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核心价值视阈下的影视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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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主旋律创作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影视表现

第二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视表现

影视文艺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主旋律影视剧创作肩负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责任。因此,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主旋律影视创作,分析其不同的时代特征,检视其利弊得失,为当前主旋律影视剧创作如何更好地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撑和对策建议,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影视剧创作需要突出能代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人物形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人形象,这些新人形象能充分传达时代的精神。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视文艺而言,并没有题材的限制,“题材决定论”与“题材无差别论”都是片面的。

21世纪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主旋律影视创作有着不俗的市场表现,既满足了市场意义上的消费大众,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社会意义上的人民大众,传达和弘扬了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与此同时,主旋律影视创作中也仍然存在着较多尖锐的问题。例如一些作品在文艺观念上过于强调抽象意义上的人文精神,不重视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对文艺的理解和阐释;一些作品一味迎合市场需求,完全以资本为导向,不顾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忽视文艺应有的对正确价值观的引导等。这些都成为有必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对于当代中国的文艺研究和文艺管理而言,应当从重新整顿文艺观念入手,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价值观的引领,深入阐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内在关系,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综合研究,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确立中国文艺理论的当代模式,为当前包括影视作品在内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批评提供正确的观念指导。

第一节 “主旋律”的概念定位与内涵阐释

早在1987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全国故事片作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应该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我们的主旋律必须反映时代精神,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给人们以鼓舞和鞭策,而不能贬低、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主调、主旋律过去不能含糊,今后也不能含糊。”时任电影局局长滕进贤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199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并强调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感情;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感情;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感情”。江泽民还指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58]“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强调,表明了新时期以来,国家主流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向开明化和宽泛化方向的调整,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思想的极端化的校正。但同时,“二为”方向的强调也是对新启蒙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反驳,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底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是新时期文艺思想博弈后的一个妥协、折中的产物。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80年代在新启蒙主义及‘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实践中把中国近代史及其革命史叙述为一种不断遭遇挫折的悲情叙述,以完成一种对现代化式的拯救的认同。与此同时,也造成80年代以来的主流叙述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裂隙,即革命历史故事所负载的左翼政治实践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叙述成为相互冲突的表述。这种裂隙造成革命历史故事只能以‘主旋律’的方式被讲述(50—70年代并没有‘主旋律’这一命名)”。[59]“主旋律”文艺“代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正统价值取向,并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绝对话语权的‘合法化’权力话语,政治意识形态‘合法化’的规定,决定了‘主旋律’文艺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其具体功能和作用体现为:(一)均确立文化规范,进行正确引导;(二)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严肃性和纯洁性,使之在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大合唱中保持领唱的地位”[60]。

同时,“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只要是使人民得到教育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精神产品,都应该受到欢迎和鼓励”。这构成了提倡文艺“多样化”的价值基础。将“主旋律”和“多样化”区别开来的做法,可能使人将二者对立起来,产生多样化的文艺作品可以不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理解,或者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普适性缺乏深入的认知,只是简单地认为主旋律影视剧是带有教育使命和政治诉求的作品等。但对于新时期以来,特别是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这一文艺方针无疑是对社会思想观念,特别是对文艺观念的日益多元化的一种回应,是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调整。自此以后,“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艺领域基本的思想和政策基础。主旋律、主流价值观、主流意识形态等在文艺创作领域由此相对清晰地分野出来,对于影视创作而言,同样如此。

什么是“主旋律”,除了在价值观上的内在规定外,国家的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实施,也使主旋律影视创作在具体的题材和表现形式上不断突出。1987年7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主旋律领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表达人民的心声,从《报童》《曙光》等影片,到以后陆续推出的《陈毅市长》《南昌起义》等,成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早期代表作品。国家一方面严格把握重大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另一方面对于立项的相关作品给予足够的政策扶持,以此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同时,为突出文艺创作领域的“主旋律”作品,弘扬主流价值观,中宣部在1991年启动了“五个一工程”,这对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内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起到了极大的支撑作用。尽管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视剧并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甚至遭遇极大的挫折,但像《开天辟地》《烈火金刚》《黄河绝恋》《红色恋人》《大决战》系列影片等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重大革命历史影视剧承担着叙述与构建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的重大使命,担负着表现近现代以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价值观的重大责任。而另一类主旋律影视片,如《林则徐》《鸦片战争》《闯关东》等,则是对重大民族历史问题的解读,其作用是建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宣扬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理想。21世纪以来,红色经典影视剧,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等;当代军旅题材影视剧,如《导弹旅长》《士兵突击》等;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影视剧,如《大雪无痕》《忠诚》《省委书记》《至高利益》《国家公诉》《我主沉浮》等,共同构成了主旋律影视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不断深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不断加强,当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将进一步明确,也为主旋律影视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时期以来文艺“二为”方针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明确提出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此次讲话,是对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及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精神的继承,这个核心精神,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即社会主义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以及怎样回答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明确文艺创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基础上,当代的主旋律影视创作还承担着表达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的任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梦的共同理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强调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全体中华儿女要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主席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中探索出的必由之路。中国梦的实现要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抱有坚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即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有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才会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才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能被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中国梦就是要不断实现综合国力的跃升,进一步提升社会和谐的水平,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就是要在新历史条件下复兴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新的现代文明形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康庄大道。它为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新范式;中国梦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中国梦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所在。当代中国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这一目标不断迈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十八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具体化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中国梦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而实现中国梦所不可或缺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是当代中国主旋律影视创作表现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内涵,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价值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艺术不同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根本特征,是真正形成艺术和文化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根本保障。

第二节 主旋律影视创作及其核心价值观表达

新时期以来,主旋律影视剧从不适应市场到逐渐产生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从走向市场到实现对市场价值与社会核心价值的双重呈现,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尽管其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但无论如何,在对新时代的不断适应中,主旋律影视剧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总体上保持了一致的步调,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主旋律影视作品以不同的艺术特色展现着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革命战争年代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整个民族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一 高扬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为根本的就是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要保持对社会主义信仰和道路、制度的自信。对于处于新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人们,特别是后冷战时代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裹挟中的中国人来说,如何保持社会主义信仰,如何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制度设计的坚定信念,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时代课题和思想困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81年,9集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成为新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此剧讲述了中共秘密地下党员江波,长期潜伏于国民党军队内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各方巧妙周旋,为人民军队输送大量军事情报的故事,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定的信念和超人的革命意志,以一系列历史事件为背景,生动展现了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崇高而伟大的牺牲奉献精神,展现了他们为信仰而勇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这部电视连续剧之后,陆续出现了许多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成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不断强化人们的社会和政治信念的重要的精神源泉,电影《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周恩来》等,电视剧《遵义会议》《百团大战》《叶剑英》《朱德上井冈山》等一大批回顾光荣革命历史的优秀作品,将人们的视野投向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投向创造历史的革命伟人,从而唤醒处于人们早已沉睡的历史意识,坚定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和对未来的信心,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在人们精神和情感中主导性地位。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影视包括以革命历史为内容的主旋律影视的发展曾一度陷入某种困局中,但作为中国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历史和精神资源,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在21世纪很快以另一种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红色题材”影视剧的改编与热播。

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重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由此使“红色经典”受到市场广泛关注和欢迎,在此背景下,像《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红岩》《红日》《红旗谱》《吕梁英雄传》《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等,纷纷被列入影视改编计划,而这一轮的改编,更多的是市场化资本行为。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从2002—2004年两年间就有近40部“红色经典”共约850集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此后“红色题材”影视剧更是不断大量生产,在民间资本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一些新革命历史剧不断被创作出来,“红色题材”影视剧与抗战、谍战影视剧共同构成了21世纪主旋律影视剧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红色题材”影视剧中,影响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有《激情燃烧的岁月》(2002)、《历史的天空》(2004)、《亮剑》(2005)、《暗算》(2006)、《狼毒花》(2007)、《我是太阳》(2008)、《光荣岁月》(2008)、《人间正道是沧桑》(2009)、《潜伏》(2009)、《我的兄弟是顺溜》(2009)等,我们看到,这些新革命历史剧和谍战剧既具有“红色经典”的某些特征,也在故事构成、人物刻画等方面与“红色经典”有着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艺术特色就是在革命历史的洪流中,充分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在引起“红色题材”热播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主人公石光荣鲜明的个性,生动的人物形象引起了观众的共鸣,鲜活的人物使整部剧叙事变得引人入胜。同样,在《历史的天空》《亮剑》以及《集结号》中,姜大牙、李云龙和谷子地的性格也异常鲜明突出,他们不拘小节、敢爱敢恨的个性,使全剧都“活”了起来。与传统“红色经典”中主人公个性内敛,一切都充满崇高化的表现手法相比,这些新革命历史剧在强调人物个人特征的同时,无形中也把个人价值融入了历史洪流中,在历史总体性中凸显了个人价值的意义,这种处理方法极易让欣赏者从主人公的人生对照自己的人生,从而获得一定的艺术和生活感悟,使思考更加深入,精神得到升华。应当说,这种艺术处理是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个人价值的社会价值观在影视剧中的折射。而“红色题材”影视剧要做到的是,把这种个人价值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尽量好地整合在一起。

在另一些作品中,我们也分明更能够体会到什么叫信仰的力量,什么是崇高的利益战胜个体的价值。电影《张思德》再现了一个奉献自我的革命战士的崇高形象,电视剧《潜伏》中,忠诚既是每个主角都面临的最大考验,也是每个坚定的革命战士所必备的精神品质,这种品质要靠信仰的力量来支撑。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在不断地支撑着余则成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对敌斗争中去。在党和人民的事业面前,自我的一切都可以牺牲,这在战争年代具有更为显著的历史合理性,而在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观的天平似乎不应偏向集体的一端,但在奔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社会理想的历史进程中,对群体利益的强调却是保障最广泛的公平正义得到实现的必要前提。因此,在思想观念层面保持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宣扬,是一项极其必要的意识形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红色题材”影视剧的意义所在。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以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曾经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红色题材”影视剧则以再现这些20世纪的革命叙述为主要生产手段,既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高度符合国家要求,也借用市场手段进行影视产品的包装与营销。由于“红色题材”影视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服务的作用,起到了弘扬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作用,因而有利于当代社会形成强大凝聚力和总体的核心价值体系。“红色题材”热的出现,不能不说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剧烈转型、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阶层和利益的不断分化,各种社会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当人们在现实中一时难以看到利益再分配的可能条件时,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理想,对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和秩序抱有强烈的怀念之情,这是“红色题材”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深层的现实社会原因。“红色题材”也恰恰在这种意义上,以对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价值观的不断呈现,激励和鼓舞了处于社会转型期,处于迷惑与彷徨中的当代中国人,帮助人们获得继续前进的勇气。这一文化现象也提醒文艺工作者和社会管理者,不仅要在文化、精神和思想上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中不断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努力深化改革,实行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更为重要。

二 塑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其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新时期以来,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部分主旋律影视创作开始引入个人化、情感性的视角,避免过度英雄化、脸谱化的艺术处理方式,同时在艺术思想上突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以此来获得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价值基础。例如一些军事题材影片,开始注重审视战争与人的关系,挖掘战争中人的内心和情感世界,采取了一些新的艺术表现手段,这一时期,像《归心似箭》《小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血战台儿庄》等,都是具有重要时代意义的创新作品,特别是《血战台儿庄》,以抗日战争中的台儿庄战役为焦点,表现出了全民族抗战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情怀,在惨烈的血与火、生与死的故事铺排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击外辱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问题的开阔胸襟。

应该说,无论是新时期还是21世纪以来,也无论是注重商业价值还是艺术价值,主旋律影视创作总体上都能抓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一重要思想内核,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像《红河谷》《黄河绝恋》《风声》等影片,都以外族入侵的战争场面为背景,以个人情感或以谍战悬疑为艺术切入点,表达了可贵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再如电影《东京审判》,它立足于基本的民族立场,超离出党派纷争的政治视野,以民族大义鲜明而巧妙地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也使这部电影成为具有良好爱国主义教育作用的主旋律影片。同样具有类似效果的还有电视剧《辛亥革命》,该剧以博大深邃的故事主题,恢宏壮阔的历史气势,浓墨重彩的艺术描绘,展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历史转折点,这其中所包含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是极为丰富的,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辛亥革命形式上的成功及实质上的失败,才有力地昭示了中国现代道路的曲折性、艰巨性以及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2009年9月上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献礼影片《建国大业》利用了明星阵容的力量,将主旋律与商业因素结合起来,较好地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那段历史。影片以客观冷静的叙述视角,清晰表现出国共双方力量逐渐失衡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使国民党丧失民心、兵败如山倒和共产党万众拥护、红色事业蒸蒸日上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人心向背,凸显出历史的正义性和必然性。这部由170余位影视明星共同演绎的《建国大业》,引领当代观众回到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回到那个作为革命战争时期共同理想的终点,又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共同理想的起点的1949年。在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当毛泽东主席洪亮的声音响起时,那种令人内心澎湃的爱国情怀又一次感动和激励了所有的人,那种民族自豪感再一次由心底升起,构筑起全民族团结奋进,开创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文化模式的精神基础。

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21世纪以来的“红色题材”主旋律影视作品中,同样有鲜明的表达。“红色经典”作品所彰显出来的舍己为国、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本身就是对爱国主义的最好诠释。在《开天辟地》《中国1921》《毛岸英》《东方》《长征》《解放》等一系列优秀作品中,我们都不难体会到这种从历史中生发出的,从革命战争中积淀下的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种精神是树立时代正价值,平衡消费社会所固有的消极价值的精神与情感基石。

三 弘扬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以改革创新的核心的时代精神,同样是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涵。在全球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当代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拓性事业。它所需要的是勇往直前的开拓创新精神,那么当代文化与文艺作为当代人的精神源泉,就需要不断弘扬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创新精神。我们从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从“红色经典”中都能够汲取使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创新精神,这些经过历史涤荡的创新精神,构成了今天我国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创新精神的内核。电视剧《井冈山》《红色摇篮》反映了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大胆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新,寻找新的革命道路的历史功绩。正是由于他们对于正确革命道路的开辟,才有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才有了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系列主旋律影视剧都对社会变革与创新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2015年热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是根据著名小说家路遥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与小说相比,电视剧更加侧重对以孙少安和田福军为代表的新时期社会改革力量的表现与宣扬,对他们坚强的意志、改革的决心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平凡的世界》虽然存在局限于知识分子的视角看待世界的问题,但其恢宏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真挚的情感,不仅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和观众,也使人陷入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索。电视剧对时代精神的弘扬是十分成功的。再如农村题材电视剧《女人当官》《女人的村庄》等将农村女性作为主角进行叙事,在塑造鲜活人物形象的同时,也折射了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幸福生活万年长》则将目光对准了乡镇生活,刻画了一组性格鲜明、乐观向上的乡镇基层人物形象,是中国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良好参照。《马向阳下乡》则表现了“村官”现象和“村官”群体的生活,由此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改革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2007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虽然是军旅题材,但人们从许三多以及史班长、马班长、高连长等众多人物身上,看到的是“不抛弃、不放弃”的钢七连信念,看到的是坚持、坚守的钢铁意志,这种中国军人的敢于承担、意志顽强的精神,也正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中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社会管理者,每一个普遍人都需要的。在电视剧中,为了保卫国家的利益,战友们团结和睦,精神感人。在现实中,当代中国人更应该团结向上,积极面对现实的各种矛盾问题甚至痛苦,共同奋斗,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

改革创新离不开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革命前辈在旧中国的艰苦条件下留下来的一种奋发向上、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今天的中国为实现民族复兴,仍然不能抛弃战争年代艰苦奋斗和勇于奉献的精神,因而不断重现苦难岁月中前辈革命家们所迸发出的非凡精神,时时告诫当代中国人不要忘记我们民族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是主旋律影视剧的一种重要责任。电视剧《朱德上井冈山》中,在红军四面受敌、缺衣少粮、疲惫不堪的困境下,朱德以自己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像火焰一样点燃和鼓舞了干部战士的信心,在艰苦而充满危险的革命环境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珍贵的星火,有了井冈山上的朱毛会师,才有了中国革命后来的燎原之火。电视剧《长征》成功为我们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的历程。电视剧《毛岸英》则通过塑造毛岸英这个形象,重塑了艰苦朴素、执着奋斗的价值观。从电影《铁人》中,我们再次聆听了那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铮铮誓言。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表现了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跃进”的失误及苏联的连续逼债,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全国发生了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在这样的特殊困难的时期,党中央能够迅速意识到问题,深入基层进行社会调查,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这是一部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影片,也是对当前党的自身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的影片,同时更是告诉我们面对困难不屈不挠,与苦难抗争的精神何其宝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坚持改革、锐意创新的一代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巨大改善。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这对更长远的社会改革与发展必然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弘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精神传统,弘扬中国现代革命与建设中,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对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综上,主旋律影视创作肩负着表达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职责。在近三十余年,特别是近十余年间,主旋律影视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电影为例,在商业化大潮中,中国大片逐渐从早期的古装武侠片中走出,成功将主旋律与商业化结合起来,创作出像《建军大业》《建国大业》《风声》《十月围城》《唐山大地震》等众多优秀影片,既成功表达了主流价值观,又获得了不俗的市场收益。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经历前一时期摸索的主旋律影视剧,面对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价值观,在价值导向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中国梦提出之后,我国的文化建设、文艺发展再次面临着价值的调整、塑造和重新定位的任务,如何回应新时代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精神诉求,如何突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中心问题,也是主旋律影视创作面临的新问题。

第三节 近年来主旋律影视创作存在的问题

主旋律影视创作在产生一系列优秀作品,发挥了主流文化价值的同时,也在剧作改编、表现手法以及深层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作为21世纪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红色经典”改编热潮。伴随《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电视剧的热播,“红色经典”在取得高收视率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和误区,遭遇了来自各界的质疑。人们发现,在《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居然有一个初恋情人,《红色娘子军》竟被制作成情感戏份十足的偶像剧,甚至有人戏称“红色经典”成了粉色经典、桃色经典。而《铁道游击队》的队员则个个如同武林高手,在剧中不断出现惊险刺激的打斗场面。为此,2004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细则中规定:第一,英雄形象不准歪曲;第二,反面人物不准变味;第三,原著情节不准乱改。如果电视剧制作方不按照《通知》要求改编拍摄,乱改的“红色经典”剧将不颁发播放许可证。“红色经典”改编剧中本身也早已存在类型化、雷同化等诸多问题,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下,非理性的“红色经典”改编热潮也逐渐降温。

此后,以“红色题材”出现的新革命历史故事仍然取得了不俗的发展成果,一批电视剧的热播让这种新革命历史题材红极一时,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等。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人物鲜明的个性与历史、时代精神结合起来,通过个人反映战争、反映历史。

从影视剧类型来看,在“红色题材”作品取得成功的同时,以此为依托的谍战片也红极一时。但很快谍战片也因过多过滥而暴露出不少问题。有学者总结了谍战剧在“历史真实的还原”、故事的“同质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谍战剧中过多虚构手法的渲染和使用,如利用错综复杂的关系挑拨离间、削弱敌人力量,使用陷害计策清除叛徒,不择手段地获取情报,等等。这些虚构手法的使用,对那些缺乏历史知识的观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容易造成影像与历史重合错觉,导致其历史观和价值观出现偏离和误差。尤其在当下,普通观众对正史的阅读不多,他们对于党史的认知和理解,基本通过影视剧的观看获得。谍战剧虽然以虚构为主,但如若对历史过多地夸大、虚构、戏说,势必淡化、神化甚至歪曲正史,影响正史的传承”。“谍战剧之所以陷入同质化旋涡,原因在于谍战剧已步入类型瓶颈。谍战剧若要获得长足、持续发展,就必须突破旧有思维模式,要推陈出新,在遵循类型剧制作规律的同时,更要打破类型桎梏,注意故事架构,加强创作者的历史知识和制作水准,抵制简单复制,提倡独立创新。做到既要从史出发,尊重历史,又要迎合观众审美需求;既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注意讲述方式,做到让普罗大众喜闻乐见。”[61]

而在影片的价值观上,也有学者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元素明显影响到影视作品,致使军事题材影视剧质量下降,品位走低。解构崇高和瓦解历史似乎成为诸多影视作品创作的新理念,违背历史真实、抹黑现代军营者屡见不鲜。而在制作中过分强调视觉效果、大量注入血腥、暴力等元素似乎成为时尚。有些军事题材影视作品甚至山大众化滑向媚俗,绞尽脑汁刻意取悦观众;为了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某些电视剧创作不惜对剧情进行庸俗化、娱乐化处理。”[62]

联系到近年来抗战“神剧”“雷剧”屡遭社会批评,我们也能更多地看到,在当前主旋律以及一般影视剧创作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者是由创作者的历史观、价值观、艺术观所导致的,或者是由我们的文艺管理制度造成的,再或者是由影视的市场化行为引起的。总之,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影视领域体现中国梦的时代精神和共同理想,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以艺术宣传正能量,凝聚人心、传达信念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影视艺术中包含的一些错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对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极为不利。

一 由价值观、历史观引起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艺术作品在总体上或向主流价值观靠拢,或以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或通过加强艺术形式感,淡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内容。但是在一些作品中,仍然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一定的价值观、历史观问题,与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牾。不用说电影《色戒》中明目张胆的汉奸史观以及以个人情感凌驾于民族情感之上的错误倾向,即使是在一些较成功的艺术作品中,也存在着历史观、价值观混乱的问题。

有一些抗战影视剧以人性的名义为汉奸集团的存在寻找理由,误导了观众对“汉奸现象”的价值判断。例如在前述一些“红色题材”影视剧中,过分强调共产党军事干部的个性化特征,以粗鲁甚至粗鄙的性格、不服从上级命令、不顾组织原则的行事风格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全然不顾及共产党军队恰恰是因为高度的组织化、严明的纪律性才取得革命战争的一次次胜利的历史事实,把一支具有崇高理想、严明纪律、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描绘成充满流氓气,甚至土匪气的军队。这样的影视艺术作品,是以个别现象取代了历史的普遍真相,尽管作品成功吸引了观众,但实际上不具备历史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抹杀了共产党军队的本色,实则是误导了观众。更有一些相关影视剧,刻意丑化“政委”形象,以个人消解“组织”,这其中所暗含的个人主义价值观,都以“红色题材”为掩盖而大行其道,这对中国梦、社会主义强调集体主义和共同理想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有害无益。

在一些新近产生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精神的影视作品中,同样存在着价值观问题。比如2013年产生较大影响的电影《北京遇见西雅图》和《中国合伙人》,都在价值观上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中国合伙人》表面上是在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追求成功的梦想和艰辛过程,但其核心价值观所阐述的并非中国梦,而只是一种“美国梦”和美式价值观的中国翻版。剧中主人公最终因获得美国企业认可,在华尔街上市而确认了其成功和价值的实现,这看似不经意的故事叙述暴露出创作者的基本价值观认同,中国人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追求的却是一个“美国梦”,这在艺术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是存在问题的。《北京遇见西雅图》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些影片对中国梦和美国梦不加区分,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照,偏离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没有表现出对中国精神和中国道路应有的自信,影片文化视野和艺术想象力有较大局限,对中国道路与世界文明形态的思考仍然限定在经济全球化的一元化格局中,而忽略了新的文明和文化道路、经济社会道路创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中国梦不同于强调个人主义、追求个人成功的“美国梦”,而是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幸福,追求最广泛的社会公正,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为特征的。中国梦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的共同理想。

二 由市场行为引起的问题

由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影视艺术创作在相当程度上被金钱绑架,丧失了自身的品格,有些影视作品更是一味地迎合消费市场,创作方式简单浮躁,追求“猎奇”,缺乏对历史、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创作流于对各种文化符号的简单拼接。

一些影视作品充斥着拜金主义色彩,唯票房论严重。比如,《小时代》用华丽的镜头讲述了大上海年轻人奢华、不劳而获的故事,不利于传递青年人自我奋斗、励志的价值观,而且充满了对拜金和物质主义的迷恋,是错误的价值观,这也是近些年片面强调电影票房和产业化的结果。有票房不等于有真正的社会效益,如果价值观问题不解决,票房越高恶劣影响越大。

还有一些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在市场利益驱使下,过度凸显娱乐倾向。例如某些历史题材电视剧对历史故事、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呈现出明显的娱乐化倾向,甚至出现忽视历史基本史实,一味追求新奇和怪异,暴露出在创作中对历史文化不尊重的现象。一些宫廷题材剧集中在权力争斗与情感伦理纠葛。这一类型的电视剧表现出强烈的消费主义倾向,渗透着明显的商业运作痕迹。历史题材“跟风”现象严重,从《武则天秘史》到《美人天下》,直至《太平公主秘史》《少女武则天》《女人天下》等,都围绕“女皇”(特别是“武则天”)。这折射出某些电视剧制作的无序和过度开发现象,因资本和商业利益的驱使而导致严重的价值观问题。

在影视创作领域,合拍电影的商业行为中也存在着一个价值观自觉与价值观主导问题。随着中国电影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消费市场,从2012年开始,多部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上映的票房远超过本土,如2012年的《泰坦尼克号》、2013年的《环太平洋》等,这使得好莱坞更加看重中国电影市场。为了适应中国电影市场和中国观众,好莱坞更加注重对中国元素的使用,也试图以与中国电影合拍的方式,避开配额限制、进军中国市场。好莱坞各大制片厂积极寻求与中国电影公司、电影人合作,以图更好地赢得中国观众的认可。联系到前些年好莱坞拍摄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影片,有理由担忧在今后可能产生的中美合拍电影中,会出现虽然有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甚至讲的是中国故事,但却没有中国价值,其精神实质只有美国价值观的现象。

三 由错误的艺术观引起的问题

从艺术自身规律来看,当前影视剧创作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与艺术价值观相关的问题。之所以一些影视剧的艺术价值观出现了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当前在艺术领域中居主导地位的艺术观念出了问题。

对影视艺术作品是否体现了“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体现“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是否合适,需要进行评判。而评价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艺术理论的基本问题,即我们当代中国艺术界衡量艺术作品的艺术观念是怎样的?艺术批评标准是什么?这种标准是不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艺术标准?是不是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的艺术标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化自觉自信的艺术标准?这些也是需要鉴别的。因为并不是每一部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艺术作品,都能够在上述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

就当前艺术界的现实状况来看,这是一个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当代中国艺术评价标准体系并没有建立,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艺术观在艺术创作、艺术研究和艺术批评领域并不占有主导性地位。也就是说,我国当前的艺术领域严重缺乏正确艺术观念的指导,这在根本上制约了艺术创作体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要求的实现。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具有其价值观取向的,都与其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而存在。因此,艺术虽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是无时无刻不以艺术、审美的方式来体现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道德观念、法律观念、政治观念、宗教观念,也包括艺术观念本身)。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界由于批判“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工具论”的历史需要,开始片面强调艺术的主体性、自律性和艺术自身的规律,片面强调艺术的人性论,以一种抽象的人性论割裂现实生活中人性的丰富性和存在状况的差异性,使艺术越来越纯粹化、自我化,割裂了艺术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联系,忽视了艺术是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综合体这一基本的艺术本质观。在许多学者和艺术家的观念中的“艺术—政治”二元论,把艺术与政治截然对立起来。诚然,自律论、审美论艺术观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推动了关于艺术自身规律的研究,但因其自身所存在的理论与实践弊端,越来越不符合当代中国艺术与文化发展与建设的需要,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诟病。这种艺术观对人文精神强调有余,对历史精神强调不足,忽视了真正的人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需要在历史精神,在充满矛盾和曲折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建设而来的。

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性论只能让人一味对现实不满,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失去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这样的艺术作品中完全丧失了对未来的崇高精神信念,在各种现实困难面前悲观失望,或娱乐至死,感观追求刺激,失却对精神价值的守望,不利于现实中人的精神激励与思想充实。这种艺术观既影响了艺术家,又影响了艺术评论家,因此不利于体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在艺术创作实践中,这种艺术观总是大力宣扬人性、人类之爱,抹杀现实中不同国家、民族具体利益的差异,用一种抽象虚假的价值情感代替具体真实的情感。这种艺术观念对于影视作品的创作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前述《色戒》等影片中就能看到这种艺术观念的影子。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来自西方的艺术观念很少出现在西方的艺术创作中,相反,在西方的艺术创作中,影视在表现“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方面,却是极为成功的。比如在好莱坞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中,个人对国家的义务以及国家对个人生命的责任都得到了艺术化的表现,在肯定个体价值的同时,把“国家意志”塑造成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之爱。影片中,瑞恩在拯救小组的百般劝说下都不肯离开战场,并说服拯救小组同意他去战斗。这种对国家之爱,对民族利益的“奉献”精神,是我们在美国影片中经常能够感受得到的。

第四节 强化主旋律影视剧价值表现效果的对策

主旋律影视作品是每一个国家、民族和时代都需要的。美国与西方社会在宣扬其主流价值观方面是不遗余力的。我们在好莱坞电影创作中,能看到绝大部分影片都是体现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是美国文化、美国精神和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宣传者和重要载体。因此,对于我国政府而言,对包括影视艺术在内的主旋律艺术作品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对艺术作品在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和传播方面所具有作用应该有高度的重视。针对当前主旋律影视剧创作存在的问题,应当采用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首先,应当对所谓主旋律影视剧进行必要的区别,以根据其不同的特点,发挥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看待主旋律:一是,一般意义上的主旋律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具有宏大的史诗性风格,如《大决战》《长征》《解放》《建国大业》等。二是,表面非政治化的,将日常生活情感融入主流价值之中,反映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奋斗精神与社会和谐的作品,以及通过个人情感和个人视角反映重大历史与政治主题的作品,如《亮剑》《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但无论怎样区别,主旋律影视剧都应当体现民族精神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等主流价值,其艺术理念、指导思想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些方面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一要求看,近些年来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还有一定的差距。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影视艺术创作中存在的不足主要是由历史观和艺术价值观、艺术市场、艺术管理以及艺术观念本身的问题所引起的。因此,应当对症下药,大力整顿文化艺术市场,在影视创作、影视批评、影视研究领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价值观,建立有当代中国特色的艺术评价标准体系,这样才能正确引领影视艺术创作与批评,在艺术市场中遏制唯票房论、唯产业论,做到以艺术为本、以文化为本、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减少追求经济利益对艺术价值的损害,使艺术作品承载更多的文化价值、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具体来看,影视艺术创作如何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进一步的改进方案应该紧密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影视艺术创作的主体——艺术家是怎样的?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群体,他们所秉持的是怎样的艺术价值观?这对艺术作品的优劣,对艺术作品能否艺术地体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鼓励、提倡、引导艺术家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使他们的艺术情感、艺术创造力自觉地与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努力创作具有凝聚力、崇高感和正能量的艺术作品,这是艺术体现中国价值观所不可或缺的主体因素。第二,影视艺术作品本身——我们的各类影视艺术作品是怎样的?它们是不是既体现了艺术作品本身特有的规律,具有鲜明的艺术性,同时也体现了时代所必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伟大共同理想?是不是既表达了人文精神,同时也不忘记对历史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强调?第三,影视艺术评论——我们的艺术评论和艺术评论家是怎样的?我们的艺术评论家是否能深刻理解和认同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内涵,能否从艺术性和思想性统一的标准展开艺术评论,形成健康的批评风气,以产生高水平的艺术评论作品,引导艺术创作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促进艺术创作体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四,艺术评价标准——作为以上三点的基础,我们有怎样的艺术评价标准及其体系?当代中国已经确立了以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内涵的“中国价值观”,那么在艺术领域,怎样的艺术评价标准才是真正与中国价值观相匹配、相符合的?在艺术观念多元化的今天,建立一套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艺术精神的艺术评价标准体系,在多元观念中形成主导,才能真正确保艺术创作、艺术评论有效地体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切艺术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五,影视艺术市场与艺术管理——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文化产业化?怎样审慎地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做到该改革的改革,该保护的保护,在利与义之间,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尽力做好平衡,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和文化产品的审查,严把精神和思想关。

如果我们的影视艺术工作,特别是主旋律影视创作与管理能够从上述五个环节出发去考察艺术、研究艺术、制定政策,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时贯穿在每一个环节,就抓住了艺术问题的根本,就能使各门类艺术创作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与价值更加贴合,从而为实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好精神支撑。

鉴于当前主旋律影视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从与影视艺术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相关的五个关键环节——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评论、艺术评价标准、艺术市场与管理出发,我们提出如下的建议与对策:

一 强调正确的影视艺术评价标准,彰显主流价值

当前,包括影视在内的艺术领域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艺术评价标准“失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形成的以西方近代美学和艺术理论为基础的艺术自律论、抽象人性论艺术观占据着主导地位,艺术评价标准没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包含着中国精神、中国道路和中国力量的中国梦相贴合,也没有充分重视中国传统的艺术观念包含的巨大理论潜力,没有建立应有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这种在西化艺术标准中延续的艺术观念阻碍了当代中国艺术评价标准的建立,是艺术家、艺术创作、艺术批评不能体现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源。

当前,已经有学者明确提出了建立当代中国艺术评价标准体系的主张,今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已经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和突破提供了学科、人才和思想条件。因此,彻底厘清当前的艺术观念,从根本上为艺术创作、艺术评论提供科学的艺术观和价值观依据,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在具体操作上,建议首先合理引导一些重要的艺术理论命题在学术界开展理性的争鸣与探讨,在争鸣中厘清问题,发现人才,在探讨中逐渐形成一种科学、合理,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与当代中国的艺术实践、与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联系的艺术评价标准,进而组建专项课题组,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艺术评价标准体系的建立。这样,艺术创作表现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要求才能获得根本保障。

二 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为影视艺术创作提供科学指导

加强影视艺术理论与艺术评论是对影视艺术作品、艺术现象、艺术规律的分析与研究,也是政府管理者引导艺术工作的重要方式。在艺术理论中,我们既要倡导“百家争鸣”,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作用。

当前,在各高校、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艺评论研究已经处于边缘地位,学科建设式微,研究人才匮乏,而一般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评论领域的学术教育和人才培养,陷入不断模仿和搬用西方艺术理论概念的泥潭,学者们满足于发表无人问津的学术“八股文”,为评职称而不断进行“知识垃圾”的生产。这消耗了大量优秀人才的精力,使艺术理论研究缺乏现实针对性,艺术评论缺乏活力。这也是导致当前艺术领域各类“失范”艺术观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教育、科研系统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基地,培养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人才,发挥他们的作用,引导艺术风尚,指引正确的艺术道路。同时在研究、批评实践中培育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批评家。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与实践为主导,逐渐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研究学科体系。

三 特别扶持、着力引导电影电视发展

电影、电视是最重要的大众文化形态,是传播思想意识,弘扬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为有效的途径。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视频的飞速发展将使电影、电视节目更加快捷地进入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思想意识影响和意识形态争夺也将在无形中产生,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因此,加快完善电影电视管理制度,在电影电视产业结构和内容上施以有效的规制,使“大片”、中小成本影片与文艺片平衡发展,把市场化和适当的意识形态干预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审查机制。在不影响影视艺术自身发展和把握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引导影视艺术的良性发展。在影视艺术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要把重点放在影视艺术怎样呈现中国形象,传达中国价值观层面上。例如,合拍电影中,不能片面追求资金投入、演员大腕、著名导演,还应当在剧本改编、故事讲述和价值观内涵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有中国的价值观自觉,这应当成为电影审查中的重要标准。类似的国际合作,不仅要有资金投入,更应当有价值观投入。实践证明,中国电影的优势在于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情感、历史和生活,中国故事应该成为中国电影进一步夯实本土和国际市场的法宝。对于主旋律影视创作与传播,更应当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同时拓宽主旋律影视的题材范围,注重以其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观实质来衡量主旋律影视作品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