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献忠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诞生与发展，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有的政治现象和亮丽风景。20世纪20年代，青年共产国际有40个支部，也就是说在40个国家中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影响较大的有苏联、德国、法国、捷克斯拉夫、挪威、瑞典等国的青年团。一些共产党在本国取得执政地位后，均无一例外地将党的青年组织的基本功能设定为协助执政党在社会实践中培育合格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诚然，当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策略出现致命性错误时，党原有的青年组织的育人功能也就出现了颠覆性偏差或者不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一向视中国共青团为助手和后备军，从革命年代、建设年代到改革年代一以贯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青团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另一方面在思想、道德、作风等领域着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前者是出发点，后者是落脚点。尤其是同工会、妇联、科协、侨联、工商联等具有较多统战色彩的群团组织相比，共青团的政治性育人功能更为凸显。
一、共青团在执政党培育国民精神总格局中的定位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自由人是指文明素质高、道德水平高的现代公民。这是不自然形成的，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去塑造、去引导。毛泽东有句名言，人的正确思想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1]。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打破一个旧世界，更是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新的世界需要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人格、新的风尚来支撑。而最易、也是最先接受新思想、新道德的，往往是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阶段的青少年群体。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在恢复国民经济，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非常注重国民旧道德的改造、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于宣传、教育工作相当重视，对于承担这些工作部门、机构、团体也相当重视。因此，大中小各类学校、各级团委首当其冲。学校属国民教育序列，在传授知识过程培育青少年健康品德；共青团则专司青少年价值培育（当然，很多时候也是在实践中培育）。其他还有宣传部门（主流价值观的灌输）、新闻媒体（新人新事、好人好事的报道）、文艺部门（注重在文艺创作、形象塑造中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等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老师更应该管。”[2]这一时期，执政党尽可能把一些组织、团体、机构称之为“大学校”，共青团是一所大学校，工会、妇联是大学校，解放军也是一所大学校。
从建设时期到改革时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共青团始终处于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第一线。这一点，无论是统揽全局的执政党，还是从事具体工作的共青团都有深刻认识。中共在全国执政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讲到“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而且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越来越重视。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核心，就是把青年培养成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三大全体代表时殷切希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3]1951年周恩来在青年团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上作政治报告时对共青团的地位讲得更为清楚：“青年团应该成为思想改造的组织者与宣传者和模范。”[4]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把再次党员、团员相提并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世界观、人生观，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5]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新一届团中央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又鲜明指出：共青团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共青团主要负责人也有一致看法：1954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谈到：“宣传教育工作是团工作的灵魂。”[6]其后历届共青团都将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把“培养人”作为统筹各项工作的总抓手。2012年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陆昊讲：“党中央书记处近10多年来对共青团提出的要求是：引导青年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7]时间虽然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在执政党的运作体系中，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功能定位始终没有改变。
应该说，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吸取传统治国理政经验，结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主导着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培育工程。在党委、政府、社会诸多部门、机构和组织的共同参与中，共青团占有重要席位，或者说，共青团就是专职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当然，共青团也不可能包打天下）。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共青团的诸多工作（包括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很多品牌项目），都是在实践中教育青少年、影响青少年，培育青少年价值观成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这就是说，共青团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培育青少年价值观。
二、共青团育人功能实现的结构性因素
大气候决定小气候，大环境影响小环境。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例，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全面执政后，面对较为落后的生产力和较低文化素养的民众，其即将展开的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国家、文明社会的建设，必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其原因在于：一是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为普天下劳苦大众谋福利，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利。这一点是与大资本家代理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二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点是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在这样的薄弱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被称为是跨越“卡夫丁大峡谷”。三是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臣民意识、等级观念、官本位规则扭曲了普罗大众的社会心理，压抑着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四是一些西方国家对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端敌视，极尽封锁、破坏、遏制、颠覆之能事。所以，中国共产党面对如此现实，首先要在生产效能上战胜资本主义国家，于是就有了加快工业化进程，不惜“跑步前进”。同时为了确保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代相传，执政党营造与传统社会（明、清以及民国）不一样的氛围，注重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949年之后，共青团不仅作为执政党政治运作中的一个重要链条，承担着政治流水线上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共青团以“准政党”身份充当着执政党的“马前卒”。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共青团要做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团的光荣使命。由于社会运作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由众多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杂揉整合而成，所以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不可能真空里进行，必然会遇到方方面面力量的影响，或助推，或牵制。
研究认为，共青团育人功能的实现取决于如下因素：一是执政党的清明政治和执政绩效，可以增强青年民众的向心力；国家建设的成就、国际舞台的分量，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自信和自豪。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个新政权诞生后，大约在百年之内要完成一系列转变，从感恩而顺从，到因绩效而拥护，最后上升到因法治而有序、有理性。执政党需要审时度势地调整策略和政策。二是主流价值观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大影响，产生强烈的从众效应。时代塑造性格，共青团在大时代、大思潮下，在执政党强大的舆论宣传之下，只要因势利导，就能产生较好的效应。当然，官方所推举出的典型，最能触动人、打动人的，还是那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人。三是社会生态的复杂性使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出现一些变数。本来，形塑青少年价值观的力量就来自方方面面，如果说强动员体制下官方的主导地位还比较明显的话，随着个性化时代的到来，各种力量都会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而此消彼长。这里有传统文化的习惯认识，有西方思潮理念的交融交锋，有现实利益的诸多诱惑，还有社会不公平现象引发的集体愤懑，都在从正反两面影响着青少年理性价值观的形成。四是共青团自身的探索和努力。是否坚守阵地，常抓不懈；是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否善于整合，善于借势等等。共青团虽然具有较强的育人功能，但是单靠共青团一家，也是培育不好青少年的。1955年8月，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在一份总结报告中坦言，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工作，青年团固然有着最直接的责任，但仅仅靠团的力量是不够，一定要有社会舆论的赞助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8]
三、共青团育人功能实现的政治社会环境变迁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沿袭了战争年代在根据地局部执政时形成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强大的国家力量介入社会，将国家意志灌输给社会成员，国家体制属于一种强动员体系，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讲的，整个国家是一个超级公司。全国人民拥有一个共同目标，在意识形态动员下，所有人有共同意识。不论各行各业、全国各地，整体上是一个活动单位，整个国家是政治和经济活动单位[9]。大家觉得都是一家人，因为在从事一个共同的事业。应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处于高强度动员状态，意识形态的力量把整个社会凝聚成一个紧密的道德——政治共同体。执政党对意识形态抓得很紧，解放逻辑释放的能量仍然有效。“文革”十年，共同体的感觉被残酷的现实瓦解了，整个70年代政治风云一波三折，普通民众都看糊涂了，价值认知无所适从，这是一个迷茫的时代。尽管1978年底中共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但80年代初的媒体仍在讨论“信仰的失落”问题。其实，这只不过是在公开地描述一个已经存在很久的事实。这种失落感就是源于强动员形成的共同体感觉的瓦解。80年代全社会寻求变革的共同意愿，好像又把人们的感情联合到一起。但是，到了80年代末，在国际风云和国内风波的双重逆袭之下，这种共同体感觉则好像再度被瓦解了。
事实上，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巨大的经济驱动力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包括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传统方式）、党政干部作风都带来了很大冲击和挑战。1988年，只挂政治局委员之名的胡耀邦在一篇稿子的修改意见中谈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他说：“这些年，我们对思想工作并非重视不够，也使了很大劲，但效果不那么好。战争年代，我们积累了一套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很有效。今天时代不同了，任务变了，历史条件也不同了，所以要研究适应今天的新形势。今天我们干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思想政治工作从内容到方法都要适应这个，既不同于战争年代，一切为着战争胜利，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为中心，更不同于‘文革’十年，反修防修，全面专政。把这个大背景、大形势搞清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目标才讲得清楚，有的放矢，取得实效；不改进就没法加强，改进了，也就加强了。战争年代，我们有一条过得硬，就是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示范，这个传统我们如果不发扬，你让群众艰苦奋斗，大干四化，你在那里搞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搞特权腐败，这个不改变，发多少文件也不行。我总是觉得，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要做，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优势，但要看到，今天有很多所谓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大相信社会主义，不大相信党的领导，当然也可以跟他们讲些道理，但光讲道理恐怕解决不了他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努力做好，把路线政策搞对，首先中央机关带头，把党风搞好，带动全国，等到两个文明抓上去了，人民得实惠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很廉洁，思想工作才更有说服力，什么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就自然消除了。把工作搞好，把路线搞对，把党风搞好，我们就理直气壮了嘛。”[10]这里相当清晰地讲明白了两个根本性道理，一是思想教育工作要与时俱进，才能常释常新；二是党政干部作风一定要过硬，言行一致，才能取信于民。
1992年之后，执政党在经济改革中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已成滚石之势的利益驱动改变原来组织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个性化的利益诉求和表达越来越成为常态。随着市场化、网络化、全球化的交互作用，一个个性化时代到来了。美国未来学家和历史学家托夫勒讲，第二次浪潮（即工业化浪潮）创造了反映和要求批量生产的群体化社会。在第三次浪潮中，以智能为基础的经济，批量生产已成为过时的方式。非批量生产，即非规格化产品（也可称为个性化产品）成为制造业的前沿。这话是1995年针对美国的情况而讲的。他接着又说，随着第三次浪潮的异质性取代第二次浪潮的同质性，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群体化让位于非群体化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众化”）。以此理论来观察当代中国，这大概就是虽然物质财富一天天增加，生活水平一天天提高，而理想信念却一天天淡化、常规宣传教育一天天弱化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市场经济愈深化，体制性冲突越激烈[11]。理想信念教育将在政治世俗化和体制固化的夹缝中寻求拓展空间。
四、共青团育人功能实现的具体工作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环境中，对于青年来讲，只有个人选择和社会需要相一致时，才能有助于在现实中破解矛盾困惑，厘清大是大非，寻得安身立命之本，获取成长发展动力，他的价值才可能真正得到更全面地实现，他的发展才能可能更加通畅。那么，中国共青团作为官方组织，应该在青少年群体的需求中发挥影响。研究认为，革命年代，共青团是通过帮助青年利益实现而获取其信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维护、实现集体利益，宣传的是集体主义，但也没有完全否认青年的正当需求。1957年之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党风政风在“向左转”，社会心态被裹挟其中。改革开放后，重新回归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点，共青团努力在服务青年中引导青年。纵观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共青团在实践中形成了若干育人路径。
路径一，重大历史关头响应党的号召团结带领青年跟党走。不论建设还是改革，执政党的很多战略意图最早都是靠青年去推动实施的。共青团总能不失时机地在党的号召下，创造性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团结引领大多数青年为实现党制定的目标去奋斗。在这一过程中，广大青年自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个体行为调适到集体行动的节奏中。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新长征突击手、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性集体行动，吸纳涵盖了青年中的大多数。
路径二，提炼鼓荡青春、振奋人心的动员口号以激励青年。青年是最富活力、最富激情的群体，最易接受口号动员。共青团的动员口号紧扣时代脉搏，富有感染力和鼓动性。比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提出“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最可爱的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提出“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向科学进军”，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争当新长征突击手”“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五讲四美三热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青春建功新农村”“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等等。
路径三，选树领跑时代的青年英模供普通青年效仿、学习。中国共产党从普通人中选树楷模的做法与儒家树立楷模的教育方法是相通的。1949年之后，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出先进典型供模仿学习，成为各行各业通用的做法。共青团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需求，塑造出众多不同类型的青年楷模，从青年突击队到青年垦荒队，从雷锋到张海迪，从“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到各级“十大杰出青年”，这些青年英模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和冲击波，以强大的正能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路径四，适时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主题教育活动队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最为直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缘于网络状的单位制管理和青年的同质性特征，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到学习毛泽东著作再到学习雷锋，几乎囊括了各行各业的所有青年及青少年，声势浩大而有效果。改革开放后，这一做法被承袭并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形成系列。比如“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礼貌活动月”“学习张海迪”“学习‘一山两湖’等英雄群体”“学习赖宁”等活动，“增强共青团员意识”“我与祖国共奋进”“红领巾相约中国梦”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以及“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程”等建设工程。
路径五，引领时代潮流，助推良好社会风气。中共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引领时代的产物。从革命到改革，党一直挺立潮头，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青团的各级组织及其成员，紧紧跟随这一先进行列。而且，共青团一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光荣传统，所发起的“向困难进军”“人生观意义”大讨论、“争做新长征突击手”等轰动一时，所创制的“青年突击队”“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等影响深远，这些活动有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广大青年以能够加入其中、成为一员而自豪。
总的来说，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成效是明显的，尤其20世纪五六十年代、80年代的育人工作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形成了新型社会塑造新青年，新青年创造新型社会的可喜局面。当然，过分夸大共青团的作用与完全忽视团的存在同样是缺乏理性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阶层的积极配合，共青团要想在任何方面取得成效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五、共青团育人功能发挥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如何对1949年以来共青团育人功能进行科学研判，需要什么样的评估模型，哪些具体指标，确实需要单列一项课题展开深入研究。这里只能宏观、综合地做些粗浅分析。总体上看，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之初到全面深化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传统工业化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共青团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呈现一条逐渐弱化的轨迹，育人功能无疑也在弱化。其中，既缘于从集体化到个性化的时代变迁的必然趋势，也因为自身工作存在一些失误和不足。
第一，应对利益时代的挑战不及时、不得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在给青少年群体树立正确价值观带来信心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利益为导向，近40年来把全国人民发家致富奔小康的胃口都调动起来了，社会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几乎冲击了所有家庭和每一位成员。曾经有一个时期，执政党也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一到实际工作中总是“一手硬，一手软”。利益与信仰、利益与道德看似是难以调和的宿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利益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社会大环境（包括党政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有些思想教育的阵地就被放弃掉了。有时候也在提“创新工作方式办法”，因为创新需要更多的投入和艰苦的探索，所以一些所谓的“创新”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有的还仅仅停留在表面形式。
第二，形式主义是宣传教育的大敌。任何一项宣传，一开始总是要依托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当时也许是比较有效的，比较能吸引青少年参与并使之在参与过程中受教育。但天长日久，时过境迁，就有可能蜕变为“空壳”。比如，很多地方都在搞“学雷锋”活动，每年若干次，学生不是擦玻璃，就是擦马路护栏，要么就到敬老院打扫卫生，有时一天能去好几拨。学生心目中的“学雷锋”志愿活动，就是简单地带抹布上街，道德示范的丰富内核被简单化为一种肤浅的形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是缺乏认识。策划者和执行者总把每次活动当做政治任务，是做给领导看的，做给社会看的，为“活动”而“活动”。二是缺乏压力。下不下工夫区别不大，思想教育没那么硬性指标去衡量，走个过场就行了，进而陷入片面地追求形式、图虚名的“皇帝新装”式的自欺欺人的泥潭。
第三，社会地位的相对弱化也是育人功能发挥欠佳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男性人口平均年龄39岁，女性为42岁，14—28岁青年无疑是国家建设重要的生力军甚至是主力军。而且在急于破旧立新的年代，社会上总充满着浓浓的青年崇拜，共青团的地位相对较高。改革开放以后，人口寿命大大延长，青年地位相对下降，即使生力军的作用没有变，但需要平衡的关系明显多了。如果过多地强调青年的重要性（比如为青年立法），有人就会问，老年人的权益就不重要了吗，要不要为老年人也立个法？同时，多年以来，很多地方党政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在追求GDP的增速，总认为共青团等群团工作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有的地方政府甚至给他们下达招商引资的具体指标。实际上，共青团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宣传培育效果的大小。反之，共青团宣传工作是否有效，是否让青少年喜闻乐见，能否为党政排忧解难，又影响着整个共青团的社会声誉和政治价值。
六、“大转折时代”共青团育人功能的开发与应用
美国未来学家戴维·霍尔认为，从2006年起“大转折时代”已经到来，这是“生活与思维方式的大转折”。转折时代将由三种力量铸就：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个体化浪潮、电子联通性。到2020年，中国社会的很多组成部分，包括思想和组织机构，将在本质、外观、特性或者形式上发生改变。中国新一代青年的价值观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形成新的特征。面对“大转折时代”，中国共青团应该把握时代特征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在迎接挑战中实现工作转型。
第一，育人的功能和阵地只能加强，不能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并突出“中国特色”。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不论在任何时代，执政党都不会放弃，共青团也不能放弃。因为共青团不是普通的社会组织，而是具有鲜明政治性的群团组织，共青团第一位任务就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丢掉了思想政治阵地，也就是丢掉了共青团的灵魂。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国际形势仍将在风云变幻中经历大变局，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将在深刻改革中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如果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埋下重大隐患。
第二，以互联网思维应对转折时代的变化。互联网是一种颠覆性力量，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全新价值观。在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看来，互联网思维包括4个关键词：用户至上，体验为王，免费的商业模式，颠覆式创新[12]。互联网时代社会变革是加速的，青年的世代变化也是加速的，而所有变化均来源于观念的变革。“不日新者必日退”。一方面，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方法要与时俱进，要进入青少年的话语体系之中，赋予更多的易于被90后、00后喜闻乐见的时尚元素。另一方面，共青团要彻底转变的是工作思维，在执政党的政策框架内，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态度，树立“伙伴”意识与合作理念，实现团青关系的共生共存、共享共荣。
第三，站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的高度，致力构建构筑网络清朗空间。遍及城乡的互联网所生成出的能量，是当代中国社会走势的最大变量。网民中的80%是青少年，新媒体从业人员的80%也是青年。青少年既是网络信息和网络服务的使用者、享受者，也是网络信息的生产者、提供者。大量社会热点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场，一时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而且，西方敌对势力绝对不愿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把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转向互联网，其目的在于同我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青年，网络舆论斗争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共青团拥有8900多万成员，完全可以成为执政党主导的舆论斗争中一支有生力量，在充分享受网络提供的各种便利服务的同时，勇敢地承担起构筑网络清朗空间的重要使命。
注释
[1]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1963年5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2]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5]江泽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1991年7月1日），《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6]张黎明等主编：《胡耀邦传》第一卷（1915—1976），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7]陆昊：《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李静主编：《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9]秋风：《重构基层政治单位》，孙立平等著：《未来中国的变与不变》，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0页。
[10]张宏遵：《大悲无泪祭耀邦》，《炎黄春秋》2015年第9期，第8页。
[11]公方彬：《市场经济愈深化，体制冲突越激烈》，光明网—理论频道［2015-11-09］,
[12]《周鸿祎：互联网思维是常识的回归》，《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8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