美国为了保卫这些小岛而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深感忧虑”。
另一方面，雷德福几乎无法压抑自己的激动心情。这位参联会主席说：“战争显然可能随时爆发。”威利参议员断言：“要么我们此刻在台湾海峡保卫美国，要么以后在旧金山湾保卫美国。”詹姆斯·范弗利特将军想派美军前往金马两岛。如果中国人继续炮击这些岛屿，艾森豪威尔可以“用原子武器回击”。诺兰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不管风险多大，绝不可“迁就”。
三天之后，艾森豪威尔正与哈格蒂一起从白宫步行至行政办公大楼去出席记者招待会。哈格蒂说他刚收到一份狂热的请愿书。“总统先生，国务院某些人说台湾海峡的局势一触即发，不管问到你什么问题，你都不要回答”。艾森豪威尔笑着答道：“杰姆，不要担心。如果出现那种问题，我会把他们说晕。”
他照计行事。约瑟夫·哈施问他在台海使用原子武器的事。艾克一通长篇大论，回答得让人无法理解。数年之后，每当艾森豪威尔想到中苏情报分析人员要设法把他的讲话译成他们自己的文字，并向上司艰难解释美国总统的回答，就会忍俊不禁。
但是实际上，这场危机在4月中旬已经结束。4月23日，周恩来在万象会议上谈到了中国对美国人民的友谊，并说中国共产党“不想与美国开战”。他提出进行谈判。艾森豪威尔作出了积极回应。他说：“如果我们有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他准备谈判。周继续表明他的和解方针，称中国“愿意尽可能通过和平手段解放台湾。”大陆对金马两岛的炮击减少；到5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8月1日，中美代表开始会谈。
整个危机中，艾森豪威尔被相互矛盾的意见所包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本政府听取了各方面意见。艾德礼主张除掉蒋介石；艾登主张金门和马祖中立；民主党参议员主张放弃金马两岛；雷德福要求为大陈岛而战，轰炸大陆；诺兰主张封锁中国沿海。”但是，艾森豪威尔唯一采纳的是他自己的意见。结果，他渡过危机，并且实现了所有目标。蒋介石仍然控制着这些岛屿，而美国比以往更重视防守台湾。除了援华集团和共和党保守派中的极端分子，所有的人都对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
虽然他把原子弹比作子弹的说法使全世界都吓了一跳，但艾森豪威尔通过行动以及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含糊其辞，使欧洲人及其他地区的民众相信，他既不歇斯底里，也不冷酷无情。他从未想过使用原子弹，没有把世界带入战争，在不丧失领土和威望的情况下维护了和平。
艾森豪威尔处理金马危机堪称杰作。这是他漫长政治生涯中的伟大胜利之一。他成功的关键就是有意含糊其辞，故布疑阵。正如罗伯特·迪万写道：“艾森豪威尔政策的妙处在于，直至今日，仍然无人确定一旦沿海岛屿受到侵犯时，他是否会使用核武器。”实际情况是，他本人也不知道。回想起来，艾森豪威尔处理危机的突出之处，就是他在每个阶段都保持自己有选择的余地，随机应变是他作为二战期间担任最高统帅的主要特点之一。作为总统，他坚持保留这种灵活性。
台海危机使艾森豪威尔比以往更向往真正的和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不得不与苏联人打交道。美苏领导人最后一次坐在一起是在1945年的雅尔塔和波茨坦。由于这些会议成果乏善可陈，共和党保守派强烈反对美苏再次举行首脑会谈。艾森豪威尔也表示反对。首先，美国不清楚谁执掌着克里姆林宫。其次，艾森豪威尔觉得，东西德、韩国朝鲜、南北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还有军备控制等主要突出问题都是很难处理。
但是，他仍然想主动和解。苏联领导人变更。尼古拉·马林可夫下台，布尔加宁成为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了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朱可夫元帅出任国防部长。他们一起组成了三驾马车。1955年5月，他们向艾森豪威尔主动求和，宣布苏联准备签署《奥地利和平条约》，恢复奥地利的独立，使它依照瑞士模式成为中立国。这是艾森豪威尔一直来要求苏联做的“实事”，以证明它的诚意。6月13日，也就是《奥地利条约》签署一个月后，外交部长们宣布7月18日在日内瓦举行一次首脑会晤。
自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来，美苏领导人将首次举行首脑会谈；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世界各地总体上处于和平之中，使得数百万美国人在1955年倍感欣喜。对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言，诸事顺利。艾森豪威尔自豪地宣布，出生于1929年之后的美国人正在同时经历着和平、进步和繁荣。朝鲜战争之后出现的经济衰退很快结束，部分原因在于艾森豪威尔扩大了社会保障方面的待遇，在经济衰退期间增加开支，以便能够说服国会为约400万无保障人士提供失业补贴。此外，艾森豪威尔请国会批准，将最低工资从每小时75美分增加至每小时1美元。
1955年中，美国劳工总会主席乔治·米尼告诉手下：“美国劳工从未有过如此好的生活。”到1955年初，经济呈现繁荣景象，但没有通货膨胀，消费品价格只上涨了百分之一。结果就出现了购物的热潮。汽车工业大发横财。1955年，底特律售出了792万辆汽车，超过1954年两百多万辆。一直到1965年，年汽车销售量才被突破。
美国民众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汽车；公路系统出现了不足。除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主要城市地区很少或根本没有高速公路。除了宾夕法尼亚收费高速公路和东部地区一些收费公路之外，美国还没有四车道的公路。
自从他在1919年搭乘军车横穿美国以来，艾森豪威尔一直关注美国的高速公路。
对他来说，修建高速公路是由联邦政府承担的一个理想项目。首先，需求明确，势在必行；其次，只有联邦政府才能修建统一的公路系统；第三，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这意味着政府能够动用数百万人参与工作，而不会有人批评这是工程振兴署和公共工程管理署“故意创造的工作机会”。艾森豪威尔根据经济状况，控制高速公路的建设费用，以此来调控失业率的波动。
艾森豪威尔经常被批评者称为“辉格党总统”，暗指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领袖。但是，通过倡导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政府发扬了19世纪美国辉格党最优秀的传统。约翰·亚当斯、亨利·克莱和其他伟大的辉格党人都主张联邦政府出资改善国内的民生。艾森豪威尔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继承了这一传统。
1954年7月，艾森豪威尔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当时，他正设法为1956年“培养”一个接班人。出于这一考虑，他派尼克松在州长会议上发表讲话，让他作主要政策演讲。尼克松向听众们展示了政府的，使他们大吃一惊。艾森豪威尔的宏大计划提出了一个综合项目，包括修建从农场到市场、城市之间及地区间的公路。他建议接下来十年中，除了每年已有的7亿美元投入之外，每年再加追50亿美元的开支。尼克松的演讲使州长们和民众“大为震撼”。1954年9月，艾森豪威尔任命卢修斯·克莱为特选公民委员会主席，研究资金筹措问题。1955年夏，国会开始研究公路修建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