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胡献忠
中国是在后发态势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施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互交织，建设现代化与建设社会主义同步进行。因此，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1978年之后称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执政党着力用共产主义（1982年之后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民众、教育民众、培育新人格、塑造新青年。众所周知，价值是一种选择取向，反映了人类的需要、欲望以及实现这种需要、欲望的方式和态度。人们对于价值的比较、选择和评价，就形成了价值观。价值观反映到日常生活是道德情操，反映到政治领域是意识形态，反映到精神追求就是信仰了。一个人价值观的初步定型常常在青少年时期，价值观虽是内生的，但很大程度上受外部环境的熏染，包括人为的引导、教育。从世界范围看，无论任何执政集团，都会在民众中传播、培育有利于其执政的价值观。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深刻的变动、转型之中。具有求新、求异、求变特质的青年一向易于为新生事物所吸引，勇于成为新的价值价系的预知者和践行者。中国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助手，在国家宏观引领（规划方向、提出目标、制定策略、创造条件、提供保障）的框架下，为青少年形成正确的、科学的价值观发挥积极作用。
一、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绩效与困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中共交给青年团的任务是，“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青年群众，同时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组织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参加我党和人民民主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1]这是一个重要基调。自此，青年团作为党的联系青年群众的重要纽带，也作为党的战略全局中的重要棋子之一，在各个历史阶段均致力于在实践中教育青年、影响青年，使之理解党的政策主张，认同党制定的发展道路，自觉成长为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代新人。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开创性工作及时代局限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政权，不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自发产生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打拼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对未来国家、社会的设计和构想是基于革命年代形成的一套意识形态理论。中共要建立的国家是一个有别以往改朝换代的新型国家，相对于中华民国及其以前的封建王朝，新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都必将展示出一个全新的面貌，这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大集体形式+平等友爱的人际关系”。而在任何一个急于破旧立新的时代，整个社会往往会充满浓浓的青年崇拜。这恰恰又成为青年团大有作为的重要外部因素。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母党”成为执政党的社会环境中，青年团应该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如何去开展工作？这里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服从执政党的整体战略，二是结合青年自身特点。至于具体内容和方法，恰如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所言，“宣传工作是团工作的灵魂”，青年团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青年团作为执政党塑造新国民综合工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广大青年中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教育活动，帮助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认同社会主义道路，培养有别旧中国的新型道德。比如，1953—1954年开展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活动，1954—1955年开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1958年开始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1963年开始的学习雷锋活动，以及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实践活动，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公而忘私、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助人为乐等方面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便是明证。广大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共产主义信念和道德在广大青年心中深深扎根。1949—1966年，各种宣传的成效是比较显著的。战争时代的思维惯性、大行其道的集体主义、强动员机制、单位制社会结构、建设新社会的激情、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有利条件，推动了共产主义教育的兴盛。
然而与此同时，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以及运动式的经济建设，虽然有利于“纯洁”思想、统一认识，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个人的利益诉求，迟缓了物质生活的改善，以致在某个时期（1956—1957年）在局部出现了农民闹退社、工人闹罢工、学生闹学潮的事件[2]。到了“文革”后期（1971年之后），中国政治上的迷乱变局造成更多困惑，引发更多反思，五六十年那种纯洁的革命激情开始消退，共产主义理想受到质疑。显然，在政治大势面前，共青团只能在执政党的现实政策范围之内谋划一些符合自己身份的工作。
（二）20世纪80年代重构价值观的实践与教育失误
如前所论，中国青年“信仰危机”的拐点出现在“文革”后期。“文革”结束后，共青团系统开始恢复工作，很快就迎来中国社会大转折的新起点。自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执政党由侧重政治整合、重视精神的独特作用，回归马克思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教义，从“大公无私”的极端思维中挣脱出来，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承认个人利益的存在，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但“文革”十年使很多青少年的传统美德大幅缺失，是非荣辱观比较混乱，加之国门初开，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部分青年产生很大冲击。邓小平深刻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3]在重构价值观的历史性时刻，共青团应时推出“新长征突击手”命名表彰活动、“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争做“四有”新人活动，选树张海迪、张华以及“一山两湖”等英雄楷模，在广大青少年群体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群群站在“希望田野”上的年轻人，被誉为“八十年代新一辈”。
改革开放开启的毕竟是与计划经济大有区别的新时代，在传统教育模式沿着历史惯性轨道取得较为可观社会效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旧体制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上各种矛盾交织，青年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青年常见的弱点是缺乏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这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有些青年有时不能准确地把握两个基本点，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时，思想上容易产生片面性；有些青年法纪观念淡薄，不能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关系；还有些青年，对改革开放缺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4]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学潮反映出在社会变革中重构价值观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邓小平曾经反思道：“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5]。当社会进入新的变革时期，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育如果仍是泛泛而论、空洞苍白的说教，既缺乏思想深度，又缺乏时代气息，很难对主体意识日益强烈的青少年一代产生深刻内在影响。如果主动放弃教育阵地，让青少年思想观念随波逐流，更是非常严重的战略性错误。
（三）20世纪90年代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全新人格的探索与困境
1992年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给人们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和空间，也带来更多挑战、风险和变化，人们越来越能够依托市场资源自决命运，于是利益联结逐渐取代了政治联结，个人主义逐渐冲淡了集体主义，“政治人”变为“经济人”，而且个人收入的差距也在明显拉大。这一转变其实是80年代的延续和加强，它使培育青少年共产主义价值理念陷入更为复杂的境地，并再次导致新的“信仰缺失”。1993年江泽民就告诫全党：“加强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更加显得重要和迫切了，不但不能放松，而且必须大大加强。我们重视个人的利益，同时必须通过宣传教育，让群众尤其是青年懂得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道理。”[6]显然，时代需要共青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培育青少年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新人格。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总体要求，共青团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开展各类传统教育（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组织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搭建共青团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育人的载体和平台。
市场经济对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观念行为的影响，一是“放”（个体自由），二是“转”（利益驱动）。虽然执政党从来就没有放弃意识形态整合，共青团的思想教育也旨在把个人利益的实现建立在国家和集体利益发展的基础之上，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现象。但是，如果这种整合和教育不能及时地在传统价值理念与现实社会之间找准结合点，并实现有效转化，就有可能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处境（比如市场趋利原则与雷锋的无私奉献精神在青年的意识形态中发生激烈对撞）。
（四）新世纪在多元中立主导的努力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各种社会矛盾也集中呈现。而且这十几年来，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最先接受互联网、最先被改变的是青少年群体。互联网改变青少年的不仅是获取信息的方式、交往方式、表达方式、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青少年在通过互联网提高自主、参与、民主等现代意识的同时，也受各种网络极端思潮的影响甚至挑动。为了在广大青年中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2005年开展“增强共青团员意识主题教育活动”，自2006年起持续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同时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2013年开始又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实践系列活动。同时，共青团充分发挥新闻和网络媒体的作用，开辟网上青少年思想教育阵地。重点加强中青网、未来网、中国共青团网、中青在线、中少在线等网站的建设，开辟“民族魂”“血铸中华”“中国青少年广播网”等青少年重点专题网站，打造“青年之声”青年成长服务联盟。共青团应对互联网兴起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2012年之前基本上是以互联网为工具，主要开展网上正面教育；2012年之后视互联网为资源，逐渐参与网上舆论斗争，在交锋中教育影响青少年。
关于互联网时代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不足，团中央是十分清楚的。2003年团十五大承认，“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感召力和渗透力不强，新的方法和手段不多。”[7]2008年团十六大认为，“面对社会思想深刻变化、青年思想更加活跃的情况，如何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引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加深刻地融入青年思想之中。”[8]2013年团十七大强调，“思想引导工作在青年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还不够，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待增强。”[9]十几年下来，基本上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实际上共青团一直进行各种努力和探索，只不过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
二、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众所周知，能够对青少年价值取向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主要有三种：一是家庭，二是学校，三是社会。这种排序是由内而外，由小而大。1949年以来，共青团作为中共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恰恰能够在学校和社会的育人过程中担当重要角色。一方面，共青团的理念是从执政党那里承袭而来，与时代社会密切相合。另一方面，共青团完全能够借助党既有的执政资源，多角度、全方位介入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之中。同时，执政党交给共青团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培育好助手和后备军，使广大青少年日后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正是在多重力量综合作用下，共青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培育青少年价值观实践中做了大量探索和创新，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由于受限于体制、资源、策略及努力程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教训。
（一）总能响应党的号召团结带领青年跟党走，但对部分青年的感召存在一定局限
我们常说，“党有号召，团有行动”。新中国成立以来不论建设还是改革，执政党的很多战略意图最早都是靠青年去推动实施的。共青团总能不失时机地在党的号召下，创造性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团结引领大多数青年为实现党制定的目标去奋斗。在这一过程中，广大青年自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个体行为调适到集体行动的节奏中。青年突击队、青年垦荒队、新长征突击手、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性集体行动，吸纳涵盖了青年中的大多数。这是60多年来共青团履行职能的重要体现和成功之处。一旦强大的动员机制运作起来，青年中先进分子主动参与，中间分子顺势而为，后进青年别无选择，也被裹挟其中，如同大浪淘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动员机制被弱化，共青团政策的吸引效能尚未完全形成，仍不时借助行政体系之力推动青年。
（二）总能提炼出激荡青春、振奋人心的动员口号，但有时过于笼统
从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较为复杂的社会政策中，提炼出言简意赅的词语以警示人们明了时局与任务，是人类思维的共通之处。中共是提炼口号的高手，也是运用口号动员民众的高手，此法为其领导影响下的各个领域所效仿。共青团的动员口号紧扣时代脉搏，富有感染力和鼓动性。比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提出“一切为了祖国”“一切为了最可爱的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提出“把青春献给祖国”“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向科学进军”，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争当新长征突击手”“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五讲四美三热爱”，青年志愿者行动中提出“一起来，更精彩”“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世界在你眼前，我们在你身边”“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提出“青春建功新农村”“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等等。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共青团的动员口号有一条潜在的变迁逻辑，即从与政治密切关联逐步调整到与青年与社会密切关联，从革命话语转换到公民话语。当然，这种转换是渐进的，很多口号都被打下较为明显的时代烙印，有的过于笼统和理想化，离基层青年实际生活太远。邓小平在1957年就讲过：“我们习惯于搞一个中心，有一个口号把六亿人口一致动员起来”，“全部工作要拿一两句口号来代表是不可能的。”[10]
（三）总能选树出领跑时代的青年英模，但有些宣传流于形式
中国共产党从普通人中选树楷模并号召在其执政区域内开展学习，大约始于延安时期的张思德。这一做法与儒家树立楷模的教育方法是相通的。1949年之后，在波澜壮阔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推出先进典型供模仿学习，成为各行各业通用的做法。共青团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需求，塑造出众多不同类型的青年楷模，从青年突击队到青年垦荒队，从雷锋到张海迪，从“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到各级“十大杰出青年”，这些青年英模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和冲击波，以强大的正能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共中央书记处着重指出，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光荣战士，他们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动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引导和推动越多的人们尊重和学习先进模范人物，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的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注意的是，任何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因此，宣传先进模范人物，推广先进经验，开展学赶先进的活动，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反对脱离实际，反对生搬硬套，反对形式主义。[11]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速度明显加快，社会节奏也明显加快，人们的兴奋点、注意力聚焦时间短、转换急，加上共青团有些宣传流于程式化、平面化，所选树的英模难以产生文娱明星一样的亲和力，导致青少年群体崇拜明星的多，仰慕英雄的少。传统的推出典型、宣传典型的模式受到严峻考验。
（四）总能适时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的教育活动，但有时难以覆盖体制外青少年
组织开展教育活动是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传统做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缘于网络状的单位制管理和青年的同质性特征，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到学习毛泽东著作再到学习雷锋，几乎囊括了各行各业的所有青年及青少年，声势浩大而有效果。改革开放后，这一做法被承袭并不断得到强化，从而形成系列文化产品。比如“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礼貌活动月”“学习张海迪”“学习‘一山两湖’等英雄群体”“学习赖宁”等活动，“增强共青团员意识”“我与祖国共奋进”“红领巾相约中国梦”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以及“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程”等建设工程。鉴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的自由度和流动性增大、多变性和多元化增强，共青团开展上述活动所依托的大多是体制内青少年，体制外青少年参与少。有些活动停留在一般性宣教，缺乏应有的思辨性，深度不够。
（五）大多时候能够引领时代潮流，但应对社会思潮能力尚需进一步提升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总能带领全国人民走在时代前列。中国共青团及其影响下的青年，也在这一先进行列之中。而且，共青团一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光荣传统，所发起的“向困难进军”“人生观意义”大讨论、“争做新长征突击手”等轰动一时，所创制的“青年突击队”“希望工程”“青年志愿者行动”“青年文明号”等经久不息，这些活动有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广大青年以能够加入其中、成为一员而自豪。这种官方倡导的主流思潮影响的大多是蓝领职业青年、爱心青年等，此外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涌动着各种社会思潮。或许因为中国共青团是行动的组织，重实践甚于重理论的缘故，应对这些颇为抽象的思潮往往显得比较滞后。这一情势在互联网时代显得尤为突出。
（六）能够熟练掌握传统宣教办法，而精雕细刻、润物无声的方法运用得较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团组织教育青年的做法是：“坐下学习，站起来突击；坐下来一张报，站起来一把锹”。在单位制时代，这种简单易行的正面灌输一开始是可以发挥较大作用的。当时认为只有轰轰烈烈的大声势，才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久而久之，难免会出现一些唯形式、唯热闹的状况。1957年邓小平就指出，“青年工作过去比较喜欢轰轰烈烈，当然这是调动青年积极性的比较好的方法。不过，现在就不行了”，“今后恐怕要求我们更细致地工作。”[12]改革开放之初，团中央也强调团的工作方式要从一般化、大轰大嗡的活动，转到精雕细刻、深入细微的工作中来。要点点滴滴地做工作，以收到潜移默化的实效[13]。当然，这也并不是完全否定热闹的形式，而且很多工作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展开，关键是要把形式与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实际上，由于思维惯性和认识局限，形式与内容这一辩证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把握。这一点，邓小平早有论述：“踏踏实实不会妨碍积极性，轰轰烈烈的局面是无数的人踏踏实实干出来的。我不反对必要的形式，有了形式才能鼓起气，才能有气氛，但是不要只注意形式方面，而工作不够踏实。”[14]
（七）教育中鼓励青年做奉献的多，而实现青年合法利益提得相对较少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现实政治运作中，集体主义、共同利益一向被大力提倡，这是中华民族区别于西方族群的显著标志之一。1951年团中央的一份报告指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把个人利益、个人前途和国家利益、国家前途结合起来，并把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作为前提。实际上从青年垦荒队到学雷锋，更多强调的是青年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这是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型国家建设的必然。尤其在“一大二公”的年代，个人利益完全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直到1982年团十一大之后，维护与实现青少年合法权益才逐渐浮出水面，是作为共青团的一项独立工作部署的。在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时，强调的仍然是多做贡献。其实，鼓励青年做奉献与实现青年合法利益是辩证统一关系。当代中国是利益分化的时代，也是个性化的时代，共青团工作条线之间思维逻辑有必要进一步打通。
（八）运用新媒体引领青少年价值观规模大、影响面广，但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兴起以来，青少年群体一直是最主要、最敏锐、最前沿的网络用户。新媒体塑造新青年，新青年助推新媒体。互联网打通了信息传播的屏障，同时也增大了信息控制的难度。青年的政治意识进一步淡化，价值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自1999年开始，中国共青团网、中国青年网、中青在线、中国少先队网先后开通，目前团属网站达到4000家左右，阵容较为庞大。仅2007年4月1—6日清明节期间，民族魂、血铸中华网站开展“网上祭英烈，共铸中华魂”网上公祭活动，参与网民达1.35亿人次。2012年之后，共青团开始组建网络宣传员、网络评论员、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目前队伍庞大，有时也能形成“一呼百应”声势。但是，网上舆情错综复杂，不是简单地提出一个正确观点，大家跟帖、点赞就行了，驳斥不正当言论，“亮剑”发声，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明的斗争艺术。
三、共青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由此牵引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广大青年身处这样一个丰富多彩、快速多变的时代，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带来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变迁，人们的民主和法治观念、自主和竞争意识、契约和创新精神都在不断增强。互联网和全球化又使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广泛传播，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传统观念和现代思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相斥相融。由此生发出几对结构性矛盾关系，需要共青团组织及其影响下的团员、青年深度反思。
（一）思想与利益：无利益必然无思想，但起于利益必收于信仰
古今中外，“思想”和“利益”从来就是既相互排斥、又密切联系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有句名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5]。众所周知，价值理念是认同的最高形式，也是最为稳固的联结。而对于大多数青年来说，信仰的认同是建立在利益吸引之上的。作为与普通人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好处”，利益在任何社会形态、任何社会阶段，对于要争取广大民众支持的政党、团体来说，都是绕不开的重大课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普通民众（包括青年）最为现实，对眼前利益看得很重，谁能实现、维护他们的利益，就跟谁走。但是，没有信仰的利益群体只能是乌合之众，政治组织在实现群众利益的同时，要因势利导地开展思想渗入和引导，而不能成为群众的尾巴。邓小平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告诫全党：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16]。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先进青年，首要是思想吸引；而对于普通青年，首要的还应是利益吸引，并通过利益吸引达到思想吸引。
（二）理想与现实：理想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有理想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
理想和信念是战胜一切现实困难，创造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习近平指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害“软骨病”。共青团（包括团干部和团员）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是无可替代的助手和后备军，因此这一组织应该最富有理想、富有理想主义，否则就有愧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称号。在现实生活中，“共产主义理想”常常会遭到贪污腐败、坑蒙拐骗、飙车炫富、出事拼爹、恶意碰瓷等违法犯罪及不良社会现象的逆袭。我们认为，共产主义是远大目标，是精神追求，是理想召唤，是奋斗方向，如果庸俗地计算共产主义几代人能够实现，必将会滑向不可知论的深渊。理想是可以分层次的，有总体目标，还有分级支撑；有长远目标，还有中近期目标。奔向终极理想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年轻人何以要与共青团“相遇”，应该是缘于梦想与未来。
（三）一元与多元：多元归一体，一体包多元
在理论界，一元论者认为虽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对于终极价值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是，在民族内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最终的真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和统一性。多元论者认为，人类的价值是不可还原的多元和不可通约的，有时甚至会彼此冲突，没有理由把一种价值排在另一种价值之前。大量事实证明，一个无限多元、没有底线共识的社会，必将成为缺乏有机勾连的“一袋马铃薯”；同样，一个处处求百分之百共识的社会，则必定是一个扼杀个性、令人窒息的社会。能够良性运转的社会应该在两极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实现多元必归一体，一体必包多元，这样的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理性局面。
（四）政治性与社会性：通过社会性的实现达成政治性的履实
政治性和社会性是政党及政治社团组织所通有的两种属性。缺乏政治性，就会迷失正确方向；缺乏社会性，就不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利益格局深度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青年自主意识和个性化需求明显增加的社会背景下，共青团只有深深植根于青年之中，通过为青年提供服务而达到思想引导、信仰认同，才能为执政党所倚重。也就是说，只有首先实现了社会性价值，才能显现出政治性价值。如果根基不牢，远离青年群众，甚至“高位截瘫”，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对执政党的政治意义。尤其是社会性色彩浓于政治性色彩的基层团组织，更需要通过社会逻辑（利益关系、情感关系等）去联系青年，道理转化成与普通青年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小道理。通过履行社会性功能，实现政治性功能。这也是共青团区别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关键所在。
四、构建面向未来的共青团思想教育阵地
我们将要面向的是什么样的未来？对于国内来讲，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于全球来讲，我们迎来的将是“大转折时代”（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大转折）。那么，大转折时代中国梦实现的标志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在增加经济总量、提升科技和军事能力的同时，更要有强大的“软实力”（如知识力、文化力、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必须拥有一个新的现代文明范式。而起决定作用仍然是以价值观念为主导的人的素质，尤其是青年人的素质。青年怎样，未来便怎样。
那么，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共青团面向未来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研究认为，在推进国家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群团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进一步调适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共青团与青年的关系。在政党转型、政府转型的大格局下，群团组织的转型不能落伍。共青团要走出“政治城堡”，变革传统育人方式和思维，在服务中实现引领，努力构建党、团、青年共生共融的有机互动关系。
（一）思想教育阵地只能加强，不能放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要坚持做，团也要坚持做，因为共青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交给共青团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培育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年怎样，未来便怎样。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不仅需要高明的技能，更需要理性的精神。面对当今世界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需要以科学的理论指引航向，以共同的理想凝聚力量，以崇高的精神鼓舞斗志，以优秀的道德培育风尚。青年群体科学的理想信念、良好的精神风貌，不会与生俱来的，既需要大环境的潜在熏染，更需要共青团的主动作为。
（二）既要转变方法，更要转变思维
互联网时代社会变革是加速的，青年的世代变化也是加速的，而所有变化均来源于观念的变革。古人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针对“网络一代”青年的新特点，共青团要善于运用网言网语，善于运用微博、微信、图片、声音、短视频等新方式，生动活泼地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行动有效性、可持续性的是思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共青团要变“行政思维”为“群团思维”，变“工业化思维”为“互联网思维”，以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以共生共融的合作理念，建构面向未来的团青互动关系。
（三）摒弃“空头政治”，突出实践育人
“空头政治”是“左”倾幼稚病的表现之一。实践出真知，事实最具说服力，任何思想教育都不可能代替实践体验。刘少奇早在1952年就指出：“青年团在斗争中当党的助手，在斗争中教育青年，这是根本性的东西。青年团要在当助手的每一步骤中来教育青年，在任何工作中不要离开教育，当助手要和教育结合起来。”[17]社会实践是丰富多彩的，实践可以开眼界、长见识，实践又能磨意志、增才干。经历过充分的社会实践，青年人恐怕就不会在“是江湖社会还是法治社会，是人情社会还是理性社会”等问题的争论中执牛耳之一端了。在体察社会现象繁芜复杂的同时，也会倍感坊间所蕴藏的普通民众之伟力、中华民族之希望，也会更加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政策选择。
（四）占领新兴舆论阵地，构筑网络清朗空间
蓬勃而兴的互联网，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大的变量。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移动终端的发展普及，以及更新网络技术的出现，网上信息源头和传播渠道将急剧增加，网络舆论的规模将越来越大。互联网日益成为社会意见重要的生成地、利益诉求重要的汇聚平台、影响社会舆论走向的重要力量。西方敌对势力绝对不愿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必然利用其掌握的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通过互联网加紧意识形态渗透，其目的在于同我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青年。共青团对此必须高度警醒，不断增强占领网络舆论阵地、构筑网络清朗空间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五）在弱化中坚守，在多元中突出，力争有所作为
青少年价值观多元化是一种趋势，共青团培育效果的弱化也是一种趋势。前一趋势具有不可抗性，后一趋势是可扭转的。而扭转的程度取决于共青团的“青年化”程度，即当共青团真正成为青年人自己的组织（如我们常说的“青年之家”），为广大青年所接纳、所认同，团的思想引领工作才有可能在弱化中逐渐强化、在多元中逐渐立主导。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可能是官僚作风导致的无知。如果意识到了却不朝这一方向去奋力，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怠政”“懒政”！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1957年2月5日，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大学团委的学习会上就学校青年团如何协助党加强学生的思想工作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总的来看，我们的青年学生是好的，但是去年在学校中也出现了相当多的问题。2月8日至21日，胡耀邦主持召开团的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研究新形势下青年团的思想教育工作问题。邓小平到会对团的工作任务、工作方法等作了指示。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3]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4]宋德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继往开来艰苦奋斗》（1988年5月4日），《中国青年报》1988年5月11日。
[5]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
[6]江泽民：《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宗旨和几点希望》（1993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7]周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2003年7月22日），《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29日。
[8]陆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8年6月10日），《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16日。
[9]秦宜智：《高举团旗跟党走奋力实现中国梦》（2013年6月17日），《中国共青团年鉴2013》，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10]邓小平：《如何做青年团的工作》（1957年2月18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6页。
[11]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发挥先进人物作用推动学赶先进活动的报告》（1982年5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4页。
[12]邓小平：《如何做青年团的工作》（1957年2月18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7页。
[13]《韩英同志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2月21日），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编：《团的文件汇编1979》，内部资料1980年，第18页。
[14]邓小平：《教育青年永远跟党走》（1958年7月12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16]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