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贺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是80年代的大学生，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展开和推进的时期。人们纷纷把目光转向火热的物质经济领域，您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哲学这一相对冷僻的领域作为您的事业发展方向？您为什么会对哲学产生兴趣并把从事哲学研究作为您的终身职业？
贺：考入哲学系并以此为起点从事哲学研究工作，这一开始完全是一个偶然。我考大学填志愿并没有填哲学专业，而是填写了法律和新闻专业。这充分说明了人生的道路往往并非理性规划和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现在回头看来，哲学也许是比法律和新闻更适合我个性的专业领域。我最早接触到哲学，是在中学时期。我父母在学校工作，每当寒暑假，我从学校的图书馆借来一大堆书籍，既有文学书，也有理论方面的书。我最早读到的哲学类的书是一本关于古希腊哲学史的通俗读物，具体书名已不记得了，印象很深的是讲古代哲学家为了寻求一个能说明世界万物的最高的、终极的原理和原因，不竭地进行探索，为此，有的哲学家为了仰望星空而失足掉进水坑，有的哲学家为了智慧舍弃了王位，有的哲学家为了真理被人毒死。读完之后，十分感动。一是为哲学这门学问而感动，它不拘泥于那些“细枝末节”的、局部性的知识，而是寻求天地之间最普遍的、能掌控一切的最高真理，这是何等高远的境界和何等伟大的气魄！有意思的是，这种哲学观念恰恰是我现在着力要解构和消解的目标之一，但在当时，却是吸引和诱惑着我，使我对哲学产生神往的最初根由。二是为哲学家而感动，哲学家们为了真理和最高的智慧，超然物外，完全不计个人利害，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进行着追问和探索，这是何等崇高的情怀和生存态度！我觉得他们与社会历史上开疆辟土的英雄人物一样，在精神领域指点江山，为人的精神生活和知识奠定基础，因而同样是了不起的英雄。因为少年时的这份感动，所以虽然填写高考志愿时没有报考哲学系，但被吉林大学哲学系录取之后，我并没有感到失落，相反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吉林大学哲学系在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哲学界思想最为活跃、最有影响的哲学重镇之一，一批学养深厚、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学者在这里工作，像高清海先生、邹化政先生、舒炜光先生，等等。他们对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传统哲学观念大胆犀利的批判、对于哲学发展史及其思想成果的深度把握，等等，深深吸引着吉大哲学系的学子们。高清海先生对苏联教科书体系及其所代表的哲学思维方式与理论原则的深入解剖与反思，邹化政先生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精深理解，舒炜光先生对于现代科学哲学所具有的全面的了解，对我们这些刚入学的青年学生来说有着很大的感召力。虽然由于学养积累和知识背景的欠缺，对于他们著作和课程中所讲的很多东西都一知半解，但他们表现出的对哲学学术近乎虔诚的态度和神圣的使命感，感染和带动了很多的中青年教师和一大批青年学子，营造了一种十分单纯同时又极为浓郁的思想与学术气氛。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与熏陶之下，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成为一个以哲学研究和教学为志业的学者，将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在这种自觉信念的指引下，在大学阶段，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与阅览室里度过的。那时候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读书计划，只是找自己感兴趣的书，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当时流行的西方哲学各种思潮，例如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等人的著作，国内哲学和文化思想界活跃的一些代表性学者的著作，均在阅读的范围之内。在阅读过程中，曾有多次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与困惑，至今仍记忆犹新。有一次阅读尼采，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人生意义虚无的深渊感，每个人都是必有一死的有限生命，面对这一事实，那超感性的、永恒的、代表着理想的超验世界岂不是一种虚构？然而，倘若“上帝”真的死了，那么，有限的人生到何处寻求意义的根基？这一问题曾让我好几晚难以入眠，觉得每天的生活如同梦境一般虚幻。还有一次是阅读邹化政先生的《〈人类理解论〉研究》，该书谈到近代哲学的一个重大趋势是“上帝的人本化”，即把蕴涵在上帝之中的精神内容回归到人的意识界，建立人类的意识原理，它表明在逻辑上，一切存在都首先是人意识和把握到的存在，即表现在意识界的存在。那么，意识究竟如何超越主观性的范围并切中客体？如何从这一意识原理出发，实现“内在的超越”，证明它所具有的客观性与真理性？这一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困扰和折磨着我，难以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虽然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中我明白了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超越的方式，但在当时让我深深地体会了人的理性能力的限度与困境。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吉林大学连续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成为一名哲学教师。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成为我的主要生活内容。但大学学习的经历及所遇到的精神困惑对形成自己的学术取向和学术追求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哲学不是一种外在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与个人的人生态度和生存方式密不可分的“生命的事情”，所以，哲学并不是一门“不食人间烟火”、远离人间的抽象学问，相反，它试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最深刻地切中社会现实生活与个人的精神世界。我学习与研究哲学，一方面是想通过哲学思考，来解答自己的生命困惑，为自己寻求和开辟一个意义世界，这是“私人的目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哲学反思，推动哲学基本观念的变革，以理论的方式来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使哲学成为内在于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生活的真实力量，这是“公共的目的”。我的研究方向的选择与这两方面的思想与学术追求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问：贺老师，您刚才讲的主要是您立志从事哲学工作的一些背景，尤其是大学时代所受到的影响。您能不能进一步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的？
贺：我觉得最早真正有一点自己独立思考的成果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那是1993年，当时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十分热烈。我也很关注这一讨论，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我觉察到不少人在阐释“实践”概念时，缺少相应的学理背景，造成了实践观点理解上的形式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实践观点的人文精神》，在论文中，我对实践概念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内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与哲学史上的实践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点是对哲学史上实践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论证了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是实践观点最为核心的理论关怀和思想维度。这一论文是国内较早对实践观点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进行系统探讨的成果。多年之后，我在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看到学者们就实践观点的人文价值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回想起这篇论文，觉得它虽然在知识背景与理论论证上还存在很多的欠缺，但它的确触及了实践观点核心性的内容，体现出了较为敏锐的理论判断力与理论感觉。
同样是1993年，我报考了高清海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并被顺利录取。当时博士生的人数还很少，整个吉林大学一年录取的博士生才三十多人。博士生导师也极少，不像现在这样阵营庞大。高清海先生每周主持讨论班，毕业已经留校的博士，像现在早已是著名学者的孟宪忠、邴正、孙正聿、孙利天、刘少杰、胡海波、余潇枫等均参加讨论班，每一次围绕着哲学基础理论中的某一个重大问题进行专题探讨。这对于我的学术成长是极好的熏陶与训练。高先生高屋建瓴的点拨，师兄们各具特长的学术风格，让我耳濡目染。更重要的是，讨论班所表现出的民主、开放与充满探索精神的学术气氛，让人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哲学思考与学术探索的快乐与激情。后来，我的一些朋友，像徐长福、邹诗鹏、马天俊等也加入了这一学术群体，大家一起相互砥砺和激励，形成了一个充满思想活力的学术共同体。那时候，大家都很穷，除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很少有经济能力去做其他事情。但大家在精神上过得很充实。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学术成长来说，一个有着共同信念和追求的学术共同体、一些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其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在博士阶段，我的一些学术成果开始在国内一些学术杂志陆续发表。《哲学动态》、《社会科学战线》、《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求是学刊》、《长白论坛》、《光明日报》（理论版）等都刊登了我的一些学术习作。这些论文涉及了哲学观、实践观点及其生存论意义、现代哲学的变革等问题。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成果无疑是十分稚嫩的。但它们记载着我学习哲学的最初足迹，因而我自己很珍惜它们。我特别感激这些杂志社的那些哲学编辑们，他们对一个正在学步的青年学子给予了慷慨的支持与鼓励。对于那些成名已久的知名学者来说，这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份支持和鼓励是莫大的力量和温暖，它给了我十分宝贵的信心，直接帮助和推动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现在有些学术期刊乐于发表“著名学者”的成果，而对于刚出道的青年学者则颇为苛刻和排斥，我认为这种短视和功利无论对于期刊本身，还是对于学术事业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我对那些不计功利、热心和有远见地提携和扶植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的期刊和编辑始终充满敬意与谢意。
问：您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乌托邦精神的现实生活世界根基》，您能不能谈谈这部著作的基本观念与写作情况？
贺：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后于1998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纠缠和困扰我思考的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念。一方面，对于自哲学产生起就彰显的超越的理想主义维度，我认为体现了哲学的根本精神，失去了超越的理想主义维度，意味着哲学的死亡，这种超越当下可感的现存状态对真善美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精神，我用“乌托邦精神”来概括。但另一方面，我又意识到，“乌托邦精神”具有悖论性的双重品格：在哲学理论上，传统哲学以无限的热忱追求人的价值理想，但结果却使理想陷入了凝固、僵化和教条，并引发了当代哲学对它的激烈反叛；在历史与现实中，人们满怀价值信念，寻求价值理想的实现，但近代以来，饱含价值理性和人文情怀地对崇高的价值理想的追求，以及用这种价值理想来塑造现实的企图，在现实中却造成了人们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面对这两个悖论式的维度，我试图思考并回答：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乌托邦精神的异在化？如何才能避免其悖论和异在化的命运？我们能否超越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精神的内在对立，寻求一种内在的综合？我立足于现当代哲学所取得的成果以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所得出的基本观点是：乌托邦精神是人与哲学的根本精神，现实生活世界是乌托邦精神的真正根基，只有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乌托邦精神才能避免异在化，哲学才能真正超越“乌托邦精神与反乌托邦精神”的知性对立，成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内在超越精神并切实引导人走上价值创造和自我解放之路。
这本书出版之后，人们对“乌托邦精神是人与哲学的根本精神”这一命题及其阐释往往给予较高的评价和较多的重视，而对另一方面，即“乌托邦精神的真实基础”这一课题及所作的反思则或者予以忽视，或者明确表示此类的不解和批评：既然承认乌托邦精神的重大价值，又为什么“节外生枝”地要对它进行“反省”、“批判”甚至予以必要的“限制”呢？这岂不是与前者正相反对和矛盾吗？
对这种不解和质疑，我一开始颇感意外，因为正是后者，才恰恰是我最深层的关怀之所在。但后来，我终于明白了这种反应其实是十分正常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几千年来把“成贤”、“成圣”、“修齐治平”作为不二人生理想，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视为最高人生境界的文化传统里，尤其近百多年来，随着“现代性”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使得人们，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那就是把追求和实现“高了还要再高”的神圣价值理想，把单向度的“普遍性的崇高”作为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历史的无须反思的、无条件的归宿和目标。这种“集体无意识”钝化了人们对乌托邦精神所含悖论的敏感并失去了对此进行深入批判性反思的愿望和能力。
因此，现在想来，这本书所提出的仍然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问题。但在具体论证上，由于理论准备和学术积累的欠缺，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多年之后，我进一步接触到了国内外哲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像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拉柯夫斯基《形而上学的恐怖》等，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在思考的基本问题与思想关怀上与这些大师们有着某种暗合之处，因而颇感欣慰，但另一方面，大师们深厚的学养、开阔的眼界和深入透彻的反思，又让我倍感惭愧。要是更早一些接触到这些著作，这本书可能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问：从您的上述讲述中，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您的哲学思考和研究总是在努力通过对一些哲学的基本观念的思考，试图改变人们长期以来不曾怀疑的一些理论教条，从而推动哲学的思想解放。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贺：是这样的。通过哲学的观念变革，来推动哲学自身形态的转换与变迁，这是哲学发展的常态。之所以必须如此，根源于哲学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哲学是一种“解放人”的力量，开启蒙昧、破除教条、消除思想桎梏，从而实现“思想解放”、“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这是哲学思想的重要功能；但另一方面，哲学思想又可能成为一种控制和统治人的头脑和生活的力量，人们一旦接受某种哲学思想，如果缺少强有力的自我批判与反省能力，哲学就可能占有人而不是人占有这种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本性，内在地要求哲学进行“自我治疗”与“自我拯救”，通过不断地进行“观念变革”，避免哲学陷于教条和僵化的命运，保持哲学思想充分的活力，并以此为前提，来影响和推动思想解放与社会发展。在此意义上，哲学的观念变革，属于哲学的自我“解毒”或自我批判性活动。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哲学的演变与变迁，我认为它实质上正是上述哲学双重性质和两种力量相互较量的过程。陈旧的、与人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已变得敌视人的哲学观念试图不断强化其地位，哲学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力量试图不断地破除前者对人的占有而实现哲学思想的解放。围绕着哲学教科书体系、实践唯物主义、主体性、人的问题、哲学观、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问题、公共领域与公共哲学等30年来历次重要哲学论争，我们都可以看到哲学这两种性质和力量的拉锯与冲突。而且，如果拒绝某种肤浅的进步论的立场的话，我们就不难看到，那些似乎已经被“变革”的陈旧观念并没有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在今天和未来，它们仍然在或将以种种变化了的形式反复出现。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哲学观念变革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而是一种需要哲学不懈奋力承担起来的天命。正是基于这种自觉认识，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作出一点有限的贡献。
我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著作，绝大多数都体现出上述追求。例如，围绕着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我发表了《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论思考》等一系列论文，明确提出了“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命题。围绕着究竟如何理解现当代哲学的理论进展，我发表了《三大独断论的摒弃》等一系列论文，从多个视角分析和梳理了当代哲学对哲学基本观念中存在的一系列教条的消解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思想成果。围绕着“宽容”的概念，我出版了《宽容意识》一书，对宽容价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哲学论证和阐述，这是国内目前所见的最早专门讨论宽容问题的哲学著作之一。围绕着如何理解价值虚无主义问题，我发表了《个人责任、社会正义与价值虚无主义的克服》等一系列论文，明确提出并论证在中国语境中，“个人责任”与“社会正义”是回应价值虚无主义的基础性条件的观点。围绕着应如何理解“人的存在”，我发表了《从“现成性”到“生存性”》等一系列论文，提出只有克服现成性的思维方式，从“生存性”思维方式来把握人，才能达到对“活生生的人”的把握。围绕着当代哲学观的变革，我在国内较早提出并论证了从“名词性”哲学观向“动词性”哲学观转向的观点。围绕着辩证法问题，我系统论证了“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与辩证法的“实践理性”内涵。围绕着现代性课题，我在国内较早提出并论证了“现代性”的反省作为推动马克思哲学纵深推进的切入点和生长点的观点。围绕着时下讨论正热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我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并论证了要真正确立以“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首要的哲学前提是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观”与“发展观”。围绕着形而上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我提出并论证了“形而上学批判”与“形上维度”的拯救是马克思哲学与形而上学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的观点，并阐释了“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批判的独特样式的内涵及其意义，等等。所有这些，虽然讨论的具体论题并不相同，但内在的思想脉动和深层的思想线索是一贯的，那就是在充分吸收和消化现当代哲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哲学与社会的理论与现实语境，针对长期以来不予反思的一些重大哲学观念，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努力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以推动哲学从过时的教条中实现自我解放，并以此推动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
问：我知道您在辩证法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辩证法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课题，也是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您是出于什么考虑，要专门研究这一课题？您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对待和理解辩证法理论？
贺：“辩证法”一词是在20世纪20年代经日语翻译成汉语才开始为我们所知的。但传入中国以后，它逐渐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辩证法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和独立学科，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哲学”的代名词，更重要的是，它还渗透到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与日常语言中，成为最为普及的哲学话语。综观世界大多数国家，辩证法一般仅仅作为某个哲学家，例如柏拉图、黑格尔等思想的某一方面，或者作为某一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例如本体论、逻辑学等的一个侧面来予以探讨，更谈不上在普通民众中拥有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这的确是一种颇为独特的理论现象。这一现象最为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无疑是马克思哲学在现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与重大作用。但从更深的层次进行反思，我认为，辩证法在现当代中国哲学与社会生活语境中的理论功能与思想内涵，始终是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这一近百年来最为重大的主题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对辩证法的研究，一方面是想从学理上对辩证法的根本主题、理论内涵和理论性质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清理和反思，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对辩证法理论的研究，来透视与检讨辩证法在中国的思想轨迹与发展命运，从而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质与道路提供一个意蕴丰富的全新视野与理论生长点。
出于这种双重动机，我出版了《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辩证法与实践理性》等著作，发表了关于辩证法的系列学术论文。在我看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理论理性”的层面和立场上理解和阐释辩证法，结果使辩证法陷入了深刻的困境。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前，康德就曾通过“理性批判”，获得了这样的洞见：试图通过理论理性去获得关于存在本身的普遍性原理，实质上是把“有限”当成了“无限”，其结果必然导致“先验幻象”和自相矛盾。在此意义上，康德把理论理性意义上的辩证法称为“幻象的逻辑”，认为要避免这种“幻象的逻辑”，就必须通过对纯粹理论理性的批判，自觉意识到其限度与范围，防止其僭越，并承认实践理性相对于理论理性的优先地位，从实践理性的层面理解辩证法。可惜的是，康德的洞见在后来者那里被遮蔽了，康德试图摆脱辩证法的“机械必然性”并赋予其自由本性的努力被遗忘了。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并没有认真对待、真正理解与吸收上述康德哲学中深具启发性的思想内涵，反而以一种纯粹思辨的、理论哲学的眼光扭转了康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实践哲学取向，使辩证法重新回到了康德试图避免和禁止的思辨理性的立场上。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对辩证法的理解也是在理论哲学的范式中，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进行并广泛流传，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正统样式。辩证法作为实践理性所具有的自由意识、批判精神和超越意向被深深地掩蔽起来。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工作，一方面破除“辩证法崇拜”，阐明辩证法的“有限性”，证明辩证法仅是哲学发展中的哲学传统之一而不等于哲学本身，另一方面通过对辩证法的重新阐释，并祛除其独断和教条内涵，拯救辩证法所包含的反教条的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超越意向。我认为这是辩证法所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问：贺老师，您刚才讲到，努力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是您的一个自觉的目标。《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一书，我觉得是您在这方面努力的又一重要成果，有一些关于该书的评论认为它是国内近年来推动哲学观念变革的一部力作。您能和我们谈谈这方面的工作吗？
贺：这本书即是对“人的解放”的独断论所作的批判性反思。“人的解放”的独断论是“现代性谋划”的核心构成部分，而其深层根据则是比“现代性谋划”更为深远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哲学家们一直试图发现一套“终极的语汇”，来为“人的解放”描述蓝图、指明方向、设计路径，论证合法性基础和提供终极的价值目标，这一套“终极词汇”涵盖人的生命的全部面向，把“个人”与“社会”“内在统一”到一起，从而使“人的解放”成为一种“总体性”、“全方位”的解放，“个人的自由”与“社会整体的正义”在这一“终极词汇”的基础上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个人之完善”与“社会之完美”二者因而生成于同一个过程，共属于同一个“游戏”，遵循着同样的“游戏规则”。不仅如此，哲学家还努力要把理论所发现的“真理”在现实中付诸实践，他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解放的理论”指引着“解放的实践”，从而不断把哲学家头脑中的“解放想象”转化为现实的“解放的行动”并最终转化为“解放的实际”。
在我看来，这是长期以来不予反思的十分重大的独断论之一。在这本书里，我对长期以来支配着理解人与社会及其发展的哲学基础，即形而上学及其元意识进行了深入的前提性的检讨与反思，为克服形而上学及其元意识，克服现代的解放逻辑及其困境建设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理论意识，即“边界意识”，并且运用“边界意识”，较为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各自的规范性基础，为人们重新理解个人生命、社会发展以及二者关系提供了建设性的思想坐标与理论框架，论证了只有在“边界意识”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的引导下，才能既推动“个性发展”，又促进“社会和谐”。
这本书出版之后，获得了同行们的一些好评，但也遇到了一些批评：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本书存在着“虚无主义”倾向。事实上，我的基本观点恰恰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只是我对虚无主义根源及其克服路向的理解与这种批判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形而上学“元意识”才是虚无主义的罪魁祸首，而“边界意识”则是克服虚无主义，确立“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以及以此为基础培植和生成人和社会的其他一切价值的基本的思想前提。
问：通过与您的交流以及平常对您的了解，我发现很难按照国内通行哲学学科的划分来对您进行归类与定位。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科定位的？
贺：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不少人问我：你所从事的究竟是哲学中的哪个“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哲学？是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或“价值论”，还是“历史观”、“伦理学”或“政治哲学”？我的一些论文发表时，编辑老师也很难把其置于某个现成的栏目中。每当遇到此类问题时，我都觉得很难作出回答。从“出身”看，我所攻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的博士学位。从事教学工作后，我被分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但在我的心里，根本不存在这些学科专业的划分。我只知道，我研究的是哲学的一些很重要的基本问题，而要理解和回应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学术背景和学理资源。因此，我的自觉定位是：我是哲学的学生，一个自由的思考者，一个中国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的观察者、反思者和批判者。我认真地阅读和研究哲学史上和当代哲学的重要作品和文献，尽量汲取伟大思想家的思想财富，但最终目的是要面向“思想的实情”，努力追求形成自己的精神个性和思想世界。我认为，哲学内各二级学科的划分具有很大的人为性和机械性，它并不反映哲学问题和哲学本身的性质。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哲学中各二级学科相互排斥、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自设壁垒、拒绝对话的倾向也并不少见。这种现象不利于建立和形成健康的“学术生态”，不利于学术积累和学术创造。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让各个领域的学者在一种“和而不同”的气氛中形成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合力”，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问：您被评为2008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国内哲学界年纪最轻的“长江学者”。我们注意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有这样一个要求：必须有长远发展潜力，对本学科建设具有创新性构想和战略性思维，带领本学科保持在前沿领域。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设想？
贺：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意味着在学科建设和个人的学术研究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深知自己在很多方面还有不足，需要以更沉静的心态、更刻苦的努力，作出更有分量的贡献。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接轨的层次与程度还有较大的差距，但从长远看来，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我个人来讲，不断寻求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努力在哲学基础理论的层面上吸收与消化当代世界哲学的最新成果，来丰富与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准，是我一个十分自觉的学术追求。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密切跟踪、了解和研究国际学术界的最新进展，不仅在文献方面要有全面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其内在的思想脉络，了解其深层的问题意识和逻辑进展。为此，围绕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课题，我努力以一种开放的态度，与国际学术界同行保持经常的学术联系，与国际重要的学术机构建立稳定的学术合作关系。但哲学作为人文学科，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的“国际前沿水平”不仅意味着对国外哲学思潮与学说的简单追踪，更意味着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立足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捕捉我们生存境遇和精神生活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在哲学理论的层面上作出有力的系统阐释与回应。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实际上也就是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保持在国际前沿水平上，因为它为当代世界哲学提供了独特的、个性化的中国人的哲学眼光和视角，是对当代哲学的一种有力的补充与有益的丰富。我试图在这方面也作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