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所知道的
1816年6月：春天在莱芒湖上腐坏，并将它年轻的占据者们集齐在迪奥达蒂花园别墅里。他们是五个人：拜伦勋爵，由他的私人医生——受气包——波里道利医生陪伴着；还有珀西·比希·雪莱与他年轻的伴侣玛丽，陪同他们的是玛丽父亲第二个妻子的女儿，克莱尔·克莱尔蒙特，也就是拜伦的情人。
年轻的玛丽、雪莱、拜伦才从英国到这里不久，他们毫无忧虑地嬉闹，悠闲地坐船来到这里。但是雪莱非常高兴能够认识拜伦，彼时拜伦已经负有盛名，并在被羞辱后迫不及待地想与雪莱辩论。雪莱并不将他对这位极有修养和热情的年轻贵族的好奇心写在脸上，他忠实地坚守着自己最喜欢的职位：撒旦。
雨水连绵的日子迫使他们在屋里阅读和激烈地讨论。他们谈论着代代相传下来的关于幽灵的故事[5]，气氛在模糊的关系中变得沉重，又因拜伦的一举一动而躁动起来。克莱尔几个月前在英国因为失去了理智怀上了孩子，还被她可耻的情人抛弃。她脆弱的神经让拜伦感到愤怒，被波里道利挖苦，让玛丽感到害怕，而雪莱则表现出了对她的同情，他总是能很快地对绝望中的女性表现出他的兴趣。
这些空论主义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加了注释的读本掩盖了当时一种隐秘的紧张气氛。雨一直下，拜伦提出要玩一个游戏，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来写一个鬼怪的故事吧！”
波里道利的故事只写了一个题目：《骷髅头的女人》。天空重新变得明朗，拜伦在与雪莱一起离开迪奥达蒂花园别墅，去湖边进行文学朝圣之前写了一个未完成的故事：《吸血鬼》。而玛丽，经历了几天“对一个作者来说最为不幸的灵感的空窗期”。[6]她是拜伦和雪莱对话的听众，啊，多么专注和充满崇拜的一个听众。他们讨论的主题是直流电疗法，这是著名的进化论学家达尔文的爷爷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医生最主要的治疗方法。这个医生的形象引发了玛丽的想象，这些可怕的想象把她吓到无法入眠，她只能把它们记录下来。《弗兰肯斯坦》的写作就这样开始了，玛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书写一部神话，当时她才18岁出头。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当他无法在接受的教育中理解自己遭受的苦难之际，靠拼凑从墓地和藏尸堆里拿来的不同的器官，制造出了一个怪物，并用电击的方法激活了这个怪物。然而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好，这个怪物被科学家抛弃，它要求科学家满足它的愿望，最后成为杀掉科学家身边所有亲友的杀手。
这部作品在1818年一经出版便引起了非凡的效应：接连被改编成了戏剧、五十多部电影、小说、动画、漫画、广播剧和电视节目。电影集中地关注这个怪物，产生了一种文明状态的衰落，而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怪物——尽管它从来没有在玛丽·雪莱的小说里被命名过，却盗用了科学家的名字。无数各种各样的、由《弗兰肯斯坦》这个主题所激发的新造物表明了一种普遍的回响和与无意识的对话。
在1831年版的前言中，玛丽追溯了她灵感来源的背景：“一切都要有一个开头……而这个开头又要与之前的某些事物联系……我们需要虚心地承认，发明不是凭空而造的，而是建立在混乱的基础上的。一切的前提，是要提供材料。”关注这些材料和混乱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毕竟，能够研究写成一部神话的秘密并不是很常见的事。
坐落在莱芒湖安静而优雅的湖畔的迪奥达蒂花园，在1816年的那几天上演了一场戏剧，这场戏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剧院里凝聚着这几个年轻人的激情，如果他们能知道自己不凡的命运，也依然不会有所改变，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矛盾是整个人类所承认的。
几年之后，命运开始反复地捉弄这几个天才的年轻人。他们围坐在火边，在充满激情的争论和无法言说的欲望旋涡中感到愤怒。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命运，自然，玛丽也没有发现。但是，在她的观点和《弗兰肯斯坦》的写作中，有一些东西表现出了这种意识——尽管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弗兰肯斯坦》要求一种耐心的解读，它会让专心的读者发现玛丽的灵光闪现——尽管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闪现不仅仅关于他们小团队里每一位个人的命运，更是一种昭示人类集体命运的力量。
弗兰西斯·拉卡森写道，“长久以来，这部小说都被认为是恐惧的殿堂，恐怕有一天，它将会被认为是一座爱的殿堂”。[7]或许相比起《弗兰肯斯坦》之前就形成的哥特小说的模式，比将鬼魂和地狱两者联系起来更让人恐惧的是把“恐惧”和“爱”联系在一起，《弗兰肯斯坦》对这种已形成的模式，无疑是一种不可逆的顿挫。
恐惧与爱……这个奥秘聚集了两个词，它们被篆刻在整个人类的命运之墙上，《弗兰肯斯坦》或许就是这神话的显现。那么这个奥秘是怎样悄然无声地影响玛丽·雪莱人生的呢？如果不是因为她在世之际所发生的事无法以清晰的方式诉说，我们就可以节省下笔墨，不在这上面耗费功夫。
读《弗兰肯斯坦》，并且试图理解它留下的谜题，靠近那个每个人所熟知的怪物的诞生之地，跟着玛丽一起经历她揭秘自己思想的漫长工作，首先要了解她不同寻常的命运。
玛丽，玛丽的女儿
“两个在文学世界中负有盛名的人物”[8]的女儿：玛丽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这种亲子关系早已奠定了她对文学的兴趣。其中的一个人物：威廉·葛德文，也就是她的父亲，只负责对玛丽的教育，另一个人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则只在小女孩的精神发展上起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玛丽出生于1797年8月30日，是“当时最伟大的两个人”的孩子。而在她出生后的第10天，她的母亲就因产后感染发热去世，享年38岁，留下了两个小女儿：芬妮和玛丽、一部作品，以及在与她相处时间甚短的丈夫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象。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于1759年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出生，这个家庭因为父亲脾气的变化无常和酗酒而被摧毁。如果不是思想的激情与其蕴含的强大的转变现实的力量，还有什么能够将这个年轻的女子从家庭独裁者的手中解救出来？玛丽是一个反抗的见证者，她见证了专横的父亲在被动又无助的母亲身上所施的暴行。因为早早地就要承担起一些家庭责任，玛丽受到的是不完整的教育，只能尽可能地抓住学习的机会。但是，她是在启蒙运动时期出生的孩子，对于她所接受的如此鼓舞人心、却是碎片式的哲学教育来说，屈服是不被接受的。她对理性的力量和从偏见带有的非理性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人性抱有极大的希望，这种信仰令她对困难和压抑不屑一顾。
她在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在让自己独立的同时成了一个有钱又刁钻的女人的侍女。这几年的经历让她对不平等有了更深刻的观察，也使她对不公平的反抗变得更加激烈。但是真正改变她生命轨迹的要数与一位编辑——约瑟夫·约翰逊的相遇。约瑟夫鼓励她学法语和德语，帮她翻译。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伦敦哲学家的圈子里，他们是一些讨论卢梭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理想的人。在那里，人们不谈论政治、道德和宗教，因为这不是批判的对象。也没有关于那些不去抗争狭隘、争取全人类幸福的人的深层定义。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从此真正地被思想的力量带离了她命运的轨道。她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创作了一些给儿童的读物，在1785年出版了一部《女孩教育文集》。继而又出版了一部小说《玛丽》，接着是《捍卫人权》，然后在1792年出版了《女权辩护》。这部和她本人一样大胆的作品将她推向了女性主义、女性性解放先驱的位置。这部作品也被公众认为是下流、淫秽的，但在玛丽和她的朋友眼中，这不过是理性解放向前迈出的一步。
1793年，玛丽去往巴黎，她带着写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作品的计划，希望能亲自观察大革命给民众留下的思想上的影响。然而在那片大陆上等待她的并不是政治的激情，而是爱情：她爱上了一位美国商人，吉尔伯特·伊姆利，他是捍卫独立战争的斗士。
这是何等的激情！这是何等想要分享的精神！到处都能感受到旧制度的裂缝。玛丽和伊姆利分别代表的新和旧的世界，难道不是即将来临的解放的征兆？男人和女人难道不将会在彼此认可的基础上达到一种真正的自主吗？两人都想保持自由，以使任何社会契约都无法损害他们自愿结合的纯洁性，他们的女儿芬妮就是在两人这样的结合中出生的。
然而，当伊姆利开始远离玛丽，越来越少出现在她身边，说了越来越多谎言之际，玛丽第一次有了用鸦片自杀的企图。怎样才能协调两人各自权利的冲突与因为爱情产生的、失去理智的要求？玛丽建议自己与伊姆利和他的情人一起生活，她陪伴着他们直到瑞典。生活会比思想具有更复杂的动力吗？玛丽回到伦敦后，从普特尼桥高处跳进泰晤士河，后被人救起，幸存下来。
玛丽与伦敦的自由主义者圈子相交了几年后遇到葛德文。这位已负盛名的哲学家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且富有激情的年轻女子。但是玛丽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改变了她。她对社会的愤怒在她身上酝酿成了一种使人不安的严肃。她没有放弃自己敏感的骄傲，在苦难中，她变得更加神秘和深沉。内心的挣扎在她的身上烙下了印记，那是对尊严和自由的渴望与在爱情中妥协的斗争。她丢掉了躁动的放肆，却得到了重要的恩赐：怀疑。
在遇到葛德文之后不久，她成了真正的女人——尽管那时还没有成为他的妻子。他们定居在萨默斯镇，为了满足两人各自对独立的要求，他们住在两幢毗邻的房子里。他们交换的无数条便笺见证了他们思想不断的交流和每日温情的改变。被征服的葛德文十分满意地写道，是“最纯洁和精致的爱情”将他们联结在一起。
但是，英国与法国的战争，作为一次英国社会已经习以为常的震荡，让人们对这对“可耻伴侣”的容忍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敌意。引起了人们的这种反应。玛丽怀孕了，为了避免孩子将面临的非法出生的尴尬，他们结婚了。葛德文虽然已经老了，但他依然坚持自己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立场。然而，这位猛烈抨击婚姻的自由主义者并不会将他爱的女人和她等待着的孩子作为他实现理想的工具，保证对她们的保护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他承认：“我没有权利去损害这个人的幸福，但除去对这个原则的尊重，没有什么能让我向这种我认为应该废除的联结（婚姻）低头。”
《政治正义论》的作者与《女权辩护》的作者在圣潘克拉斯新教堂举行婚礼，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符合惯例的一件事了。在同样的地点，五个月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他永远地告别了她。还是在同样的地点，17年后，小玛丽优雅地在母亲的墓碑前宣誓她对雪莱永恒的爱情。
这个生完孩子不久后就去世的女人永远地留在了生命给予这位哲学家的馈赠中，无法驱逐，烙印在他的思想之中。这个妻子和母亲的典范以一种异常完美的形象出现在他之后的作品中。尽管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非常短暂，但是这个完美的伴侣让葛德文对人性和与人相处产生了颠覆性的认识，这些认识渐渐地转变成了智慧、思想的提升和绝对的正直。也就是这样，这个充满理想的女性变成了一个饱含恩赐的偶像，让葛德文对女性的价值有了一种几近朝圣的态度。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悲惨离世让葛德文与两个女儿，芬妮和玛丽的命运有了深深的联结。这段短暂的婚姻让他发现自己从未有过的对家庭生活的热爱。没有一个女人能比得上他失去的玛丽，但他依然给了自己的女儿和继女一个能被接受的继母——玛丽·简·克莱尔蒙特。她是他们的邻居，是一个寡妇，有两个孩子——查尔斯和简。他们在1801年结婚，一年之后诞下了他的最后一个孩子，威廉。
他的这个选择震惊了周围的朋友。玛丽·简·克莱尔蒙特是一个教育程度中等的女性，被人们认为是个平庸的人，而玛丽却是女性的表率。第二位葛德文夫人则负责债务、孩子的教育与保持社会地位。与这位有着丰富家庭生活经验的女性一起，葛德文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突然变得如此庞大的家庭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负担。而彼时他需要养活好几口人，同时要满足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还有一部需要完成和捍卫的作品。
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葛德文的作品在几年内非常快地获得了荣誉。作为一个有着13个孩子的加尔文派家庭的儿子，他接受了牧师的培训，然后计划建一所学校。他显露出的是天然而具有的权威且通俗易懂的笔触，他于1793年出版的《政治正义论》和1794年的《凯莱布·威廉斯传奇》让他真正地开始负有盛名。在那个时期，他维系了一群致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朋友。其中有一些非常天才的朋友会去他在斯金纳街的家中拜访，让他从无可避免的家庭的压力和经济问题的困扰中解脱一阵子。
1805年，尽管还有几个忠实的朋友围绕身边，但这个个子矮小、戴着眼镜，眼神中透露出智慧光芒的男人短暂的成功已经过去，为了生计，他去了一家主要出版青少年读物的出版社工作，很快他就在那里开了一家书店。葛德文翻译一些法文的儿童文学作品，自己也写一些研究年轻人思想道德教育等方面的论著。虽然这些教学法的关注点非常符合他的哲学理念，但是这也和他对温饱的担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用鲍德温这个笔名出版了八部作品，葛德文在其中展现出了他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理念。通过寓言故事、神话或是骑士故事来唤醒孩子的好奇心，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接着通过历史让他们学到知识，锻炼批判性思维，树立道德观：这些就是葛德文同时作为一个父亲和教师的目标。他对人的童年非常感兴趣，或许是因为在他成熟的时候，生命让他有机会满足自己对人类奥秘不懈的追问。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两个女儿就在这种反对无知和偏见的环境中成长。她们会上一些特殊的课程，良好的氛围让她们能够专注学习。但也有一些压力、矛盾，或因复杂家庭构成而产生的越发强烈的敌对情绪，却又因每个人都要求自己有思想上的提升且为自己卑劣的情绪感到羞耻而压抑这种情绪。图书馆和书架上吸引人的儿童读物是威廉·葛德文与其他作者写的。伦敦和戏剧之夜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孩子们也被鼓励去参加。长期以来，葛德文对负债的担忧，他的自负和好为人师的严苛让他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少。他看着小玛丽的眼神经常是仿佛期待在她的身上也能够出现如她母亲般震撼人心的极致的优雅。气量窄小的葛德文夫人再也不能忍受挂在自己丈夫书房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画像，还有她两个女儿的存在，因为这总能唤起对她本人的记忆，同时显示出自己的低劣。接受了精良教育的小威廉常常在一个专为他搭建的高高的讲台上给其他孩子开讲座，其中一次讲座的名字为“论政府对人民性格产生的影响”。
经常有一些杰出的客人来拜访这个家庭：戏剧作家霍尔科夫特、兰姆一家、黑兹利特和诗人柯尔律治。两个躲在客厅沙发后面的小女孩兴奋地偷听着柯尔律治背诵他的诗歌《古舟子之歌》，她们的思想在诗歌浪漫的形象中漫游。当时还未改名为克莱尔的简·克莱尔蒙特与芬妮都十分羡慕玛丽的美貌、魅力和早熟。而当时这个家庭中，已经没有了芬妮的亲生父母，她尽力地忘记自己带有耻辱、不雅的出身。
迷人的雪莱
那段时间里，一个拥有着罕见美貌的少年让伊顿公学的校长备感困扰。学校校长已经和几代贵族的儿子打过交道，但他的处罚似乎对这个准公爵的孙子没有任何效果，他表现出的是一种令人担忧的道德敏感性。愤怒和抗争把年轻的珀西·雪莱推到了他脆弱的身躯本可以避免的境地。在他孩童的卷发下，透露着充满智慧的眼神。他遇到了一群最为野蛮的同学。之后，他就在那些他所鄙夷的游戏间歇去排解他的忧伤，悄悄地读那些不会对他造成伤害的作品：狄德罗、伏尔泰、霍尔巴赫，还有葛德文。在远离校园的草坪上，他独自构思着隐秘的想法，因为没有一个同学配得上与他分享，或者一个人在柳树下哭泣。
假期，他会回到菲尔德庄园。那里，他的姐妹们用他父亲无休止的话来宽慰他。他的父亲是议会的成员，而这些讲话在他眼里是平庸无奇的。在树丛下，他们召唤魔鬼；他们装成幽灵，当女孩子们感到害怕、脸上写满了不知所措的慌张时，他们就很开心。在乡村的墓地间，气氛极其容易使人们害怕，他们讨论世界，讨论不公正的法律和有权有势者的暴政。他们尤其赞颂的是博爱的品质。
之后，在牛津大学，雪莱模糊泛化的思想渐渐地形成了体系。在学校里，雪莱沉迷学习。读书、写作，随心所欲地散步，这些活动都让他充满激情的思想适得其所，也满足了他消耗能量的永恒需求。他变成一个充满包容心的人，而他写作的才华则是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具。他当然没有迟疑，写出了檄文《无神论的必然》，在这部作品中，他高傲地与所有英国主教、学校副主任和老师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伦敦，一个18岁的人被赶出大学，高傲地否定被自己冒犯的父亲提出的修正案，然后被父亲切断了生活来源，他该怎么办？雪莱在大街上放逐自己的困窘和反抗。他的两个最小的妹妹在克拉珀姆芬宁夫人的女子学校寄宿。在她们的朋友中，有一位非常迷人的女孩哈丽特·威斯布鲁克，她16岁，有着百合花一般的面孔，她的父亲原来是一家咖啡店老板，一直希望给自己的女儿贵族小姐般的教育。
学校很快就禁止了这个有些驼背的高大男人来访，他每次都带来各种点心来给在这里寄宿的女孩子们，还与她们聊天。学校里的女孩子们，年龄最小的那些无条件地支持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世界，最大的则担忧取消婚姻这种形式是否真的合适。哈丽特掌握着自己的方向，不失优雅地学习伏尔泰的《哲学辞典》。
威斯布鲁克一家迅速地对这个智慧的，同时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年轻人产生了兴趣。雪莱再次回到菲尔德庄园，并且从那里拿到了200英镑的年金。在这段时间里，哈丽特日渐瘦弱。在他回去的时候，他发现她因为自己虚弱到不停地颤抖。哈丽特的父亲为这个年轻贵族不作声明却又无休止的访问感到厌烦，他威胁要将自己的女儿重新送回寄宿学校，因为当雪莱让她感受到了思想的伟大之后，她在那里过着极为痛苦的生活。她常常想自杀。如果没有上帝神圣的法令，有什么能阻止这种如此自然的念头？
雪莱重新考虑哈丽特：确实是因为他让哈丽特变得如此不能承受不公平，而厄运让她变得更加吸引人。葛德文，那伟大的葛德文不是也结了两次婚吗？两人随即私奔，雪莱在苏格兰与这个女学生结婚了，因为那里的法律是那么的简单。当时两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才35岁。
当雪莱和哈丽特开始过上他们共同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时，葛德文家的两个小女孩正在飞快地成长。玛丽在她对知识的渴望中长大。她表现出了一种蛮横的性格，但又坚韧不拔且很有才能。她那时14岁，高傲、坚强，对她的父亲表现出无条件的爱。但是对于她的继母，她表现出的是尊重，玛丽的智慧不至于让自己惹恼继母，她的感觉也告诉自己不要产生不合时宜的敌对情绪。事实上，这件事她都没有放在心上。她的手臂感到疼痛，但却不知道原因，海风会让她感觉好一些。在回伦敦的路上，这种疼痛又侵蚀了她。她被送到巴克斯特家过了一段日子。他们家在苏格兰，靠近邓迪。葛德文带着对女儿深深的关切把她托付给这个朋友。在他写给威廉·巴克斯特的信中，时而表现出父亲温柔的关怀，时而又有一些坚决的建议。例如，玛丽会晕船，在她到达的时候，身体状况必然非常不好；海水浴对她的手臂有好处，这点不能妥协。剩下的，玛丽应该对寄宿家庭的生活方式感到满足，要“像一个哲学家”般被对待。不能宠坏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儿饱受锻炼的灵魂。
在爱丁堡，哈丽特和雪莱在学习中度日。雪莱毫不停歇地阅读了启蒙时期哲学家的作品，翻译了布冯的书，书写了大量的信件。他在牛津时的难友和协助他私奔的同谋霍格在雪莱的要求下加入了他们，雪莱向他表达，虽然有一个女人做伴很甜蜜，但是这种长久的相处让他感到焦虑。哈丽特大声地朗读芬奈伦的作品，她的声音明亮，口齿清晰。当霍格认为她很动人的时候，雪莱已经觉得这很无聊了。
在菲尔德庄园，雪莱的父亲蒂莫西先生得知自己的儿子冲动地结了婚后，切断了他的生活费。他生气地写信给霍格的父亲：“上帝知道这种违抗的下场。”负债累累的雪莱，写了无数封信骚扰他的父亲。他在信中的腔调很快由彬彬有礼，变成了讽刺和严厉地控诉，最后变成了辱骂。“父亲，您还是一个基督徒吗？……”蒂莫西先生没有给他回信。他或许会同意和自己违法的孩子进行对话，但是这样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让他无话可说。雪莱在10月时又开始写信，与其说是生活所迫，不如说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次，他是在约克郡写的信，他的言辞变得没有逻辑。当他被牛津大学开除的时候，他的父亲恨不得看到他在西班牙被处死。他第一时间见到了雪莱，在他耳边咬牙切齿地重复他的名字：“比希，比希，比希……”[9]
自己的父亲虐待自己，希望看着自己在战场上死亡，这些不具丝毫真实性的想法在雪莱心中已经成了一种执念，尽管这些想法没有任何根据。在这对父子之间，还有父亲对于儿子在金钱上的权力间，似乎上演着一种别样的对抗，这让他们面对的问题不再是正式的服从，而是另一种规则。毕竟，雪莱顶撞他的家庭，抛弃他的财富和尊严，仅仅是为了一个他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喜欢的女人。他自己的冲动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这些行为的意义。在他们的矛盾中，能够隐隐地听到那种童年时期的抱怨。
因为父亲的威胁，他回到了菲尔德庄园。但并不是以一个呼喊着自己权利的年长儿子的身份出现：更多的是以阶级敌人的身份出现，他反对极端和蒙昧的贵族，抵抗偏见和错误。他不断地要求他的父亲恢复他一年200英镑的年金，还控诉他的母亲和自己的音乐老师有私情。他似乎受到了一种无法压抑的暴力的控制，让整个家庭都笼罩在恐惧中。蒂莫西先生永远也不会忘记有一次，他儿子差点把家里的东西都砸了，还想要打他。
这段时间，哈丽特在约克郡接受着霍格的悉心照顾，尽管她应该拒绝霍格的主动亲近。对于雪莱来说，这两个人发生关系再正常不过，所以，他去伦敦和萨塞克斯郡或许就是为了促进自己妻子和好朋友的亲密关系。他把他的想法隐秘地写信表达给了希钦娜小姐——“他灵魂的姐妹”，一位小学教师，也是共和主义者。在与她的对话中，雪莱从他因为自然神论受的创伤中恢复，也就是这样，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信件往来。但希钦娜小姐礼貌地拒绝了雪莱邀请她加入小团体的请求。
雪莱回去的时候发现哈丽特非常慌张，而霍格则已经准备好要向他的朋友老老实实地交代一切了。在一次男人之间严肃的散步中，他们进行了非常坦诚的对话，最后，三人组就此解散。哈丽特很生气，雪莱得到了湖边的住所，那是很多自由主义诗人住过的地方。他们在凯西克租了一个农舍，房东觉得他们很幼稚，于是同意他们在花园里玩耍！从那以后，雪莱给霍格写了更多的信。他一点儿都不忌妒，忌妒在他的心中不占有任何位置。他坚持相信葛德文对于自由爱情的理论是正确的。然而，哈丽特持有和他不同的观点，这就是问题所在。尤其是她不想失去这样的一个朋友！“回来吧，亲爱的，我最爱的朋友，回来与我一起经历命运，加入我的生活。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啊。让我看到你离不开我，就像最近我希望成为的样子……”[10]
像很多人一样，这个年轻的男子不能接受没有男性朋友的生活，不过后来他很快就尽力摆脱了这种困扰。除去雪莱有些荒诞的想法，这个特点让他变成了一个普通年轻人的榜样……霍格迟迟未来，他对年纪更大的诗人骚塞非常感兴趣。骚塞微笑地看着这个和曾经的自己很像的年轻人，将来他也很快会成为他现在的样子……尽管他弄错了。霍格让雪莱很失望，因为他接受了既有的秩序。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也不在，生活突然间变成了一片荒漠！之后雪莱才知道伟大的葛德文还在世，而且就住在伦敦，并且回了他的信。世上这么多的假预言家，他准备好了，终于可以去见一位真的。
就在年轻的女孩们在斯金纳街思辨、雪莱与哈丽特在未预见的博爱陷阱里越陷越深时，一个忧郁的年轻男子在希腊神殿的圆柱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并且不顾自己的跛足，游泳穿越了达达尼尔海峡（从泰晤士河与塔霍河出发，到雷埃夫斯和大运河前）。智慧、沉默，善于讽刺的乔治·戈登·拜伦勋爵，第六代拜伦男爵亲眼观察了东方世界，几周后，他带着《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最初的部分章节和他自视甚高产生的无可抵御的吸引力来到伦敦。
迪奥达蒂花园别墅懒散地坐落在一座小山丘的高处，这座小山丘被葡萄藤包围着。房子面朝湖泊，优雅地被圆柱支撑着。迪奥达蒂花园像石头一般，拥有着令人无法忍受和愚蠢的耐心，等待着它的客人们。
收到了这份匿名崇拜者的来信的葛德文感到很高兴。他认出了写作风格中的无人称语调，笑了，这是他在自己近20年前的作品中经常使用的手法。他回信的时候要求雪莱给他提供更多关于自己生平的细节。成功激起大师兴趣的雪莱兴奋不已，与葛德文讲述了自己的计划，他将要去爱尔兰参加支持天主教徒解放的运动。接着就有了一次特别的对话，葛德文劝诫自己年轻的弟子要多学习，保持精神上的节制，还劝他与父亲和解，仔细为自己的遗产和未来考虑。这个年轻人从都柏林回信，表示天主教徒的解放是迈向完全解放的一步，而爱尔兰人，在从英国人那里解放之前，先要解放自己，变得公正和节制。
雪莱不乏勇气地写了一篇《与爱尔兰人的对话》，他与哈丽特将这篇文章发放给路人。葛德文在伦敦每天都担忧雪莱会被捕。最后雪莱回来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他原本很担心这些年轻人已经做好了血流成河的准备。
1812年10月，两人终于见面了。哈丽特和雪莱激动地离开他们在圣詹姆斯街的小旅馆，来到斯金纳街，那里，大哲学家和他的家人们正在等着他们。两人一见面就发现彼此非常契合。得到了这位年轻崇拜者的来访，葛德文感到非常荣幸，很快就承担起了自己导师的职责。而雪莱充满激情的演说也深深地吸引着葛德文。两人都被对方吸引，雪莱开始不断地访问这一家人，他的出现总能让人愉悦。
在斯金纳街的生活很艰苦，压垮人的负担、不间断的债务和烦恼纠缠着葛德文。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自己的事业，他想出版自由主义的教科书和儿童理性教育的百科全书。他不断地被担忧折磨着。不过，因为可以重新开始自己年轻时的那些辩论，让自己热烈的心灵冷静下来，他还是感到很开心。他提醒雪莱不要轻易地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或者在政治上极端化；变革只有在学习和理性思考的过程中才能发生。因此雪莱在离开斯金纳街的时候背负了学习的任务。令书店店主惊讶不已的是，他立即定了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孔子、柏拉图、康德和斯宾诺莎的书，以及一些英国历史学家的作品、科学作品和法国百科全书。
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成了雪莱最热情的听众。在这些共和党孩子的身边，雪莱身上那来自贵族浪漫的魅力越发强烈。温柔的芬妮，那么的害羞和谦卑，会让人产生十足的信任。在她这样的女孩眼里，雪莱是最有吸引力的。于是她充满激情，坚定地捍卫着雪莱的理论。而玛丽当时在苏格兰。雪莱被带到她母亲的肖像前，他双眼凝视着伟大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激动地颤抖着。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斯金纳街成了雪莱在伦敦长期驻扎的地方。但许多其他对他感兴趣的家庭也为他敞开大门：素食主义的牛顿一家，甚至忘了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不穿衣服生活；德·比翁维尔夫人，她的女儿柯妮丽娅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背一首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雪莱在这几个家庭中游走着生活。但是经常独身一人在伦敦的哈丽特刚刚生下一个女儿艾恩瑟，她渴望有一个固定的居所，还有车子和尊重，总之是作为一个年轻的遗产继承者的妻子有权要求的一切。因为她的丈夫忽视她，她常常抱怨。而在雪莱看来，她想要的高贵的打扮、上流社会的舞会和贵妇的服装，都是粗俗的想法，会让他生气。
那个时候，雪莱刚刚出版了他第一部重要的作品《麦布女王》。这首颇具颠覆性的诗歌由九个章节组成，包括一些诸如抨击宗教、君主暴政、商业与战争的毁灭性力量以及结婚这种败坏人类爱情的形式的哲学思辨。人类在无神论、自由的爱情与共和体制和素食主义平衡的结合中才能找到幸福。这首诗是写给哈丽特的，并不是语调沉重的说教主义，而是表现出一种形式的美，还有他对写作的狂热。雪莱写信给他的出版商：“我不期待成功：只印250份吧。订成一本精致的小四开本，用高质量的纸张，这样可以吸引更多贵族。他们并不会读，但他们的孩子或许会。”[11]
他也经常在激进主义的圈子中进出，完全不顾葛德文对他这一举动的反对和让他远离政治极端主义的提醒。对那些因为极端政治言论被囚禁的陌生人，雪莱大方地与他们对话，并且主动提出要支付他们的罚金。哈丽特就这样看着他开始负债，并担忧起了自己的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终于写了一封信给她的一位朋友：“永别了，自由和真相最珍贵的朋友”。不幸的雪莱被债务和反对意见纠缠，震惊于两人在婚姻中的越来越大的鸿沟，他在不同的家庭中游走，居无定所，变得既挑衅又多虑。
1814年3月30日，玛丽终于从苏格兰回来，并热情地与她深爱的父亲共进晚餐。几天之后，雪莱再次拜访葛德文一家，尽管他们都习以为常。
当玛丽变成雪莱
那个时候的玛丽不到17岁，她展现出一种坚定的智慧，在她棕色和轻巧的头发里，有几缕跳跃的红棕色。他们很快就相互认识了，变成了思想上的兄妹。
那时，哈丽特和她的女儿在巴斯，而雪莱在伦敦经常与葛德文见面，并试图解决他在经济上的困难。他在斯金纳街非常勤勉，给简上意大利语课，在炎热的6月间陪着女孩儿们无休止地散步。在黄水仙花圃中，颤动的栗树下响起那迷人的声音，明亮的裙子在风中沙沙作响，天真的心灵在胸膛跳动。
玛丽养成了去圣潘克拉斯新教堂的习惯，会去母亲的墓地边看看。在那里，她和雪莱一起，庄严地诵读父亲的作品。因为这种孝顺是那样的无可指摘，他们两人的恋情让葛德文愤怒地快要发疯。就是在这个地方，玛丽以一种如此直率的方式，向这个年轻男人表达自己的爱意，而这个男人正因为发现自己导师的异常表现而困扰。几米之外的简兴奋得红了脸颊，她就在其他墓碑间等待着。
雪莱和玛丽对葛德文向他们恋情表达出的不赞同感到惊讶和困扰。他们试图用自由主义理论，这诞生已有二十余年的思想来说服他。可他们最终发现，这是一个因为自己女儿和一个已婚男子纠缠而愤怒的父亲。葛德文从此对雪莱关上了大门，但是还与他保持联系，这些联系是为了避免自己破产，与雪莱试图得到的借款有关。
雪莱表现出了他的心碎，因为他对玛丽的激情让他不可控制地狂躁。他大闹，威胁着说要自杀，他再也离不开他的鸦片药瓶。葛德文给雪莱写了一封十页纸的长信，与玛丽和简进行了严肃的交谈，与被叫到伦敦的哈丽特见了面。“哈丽特已经怀孕4个月了，她饱受痛苦。当她的丈夫冷静而善意地告诉她，自己将离开她，开始和另一个女人生活，而且他还是她最亲切的朋友后，生了一场大病。”[12]
雪莱爱的是真相。他从不掩饰什么，他不掩饰自己对玛丽的爱，也不掩饰他对哈丽特不过是一种兄妹般的关爱。他写道：“我很希望你能见一见玛丽。最不屑一顾的双眼也会被她吸引，只是因为她身上所遭受的痛苦和专制。但是，如果你觉得无法对我所产生激情的对象产生同情和爱意，并且分享这种激情，我也不会抱怨什么。”[13]他将这种残忍称为忠心。哈丽特读到这些信的时候，彻底地呆住了，雪莱对一个臣服于父亲专制、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女子的兴趣让她想起了一些事。
1814年7月28日凌晨4点，雪莱等在他重新订购的马车边。简和玛丽出现了，她们很焦虑，面色苍白，匆匆忙忙的。这次，他带走了两个女孩。难道她们两个都受到了专制？他们一路加急往杜夫尔赶路，害怕被追踪。一个水手同意让他们在晚上出发，那是一条非常小的船，几乎就是一个小艇。玛丽感觉不舒服，蜷缩在自己情人的怀里，可她还没有意识到这种不适的原因：她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清晨，他们到达加来。不信神的他们兴奋地在沙滩上奔跑，把他们因重获自由产生的极度喜悦传递给革命中的法国和刚刚升起的太阳。
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葛德文夫人跟踪了他们并且与他们见了面。雪莱不允许她责备玛丽，但是同意她与简彻夜交谈。天亮的时候，简已经快要跟着自己的母亲回去了。雪莱要求与她再见一面，很短暂的一面。最终，简还是留下来了。
这三个年轻人有一个模糊的计划，他们打算到琉森湖边，他们的朋友会加入他们，最后他们就会组成“哲人社团”，雪莱之前就和哈丽特计划过组建一个这样的团体。只是那时，他们被困在巴黎，现实生活让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很缺钱，雪莱必须要卖掉自己的手表、链子和一些私人物件，并商定新的借款，以便让他们在那里的居留合法化。
他们被一个不明确的目标推着走，但依然为他们的发现所着迷。他们重新开始了在因战争变得破败的法国的旅途。他们喝牛奶，睡在遭到蟑螂入侵的小旅馆里，醉心于爱与自由，“对一切即将来临的厄运毫无感觉”，这是雪莱在他和玛丽第一天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写下的日记。
步行，在母骡的背上或是马车上，他们离清教徒式的英国与他们的回忆越来越远。法国人似乎不那么讨这些年轻英国人的喜欢，他们并不理解当时的情况，他们所穿越的国家，刚刚才经历了拿破仑的让位。被毁坏的村庄像是一个标记，标示着前几年哥萨克人的侵袭。作为勇敢的徒步者，他们三个都是抱着呼吸自由空气和享受理性的胜利的愿望而来，可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有荒芜和贫苦的场景。他们发现这种场景时非常痛苦，雪莱的日记表现出了他们对厄运和饥荒的同情。但是，出于他浪漫主义的远见，他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的认知是为了我们这个世界。”
一天晚上，旅店的老板对简起了色心，这个独自一人的年轻女孩，拥有丰满的身材和咄咄逼人的性格，非常吸引人。出于一种兄弟姐妹间的情谊，玛丽和雪莱让她睡到了他们的床上。
雪莱从特鲁瓦给哈丽特写信。他一直没有忘记她，他催促她到瑞士加入他们的社团，并且向她保证自己永远是她忠实的朋友。他还以更为详细的方式给她讲述了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看到这封信后，哈丽特或许都说不出话来，她没有回应雪莱这样天真的想法。在伦敦，她回到了自己的父亲家，照顾起正在长牙齿的小艾恩瑟，并且等待她第二个孩子的出生。她写信给一位朋友说道：“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忧虑，上帝知道我也有我的担忧。”
简、玛丽和雪莱终于到达了阿尔卑斯，那里的风光之美，让他们叹为观止。我们可以想象今天，那些浪漫主义的旅行者，跟着他们荣耀的先人走过德国、瑞士或意大利所看到的景色……19世纪初，并不只有自然风光是最美丽的。他们寄希望于当时还没有被预感到的人类的力量，而这种想法承载了使万物和谐的使命。大自然与他们谈论一种创造，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与这种创造联系起来的。
简、玛丽和雪莱怀着敬畏的心情静静地欣赏着这些悬崖峭壁，充满爱意，他们的灵魂在这里回响。他们就这样前行着，心荡神驰，忽视着他们的脆弱，因为他们的前路几乎是没有任何规划的。他们呼吸的都是生命的味道。他们以同样的热情用图像和感官将他们的想象填满，他们高声朗读，或是互相朗读拜伦、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塔西陀、巴鲁埃尔修士和莎士比亚的作品。
到达湖边后，他们决定定居在巴鲁嫩，靠近威廉·泰尔小教堂，威廉·泰尔是自由的捍卫者。这也是葛德文作品《弗利特伍德》里故事发生的地点。他们在那里找到一个房子，立刻就租了6个月。但是他们在那里穷得揭不开锅，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三个可怜兮兮的孩子，被流放，孤独地生存着。
两天后，他们重新踏上了去英国的道路。他们坐着马拉的驳船通过莱茵河，这是一条不太昂贵的路线。河流非常湍急，而雪莱因为不会游泳，一直为航行的状况感到异常焦虑。那些粗俗的游客挤攘着，让他们特别无法忍受，因为这和他们所期望的人性相去甚远。玛丽在写《弗兰肯斯坦》前的两年在她的日记里写下了这个奇特的观察：“上帝创造一个全新的人远比净化这些怪兽来得容易。”[14]
带着饥饿、疲惫和无法承认的失望，他们穿越了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曼海姆、美茵茨、波恩，最后到达荷兰。他们没日没夜地行走，时而异常兴奋时而感到失望。根据这次长途旅行的日记，玛丽写了一本《六周旅行的故事》[15]来描述了这段行程的地理风貌。
但是，哪条路才能通向解决他们留在伦敦的困惑，以及那些隐秘和压抑的、关于哈丽特和小艾恩瑟、菲尔德庄园、葛德文一家的问题？他们三个在这次短暂的出逃中各自写了一部动人的短篇小说：雪莱的《杀手》，玛丽的《憎恨》以及简的《傻子》。
他们在1814年9月13日回到伦敦，身无分文，居无定所，让他们的家庭感到耻辱。银行家和朋友都没有给雪莱任何帮助，他还是向哈丽特借了一些钱才支付了马车夫的费用，并租下了他长期居住的第一个带家具的房间。简和玛丽在车里等着她们的守护者回来，而他却被这个等了他很久的女人留了两个小时。
开始的几个月，他们在被迫的搬家中度过。雪莱面临因欠债而要坐牢的威胁，必须藏起来。这对可怜的情人！夏季的伦敦充斥着责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能偷偷地约会，在小教堂或是小酒馆里一起度过几个小时，交换他们写的小短文，在小旅馆里度过充满爱意的夜晚。
“我写信给我的爱人”，在11月那几个艰难的星期里，雪莱和玛丽在日记里柔情地写道，“我只想祝福我的爱人晚安——工作——写信给雪莱——读一点希腊语的语法吧。”“我和雪莱会在圣约翰街上的一个小旅馆睡觉——相爱的人不能分开——雪莱还不能离开我。”
多么用功的情人。在他们如贱民般过着最艰苦的生活之际，日记里依然提到了他们每日的阅读、希腊语的学习、对话、翻译，还有对思想世界不懈的好奇心。1815年，在玛丽的笔记本后面，记录了她汇编的62册作品。
可他们面对的只有苦难。他们重新见到了之前被他们抛弃的人，这些愤怒的人们因为他们的消失而备感担忧。哈丽特怀着孩子，向雪莱要求合理的支持。葛德文拒绝见玛丽，但是他一直通过第三方协商与雪莱保持着金钱上的联系。
这两个男人之间的联系很微妙。早在雪莱认识玛丽之前，金钱就把他们联结在了一起。这标志着一个年轻男子对哲学家的尊重，还有一个贵族能够为思想所做的事。或许是这样的一个名义，让这种帮助对葛德文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雪莱需要在这种关系中找到一些隐秘又复杂的好处，这里面有控制和补偿，还有一种与他和自己父亲关系相反的关系。事实上，他是用自己真实父亲的钱来选择了一个令他敬仰的精神上的父亲，因为现实中的父亲是他实现自己强大意志的一个障碍。他借来的所有钱都指望用他即将到来的遗产偿还，蒂莫西先生的死亡悄悄地影响着这些交易。
在斯金纳街，葛德文一家经济上越发拮据，葛德文要求补偿。1815年1月，比希先生，也就是雪莱的祖父过世，雪莱因此拥有了1000英镑的年金。葛德文重新提了要求，但是他拒绝一份雪莱书写和签字的文件：他们两个的名字不能写在一起。
“只要我还保持着清醒和敏感，就绝不会停止对你们行为的反对，这在我看来，是一生最大的不幸。”葛德文这样写给雪莱。这个年轻人严肃地回复道，“我们从今天开始限制我们之间的联系。我完全同意从我的年金里拿出一部分资助您。我很清楚您急需贷款，我将全力支持以使您达到目的。”
雪莱就这样限制了他和玛丽的约会，玛丽因此经常独自一人，在他们走运获得的房子里看书和工作。她又重新养成了几乎每天都去圣潘克拉斯的习惯。在她母亲的墓碑边，还有她坚持研读的作品中，她都提出了一些未提出过的问题。她那样年轻，才17岁，怀着孩子，没有任何女性或是成人的特征来支持她。“整天都很疼”，日记里写道，“整天都很难受。雪莱和简，他们在外面，满城地跑。”
葛德文一家施压要将简带回家，让她恢复理智。她的弟弟查尔斯·克莱尔蒙去见了那三个人，但是他们不让芬妮去。她有几次自己悄悄地去，或者是背负着斯金纳街居民的任务。他们有了初步的联系，尽管充满了苦涩和相互谴责。“芬妮来家里了……他们觉得我的文字冰冷又粗俗——上帝保佑他们——爸爸跟芬妮说，如果她来找我们，他就永远不和她说话了——多么好的例子来展现自由——他们说，她来家里让简回去看一眼快要过世的葛德文夫人——简已经没有衣服穿了。”
急躁的玛丽面对着她的家人，日记里那些涂改可以看出她写日记时的焦虑。“葛德文夫人不让芬妮下来吃饭，因为她刚收到一个我的发带，芬妮很快就会像一个奴隶般生活”，她还写道。这样温顺的芬妮，让玛丽有些看不起她。
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威胁和敌意都不曾消减。玛丽经常在她的日记里承认她的疲惫，有时候，还有她的饥饿。另外，哈丽特派来了她的要债人：“恶毒的女人，”玛丽写道，“我们现在必须要搬家了。”
1814年12月，雪莱与哈丽特的儿子小查尔斯出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遗产继承者”，玛丽愤怒地写道，“雪莱寄了一堆通知信来宣告这个事件，这或许是值得敲钟大肆宣布的一件事……因为这是他妻子生的孩子……哈丽特的一封信告知了他这个消息，这是一封来自一个被抛弃的女人的来信。”奇怪的是，在日记里，玛丽对自己怀孕的事只字未提。
简也让玛丽非常担心。在他们到达的几周之后，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雪莱在他的日记里细致地记了下来，他既是目击者又是这件事的中心人物。
那晚玛丽很早就睡了，简和雪莱在无尽的漫谈中度过了这个夜晚。压抑……社团……巫术……深夜的静谧。简，因为这个年轻男人散发出威胁的气息，一种他自己也承认的、无法控制的气息而感到害怕，匆匆忙忙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不一会儿，她又下来，脸上写满了恐惧和死人一般的苍白，她显然受到了雪莱所带来的恐惧的折磨，这是与雪莱的对话带来的后果，他很高兴。她问他有没有动她的枕头。她让他去她的房间，她要让他看发生了什么！
雪莱跟她说了玛丽怀孕的事，这让她冷静了许多。她说一个原本放在她床上的枕头，突然出现在了远处的椅子上。枕头代表什么？那是所有小女孩都会放到肚子里假装自己怀孕的东西！她也听到了伟人的忠告。现在她就像一个来讨债的充满忌妒和好奇的小孩。他们一直说到天亮。黎明的时候，简又在雪莱的脸上看到了让她恐惧的表情。她剧烈地抽搐着，雪莱只能去找玛丽安抚她，哄她入眠。
“读《政治正义论》”，玛丽第二天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要去散步。等我们回来之后，雪莱和简讨论，我读《玛丽亚：女人的受罪》[16]——晚上，我们聊天、读书。”
雪莱在日记里表现出了对简的性格缺陷更为强烈的兴趣，他认为她很迷信，而且并不懂得真正的哲学。他还提到自己要避免向庸俗的同情心俯首。
一天晚上，简开始梦游，而且穿着衬衣发出长达几个小时的呻吟。这声音把雪莱迷住了，但是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他又把简交给了玛丽。第二天，玛丽第一次，冷冷地暗示了自己可能会离开。
接下来的一个月，简突然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就好像人有了一层新的皮肤。她试了很多名字，都没有采用。最后她选择了克莱尔，这是她瑞士父亲的名字，也是她欧洲大陆浪漫的出身，与她弟弟的名字查尔斯·克莱尔蒙德的首字母相同，把她从和母亲共用的“简”中释放了出来。简消失了，克莱尔诞生了，并进入了战斗。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她身上有何种热情。
但是，玛丽的肚子越来越大，她只能更经常地留在家里。雪莱，开始产生了作为父亲的焦虑，他的第一个家庭不就是在小艾恩瑟出生之后解散的吗？现在他要同时面对两个新生儿。“克莱尔和雪莱出去了一整天，他们遇到了很多人——我真的很难受——工作——读阿伽颂的作品。”“克莱尔和雪莱一起出去了——他们回来的时候身上都湿了，非常疲惫——晚上工作”，她在日记里抱怨道。
在这样的环境中，霍格又出现了。雪莱在牛津大学的朋友、哈丽特暧昧的对象，在这个时候回来再次扮演起这个家庭朋友的角色。他几乎每天都来。玛丽很不舒服，雪莱和克莱尔又出去了，霍格来之后让玛丽好了一些。她不再去圣潘克拉斯新教堂了。可以说，霍格的出现是一种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替代，虽然是想象出来的，但是非常有必要。他们不停地聊天，有时候，霍格让玛丽很高兴，有时候却不是。
“做了一个关于霍格的奇怪的梦”，玛丽两次提到。“我感觉不太好——而且雪莱也很不好——读德蒙福特的作品……霍格晚上来了，说了很多事情——雪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雪莱开始做噩梦了。
1815年1月的一天，雪莱带玛丽到纽曼街欣赏提奥克雷阿的雕像，“这是一个培养所有美德和杰出思想的神”，她在日记中写道。第二天早上，她又和霍格去看了那座雕像。那天，那座雕像比平时都要美上数千倍。同一天下午，雪莱又带着克莱尔去欣赏了那座雕像。“我感觉很不舒服——霍格来家里了——雪莱和克莱尔10点回来了——讨论，像平常一样……然后我和雪莱说了一会儿话——最后我要去睡觉了。雪莱去了另一个房间一直坐到早上5点。我叫他——我们说了会儿话——他8点才去峭壁睡觉。[17]雪莱起床后出门。”
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日记里经常会出现笔误。这对年轻的情侣在激情的力量前不知所措，将这些大理石做的、优雅的雕塑看成一种隐喻。
1815年1月到1816年4月之间，玛丽和霍格通了11封情书，这件事很多传记作者都没有注意到。但是在其中只有一封信里，玛丽提到了自己未出生的孩子。“当我的小宝宝出生后，亲爱的霍格，我们的日子将会有多少的快乐：您要教我意大利语；我们要一起读多少书啊；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要在雪莱身上找……”
这个孩子在1815年2月22日出生。这是一个女孩，早产儿，生命垂危。她就好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她父母的不稳定性。5天之后，他们又搬家了。霍格来帮助他们。雪莱身体不太好，痉挛了，帮不上任何忙，还需要别人协助他。他们的孩子在出生后的第11天夭亡。这正好是玛丽出生后与她母亲永别的日子。玛丽立即向霍格表达了她的绝望。“我亲爱的霍格，我的宝宝死了——只要您一有空就来看我吧——您是那么冷静的一个人，雪莱担心母乳会引起发烧——因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母亲了，玛丽。”
惊慌的玛丽同时还倾诉了她因为失去而感到的痛苦，还有身份变化对她产生的、无法忍受的强烈打击。奇怪的是：失去了一个孩子并没有让她失去母性。这段经历是可怕的：日复一日，以一种颠倒的方式，她自己出生的创伤记忆在她身上不断地变得更加强烈。这加强了玛丽认为哈丽特比自己更胜一筹的感受。她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发现我的宝宝死了——去找霍格——与他讨论——悲伤的一天——晚上，我读《耶稣会士的衰落》[18]，霍格睡在这里”。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玛丽好几次梦到了自己的小女儿。这个婴儿复活了，她不过是觉得很冷，人们把她放在靠近火的地方搓她的身子，她就活了。这次失去是否让她重新体验了一次自己刚出生时的那种深寒？“待在家想我死去的小宝宝——我知道这很愚蠢，可是，每次我一个人，放任自己的想法时，我没有办法通过阅读来分心，这些想法总是会回到我的脑中：我曾经是一个母亲，但现在不是了。”她似乎为人可以如此受折磨而感到震惊。或许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失去自己的孩子，让她再次感受到了她母亲离世的痛苦。
5月，在无法忍受的压力之下，克莱尔终于要离开了。她被送到海边，在林茂斯。雪莱一个人陪她去坐车，玛丽因为没有看到他回来感到非常惊慌。前一天晚上，玛丽的日记里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愤怒，有非常多的涂改，并且记录了她疯狂的阅读，雪莱与克莱尔也变成了“雪莱和他的朋友”。
那本绿色的小本子到这里就写完了。“和我们的重生一起，我开始写一本新的日记”是玛丽最后写的句子。她长舒一口气，在熟悉的叹气声中，合上了笔记本，纸张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但是“重生”这个写在最后一个句子里的词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回响……
接下来的生活平和了很多。1815年夏天，雪莱在主教门的温莎公园边租了一套房子，他们终于在那里过起了恢复精神的生活。雪莱经常长时间地在公园里的林荫道散步，在这些生长百年的树中，他似乎有了一个新的灵感。他创作了长诗《阿拉斯特》（或译为《孤独的灵魂》）。他原本尖锐的笔调变得模糊，这显然是一个在恢复期的病人写出来的作品。玛丽再次怀孕了。1816年1月24日，她的孩子小威廉出生了。虽然他们给孩子选择了与他外祖父威廉·葛德文一样的名字，但这并没有让他的态度变得更柔和。葛德文又开始向他们要钱，他的骚扰打破了他们享有的短暂的平和。因为《阿拉斯特》的失败，雪莱很沮丧，他想重新出发去旅行，这也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他想到了意大利，而克莱尔提出了另一个目的地。
这个脸颊圆润的女孩经历过的生活比待在乡下刺激百倍，她自然不会满足于那里的生活。1816年1月，她回到伦敦。那个冬天，上流社会只关心一件事：拜伦的丑闻——乱伦、同性恋、天才。这个生性敏感的勋爵因与妻子分离被公开指责，已经做好了被放逐的准备。一个疯狂的诗人？克莱尔给他写信。这位浪子并不屑于回应她。她谎称自己是戏剧演员，写信给他是想得到他的推荐和建议。拜伦把这件事礼貌地告诉了剧院的主管。于是她又精心地给他写了一封信，里面提到了一辆马车和一座小旅馆，拜伦作为一个王子般的贵族，没有办法拒绝这些。他马上要从英国出发去瑞士，于是和这个缠人的女孩温存一番也变得可以接受。4月25日，他坐船出发，排场很大，上流社会的妇女们打扮成女管家的样子，到多佛尔目送他离开。
两周后，雪莱、玛丽和克莱尔循着拜伦的轨迹离开了英国，他们是悄悄离开的。在他们初次逃亡之后的两年，克莱尔再次踏上了旅途。但这次，她等着自己孩子的诞生，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天才，不过他毕竟本身也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确切地说，是当了两次父亲，因为拜伦在英国有两个小女儿：梅朵拉，是与他深爱着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所生的孩子，还有小阿达，是他与阿娜贝拉小姐结婚后合法生育的女儿。
雪莱一行三人比拜伦豪华的团队更早到达日内瓦。他们在塞舍隆的英国酒店相遇，拜伦在那里入住。他很快就租下了在小山丘上的迪奥达蒂花园别墅，而雪莱在下面租了莱芒湖河岸边最简朴的查普斯房。一条小径分开了魔鬼和精灵，还有他们一家人，克莱尔经常越过这条小路去找拜伦。
“与一个为了让我失去哲学气质而不顾危险跟随我1200千米的女人，我实在无法装出斯多葛主义[19]”，拜伦在夏天过后写信给奥古斯塔。几个月后，他又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要跟你说说这个女孩，她的性格很古怪……她在我要离开英国前不久介绍自己让我认识——但是你不知道，我竟然在日内瓦遇到了她和她姐姐，还有雪莱……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她，也没有假装喜欢过她……但我毕竟是个男人——如果一个18岁的少女一天到晚在您面前晃悠，展示她的美丽……我们只能做一件事……而在这件事之后，她怀孕了……然后她准备回英国把孩子生下来，给这个可怜的小岛增加些人口……就是这样，人们不惜代价‘到处扩张人口’（像杰克逊说的），这魔鬼的交易！……我们有时就是这样来到世界上的……”这真是无可辩驳，但事情还未发展到那种程度。
下雨的时候，拜伦和雪莱会进行激烈的辩论。克莱尔经常晕倒，而玛丽却为看到她失去声响而舒一口气，虽然有些危险，但她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与自己的儿子相处或者阅读、观察、安静地工作。
迪奥达蒂花园别墅：矛盾和争论
他们有过一些幸福的日子，在湖里泛舟，在河岸边游戏，一起高声朗读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第三节。接着，夏日变得残酷起来，连绵不断的下雨天，把这组人困在了迪奥达蒂花园别墅里。
作为一个小女孩，玛丽静静地听着她父亲的朋友们讨论这个世界和一些不公正的事，她是一个沉默的观察者，对拜伦与雪莱的哲学争论无不充满着崇拜。其中的一个辩题尤为重要：电击疗法是否可以让生命延续。我们是否可以使一具尸体复活？有人曾经讲述过达尔文医生的一个实验，他在玻璃下放了一小段面条，通过一种神奇的方法，面条竟然自己动了起来。波里道利，这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了解所有关于现代医学的知识。
激动的情绪中，雪莱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他重新找回了在牛津大学做学生时的那种激情，那时他狼吞虎咽般地阅读科学作品，建立了无数的假设，疯狂地做了很多化学实验。至于拜伦，他一点都不兴奋，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脸上迷人的线条。同性恋、乱伦、犬儒主义，同样是他向这个世界提出的问题。但是，他又过于清醒，以至于他并不期待一个答案。他有些被雪莱那积极的希望和博爱主义惹恼，但是他却对雪莱的热情和受到的教育十分感兴趣，并小心翼翼地不将这种好奇表现出来。玛丽被他们的对话深深吸引，她一个字都没有错过。除了波里道利的谴责、克莱尔波动的情绪和对小威廉的照顾会让她时而分心。
雪莱和拜伦都没有立刻提出要写一个幽灵故事的计划。但是有一天晚上，那些“鬼故事”让雪莱进入了一种非常烦躁不安的状态，波里道利花了极大的力气都没有办法控制他的幻觉。这幻觉占领了他整个精神：玛丽的胸口长了一双眼睛！波里道利试着让他冷静下来，一边轻抚他一边听他说，他听到雪莱毫无逻辑地诉说着自己的恐惧以及那些真实和幻想的折磨：一个男人垂涎他妻子的美色，并且勾引她也爱上了他。他被那些所谓的挂在他身上的朋友压垮了，而且他还必须养活他们，支付欠的债。
拜伦和雪莱因为他们之间的对话变得更亲近，为了逃离每日在迪奥达蒂花园别墅里回荡着的矛盾，他们一起去湖边散步，去发现《新爱洛伊丝》里的风景。在梅耶里和圣然戈尔夫之间，他们的船被一场剧烈的风暴困住，有被礁石击破的危险。拜伦脱掉了衣服给雪莱，试图救他，因为他不会游泳。雪莱压紧牙关，抱紧双臂，大声说自己要放弃挣扎，还请求拜伦不要再折磨他。拜伦一句话也没有说，表示接受了这种奇怪的勇气。
玛丽则什么都没有错过。她既没有错过鬼故事的细节也没有错过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从他们的对话里，她开始慢慢酝酿自己的故事。在1831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序言中，玛丽精心地提起了这次聚会，之后的内容也并非是毫无用处的。“有一个关于不专一的情人的故事，在他以为紧抱住那个自己发誓过忠诚的女人时，实际上抱着的是那个被抛弃的女人苍白的鬼魂。还有一个传说，一个罪孽深重的家族缔造者，他的家族已注定灭亡，他悲惨的命运是在几个年幼的儿子长到充满希望的年纪时，给他们送去死亡之吻……”被抛弃的女人的幽灵，刚出生就死亡的孩子在她身上发出了令人担忧的回响。
一天早晨，过了好几天忧郁而平淡的日子之后，玛丽突然有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清晰想法。“弗兰肯斯坦”的形象在她眼前清楚地浮现，并让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幻觉。一整夜，她都没有入睡，她的整部作品强力地冲击着她，甚至书中许多添加的细节都展现了出来。她被迷住了，她只能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不停地写作。早晨，她告诉她的朋友们她“孕育”了一个故事。
“我看到一个面色苍白、专攻邪术的学生跪在一具已经组合好的人体旁边。我看见一个极端丑陋可怕的、幽灵般的男人躺在地上。在某种强大的机械作用下，这个人不自然地、无精打采地动了一下，半死不活。这个场景一定会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人类为模仿宇宙造物主的造物机制所付出的努力只会产生最可怕的结果。这一成功让他心惊胆战，万分恐惧之中，他着急慌忙地逃离，扔下了自己制造的可怕生物。他希望这个被抛弃的怪物能够因为被遗弃而消亡；希望这个如此不完美的怪物可以重新变为没有生命的一堆物质；然后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尽管他曾经将它视为生命的摇篮，但他确信，坟墓中死一般的寂静会是它短暂生命的最终归宿。他睡了，却又惊醒。他睁开双眼，发现那个可怕的怪物正站在自己的床前，掀开他的窗帘，用它黄色的、水汪汪的眼睛注视着他。”[20]
在湖的另一面，令人生厌的英国人正在打量着这两个房子里的年轻人，他们试图用显而易见的无神论表现来控制自己。但真相让他们失望。玛丽持续写作，阅读伏尔泰、卢克莱修和卢梭的作品。雪莱则研究希腊文版的普鲁塔克的作品。傍晚，他们和拜伦一起到湖上泛舟，他们讨论的声音在风中回响。
后来，雪莱一家去了霞慕尼远足。拜伦去拜访了修士路易斯，他是《修道士》的作者。借此机会，雪莱焦急地重新拿起笔，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几个幽灵的故事。从他的幽灵到他自己、父母、妻子、被抛弃的孩子，他一个字也未提。在日内瓦，雪莱和玛丽给芬妮买了一块手表和几本书，寄到斯金纳街，她还待在那里，前途未卜。
唯一一件可怜的丑闻：克莱尔经常在夜里走到那条分开两个房子的小路。但真正令人感到耻辱的是拜伦面对她时的态度。重要的是：她的身体里有一个生命在颤动着，白天，她可以抄写《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这首诗纪念的是另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孩子。或是抄写《锡雍的囚徒》，这是拜伦在几周内写成的，预示着一些看不见的锁链正将他引入无法捉摸的孤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