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菜做什么样的饭，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常识，对于公关办事来说，无疑很有借鉴意义。
做饭和做事道理其实一样，在做事的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类型的人，有的很健谈，有的脾气暴躁，有的人沉默寡言，有的人爱挑剔，有的自以为是，还有的甚至对你充满敌意……该如何去面对这些个性迥异的人呢？因人而异，对症下药是最好的办法。在办事的时候多几个心眼，找到对方的性格特点，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1.办事看人，人异法变
事无绝对，生活中许多道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同一件事情，从多个角度去审视，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所不同。办事时也应遵循同样的道理，同一件事因为面向的对象不同，办事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
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知识渊博，门下的弟子非常多。但是孔子教育这些弟子从来都不搞一刀切，而是因材施教，针对不同个性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
有一次，弟子子路问孔子：“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对吗？”
孔子说：“对，就应该这样。”
过了两天，另外一个弟子冉有又问孔子同样的问题，可孔子却说：“只需要考虑两遍就可以，不用三思。”
针对同一个问题，孔子却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人们很不能理解。于是就问孔子：“同样的问题，两个不同的弟子，为什么您给出的答案却不一样呢？”
孔子说：“我是按照他们两人的性格特点作答的。子路为人鲁莽，不喜欢思考，所以我告诉他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以免他没有考虑成熟而在仓促之间做出决断；但是冉有生性优柔寡断，对于一些事情往往是前思后想却难以作出决断，所以我告诉他考虑两次就行了，没必要考虑三次，用意在于鼓励他大胆尝试。”
人们才恍然大悟，纷纷称赞孔子教育方法得当。
教育要因材施教，办事的时候也要因人而异，如果对方重感情多于理智，那就以情动人，如果对方是讲理的人，那么自然就应该同他说理。三国时期，许允的做法就很值得人们效仿。
三国时期，魏国许允担任吏部侍郎，在选派官员的时候，多选择他的同乡。魏明帝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心中开始犯嘀咕，认为许允是在结党营私，居心不良，于是就派侍卫将他传去问话。
许允哪里想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当他被皇帝的侍卫带走的时候还莫名其妙。好在他的妻子脑袋极为清醒，赶出来提醒他说：“聪明的君主只能以理说服，不能依靠软语相求。”
魏明帝一见许允就责问他为什么要重用同乡，是不是有什么不良企图？许允想起妻子的话，便理直气壮地说：“孔子曾经说过，在举荐人才的时候要‘举尔所知’，我之所以任用我的同乡，那是因为我对他们非常了解，觉得他们担任那些职务非常合适。如果陛下认为臣所说的话有不实之处，完全可以去考察他们，看看他们到底称职还是不称职。如果不称职，臣甘愿承受一切责罚，但如果情况属实，还请陛下开恩放臣回去。”
魏明帝便对许允举荐的那些同乡做了一番细致的考察，发现每个人都可以胜任其职，于是对许允褒奖一番，让他回家了。
许允重用同乡，是根据魏国的荐举制度。不管他此举用意何在，也不论这么做是否妥当，但完全合乎皇帝认可的“理”。许允的妻子明白，要想说服皇帝，以理服人才行得通，婉言哀求难以有好的效果，所以，她才叮嘱丈夫要以理服人。许允也明白这个道理，面对皇帝的责问，坦然以孔子举荐人才时要“举尔所知”相对，并通过用人称职这条硬道理，摆脱了自己结党营私、居心不良的嫌疑。
在做事的时候因人而异，对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方法，类似于许允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隋朝的徐文远也是这方面的典范。
徐文远祖上本为南朝贵族，因为战乱，幼年时跟父亲一同被抓到长安。当时，生活十分艰苦，经常是食不果腹。可徐文远没有因为生活条件艰苦而自暴自弃，反而勤奋好学，通读经书，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并开馆授徒。隋末唐初的一些风云人物，如杨玄感、王世充、李密等，都曾经在他门下学习过。
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因为战争而民不聊生，徐文远的生活也很艰难，不得不外出谋生，却被昔日的学生、瓦岗军领袖李密碰上。李密便把徐文远请进了自己的军队，好生招待，尊敬有加，并请求徐文远留在自己的军队中为他出谋划策。
徐文远听了李密的话，没有立即答应李密的要求，而是给李密讲了一番大道理，意思是说要自己帮他可以，但是李密必须有忠义之心，心怀天下，不可胡作非为，祸乱百姓。
李密一一答应，徐文远便在李密的军营中待了下来。
后来李密行动失败，徐文远又归顺了自己另外一个学生--驻守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见老师归顺于他十分高兴，赐给他锦衣玉食。虽然徐文远同样也是王世充的老师，可是，他每次见到王世充时都十分谦恭，对他行君臣之礼，丝毫不敢怠慢。
有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很是诧异，就问他：“听说您对李密非常不客气，并坦然地接受他的尊敬，可是对王世充怎么会如此恭敬呢？他们二人同样都是您的学生啊！”
徐文远说：“李密是个正人君子，所以我用那种狂傲的方式对他说话，对他态度不客气，他也能够接受；可王世充却不同，他是一个阴险狡诈之人，不用说我只是他的一个老师，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他的亲人朋友都有可能被他杀害。所以对他说话、行事我必须小心谨慎才行。常言道：‘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同一件事情，面对的人品性不同，自然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后来徐文远投降了唐朝，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
公关办事一点通：
待人如此，公关办事也是这样，面对不同类型的人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所谓因人而异、看菜做饭，就是这个道理。
2.就事论事，对症下药
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一样，但是本质却完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一样。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说：“府吏倪寻、李延共止，俱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佗曰：‘寻汉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异，佗曰：‘寻外实，延内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
这段话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州官倪寻和李延都患病了，症状都是头痛发热，不舒服的感觉也差不多。他们一起来找华佗看病。经过诊断以后，华佗给倪寻开了泻下药，给李延开了发汗药。知道这件事的人迷惑不解，便向华佗请教。华佗说，倪寻患的是“内实”（伤食），李延患的是“外实”（感冒），病的表症虽然相同，但所患的真实病症却不一样，所以要用不同的药来医治。两个人服药以后，第二天病果然就都好了。
根据华佗治病的故事，人们把依据不同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方法就叫对症下药。这一点对于人们办事来说，很有启发意义。
建安二年正月，曹操征讨驻守在南阳的张绣，还没有取胜，忽然得知袁绍将乘虚进攻曹操的大本营许都，无奈之下曹操只得收兵撤退。张绣一看曹操撤退，认为机会来了，立即决定追击。张绣的谋士贾诩连忙劝阻：“千万不要贸然追击，否则有可能吃大亏。”张绣认为敌人已经退却败走，哪里有不乘胜追击的道理？于是张绣便联合刘表的队伍衔尾直追。大约追赶了十多里路，追上曹军断后的部队，结果曹操的士兵奋勇应战，张绣、刘表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吃到了苦头的张绣这才如梦方醒，惭愧地对贾诩说：“还是你说得对啊！真后悔没有听你的话，结果让我们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这时贾诩却说：“现在你应该赶快掉过头去追曹操，肯定会打一个大胜仗。”张绣、刘表疑惑不解：“我们乘胜追击反而吃了大亏，现在我们打了败仗，您却说应该果断追击，这是为什么呢？”贾诩胸有成竹地说：“情况已发生变化，与以前不同了，你们只管追去，越快越好，如果不胜，我拿脑袋担保！”
刘表不相信贾诩的话，坚决不愿再出兵。张绣虽有疑虑，但还是重新整顿了残兵败将，再回去追赶曹军。这一次，两军接触，一阵厮杀，曹军抵挡不住张绣的进攻，丢下许多车马粮草，慌忙逃走了。张绣大获全胜，缴获了大批战利品，满载而归。回到军中，张绣急切地问贾诩：“第一次我用精兵去追曹操的退军，你说追不得，果然吃了败仗；第二次你却劝我用败兵去追击取胜的曹兵，反而能取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贾诩解释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曹操在两军相持之间，并没有失败却突然撤军，肯定是他的大后方出了问题。但是曹操毕竟是个非常懂得用兵的人，退却时，必定会做好预防追击的准备，我估计他会亲自率精兵断后。你去追他，当然要吃亏了。打败你之后曹操就松懈了，他自己一定亲率主力军队先走。即使留下断后的部队，也不会什么有战斗力，肯定不是你的对手。第二次是出其不意地追击他们，你想，这怎么能不打胜仗呢？”张绣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连连称赞：“高明！高明！”
对于看似相同的事情，善于办事的人总会发现其中的不同，能够区别对待，并能够想出不同的解决办法，贾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曹操突然退兵这一点，敏锐地推断出事情有了变化，认为曹操不是败退，所以建议张绣不要追击，以免失败。而在张绣带领精兵出击失利的情况下，反而建议其二次进攻，结果大获全胜。
老子曰：“反者，道之动也。”意思是反常规的做法往往是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体现，而想要把事情做好，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事论事，对症下药，绝不能墨守成规，一概而论。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浙江出现了以裘甫为首的一伙盗贼，屡次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浙东地区山林海岛中亡命之徒纷纷云集于裘甫的麾下，其部众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到3万余人。得意忘形的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聚积资财、粮草，雇请优良的工匠，打造军用器械，声势震动中原。
浙东观察使郑祗德几次派兵镇压，都被裘甫所败，于是向朝廷上表告急。朝廷知郑祗德不能胜任，于是派前安南都护王式前往浙东征讨裘甫。
临走之前，宣宗召见王式，问他有何良策可以尽快消灭贼军。王式回答说：“只要多派军队，贼军很快可以攻破。”不想有个宦官插话说：“大量调发军队，所花的军费太大，并非良策。”
王式反驳说：“多调发军队，将贼军迅速消灭，所用的军费反而可以节省。若少调发军队，不能战胜贼军，将战事拖延几年几月，贼军的势力日渐壮大，江淮之间的群盗将蜂起响应，岂不更难应付？现在国家的财政用费几乎全部仰仗于江淮地区，如果这一地区被叛乱的贼众所滋扰，财富输送之路不通，就会使上至九庙，下及北门十军，都没有办法保证供给，这样一来，耗费的军费岂不是更多？”宦官无言以对。
唐宣宗听了王式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立即颁下诏书，调忠武、义成、淮南诸道军队听从王式指挥。王式进入浙东，进驻越州以后，重新修订了法令、军纪。经过王式的大力整治，属下各部无人再敢以军饷不足、患病卧床为由不愿出战了，要求先升官再出战的人也不敢再说话了。
由于当时裘甫的势力很大，人们都惧怕他，所以有很多人通敌。而对裘甫派来的间谍，州府官吏不但不将其逮捕，反而收买他们。而且州府中的许多文武官吏暗中与裘甫军通信，待求城破之日，能免于一死并保全妻儿老小。王式暗中察明，把主要的通敌人员逮捕处斩，并申明了纪律，规定没有经过严格检查的人不得出入。还在夜里安排了严密的警戒，这样一来，裘甫就无法再探听到官军的虚实。
然后，王式命令越州所属诸县打开仓库放粮，以赈济贫苦的百姓。有人提出疑问：“裘甫贼寇还未消灭，军粮正急于使用，不可散发。”王式答道：“这我自有缘由。”还有人请求建烽火台，用来警报贼寇的来犯，王式只是笑了一笑，也不予答应。
王式又挑选出孱弱的士兵，让他们骑上强健的战马，配以很少的武器，作为侦察骑兵。部下将官虽然感到惊讶万分，但谁也不敢多加追问。众将士不知道王式违反常理的做法有何意义，更有人怀疑王式不会用兵。
但让那些人大跌眼镜的是：官兵在王式的指挥下，几次与裘甫军交锋，都取得了胜利。至此，所有人才对王式心服口服。最后，在王式的指挥下，裘甫被围困在剡县城中，因为贼军城中无粮，水源被断绝，裘甫被迫率部出城投降。
于是王式大摆庆功宴，与众将士欢呼痛饮，庆祝胜利。但大家对他克敌制胜的原因仍不明白。有人问：“您刚到越州赴任时，军粮正紧张，而您却将官府仓库的仓粮散发给百姓，赈救贫困乏粮者，其中用意是什么？”
王式解释说：“这个道理十分简单，裘甫贼众聚谷米引诱饥饿的人们，我分发粮食，饥民就不会被裘甫引诱入伙为盗。况且诸县守兵极少，如果不分粮食给民众，裘甫贼军赶到，官府的谷米正好成为贼寇的资粮，为盗贼所用，岂不是一举而二失？”
又有人问：“那您又为什么不设烽火台呢？”
王式说：“设烽火台不过是为了求取救兵，我手下的军队都已安排了任务，越州城中没有军队可用作援兵，设置烽火台不过是徒费功劳，惊扰乡民，使我军自乱溃散而已。”诸将又问：“您派孱弱的士兵充当侦察兵，而且给他们配以很少的武器，这又是什么道理呢？”王式笑着说：“如果侦察兵选派勇武敢斗的士兵，并配给利器，遇到敌人有可能会不自量力上前搏斗，如果都战死了，就没有人回来报告，我们就不知道贼军的到来，这样的侦察兵有什么用呢？”众将士听完这一番解释后，都对王式佩服得五体投地。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行军打仗、征讨贼寇自然需要多用粮草，这样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士兵才能奋勇杀敌；选派侦察兵自然应该挑选身手敏捷、体力健壮的，并给他们配备最好的装备，这样才能让他们侦察到最多的消息；设置烽火台才能前后呼应，八方支援。然而王式不但没有这么做，还反其道而行之：把粮草分发给百姓，让孱弱的士兵充当侦察兵，不设置烽火台。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这些做法最终竟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原因在哪里？
就事论事，对症下药而已。
王式的做法看似不合常理，但却直接指向问题的病根，从而打败贼寇，赢得胜利。
公关办事一点通：
在办事的过程中，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墨守陈规，对于具体的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因事而变，对症下药，这样才能在不利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成就一番事业。
3.从对方的立场出发
善于办事的人懂得从对方的立场出发，为别人考虑，他们拥有办事的各种技巧，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何更接近于成功。
松下电器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人生经验，即：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
人们在交往办事的时候，总会有许多分歧，如果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是非常关键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