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会儿你们都嫌粮食少了？可当初给你们说过今年冬天哪个队有外出逃荒要饭的，哪个队就多吃返销粮，你们为啥儿都不去？你们为啥儿都说饿死屋里也不站在别人家门口？”队长这样快嘴吼叫着，拿目光把社员们扫了一遍，然后把目光落在了九爷身上。九爷一直坐在人群背后，靠着一条石塄，脚膝并拢，双手对插在黑袄袖中，搁放在膝盖上，神情非常自如。那张饱经了八十二年风霜的老脸，像一张挂在后墙上被风吹雨淋了八十二年的兽皮，干枯得没有一丝汁水。那皱纹压着皱纹的沟壑，如同浓缩了满世界的曲折和艰辛。直到这一刻，队长才发现，全村人也才都刚刚注意，九爷的皮色，决然地与村人不同，与世人不同，活脱如发掘开的几千年不见日光的古土。那似棕非棕的古土色的脸上，深深地嵌着似乎无光的双眼，显出了九爷永生与世无争的模样。在村人们这样喧腾愤怒的时候，九爷温和地平视着面前两人合抱不拢的皂角老树，盯着皂角树上忙碌爬动的一队队上下的蚂蚁，就像道士盯着一本玄妙的谜书。他不说话，也不看村人，仿佛这里除了他和老皂角树，还有树上的蚂蚁，别的啥儿也没有。队长被九爷的平静压住了，他不再发怒，慢慢地平静下来，咬着嘴唇不动，似乎想从九爷那里看出点处理事情的玄门妙道。
然九爷却站起身，不斜目扭着头，径直慢慢朝家里走去。队长望着九爷的后影，刚才的怒气彻底尽净。他回过头来，让七伯、六叔等几个主事劳力和队里有点头脑的年长上辈人留下，就吩咐其余人由副队长带着，到耙耧山上刨地角了。
留下的人中有我。皂角树下冬风吹得如笛诉一般，太阳的温暖减了许多。大家看外边没有可坐之处，又不是商事场地，就到我家去了。玉玲正在帮娘洗锅，看来了一群长辈，忙不迭儿搬来几个凳子，大家就都坐在院里太阳地上。
玉玲搬完凳儿，说完热情客套话就进屋去了。七伯六叔都说这姑娘不错，队长却说咱们换个地方说事。我知道队长想了哪儿，忙说她知道咱村底细。这样队长就开口说了。
“把大伙留下就是一个事儿，我觉得咱村丢下几百斤返销粮事小，丢掉大队秘书事大。不消说，大队秘书管着大队支部的印，人勤嘴乖就能入党，就能当支部委员……都知道奶奶的支书就是解放初当秘书现在干上支书的。我算过了，连科这年龄眼下当秘书，田湖大队的支书就早晚有一天会是咱瑶沟人。可这次连科不当秘书了，怕咱十八队今后十年、二十年连个党员也出不了……大家说吧，咱村要不要这个秘书？不要就他妈算啦！”
“要呀！”七伯拍了一下膝，“支部没有咱村一个人，就像朝中没有本州一个官一样。”
“操他八辈，去年大队罚我二十个水利工，支部有个人替我说半句话，也用不着大雪天让我在水里扛半个多月大石头。”
“我算过了，解放二十多年，咱十八队和外队打过上百场官司，没他妈一场胜诉的。为啥，就因为支部里连咱村一根头发也没有……”
“闲话别扯！”队长三叔从凳子上站起来，又蹲到凳上去，“要这个秘书可以，谁能把支书的心给拉过来……听说四队的星光是支书家干儿子。”
都不再言语。爹把他刚称的半斤烟叶揉碎放在众人圈里。我觉得不知如何是好，看不出来大队秘书对我有啥儿前途，然村人对秘书的期望却使我不敢有丝毫的轻蔑。我站在上房门口看村人们为这芝麻小职的大队秘书费尽苦心，心里不觉又酸又涩。队长在吸烟。大伙都吸烟。他们是瑶沟的精明人物，瑶沟的大小事儿，队长没有主张，都要找他们商量。金黄色的烟雾在他们头顶盘盘绕绕，浓重起来就像一座云雾似的山，压得他们一个个都把头勾下去。七伯说给支书家送点东西说说情，队长问送啥？六叔说我有一双大头靴，队长说支书穿的皮靴里边带羊毛，还缺你的棉靴子。有个低辈分的哥问谁家和支书家有亲戚？七伯说瑶沟没人和支书家真正有亲戚。只好就又闷下，各自盯死自己眼下那一片脚地，样子神圣庄严，仿佛议论村中的生死命运。这样过了很久，爹觉过意不去，说不行算了，就让连科还去洛阳干小活。队长说当不当秘书不是你们家的事，看不透世事别吭声！爹就再也不好多语，陪大伙一道受着那种无奈的折磨。
“不让你当秘书了？”
“还没最后定。”
玉玲一直站在我身后，她听队长们那么说了，就从我后身递来一句问话。当我回身看她时，忽然发现她脸色不好，淡红中透着浅黄，仿佛突然有病，像人在地上蹲久了，猛然站起头晕一样，双眼迷惘地看着我，似乎要重新把我认识一番。
我问：“你咋了？”
她走近我：“连科，你一定要当上大队秘书。”
我说：“是我自己不想当吗？”
她很凄凉地回身坐在屋子当央，好像我的一句话如同打了她一棒，那样一脸愁绪，一脸伤情，你从她脸上一时再也找不到订婚时的那种乐意、那种轻快、那种年轻姑娘的对世事纯净的乐观，我很迷惑。院里的长辈们还在闷闷坐着。我极想过去说声谁也别犯愁了，我压根儿就不想当秘书、不想当支委，也不想当支书。可我知道村里人需要我当，家里人需要我当，玉玲需要我当。我只好倚门呆着。我想起村前五角麦田，想起总是坐在麦田正中仰望着天空好像问着什么、或看见了什么的那只发痴的黑狗。我把目光从大门投出去。在我家看不见五角麦田，看不见那只黑狗，只能看见把树根伸到九爷家房里的皂角老树。冬日里，皂角树的枝条带着刺儿在空中摆来摆去，像有针的鞭子在空中抽打。我盯着皂角老树，阳光在枝条间跳动。透过枝条，天空的远处，有一块云彩又乌又浓。我觉得那云彩在我的胸里，胀得胸膛就要炸开。就这个当儿，队长忽然又从凳上弹起来，莫名地骂：
“我操他奶奶……操他八辈！”
这一骂，人都惊了，谁也不再抽烟，都惊恐地望着队长。
玉玲从屋里出来了。
“三叔，”她脸上这会儿很平静，像一个经过许多事情的中年女人，和她小我一岁的年龄极不相称，“支书家有个侄儿腿不方便吧？”
“有个，咋？”
“支书托人在我们村给他侄儿订个媳妇，一见面给了300块的见面礼，可人家女方不同意……”
“不同意才好，让他一辈子打光棍。”
“我想，”玉玲真的想了会儿，“要是能成全了支书家侄儿……大队秘书的事也就能成了。”
眼睛眨一下，队长看着玉玲，就同一个学生看一个比自己年龄小了许多的老师。七伯、六叔们，听了这话也都忽然雅静下来，抬头盯着玉玲，仿佛真在死胡同中找了一条出路。过一阵，队长却突然哼了一下，说：“这是找媳妇，不是找母猪！”
人都重又陷进沉默，以为事无前途了，不想六叔猛吸了几口烟，把烟锅往鞋底一磕，用一根草棒在锅里剜几下，吹了几口，将布袋往烟袋杆上一缠道：“要不……就把我家那几个丑妞嫁走一个。”
院里人皆怔着，把目光移到六叔身上去。
队长说：“支书家侄儿瘸得厉害……”
六叔说：“知道。”
爹说：“六弟，咱瑶沟今后五十年不出一个人物，也用不着这样。”
六叔说：“她们能和支书家攀门亲戚，也算没白来这世上走一遭。”
到此，就又静默悄息。队长抱着膀子，眼望着我家房檐下的一团麻雀。那麻雀在争占一个木尜，嬉戏斗闹得乐声四起。七伯始终不语，旱烟吸得啪啪有声。爹的半斤烟叶已被吸去三分有一。七伯脚下的烟灰像馍似的一堆。他的脸上如画像一般安然，一般静和，仿佛这半晌愁绪，一丝也没从他脸上掠过。别的几个，却不时瞟一眼队长，又瞟一眼六叔，想说话，又不好插言，只好那么不自在地看来看去。我始终倚着上房门框不劝。这一刻，我冷丁儿对玉玲生出许多无可谈起的看法，觉得她聪慧，聪慧得仿佛早已成了大人；觉得大队秘书若让玉玲去当，要不了几年，她就会入党，当支委，当支书。我很想和玉玲谈些什么，可又不知道该和她谈什么。我隐隐感到，我姐们的聪敏，远难和玉玲相比。我想，也许我家和瑶沟命运的变化会从玉玲成为我的媳妇开始？她依旧站在队长面前，像有主见的中年女人一样沉静地望着队长。
队长则谁也不看，直到眼前那团麻雀飞了，才把目光落在六叔身上。
“你想……嫁老几？”
六叔站起来，
“老大二十一岁，老四十七岁，让支书家挑吧……”
最终，事情就这样定了。七伯和支书家有那么一丝道不明的亲戚，队长就说你去支书家跑一趟吧！先跟支书媳妇说。这是队里的事，跑半天队里给你记半天的工。
六叔家四个女儿。是挨年儿来在瑶沟的，样子虽都谈不上如何出众，可个个站出来，都是不羞于在人前走动。要说最好，也确属老二老三。老二的模样在瑶沟姑娘中，可为姣佳，老大还没订婚，老二就来了几家提亲的。老三呢，今年刚刚十八，农活线活却都可拿起放下，庄户人家没有不羡慕老三那双好手的。七伯和六叔一道去和我六婶商量这门亲事，六婶说：“四个女儿哩，嫁出去一个吧！最好是支书家看上老三，这样以后日子好过些。”
如此，七伯去了支书家。
到天黑七伯也没回来。队长、六叔急了，推下饭碗，就坐到我家往村口张望。玉玲原说去田湖镇称盐买油，到家吃顿中饭就走，因为这门亲事牵涉到我能不能当秘书，她就住下了。
月亮升起时，七伯回来了，没回家就被队长叫了过去。
“咋样？”
“不行。”
“为啥？”
“妈的，四队星光家妹妹前几天才和支书家侄儿订过婚。”
队长怔着。大家都怔着。屋里的煤油灯头儿如一粒黄豆在桌角晃动，昏花的灯光，像一层浅浅的黄泥水在屋中游着。娘和姐们都站在里屋。玉玲挎着二姐的胳膊。爹在给大伙生火。天很冷，风声在房檐下唿哨。七伯说还有饭没？娘忙去把给玉玲烙的馍拿来。队长说你在支书家没吃饭？七伯说支书让了我一句，我没好意思吃。这时候，爹把炕火生了起来，屋里立马一片光亮，墙上挂的蛛网及糊墙泥中的碎草麦壳儿，都清晰可见。队长脸上有一种浅浅的死灰，仿佛为啥儿奔波了十年二十年，累得气都不及喘息，到头来，却是一场空。这使他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懊丧和泄气。
六叔有些愤愤不平。
“奶奶，我的闺女们哪个不比他星光家妹子好？是论模样还是论手上活头？”
七伯看着六叔。
“这话我都说了。支书媳妇也真心看上了老三，说她侄儿腿瘸不能干活，咱老三腿勤手巧，比星光家妹子好了多少倍，想把那边退掉。可支书说，娘儿们懂啥？这里边复杂得很。”
“复杂……”队长把干枝大手烤在火苗上，掀山似的翻了一下眼皮，“就最后定下星光去当秘书了？”
七伯没回话，点了一下头。七伯这一点头，就宣布了村人又一个希望的破灭。事情摆在面前，星光家妹子订婚给支书家瘸子侄儿了，星光当支部秘书是势在必行。我忽然感到心里一阵轻松，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队长似乎亦然，似乎回到了半月前那种支书没向他提起让我当秘书的状态。爹娘和姐们，也都亦然。本来并没奢望过我能成为一个大队干部，这会儿不行了，也不感到有什么损失。只是玉玲有些异样。她拉着二姐，眼光显得迷惘且伤感，仿佛我不能成为大队秘书，就如她丢了啥似的。屋里一时静极了，七伯嚼馍的声音，像是一口铡刀铡草一样，一下一下，均匀且声响大得使人心跳。火苗从柴禾上跳起，噗噗的声响从七伯嚼馍的空隙中跳出来。火苗映黄了大家的脸。每个人的脸上都如黄杨木桌面一样呆板、干枯。仿佛，屋里躺着一个死人，大家守在那死人身边，面无表情地沉默着。
过了好一阵，玉玲从屋里走出来，对队长也好像对大家说：“趁还没宣布星光当秘书，找找村里谁家和公社的哪个书记有亲戚……”
先是一阵沉默，过后队长站起来，谁也不看，浑重地道：“去他妈的吧……不要这个秘书我们瑶沟人也不会断子绝孙！七哥，事不成你腿跑到了，给你记两天的工。”言毕，队长就车转身子走掉了。步子宽厚且悲凉，就像一个人在深夜朝墓地走去那样，脚步声往人的胸膛上撞。到大门口，他又回过头来叫：“明儿前晌各家到老皂角树下分返销粮。”
一夜没话。
第二天起床玉玲就要走。我去送她。二姐说，连科，玉玲不知咋的了，昨儿在床上翻了一夜。路上，我俩一前一后，迎着新出的日光。从夜里挣出来的耙耧山坡，散发着寒冷清凉的气息，就像水样从我们脸上汩汩地淌过，能看见那气息在日光中泛出的浅薄的金色。路边干草上的霜水，米珠似的被草尖托在日光里。这时候，日光里包含了透亮的冷，像一块发光的冰在我们四周。我说玉玲，冷吧？她说，连科，你一定要设法当秘书或者入个党。
我说：“不当秘书也照样过日子。”
她说：“人要活个前途。”
我说：“你是奔着我能当秘书才和我订婚的？”
她说：“我得罪你了吗？你这样挖苦我？”
我们一前一后，寒冷的气息使我们浑身冰凉。山坡上偶有一潭溪水，结出镜似的白冰，似把我们的心摄进里边去。她说当不了秘书你咋办？我说过几天就去洛阳火车站当搬运工。她想了一阵说，能转为正式工吗？我笑了，梦话。我的笑声很短，瞬间即逝。她说合同工也不行？我说临时工也不是随便就能干的。她不回头看我，只扭脸盯着蓬勃的太阳。
她说：“下次到我家，你就说你是合同工。”
我说：“我不是合同工。”
她说：“你要听我的。”
我说：“我还送你吗？”
她说：“你不想送我了？”
我说：“你又没行李。”
她说：“去洛阳走时我来送你。”
送玉玲返回来，村里都已吃过早饭。冬闲没活干，人们都出来站在村头。这时候，太阳已经开始暖和，散发着棉花似的柔热。队长让把队里的一棵大树卖了，用这笔钱集体交了那五百斤返销粮的款。村人们只要到村头分粮就是。再有二十天就是大年。这批返销粮刚好支撑一下村人过年的腰杆，不费事各家就都有了小麦。过年的白面饺子和初一那天的白馍，一有着落，人心就满足许多，快活许多。于是，在村头等着分粮的人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红艳艳的喜气。爱玩笑的小伙子，去爱玩笑的嫂子们面前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嫂子们就纠结起来，把一个小伙裤子脱了，挂到皂角老树上。那小伙捂着自己的玩意儿，冻得浑身哆嗦，跪在嫂子们面前不落泪地哭。男人们则待在一边，抽着叶子烟，哈哈哈发笑。姑娘们捂脸骂着不要脸，却没人拔腿往家跑去的，只在原地跺脚骂。
这时候，村人都忘了当秘书或不当秘书的事，毕竟不是自家谁去当秘书，又如何能牵动全村人的心？只有队长、七伯、六叔几个在村里主事的人，远远地坐在没裤子小伙后边，像没看见一样。他们不谈论秘书长短，也不谈论过了年的活路，就都倚墙坐着，望着通往镇上的那条车路，等着去粮店买返销粮的几个劳力回来。
路上没有一人。
日光在那黄沙路上像一层金粉似的散着，距离越远，那粉就愈加光亮。黄沙路从村头伸出去，笔直笔直，由高到低，插到镇街上。没人的沙路开始使人有了烦躁。这已经是临近午时，买返销粮的劳力仍没回来。村子距粮站无非三二里路，照理不该这样拖时。
队长派个小伙去粮站看看，转眼小伙就跑了回来。
“他们几个在粮站和大队干部差点打起来。”
村人们全都围上来。
“为啥？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