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难居，不可不慎。”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尽管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因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加之国内城乡和地区差别较大，“中国机遇”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面对这一事关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历史关口，中国人应该从这一论断中警醒。
第一节时代呼唤大国担当
2013年4月，海南，博鳌亚洲论坛。
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从全球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这一消息为阴霾中的世界经济带来一抹亮色。
这一幕似曾相识。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当世界经济深陷危机泥沼，各国之间高举“贸易保护”大棒之时，中国政府的采购，一次性在欧洲四国签下130亿美元大单，高擎“自由贸易”的大旗。“这是一种救人救己”的精神，一家美国媒体曾这样评论道。
时过境迁，中国已由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与世界各国深度互动，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中国声音”越来越被关注，国际社会对此也有更多期待。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今天，中国用世界1/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从1981年到2008年减少贫困人口2.5亿人，成为首个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人类扶贫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范本”。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释放巨大红利的同时彰显担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在逆境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以-1.1％的增速黯然失色，中国经济则以9.2％的增速领跑全球。如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达20％，中国也因此被称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
岁月流逝，变化的是世情，坚守的是担当。
正是在这“变”与“不变”之间，中国实力得以不断充实、发展、完善，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日益凸显，并赢得了尊重与赞誉。“如同改变自己一样，中国正在改变着世界，别再提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了，中国已经成为一支革命性力量。”美国一份权威杂志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历史赋予应有的国际责任，中国人自有大国之担当。
特别是近十年来，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历史性深刻变化，中国一直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从已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到拟议中的中日韩自贸区，再到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亚太共同体”设想；从上海合作组织、G20、金砖五国，到地区开发银行，再到地区外汇储备库，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增进世界各国相互信任、扩大彼此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迄今与瑞士、东盟等1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协定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或经贸合作协定，对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近5000个税目商品实施进口零关税。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纠纷，中国坚持协商而非对抗，在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兼顾对方关切。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有中国庄严的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50％；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问题上，有中国坚毅的声音。眼下中国在世行投票权已提高到4.42％，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增加到6.394％，均升至第三位，为扩大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还致力于推动和平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国际形势深刻变化的“多事之秋”，一些地缘矛盾、领土纠纷不断。中国自身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但中国遵循“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战略，在亚洲安全问题上理性应对，坚持寻求通过对话磋商和平解决争端，成为亚洲地区和平的坚定维护者。
在其他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也积极贡献自身力量，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叙利亚问题上，积极奔走斡旋；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劝和促谈，维护地区战略安全；在伊朗核问题上，与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寻求全面长期妥善解决；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领导人46年来首访阿富汗，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重建，全力支持其发展……
有学者指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有担当，但不能“超重”。
当今世界赋予中国更多的责任，但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中，贫富差距大、东中西部发展鸿沟深、科技核心竞争力不强、国家总体“大而不强”，国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现代化还需要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这是现实国情。
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只能与自身的理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国际上承担责任、发挥作用应量力而行，做到有担当而“不超重”，按照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力求进一步在国际上发挥好中国的建设性作用。
进步与成就多，挑剔与苛责同样多。这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之路上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经济高速增长后进入“换挡期”，“捧杀”与“棒杀”舆论此起彼伏。2013年上半年以来，受全球经济复苏艰难、中国为“调结构”主动减速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的7.8％放缓至7.6％。一时间，“中国经济硬着陆”“中国可能遭遇金融危机”等唱空论调甚嚣尘上。包括标普、摩根大通等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调低中国经济增速预期，一些机构抛售持有的中国企业股票。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贸易体，也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欧盟委员会2013年6月初宣布，将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11.8％的临时反倾销税，如果欧中双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前达成妥协方案，届时反倾销税率将升至47.6％。
这项光伏贸易争端是中欧贸易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摩擦案，是当前中欧经贸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所有的反补贴措施中，一半以上针对中国。
事实上，关于中国的杂音一直没断，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从“唱衰”中国到“捧杀”中国，这样的情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重复上演”一次。
对“中国是人民币汇率操纵者”“中国偷走了西方知识产权和西方人的工作岗位”的指责不绝于耳，一些欧盟领导人虽在公开场合表示要推动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往往只听雷声、不见下雨，更有一些欧盟官员以市场经济所谓“技术标准”为借口搪塞，大搞贸易保护主义。
一些长期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体量大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阴晴变化牵系着全球经济，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与讨论虽属正常，但刻意贴上某种“标签”，则反映了西方某些人士惯有的一种冷战思维，这种杂音也恰恰反映了西方一些国家的不自信。
从经济利益层面讲，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有的国家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中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拯救低迷的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担心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后，“挑战”老牌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
然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注定要将世界各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中，只有分享机遇、互利共赢，才是智者应有的选择。误判中国和平发展的方位，就会错过中国带给世界的机遇，并将错过自己的机遇。
面对挑战，中国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承担发展中大国的时代重任。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地缘政治牵一发动全局的当下，我们不但要审视自身，更要放眼全球。针对现阶段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来自国际社会的风险和挑战，许多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企业家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指出，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节点上，要勇于担当，用新思维开创新世界，就必须紧紧抓住关键领域，抓住国家自我更新的动力。
抓住关键领域已经形成共识：唯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更有力地打破深层次的思想桎梏；唯有体制改革，才能激发新的发展动力；唯有提升国家形象，才能增强大国博弈的软实力；唯有重塑周边安全，才能营造和平稳定发展环境；唯有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才能打开通往民族复兴之门；唯有产业强国，才能确立大国基础；唯有融合“新四化”，才能拓展发展新空间；唯有创新社会管理，才能维护和谐稳定；唯有坚决推进反腐，才能重振社会信任。
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新华社稿。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全球经济形势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演讲中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更要谋划长远。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创新。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改革创新，释放内需潜力、创新动力、市场活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改革之路从无坦途，无论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都要作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强调，中国愿意更多参与国际治理，尽可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减贫经验，提供更多帮助；为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分担责任作出贡献。
第二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把中国推向了新阶段：国内生产总值超50万亿元，仅次于美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贫如洗，到不断脱贫致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全球有目共睹，但同时也意味着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也是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爬坡过坎的风险期。如果顺利迈过这一时期，则可升级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一旦“闯关”失败，则可能陷入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纵观历史，从“贫困陷阱”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并不少。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便先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如今，这些国家仍然在为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艰难前行。
放眼望去，中国周边的多个亚洲国家正经历着“陷阱困境”。例如，马来西亚在1991年至2000年之间以7％的高速增长，在2001年至2010年之间的增长率却只有4.6％。这远低于该国定下的7.5％的增长率。为解决这个问题，马来西亚政府在2010年2月宣布了新经济模式。该计划旨在通过提高社会各阶层职工的生产率，刺激经济增长。政府相信这一模式将有助于创造知识型经济，促使该国2020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都面临着相似问题。
从虫到茧不易，破茧成蝶更是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最近所做的一项针对40多个发展中国家从1957年到2020年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至1.1万美元时，不得不与经济减速作斗争，一些掉入“陷阱”的国家甚至要低迷数年之久。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10年是“黄金期”还是“迷失期”？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对于刚刚进入“转型”角色的中国，何尝不是一个深度考验。虽然世界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仍旧乐观，并预判“依然能够高速发展20年”，然而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则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要警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亚洲开发银行在题为《2050年的亚洲：了解亚洲世纪》的报告中也指出：“发展中的亚洲正处于十字路口：要么爬上‘亚洲世纪’的高地，要么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低谷。”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两百年前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话语仿佛更适合当下的中国——成就和变化举世瞩目，矛盾和困难极具挑战性。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征程中，需警惕三大误区。
——中国经济体量大，一定可绕过“中等收入陷阱”。
一些专家和官员认为，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三驾马车”潜力巨大，与那些掉入“陷阱”的拉美小国不可同日而语。然而，风险没有侥幸，一味盲目乐观只会积聚问题，只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近期暴露的银行钱荒、地方债高企等问题无一不在“裸泳”之列。
更准确地说，就中国社会而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完全是“经济陷阱”，也关乎“转型陷阱”——政府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科技水平提升、社会心态和矛盾纷繁复杂。这不单单是一个因“体量大”就能忽视的问题。
——有成功案例效仿，完全推崇“舶来主义”。
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的一个例子是韩国。韩国在1997年底几乎债务违约，但通过放开进口商品、削弱大财团的权利、减少国家对金融业的干预等措施，使得经济快速企稳回升，人均收入从1997年占经合组织平均数的57％上升至2009年的89％。此外，我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也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由此一些人认为，直接拿这些经验效仿不是就可以了吗？固然，先进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但是国与国、国家与地区之间巨大的情况差异决定了照搬根本不现实。一方面，还没有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不存在现实模板；另一方面，韩国和日本在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时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1和0.25的低位，而我国目前则接近0.5的高位，国情不同决定了“经验”的无可比性。
——“中等收入陷阱”只关乎收入，只需将“蛋糕”做大就行。
国际经验表明，做大蛋糕，提高国民经济水平和居民收入有助于一国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但需要看到的是，“收入”只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象，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包括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错综复杂的“综合性病症”。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体系脆弱、信仰缺失等。
如果一味追求将“蛋糕”做大，忽略了公平分配，矛盾和问题便会变本加厉地反扑。类似现象在巴西、智利、阿根廷都曾有先例，值得反思。
同样要警惕的是，硬件故障、软件失灵、外部动力减弱等，也可能将中国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如同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如果遭遇故障或遇到外界阻碍，则可能会紧急刹车，甚至跌入路边“陷阱”。
我们看到，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2013年的全国两会传递的改革强音，再到近期一系列“破除藩篱，均衡化发展”的改革举措，都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改革，正与风险赛跑。
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可能将中国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劳动资源成本上升等因素，即“硬件故障”；二是政府管理职能滞后和观念偏差这一主观因素，即“软件失灵”；三是国际环境变化下的外界限制，即“外部动力减弱”。
其一，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经济结构调整远未到位。从国外情况看，一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最初的诱因便是经济增速放缓，即高速的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原有的增长机制一定程度上失灵。纵观中国，过去30多年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正进入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换挡期”。
——警惕“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成本比较优势逐渐弱化。新华社记者多次采访全国饰品生产龙头企业浙江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从与她的交谈中，能深刻感受到企业家对“招工难，一年比一年难；用工贵，一年比一年贵”的担忧。2009年初，沿海企业出现一波农民工“回流潮”，公司为了留人，将工资一次性提高10％。周晓光说，那是她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劳动力成本拐点”真的到来了。随后的几年里，尽管每年工人薪资涨幅基本都在10％左右，直至薪资成本占到整个企业成本的三成，但用工的窟窿仿佛永远也堵不上。“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太快，工人劳动技能却没有明显长进，一些外资企业迁厂至东南亚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国“人口红利”是否正经历“刘易斯拐点”，我国是否已“未富先老”？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见一斑。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人口红利消减直接带来了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和用工成本上升。
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只因为那里的人工成本比中国要低近2/3。一边是劳动力成本激增，一边是“民工荒”频现，警钟一次次敲响：用工成本低、劳动力富裕的比较优势正逐渐消失。
——警惕增长驱动依然过度依赖投资，居民消费率无法提高。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中等收入群体较大，最终消费率较高，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主体结构中，天平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拉动和贡献率居首，居民消费扩大难。
一组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上半年，我国投资率从36.5％上升至53.9％，消费率则从61.4％下降到45.2％，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下降到3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和印度。
如果消费率一直上不去，甚至逐年下降，那么即使投资率上去了，中国也将面临“低消费陷阱”的挑战，不仅很难实现经济8％的增长，而且还将面临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如果不能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则很难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警惕制造业缺“芯”，转型升级步伐滞后。2012年广交会上一则消息给了中国看似繁荣的手机业泼了一盆冷水，我国手机10年出口增加10倍，利润却只有1％。出口非洲一部售价300到400元人民币的手机，获取的纯利润只在2至3元。
无独有偶，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的一间陈列室里，一排排逼真的小飞机模型整齐摆放，包装盒上用英文清晰地印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这间陈列室一墙之外的露天平台上，驻停着代表世界顶尖技术水平的“梦想飞机”——波音787……“我们用一亿个飞机模型，也换不回来一架波音787。”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一位设计师的感触沉重而深刻，“目前全球上空飞行的2万多架喷气式客机，还没有一架是中国产品”。
以上两个例子直观地呈现了我国制造业领域面临的两个现实困境：一是我国机械制造业大而不强、多而不精、山寨众多，长期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二是缺乏核心技术，“中国制造”距离“中国创造”还有相当的距离。
更为严峻的是，许多机械设备关键技术还要依靠国外，大量产业利润只能拱手他国，造成沿海很多企业“工厂大了，员工多了，利润却年年减少”的情况，由此导致的实体经济外逃、产业空心化直接威胁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警惕粗放增长难以扭转，资源环境成本激增。近年来，一些大城市的百姓发现，雾霾天多了起来，出门戴口罩竟成了有些人的一种习惯；水源、大气的污染有从东部向中西部加快“传染”之势。对应着过去支撑中国高增长的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发展同样有着“环境红利”。我国多年依赖的高强度投入、投资拉动型发展模式造成了环境资源破坏、生存环境恶化等后果。
透支资源环境，让我们付出一份触目惊心的“账单”：世界银行曾估算，中国每年大气污染引发的损失高达4000多亿元；全国每年因土壤污染而减产粮食损失超过200亿元；2012年全国财政环保投入2932亿元；治理太湖污染至今投入800亿元……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丰富的资源环境，现如今，却需要用新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反哺”。
其二，政府管理职能滞后和观念“跑偏”，可能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
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里，政府的“手”本应是在发展出现偏差时“纠偏”，市场失灵时“引导方向”，保障缺失时“补长短板”，但一些国家迈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政府管理职能未能跟上，“手一紧就管死，手一松就乱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领域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政府的手“越界”与市场的手“缺位”。这里有一个典型案例，温州商人胡福林曾被称作“眼镜大王”，后来盲目转型升级，深度涉足光伏产业。2011年底，国际光伏产业遭遇寒冬，面对突然断裂的资金链，他选择了回避和“跑路”。后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还是回到了国内，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扭转困局。
两年之后，面对新华社记者的回访，他依旧感慨万分：“当初我出去考察投资环境，不少地方市长亲自接待要给我‘零地价’，就连企业开工都是市区领导亲自剪彩，头脑一热6个亿就进去了……”
胡福林的经历折射出我国改革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垄断行业门槛过高、政府定位不清、民营企业融资难……
事实上，除此之外，盲目建设、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地方债高企、摊大饼式发展等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问题，都与一些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滞后、调控智慧缺失、政绩观畸形脱不了干系。
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体制改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功能被扭曲。
——社会财富“蛋糕”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我国正致力建设橄榄型社会，“扩中”是重要内容，但不同行业、垄断企业与民企、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制约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尽管连续四年回落但仍接近0.5。“马太效应”凸显，容易引发仇富、仇官情绪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激化。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重要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任何发展都有陷阱，社会动乱、社会不和谐、收入差距大，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原因。推进这项改革后，促进社会和谐，再加上技术创新和其他改革，相信中国可以跃过‘中等收入陷阱’。”
医疗保障是近年来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新华社稿。
——福利保障滞后造成的“新城乡二元结构”固化。近年来，我国社保领域发展迅速，大病医保、异地高考等一系列改革陆续破冰，但就业压力、社保不均，特别是附着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身份制约仍待破除。中国市长协会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虽已达52.57％，但如果去掉2亿多农民工，真正的“人的城镇化”却只有34％左右。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问题，那么许多人的中国梦将不会圆满。
其三，国际环境变化下的外界限制，即“外部动力减弱”。
当前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尚未根本改变，特别是近期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动荡加剧，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只有2.5％，不及过去20年平均增速一半。由于外部风险加剧，中国进出口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仍然不小。例如，最近受一些新兴市场需求疲软、货币贬值或上调进口税等因素影响，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同比下降24％，出口额下降15.6％。
除了以上三点，一些学者认为，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还包括：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积重难返；“过度城市化”或者目前的“浅度城市化”；资产泡沫，表现为房地产等市场的泡沫化；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拖累整个实体经济；金融风险，表现为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
就像一枚硬币，一面是挑战，另一面就是机遇。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视风险，不能把握风险背后的机遇。
“中国是一只刚刚破茧的蝴蝶，但因为翅膀还是湿的，还要经历抖动、晾干以后再起飞的阶段。”世界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这样比喻中国。
需要看到的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快速发展确带来了一些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弊病。但是也应该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家底逐渐增厚，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
更为重要的是，与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方不同，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四大“战略空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期。
居民收入增长空间。根据世界银行标准，1.2万美元是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分界线，表示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000美元左右，美国是5万美元。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还要快速发展15年左右。
消费增长空间。从消费看，我国低收入人群规模依然很大，未来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是拉动消费的强劲动力。我国正处在消费潜力释放的历史拐点，未来10年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将释放巨大的消费能力：1个市民消费水平相当于3个农民，如果农民消费水平提高到市民的60％，按照2009年数据测算，每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3.6万亿元。专家指出，“中国居民消费率目前只有美国的一半，大约为35％左右，增长空间仍很大。”
投资增长空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阶段。目前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再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专家匡算，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可拉动基础设施投资10万元，全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一千万人，相当于拉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1万亿元。至于刚刚起步的农业现代化，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从投资看，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概是日本和美国的1/10，在公共服务、铁路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区域发展等方面投资空间巨大。
“新四化”互动释放的融合空间。以信息化引领“新四化”深度融合、同步发展，会产生“乘数效应”，释放新空间，这才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新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向改革要发展空间。
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经济领域的弊病，都能在体制机制上找到根源。对于中国，要么是任由危机将“疾在腠理”拖至“疾在骨髓”，要么倒逼出一系列力挽狂澜的改革，以风险为契机，助推发展新引擎。
事实上，回望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可以清晰看到，唯有改革才能使中国经济释放出活力。从人民公社大锅饭到家庭承包制的体制变革，从单一公有制经济到多种成分并存的格局，从计划经济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改革，从封闭经济到加入世贸组织，再到成为世界舞台上耀眼的新星，改革无时无刻不发挥着关键作用。
如今，向改革要发展空间已成为重要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李克强总理也指出，以改革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讲话释放出明确信号：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本出路。
然而与改革初期“单兵突进”的普惠式改革相比，现在改革面临的阻力要大很多。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但需要有釜底抽薪的魄力，还要有更长远的考虑和智慧。
——以“双引擎战略”为主线，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最大限度释放改革内存。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需求动力来自扩大内需，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统筹城乡一体，是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学者提出，一方面应以城市层面为主，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历史性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另一方面，应以国家层面为主，支持做大县城、强化重点镇和新农村建设。这个“双引擎”能有效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2亿多农民工市民化应是新型城镇化的优先选项，其中3000万举家外迁的要率先解决。”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释放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这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财政的改革创新。
——以民生为导向，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激发潜在消费能力。
细心的人们可以看到，2013年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投资措施，包括棚户区改造、中西部地区铁路投资、大中城市城际铁路建设等，无一例外以改善民生为重要导向，并逐渐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据专家测算，到2020年左右，我国将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随后，收入分配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国资委近期启动了国企职工薪酬调查，调查内容首次包括职工工资外收入情况。国企职工薪酬一向被认为“不可言说的秘密”，社会普遍认为，此番摸底调查有助于国资委加强对国企薪酬的管控，有助于有的放矢地破冰下一步国企收入分配改革。
——以精简行政审批为切口，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释放市场活力。
8月1日，深圳市广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领取到深圳首张电子营业执照，从网上申请到领取执照仅用了8个多小时。从这一天起，深圳内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商事登记可全程通过网上申请办理。本届政府着力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深化改革，要求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2013年以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明确提出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把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一些民营企业家呼吁，继续加大行政审批下放和取消力度，避免科研投入掉入部门审批的利益陷阱。
——以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为契机，补农业现代化“短板”，融合城乡二元结构。
“当前一些农村政策排斥社会资金进入农村，这是自缚手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美国养猪业主要有两个公司，一个年出栏量2000多万头，一个3000万头，不吸引社会资金进入，现代化农业能搞起来吗？韩国工业化之后，大量农民就是靠土地升值才富起来的。
不少专家和干部建议，未来5年，我国应总结成都等地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尽快启动新一轮农村产权改革。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说，成都是“两头改”：在农村“出口端”推行土地、宅基地确权赋能，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在城市“入口端”完善住房、教育等配套建设，保证进城“新市民”获得待遇。
总之，不改革农村产权制度，农民进城就缺乏财产和资本，农业现代化就无从谈起。只有打破城乡土地、户籍的二元体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才可能达到社会平均水平，中国农民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统筹施策、精准发力、谋划长远是今后宏观政策的新特征。以改革为动力，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
第三节把脉挑战把握大势
这里有繁华与富裕，也有贫穷与落后。
中国社会正经历“量变”到“质变”，但基本国情没有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仍在全球80位之后。从城市面貌看，北京已然与纽约、东京相似，但就在北京周边却环绕着河北25个国家和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中国第一本人权蓝皮书《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NO.1（2011）》指出，30多年来，中国2.5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但中国农村的减贫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仍然很大。报道引述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说法，按照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贫困标准，中国有贫困农村人口359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8%。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1.25美元/天的标准预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上升到1.5亿。
2011年末，中央将农民人均纯收入国家扶贫标准由1196元提高到2300元，这意味着我国贫困人口扩大到1亿多。
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大体上说明了这种复杂的国情——
“这里有全球最多的在建摩天大楼，这里也有世界最大的棚户区改造；这里有大都市璀璨迷人的夜景，这里也有边远农村没有‘点亮’的黑夜；这里有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这里也有需要通过溜索往返的村民……”
贫富差距大、基尼系数偏高、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等等，是中国现阶段重要国情。
从根本上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以“三农”问题为例，中国农业人口仍多达8亿人，长期以来，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堵塞了农民向“上层”流动的通道，农产品价格低廉、农民工工资低社保差、征地补偿不公“三把剪刀”剪掉了农民增收的空间。虽然2010年起，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数月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但城乡收入3∶1的巨大鸿沟仍未能消弭，农民仍然处在收入分配金字塔的底层。
与此同时，产业“大而不强”，国家“大而不富”。
“在全球前一百名的品牌排名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这是一个遗憾，甚至是悲哀。”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没有一家真正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这个小角度折射出了我国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大品牌大商标。另外，我国虽然已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百姓消费能力却偏低，我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但贸易规模高企的背后，却是利益分配和贸易结构的失衡。
“后危机”时代，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世界格局面临深度调整。本轮危机引发自制造业“空心”，各国重塑制造业将是大势。
2013年初，一则从美国传出的消息引发全球制造业关注。苹果公司宣布将在年内投资一亿美元，将部分电脑生产线从海外迁回美国本土，这被视作美国制造业回归的一个强烈信号。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份报告显示，38％的受访美国制造业公司正在或考虑将生产线迁回美国。
发端于希腊的欧债危机与其说是一场高福利危机，倒不如说是一场实体经济空心化危机，让全球各国看到其危害。当前，日本、俄罗斯等国无一例外将复苏实体经济作为重中之重。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全球制造业争夺战将愈加升级，给制造业相对薄弱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冲击，但同时也加大了制造业技术交流融合的机遇。
还要看到，主要发达国家本轮复苏从货币贬值中“尝到甜头”，金融货币手段干预市场可能将成常态。与以往历次经济、金融危机总是以新兴经济体为复苏引擎不同，本轮危机恰恰是以发达国家率先复苏为特征，新兴经济体反而面临“失速”的考验。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以美、日、欧为首的发达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引导国际资本流动，既可能在未来发生危机时继续滥开“印钞机”，也可能运用金融垄断支配权诱发国际资金倒流，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动荡。
与此同时，欧美国家深陷改革“拖延症”，人口老龄化、债务风险高企、高福利风险或将拉低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由于民主、共和两党未能就政府新财年预算决议达成共识，2013年10月1日，美国联邦政府陷入17年来的首次关门风波。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发生债务违约，将可能引发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严重的危机。
“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意味着现代化转型成功，恰恰相反，它可能暴露出更多政治社会方面的矛盾。”百年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警告今天看来依然适用。
除此之外，能源争夺战引发的地缘风险加剧，地区间利益博弈向纵深发展。
认清国情，顺势而为，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正视变局，认清大势，方能在竞争中崛起。
机遇转瞬即逝，挑战不断出现；危机形成倒逼，也带来契机和转机。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及周边形势虽有变数，麻烦不断，挑战严峻，但是整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因素，中国在经济领域和安全环境上的总体战略机遇依然存在。
虽然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增多，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在西方金融、债务危机爆发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
一些专家分析认为，当前最大的机遇就是世界经济格局进入深度调整，这给中国提供了广阔的世界舞台。
——从发展空间看，尽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市场潜力巨大，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还有巨大空间。
2011年，中国一、二、三产业结构占比分别为10.1％、46.8％和43.1％，工业化还处在中期，服务业发展与世界水平相比还处在较低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可释放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等投资空间，并释放数亿农民的收入空间和拉动内需的消费空间。
中国内需旺盛，将为中国经济释放出巨大的市场空间。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未来10年中国广大的市场，是比澳大利亚的铁矿、中东的石油更宝贵的资源，用好了这个资源，就抓住了最大的机遇。”
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个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利用好对外开放的巨大空间。据上海市有关部门介绍，目前，跨国集团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近400家，投资型公司达到259家，研发中心达到349家。这些数据，每个月都在增加。
“发展的差距也正是发展的空间。”专家指出，中国的最大优势就是腹地广阔，可以使不同梯次的产业延长发展寿命和产业周期、生命周期。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中西部已经展示出巨大潜力。据介绍，2005年山东省济南市的经济总量曾超过合肥市一倍，而2012年合肥市已经接近济南，这就是产业转移带来的结果。而韩国三星70亿美元项目落户西安，也说明中国中西部有巨大的潜力和待发现的机遇。
——从发展的支撑和动力来看，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正在到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拥有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遇，特别是中国能够依靠改革破解发展和稳定难题，这将成为中国迈向未来的强大引擎。
尽管2013年上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复苏艰难，但北京中关村管委会负责人的介绍却让人眼前一亮：上半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7.2％；以小米科技等公司为代表的创新型电子与信息领域收入同比增长22.6％。一串串数据表明，科技创新创造机遇。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中国作为实业大国，产业转型对新技术有着强烈的内在需求。广东省紧扣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在LED的应用技术方面已实现全球领先，预计2013年产值可达到2500亿元，列世界第一。
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过去的30年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成功跨越了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如今要充分利用改革形成的“制度红利”和创新形成的“技术红利”，推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的机遇。未来10年战略机遇期能否抓住用好，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坚不坚决、彻不彻底。
——从国内整体环境看，人民群众拥护党和政府，人心思稳、思进、思和、思富的主流民意基本面没有改变，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基础雄厚，构成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基础。
一些学者认为，稳定的社会政治大局，是十分可贵的机遇。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广大人民群众都盼望不折腾、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这个共识是重要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比较优势，在刺激经济措施与扩张性政策上有多种选择和较大空间，可以减轻全球经济动荡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为对冲产业转型带来的阵痛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些省市领导和专家学者认为，如果将这些综合运用好，即便是在国际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小气候的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抓牢战略机遇期，世界给中国一个机会，中国还世界一个奇迹。
中国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与19世纪末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情况类似，总体还处于经济崛起过程中的较早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未来发展阶段和路径：2015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下一个10年，中国只有充分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艰巨性，才能确保机遇不会得而复失。
“稀缺”“最珍贵”“时不我待、机不可失”——这些都是新华社记者在各地调研时，反复听到的形容战略机遇期重要性的词汇。大家的共识是：战略机遇期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内政、外交、国防工作的全局，能否继续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
中国正处在发展的历史新坐标，宜以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观察和思考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灏等人认为，从近百年历史进程看，五大节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和走向：中国共产党诞生、新中国诞生、进行改革开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五大历史节点对中华民族有着里程碑意义，也蕴含着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深刻哲理和现实启迪。
横向来看，尽管我们所遇到的战略机遇期内涵和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世界和平发展的主题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势头不可阻挡，现代化建设蒸蒸日上。纵横两条线的交叉给我们昭示，中华民族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起点。
“无盘根错节，无以辨利器”。从历史的角度看，战略机遇期对一国命运走向具有关键意义。15至17世纪，葡萄牙等国发挥航海强国的优势率先崛起；18世纪，英国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扩张为“日不落帝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德抓住电气等技术上的创新成功“逆袭”；二战后美国在科技革命中继续把握先机，国家实力至今无敌；日本也抓住崛起的时间窗口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几百年来，虽然这些国家崛起之时具体措施各有不同，但一个突出特点是，发现事关国运的关键节点，并具有远见地抓住发展机遇，运筹科技、制度、国际关系等因素，作出合乎时局变迁的重大战略布局。
在过去的10年间，我国经济总量从12万亿元增长到47万亿元，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连续赶超意、英、法、德、日五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罕见的“中国速度”背后，是深谋远虑的“中国智慧”。把握战略机遇期，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在发展实践中，又加深了对战略机遇的认识。
不仅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也认为，只要把握应对得当，中国完全可以巩固和创造战略机遇期。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善于将“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将“中国的机遇”拓展为“世界的机遇”。
未来学家托夫勒断言：“人类不止在过渡，而且在转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新社会，而是一个崭新文明的再创造。”对于中国而言，已经错过了多次历史发展的机遇期，那么现在，在经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趋势下，中国不该错过机遇，世界也应分享中国。
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关键是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国际经济竞争中，以更加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汲取西方国家几百年工业化发展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参与制定世界经济、政治“游戏规则”，必然为中国发展插上飞翔的翅膀。
另一方面，将“中国的机遇”拓展为“世界的机遇”，首先自己要做得更大更好，关键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日臻开放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中国越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机遇和作出的贡献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