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浙江历来以文化之邦著名，早在7000年前至4000年前，浙江就已建立起了足以与黄河流域的文明相媲美的灿烂的史前文明，并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及文化特色。此后，无论是先秦还是汉唐，浙江的经济文化一直在稳步发展，并逐渐成为全国的中心，尤其是自宋代以来，更是进入了空前的繁荣状态，并因此造就了许多杰出的大思想家和影响巨大的学说或学派，如王充、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和天台宗、事功主义、阳明学派、浙东史学等等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在近现代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的革新和创造中，浙江更是人才辈出、精英荟萃，如龚自珍、俞樾、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鲁迅、马一浮、吴晗，等等。浙江历史上在哲学、思想文化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早已构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们毕竟又是与浙江这一特定的地域及相关的人文背景相关联的，不能不带有自身的独特气质和面貌，具有自己的丰富生动、超凡卓绝的蕴含，正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浙学”。通过考证历史上的“浙学”概念，对“浙学”的概念及其内涵作出新的阐述、界定，我认为有必要将自古及今的浙江学术思想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浙学——予以全新的、系统的整体性研究。同时，应对浙学史、浙学的基本精神、浙学对当代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当代浙学的发展创新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这种浙学研究对于探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评估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意义以及当代问题意识下学术思想的本土化途径等问题都会富有启发作用。总之，从思想学术史上揭示这种具有地域文化属性的浙学的精神传统及区域人文社会的内在关联性，梳理出其内部演进的思想谱系和价值意蕴，探寻其在当代延续伸展的生长点和可行路径等，当是一件具有多方面意义和价值的工作。
（一）“浙学”概念考
要对“浙学”进行研究，自然应先弄清“浙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就目前情况来说，“浙学”还远不是一个具有公认的、确定一致的内涵的概念。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以往人们对这个概念的认识。在学术思想史上，“浙学”这个概念主要有以下两个不同的含义：
首先，浙学是指南宋浙学，即南宋的事功之学。据笔者的陋见，现在已见到的文献中最早提出“浙学”概念的是著名的南宋哲学家朱熹，不过朱熹提出“浙学”这个概念是为了用来概括和批判当时活跃在浙江金华、永嘉、永康等地的所谓“事功、功利学派”的，因而它是一个带有贬低、责难意味的词汇。朱熹说：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1]
我们历来知道朱陆对立，但很多人大概不会想到朱熹真正更忧惧的是吕祖谦、陈亮等人讲究“功利”的浙学，而不是陆象山的“江西之学”！
不过，尽管朱熹对“浙学”持批判否定态度，连《宋元学案》里也说：“晦翁（朱熹）生平不喜浙学。”[2]但他明确地把当时金华、永嘉、永康等地的事功学派称之为“浙学”，这在思想学术史上是有着标志性的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做法赋予了“浙学”这个概念一个重要的基本含义，即是“浙学”并不是一个学派的单一的称谓，而是表示具有浙地之学或浙人之学这种地域性特点的多个学派、学说的统称。“浙学”概念的这种基本含义此后一直延续了下来，并被不断延伸扩展。如元代学者刘埙的《隐居通议二》中说：“宋乾（道）淳（熙）间，浙学兴，推东莱吕氏（祖谦）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行已）、郑景望（伯熊）、薛士龙（季宣）出矣，继是又有陈止斋（傅良）出，有徐子宜（谊）、叶水心（适）诸公出，龙川陈同甫亮则出于其间也。”由以上材料可见，宋元时期学者们已公认存在着一个主要由婺州学派和永嘉学派等所构成的“浙学”，并且已了然其学术思想的传承脉络。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正是这种“浙学”构成了一种被人们公认为是可以与当时的朱学、陆学鼎足而立的重要思想学说。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在《朱熹与当代学派》中说：“按初期浙学，如陈亮之粗疏，陈傅良之醇恪，其功力与辩解，自非朱熹之敌。但自叶适之《习学记言》出，不仅与朱、陆二派鼎足而三，而且有将破坏朱氏全部哲学之势。”[3]
在思想学术史上第一次对“浙学”进行较系统的梳理、描述的是《宋元学案》。虽然《宋元学案》的作者在该书中十分了解朱熹对“浙学”的批判否定态度，但是大概由于自宋以后围绕“浙学”的言说环境逐渐起了变化，以致在《宋元学案》里，这种语境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即由先前对“浙学”的贬低、否定转而为颂扬、肯定。所以尽管《宋元学案》里对“浙学”概念内容的理解基本上是与朱熹一致的，但是范围却更宽一些了，而且显然对“浙学”采取了同情、肯定的态度。它对“浙学”的兴起、演变及其内在的“学统”等都作了生动的解说，从而第一次在中国的思想学术史上这一大的话语背景下展示了一个“浙学”的基本面貌。如：
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人则私淑也。而周浮止、沈彬老，又尝从蓝田吕氏游，非横渠之再传乎？鲍敬亭辈七人，其伍人及程门。晦翁作《伊洛渊源录》，累书与止斋求事迹，当无遗矣。而许横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谓为晦翁未成之书，今合为一卷，以志吾浙学之盛，实始于此。[4]
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似绝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5]
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日钞》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渊源出于辅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舛戾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其亦足以报先正倦倦浙学之意也夫。[6]
以上文字，俨然是《宋元学案》的作者为我们勾画的一部以北宋永嘉“九先生”为起始、金华“中兴”、四明胜出为基本线索，具有浙学的渊源、隆盛、中兴等历史事实的“浙学史”。不过，虽然这个浙学史脉络清楚、力求“完整”“客观”，但由于本书的基本学术史观是以“程朱学、陆学”为中心的学术史观，[7]因而它所讲述、展示的浙学史过于夸大了程朱理学对浙学的影响，忽视了浙学的独特内涵和精神正在于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遮蔽了浙学史内部的思想史必然性，从而有意无意地仅仅把“浙学”放在与外来的“洛学”、“关学”、“程学”、“朱学”、“陆学”的相互关系中进行描述和评价，陷入了一种后智论的历史观。
不过，尽管《宋元学案》里对“浙学”概念及浙学史的阐释有其局限和不足，但它毕竟在学术思想史上第一次以同情和肯定的态度系统地整理了“浙学史”，保存和梳理了大量的浙学资料，在学术思想史上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它所提出的“浙学”概念，也被许多后学者包括近现代学者所认同，如周予同、吕思勉及不少当代学者所论“浙学”概念，都是指以南宋的浙东事功之学为主的浙学。[8]
其次，“浙学”主要指清代浙东学派和浙东史学。
自明末清初以来，浙江作为全国学术思想中心的江南地区的中心，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学者、思想家，他们以犀利的眼光，敏锐的思维，博大的学识，兼综诸说，会其同异，创立新说，大开风气，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和影响，其中，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重要代表。他们一般被称之为浙东学派，也有些学者称之为“浙学”。如曹聚仁说：“在浙东，继黄梨洲、万斯同的史学大业，卓然有所建树的，有全谢山、章实斋；实斋倡六经皆史之说，纠正了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订以求道的流弊，可称之为浙学（浙东学派）。”[9]同时把这种以全谢山、章实斋为代表的“浙学”看作是乾嘉以后清代朴学的主要流派之一，用以与惠栋为首的“吴学”，以戴震为首的“皖学”、以王念孙为首的“扬学”并列。[10]钱穆在其力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生动地描述了浙学的发展史：“故余谓晚近世浙学，基址立自阳明，垣墙扩于梨洲，而成室则自实斋。合三人而观，庶可以得其全也。”[11]在钱穆看来，“浙学”这座大厦的思想渊源的基础来自阳明学，因为就为学来说，“若自梨洲言之，则读书多而不反求之心，仍不免为俗学也。惟会稽章实斋于乾嘉考证学极盛之时，独持异论，谓：‘浙西尚博雅，浙东尚专门，各有其是。’而谓‘为学须本性情’，自谓即阳明良知薪传。其言足为梨洲扶翼。若为学而一本诸性情，则即是阳明《拔本塞源论》宗旨”。[12]而黄宗羲作为清初的浙学大师，在经学、政治哲学等各方面都极多创获，于史学尤有最大创辟，因为他强调经史结合，穷经必兼通史，如此才可经世致用。所以黄宗羲治史又有两个突出特点，即重近代当时之史和重文献人物研究。“综斯以观，梨洲论学，虽若犹承明人之传统，而梨洲之为学，则实创清代之新局矣”。[13]也正是由于黄宗羲的巨大贡献，使清代浙学经过数代后学者特别是章学诚的努力，终能卓然挺立，蔚为大观：“（黄梨洲）此种重现代、尊文献之精神，一传为万季野，再传为全谢山、又传为邵二云、章实斋。浙东史学，遂皎然与吴、皖汉学家以考证治古史者并峙焉。”[14]不过，依曹聚仁的看法，如果就浙学与吴学、皖学等诸学的比较来说，浙学的价值实在它们之上，而且，他尤其推许浙学大师章学诚的学术地位。他写道：“且说在乾嘉年间，皖学、吴学真是如日中天，势焰很高。可是，真正够得上跟皖学大师戴东原切磋研究，争一日之短长的，还得推浙学大师章学诚（实斋）。……在二百年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看乾隆年间的学术思想，自觉得章实斋的史学成就，其重要性还在皖学、吴学之上，可以自树一帜的。”[15]
综上所述，从学术思想史上看，以往人们对“浙学”概念及其内涵的理解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1）从空间上说是他们把在不同地点但又主要集中浙江地域上的具有较多共性的多种学派、学说概括为“浙学”。
（2）从时间上说是他们把宋代事功之学或清代浙东史学这样一种具有特定的时间界限但又处在一个较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的学说、学派统称之为“浙学”。
（3）从性质上说他们是把在内部虽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承授受关系，而且也不是处在同一时、同一地，但却都有比较一致的思想观念、思想方法（及治学方法）和价值追求，具有一些较突出的共同特征（如注重实际事功、追求经世致用、长于史学研究等），且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影响和承续关系的浙江的学术思想学说、学派归之为“浙学”。
（二）“浙学”的兴起
为了进一步讨论“浙学”这一概念，现在，我们需要回过头来补充确认一个前提，即，鉴于浙江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众所周知的突出成就及其鲜明特色，完全有必要为浙江的这种学术思想确定一个适当的名称。如果确认了这个前提，也就是说，既然浙江的学术思想有必要确定一个名称，那么，究竟什么名称合适呢？
1.“浙学”概念的狭义与广义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还真是一个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松先生在1932年所著的《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也主张要给宋以来的浙江学术思想确定“一定的地点和名称”。他对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把宋以来的浙江学术思想有时叫为“浙学”，有时叫“婺学”，有时又称之为“永嘉之学”提出异议，认为这“三个名词都不很恰当，因为前一个太泛，后两个太偏。”他赞成章学诚的意见，认为其所定的“‘浙东学术’四个字比较恰当”。[16]我当然很赞成何先生要有一个名称的意见，不过，他对《宋元学案》的上述批评却不对，因为《宋元学案》中“浙学”、“婺学”、“永嘉之学”的名称是各自针对不同的情况、对象而说的，本来就并不是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当然不可完全混同。“婺学”、“永嘉之学”可以分别被称为“浙学”，或一起被概称为“浙学”，但“浙学”、“婺学”和“永嘉之学”三者之间毕竟还有区别，“浙学”是一个泛称、概称，“婺学”、“永嘉之学”则是特称，它们既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完全涵盖“浙学”概念所具有的内涵。显然，三个名称中，“浙学”是能够较恰当地概括当时浙江的学术思想的一个概念。而如前所述，包括《宋元学案》在内，人们的确主要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浙学”这一概念的。
前述以往人们对“浙学”概念的理解，固然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在总体上是应该肯定的，但毕竟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它局限于主要指南宋以陈亮、叶适等为代表的事功之学或清代以黄宗羲、章学诚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却还不是一个能包括南宋事功之学和清代浙东学派的统一性概念，更不是一个能够涵盖整个浙江历史上的学术思想的统一性概念。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把原有的“浙学”概念加以改造扩展，使之成为一个不仅能包括南宋事功之学和清代浙东史学的统一性概念，而且是一个能够涵盖整个浙江历史上的学术思想的统一性概念。这样，如果说以往原有的“浙学”概念是一个狭义的概念的话，现在这里所说的“浙学”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了。
具体来说，这里所提出的广义上的“浙学”概念，意指：
首先，从时间上说，它包括“传统浙学”与“现代浙学”。浙江自古以来那些杰出的思想家和影响巨大的学说或学派，上溯古越文化、下迄浙东学派，都应属于“传统浙学”的范围。而那些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风云际会、引领风骚的浙江思想家们及其学说，则可归于“现代浙学”的范围。传统浙学是浙学的主体，现代浙学是传统浙学的延续和创新。因此，“浙学”既是一个古老的学术命题，有着丰厚悠久的历史内涵，又赋有新的意义，是一种体现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成功范型。
其次，从空间上说，它包括“浙中之学”和“浙人之学”。浙学，固然是一个标示浙江这个地域上的学术思想的统称，但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即它并不严格地限于浙江的地域范围。因之，具体来说，“浙学”实又可分为“浙中之学”与“浙人之学”。“浙中之学”主要是指直接在浙江这一地域上产生的学术思想，它的主体是在本土的浙籍人的思想学说，但也包括在浙的那些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浙江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浙学传统影响、熏染的非浙籍人的思想学说。“浙人之学”是指在浙江本土的浙人之学，但也包括虽不在浙江本土但因血缘、教育、传统等影响使其思想、性格、观念等显然继承了浙江学术思想文化的精神血脉的浙人之学。当然，说到浙学的地域问题，它自然还应包括浙东之学和浙西之学，因为浙东之学和浙西之学虽然有些区别，但那仅仅是浙学内部的区别，（此点详见后论）无论是浙东之学还是浙西之学，它们都共同构成了浙学的丰富内涵。
综上所述，尽管浙学概念不能不含有历史和地理的因素，但浙学既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的概念，它应该主要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浙学”，学之谓也，就如“易学”、“数学”、“朴学”是表示某一种、某一门类学术思想的名称，而“浙”只是一个地理的标位。浙学作为“学”，它虽产生于浙江地域并因时代不同而存在着或明或暗的传承脉络，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极大影响，但它并不专属于浙江，而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化，它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浙学”固然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一种学术思想的统称，但它又远远超出了地域学术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文化价值的学术形态。
2.浙学与浙东学派
由此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浙学既然主要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主要不是一个学派的概念。由于它不是一个学派，所以它在整体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师承关系，即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学术渊源、一脉相承的学统和有清晰线索可寻的学术谱系。相反，浙学中的许多人物在当时往往是异军突起、自致通达，在并无直接师承授受的情况下做出了了不起的业绩。这竟然差不多是浙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了。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浙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缺少脉络可寻的师承关系和统一的学术谱系，但却仍然具有十分相似的精神气质和思想追求，表现了基本共同的学术主张和价值取向，这不能不说是浙学之为浙学所呈现出的一个奇特而有意味的学术思想史景观。
说到浙学与学派的关系问题，则不能不说一说浙学与浙东学派的关系。
“浙东学派”一词，最早大概于清初《明史》馆臣中即已使用，故黄宗羲在其《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就为浙东学派辩护而拒其“浙东学派最多流弊”之说，不过其“浙东学派”概念主要指浙东王学一派。此后，“浙东学派”、“浙东之学”之名逐渐流行，至章学诚著《文史通义》，特辟《浙东学术》篇专论浙东之学，且溯其源流、揭示宗旨，虽未用“浙东学派”之名，实极大地有助于“浙东学派”之名的成立及其影响的推广。近人章太炎、梁启超都曾论及明清嬗代之后的浙东学派，并勾勒了其大致的学术系谱。现代史学家何炳松著《浙东学派溯源》，今人王凤贤、管敏义等编著了《浙东学派研究》、《浙东学术史》等，对浙东学派的研究和关注渐成气候。
考察学界对“浙东学派”概念的理解，可以说与历史上人们对狭义上的“浙学”概念的理解是基本一样的，即或指南宋的事功之学或指清代的浙东史学，所以《辞海》中释“浙东学派”有二义：“浙东学派，①南宋以浙东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学派。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一称婺学），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②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望祖、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的史学派别。……”[17]当然，也有将上述两者合而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延续、发展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整体而统称之为“浙东学派”的，如章学诚、何炳松等。不过，不管“浙东学派”具体指向哪种含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等同于狭义的“浙学”概念的。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直接把“浙东学派”、“浙东之学”、“浙学”这几个概念混称。如金毓黻说：“考浙东学派起于宋，时有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之称，……当时号称浙学。”[18]周梦江说：“南宋时期，在理学盛行之时，两浙东路产生了主张事功反对理学的浙东学派，简称浙学。”[19]黄百家在《宋元学案》里也指出：“永嘉之学，薛（季宜）、郑（伯熊）俱出程子（颐）。同时，陈同甫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20]
但是，由于“浙东学派”这一概念本身的限制，使它还是与浙学的概念存在着区别。首先，它在地理上主要限于浙东地域。关于“浙东”之名，在古代是与现在有所不同的。清代乾隆元年刊刻进呈的《浙江通志》卷一载：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府十一。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这里所说的“大江”，指的是钱塘江，即浙江的下游，“大江之左”的“浙东”，即我们通常所称的“上八府”；而“大江之右”的“浙西”，即所谓“下三府”。至于“两浙”之称，起源很早，唐代就置浙江西道、东道；宋改称浙江西路、东路，宋代以后的浙东学派，就出现在“浙江东路”或“大江之左”的地域上。可见，浙东学派所具有的地域性——尽管并不是很严格的、明确不变的——决定了它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浙学”。因为古代的“浙”，仅指钱塘江，而“浙东”仅是“大江之左”的地区，而今天的“浙”，是指浙江全境，所以，以往所谓“浙东之学”，并没有包括全部“浙学”。如章学诚就提出了与“浙东之学”相对应的“浙西之学”：“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阳明）、刘（宗周），下开二万（万斯大、万斯同），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21]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由于地理、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各具面目、风格有异，如浙东以史学为主，浙西长于经学、文学，浙东贵专门，浙西尚博学等。不过，尽管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有这些区别，但由于两浙之学都有不少门户之见、重经世致用等特点，所以它们在整体上还是有其共性，两浙之学可合称为一整体上的“浙学”，正如章学诚所说的：他们“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22]
[1]《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2]《宋元学案》卷八六《东发学案》。
[3]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179页。
[4]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四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页。
[5]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6]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页。
[7]参见［日］早坂俊广《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
[8]参见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吕思勉《理学纲要·浙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周梦江《宋元明温州论稿·婺学与永嘉学派》，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9]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66页。
[10]参见同上书，第266-270页。
[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页。
[12]同上书，第34页。
[13]同上书，第36页。
[14]同上书，第35页。
[15]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浙东学派》，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75页。
[16]何柄松：《浙东学派溯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88-189页。
[17]《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46页。
[18]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19]周梦江：《宋元明温州论稿》，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20]全祖望：《宋元学案》第三册，《龙川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32页。
[21]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史通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2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史通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