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文字始于汉字传入
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学教授Derek.Bickerten，在他的《语言与人类行为》一书中推翻了以往传统的行为科学对语言的解释。他认为：“语言不仅有交际功能，更还有储存信息和进行思维活动的功能。语言的出现直接造成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因为语言给了人类特殊的智力和意识，并由此产生了人类特有的不为其他动物所知的行为。”[5]Bickenten给语言的这个新定位令人耳目一新，使我们对语言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不仅是“社会人”而且还是“文化人”。因为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终发生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下，可以说文化无所不在文化具有鲜明个性，不同文化之间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的差异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当然日语的形成就与中国的汉字密不可分，下面就对其进行简单分析。
一、汉字的传入及其传播
上古时代的日本列岛居民，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平安时代初期斋部广成编著的《古语拾遗》中记载：“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
公元一世纪前后，日本人开始接触汉字。据出土文物证明，当时中国的手工业品已传入日本，在许多金石器物上，如铜镜、印章以及货币等，都有汉字铭文。这些铭文虽然只是不成文的单个汉字，但这是日本人最初接触到的文字。公元三世纪前叶汉文已经传到日本。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保存有公元238年12月曹魏致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国书，文中采用汉字音译的方法标记了日本人名“卑弥呼”、“升难米”和“都市牛利”等。
从四世纪后期开始，亚洲大陆上有很多居民为逃避阶级压迫和战乱移居日本，也有部分人是通过官方邀请派遣去的，这些到日本定居的外国人在历史上被称为“渡来人”。渡来人大多来自朝鲜半岛，其间也掺杂着很多中国人。当时日本的奴隶制度正处于发展时期，日本朝廷对渡来人十分重视，如财物的出纳、租税的征收以及内外文件的处理等文笔工作均由渡来人来担任。这些人不仅对传播大陆的先进文化、技术，促进古代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把汉字直接带入日本，并传授给日本人。
成书于720年的《日本书纪?应神纪》中记载：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歧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谴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微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王仁，莫不通达。”成书于712年的《古事记》应神天皇卷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应神天皇时期，一个名叫和迩吉师（即王仁）的人从百济到日本，带来了汉文《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是关于日本人系统地学习汉字的最早记载。史学家以应神天皇命太子师事阿直岐、王仁为日本人学习汉字之始。
日本人从四世纪开始学习汉字到掌握、运用汉字大约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曾有人提出，日本人掌握运用汉字大约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其根据是在熊本县船山古墓中出土的大刀和收藏于和歌县桥本市隅田八隅神社的一面青铜人物画像镜上的铭文。经考古学家考证，大刀确为公元五世纪中叶所铸，但提文者张安是汉系渡来人。铸镜铭文中的癸未年为公元443年，铸镜人开中费直，为朝鲜渡来人河内直。因而以上二例不能证明公元五世纪日本人已掌握、运用汉字。另据《日本书纪》所载，570年夏，高句丽国（中国的一古国名）使船到达越国（现石川县一带），次年，敏达天皇接见其使者，并令苏我马子召集诸史，三日内读解其国书，但诸史无一能读，只有王辰尔能读懂。王辰尔是当时新到日本的渡来人。由此可知，在公元六世纪下半叶能读解汉文的日本人还有没出现。公元602年百济僧人观勒到日本，带去历书和天文、地理、医学、阴阳道、遁甲、方术等很多汉文书籍，天皇挑选出跟他们学习的砚人均是渡来人。公元608年随同小野妹子到中国的八个留学生中有七人是渡来人。这种情况与当时土著日本人中已掌握汉字的人数量不多是不无关系的。
不过，在公元七世纪初，日本皇族中已出现能使用汉字的人，其代表人物圣德太子于604年亲自草拟了《十七条宪法》，全文为古体汉文，保存在《日本书纪》中。他还在609年至616年间用汉文做了经典注释《三经义疏》。这是经日本人之手出现最早的汉文体文章，也是日本人使用汉字之始。
从各种史料上看，公元七世纪是日本人大力推进学习和使用汉字汉文的阶段，其成为动力的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推古朝时期，圣德太子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他们回国后积极倡导仿唐制，并为此召集各氏族子弟学习汉文，讲授中国情况；二是在大化改新（645年）后，天智天皇时，仿唐制建立学制，在中央建立大学寮，内置音博士二人，书博士二人，专司教授汉字发音、书写和汉文阅读，在地方设立国学，招收学生学习儒教及经典，使汉文的学习扩致整个贵族阶层；三是在公元663年百济灭亡时，多达五千的百济人迁至日本，活跃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对于日本人学习、掌握汉字汉文，以及奈良文化的形成均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这一时期汉字汉文学习的普及，民间的识字人数剧增，并出现了能够熟练使用汉字行文的土著日本人。此种情况从公元681年设立在群马县的“山上碑”碑文即可略见一斑。全文为“辛巳年集月三日记。佐野三家定赐健守命孙黑売刀自此，新川臣儿斯多多弥足尼孙大儿臣娶生儿长利僧。母为记定文也。放光寺僧。”此文貌似汉文，实际上是用汉字拼写的日本式汉语文章。另在法隆寺五重塔木制结构上发现的文字“奈尔奈尔波都尔佐久夜己”也是一例。五重塔始建于607年，但于670年被烧毁，708年重建，据推测上例文字是工匠在重建木塔时留下的手笔。这证明在当时的劳动者中也有人学会使用汉字了。
从公元八世纪初叶开始，陆续出现了由日本人编纂的汉文著作，如712年太安万侣编写了日本最古的历史书《古事记》，720年由舍人亲王等人编写了日本第一部救撰历史书《日本书纪》，751年出现了日本第一部汉文诗集《怀风藻》，并于760年前后出现了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到这时为止，汉字终于为日本人掌握，并广泛地用来记述日语了。
二、汉字向假名的转变过程
汉字是在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记录日本语言的文字的。我们知道，在汉字成为记录日语的文字之前，作为日本民族语言的日语是存在的。
汉语和日语之间有很大差别，如日语的语音结构简单，音节数量少，而汉语的语音结构复杂，音节数量多；日语属于黏着语，语法关系由助词、助动词或用言的词尾变化来表示，而汉语属于孤立语，语法关系则主要由词序和虚词来表示；汉字又是表意文字，文字数量多，字体复杂，在实际应用中，有很多不便。日本人在学习、理解以及使用汉字记录日语的过程中，进行了种种不懈的努力。当初他们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
首先是利用汉字的字音学习汉文，对所有的汉文都要跟随老师模仿汉语的发音进行朗读。这种模仿发出的音与汉语音并不完全一致，久而久之，每一个汉字上都产生了日语式的读音，后来被称为汉字的“音读”。
由于汉字“音读”的产生，对日语中有、而汉语中无的词，便采用借其音而去其意的方法用汉字书写，也就是借音。如在日本琦玉县、熊本县的古坟以及和歌山县出土的铁剑、大刀、人物画像镜上就铸有人名：多加利足、加差披余、乎获居臣、意柴沙加宫、今州利、斯麻。这些汉字失去了本身的意义，一个汉字只代表日语的一个音节。这种利用汉字表音来书写固有词汇的现象在五六世纪的日本文物中已为常见。
模仿汉语语音可以朗读汉文，但不能代替理解，对于汉文的意思必须用日语进行说明、解释。由于当时日本还没有文字，翻译只能采取口授的方法进行，这样在与日语同义的汉字上便固定了日语的读音。日本人把这种读音称为汉字的“训读”。“训读”同模仿汉字音的“音读”是相对的。前者由朗读汉文产生，后者由解释或理解汉文的需要产生。汉字“训读”的学习和掌握要比“音读”更具有汉字和日语方面的知识。
汉字“音读”的出现使人们能够借用汉字表音书写日语的固有词汇。而汉字“训读”的出现则使人们能够运用汉字按照日语的表达习惯书写文章。虽然原文是用汉字写的，但文中却使用了音读和训读的汉字，并按日语表达习惯颠倒了汉语的语序。这种和化的汉文在后来称为“训书”。
汉字的“训读”，以及利用汉字的“训书”是将汉字作为日本文字使用的第一步。它使汉字摆脱了汉语语法结构的束缚，使之能够按照日语语序的需要进行排列。当然，“训读”、“训书”也有它的局限性，如对日语中没有的汉语词汇只能“音读”而不能“训读”，对汉语中没有的日语词汇则不能“训书”。日语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汉字在记录日语时难以完全适应。如果只借用汉字的字音来书写日语，有的词就将由六七个不同的汉字书写，加之汉字字体复杂，写起来相当费力，不利于人们学习和运用。
那么在不丢开汉字的前提下，日语究竟应该如何写记，这在当时是个难题。早在712年太安万侣撰写《古事记》时，就深感语言受文字的限制而不能自由地表达。他在其序言中写道：“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6]说明了当时用汉字记录日语的苦衷。太安万侣采取的方法是，以能够作为汉文读的“训书”为主，对特别需要明确音读或是训读的汉字，以注的形式注明发音。
为了区别用于表意的和用于表音的汉字，日本人把前者称为“真名”，即真正的文字，而把后者称为“假名”，即“借名”，意为假借来的文字，也就是字母。由于这种假借汉字字音的出现，用以标记日语语音的用法大量地出现于《万叶集》，故而这种用法的汉字被称为“万叶假名”。
“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人创造本民族表音文字的第一步，因此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例如汉字的外表都是一样的，在文章中很难识别表意汉字和表音汉字。为了减少使用汉字的困难，后来产生了一种称为“宣命体”的书写法。所谓“宣命体”，是当时用于书写“宣命”、“祝词”的一种文章书写方法，其主要特点是表意的汉字大写，表音的部分，如助词、助动词、活用词的词尾等用“万叶假名”小写。
“宣命体”的出现，对日语的记述有重要意义，它用大写和小写的方法从文字形式上区分了表意汉字和表音汉字。为了小写方便，选择了一些形体简单的汉字作为“万叶假名”表音。这样，一些汉字便相对固定地用来表示一定的音节。同时，“宣命体”体现了日语的语法形态，更确切地表示了日语的词形特点，是对“万叶假名”的发展。
三、日本文字的形成
表音文字的“万叶假名”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日语表达的需要，但其形体毕竟还是汉字。这样，无论选择多么简单的汉字作为“万叶假名”，写起文章来都费时费力。因此，在“万叶假名”的使用过程中，作为“万叶假名”的汉字被逐渐简化或省略，最后演变成了具有特色的日本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
（一）平假名的形成
平假名是日语字母的一种。“平”即没有棱角，通俗平易的意思。由“万叶假名”的手写体演变而来。
在《万叶集》问世以后，从奈良时代末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专门使用“万叶假名”书写诗歌、书信、日记、故事等，它的手写体即“草体”对“万叶假名”有所简化，称为“假草名”。当时的日本贵族妇女只能用“万叶假名”书写诗歌和书信，由于她们缺乏汉字知识，书写起来也不受汉字字体的束缚，将草体的“万叶假名”一书写得更加流利自如，具有独特风格，被称为“女手”。“女手”即女人的手笔，在当时处于受歧视的境地。进入平安时代以后，日本贵族文化兴起。这时期在文化上的主要特点是大陆文化的日本化改造，追求日本式的高雅、优美。“女手”字体优雅，具有曲线美，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加之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兴起，也促进了“女手”的社会化，使之成为公用文字。另外，这一时期，以优雅、潇洒的草体“女手”为中心的日本书法也应运而生，使“女手”进一步得到艺术上的锤炼。
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兴起及日本式书法的产生促进了“万叶假名”的转化，形成了平假名。从位于京都西郊的嵯峨清凉寺的释迦佛像中发现的一张纸条来看，在938年平假名已经相当成熟，字体与现在的平假名字体基本相同，据说即使是现在的二年级小学生也能认读出来。由此可以推断，平假名至少在十世纪初已基本形成了。
（二）片假名的形成
片假名也是日语字母的一种。“片”即不完整的意思。由“万叶假名”笔画的省略，即由汉字字体的一部分演变而成。
在日本古代，很长一个时期内学习汉文和使用汉字都是男子的事，特别是在佛教经典传入日本以后，学习和传授汉文汉字知识似乎成了僧侣们的专门职业。他们在学习经典时，首先音读汉字然后再训读解其意。这样就需要在教材的字里行间加音注。由于“万叶假名”笔画多、形体大，记录时既费时间又不方便。因此为适应速记和小写的需要，便取汉字的一部分，将“万叶假名”简化了。这种简化了的用于注音的“万叶假名”出于男子之手，所以被称为“男手”，也就是后来的片假名。片假名在当时不是用来书写文章的文字，而是作为按日语语序读汉文的一种补助符号。
片假名早在奈良时代开始萌芽，到平安时代中期，字体得到统一并正式得名“片假名”。
平假名和片假名都源于“万叶假名”，但最后完成它们的人却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出于不同的目的。促进平假名形成的是汉文水平较低的贵族妇女，目的是作为一种娱乐和消遣，更理想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而创制片假名的人是男性，特别是僧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理解汉文的经典著作。相传有高僧空海创制了平假名，回国留学生吉备真备创制了片假名一说，但目前史料未能证实，日本的语言学家多已不采用此说。
平假名和片假名不仅同出一源，而且数量和发音完全一样，只是字体外形不同。这两种假名在平安初期，可以同时混用，也可因人、因地不同任选一种。但从平安中期开始，在使用领域方面渐渐分化，目前两种假名在日语中的使用领域已经完全不同了。
从汉字传入日本，到日本文字假名的最后形成，大约经历了六百年的时间。在这一期间，日本通过汉文汉字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迅速发展，汉字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假名形成以后，日本民族并没有废除汉字，直到目前为止，日本一直采用汉字、假名混用的方法记述日语。
第二节 外来词介入日语的文化特征
一、外来词介入日语的历史沿革
在语言学中，外来词亦称为借词，是一种语言中出于某种需要借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汇。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正如一个人不能孤立地生存于社会一样，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亦不能孤立地存在下去。一国和另一国的交往是必然的，其结果，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相互接触亦是历史之必然现象。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孤立发展，它必须不断地与外国的文化相交往，并摄取其有益的养分以补充自己的肌体。在此，语言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它在被利用来学习、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自己也被作为文化现象之一被借用。因此，外来词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与受容方的文化体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现代日语中，外来词是极其丰富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了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态度。日语的外来词，溯其源流，可分为东方文化系和西方文化系。前者包括中国语、朝鲜语、梵语和东南亚诸民族语，重点体现了古代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特点；后者包括南蛮文化时代、红毛文化时代、文明开化时代和战后从西方诸国借入的语言词汇，主要反映了近现代日本吸收外国文化的态势。总体上看，以明治维新为界，此前是中国语，此后是欧美语占据日语外来语“市场”，中国语和欧美语对日语及其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外来词是社会语言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体系。在日语中，东方文化系和西方文化系的外来词合二为一为广义的外来词，仅西方文化系的外来词为狭义的外来词。然而，现在通常所说的外来词不是广义的，而是指狭义的。进一步严格说来，西方文化系中的外来词加上近现代以来从东方文化国家语言中借用的以及日本人根据自己的语言特点仿西方语言制造的“和制外来词”之和为现代意义上的外来词。这样说来，只有古代利用汉字从东方文化国家借用的外来词被排挤在外了。日本人一般不把它称为外来词，而叫做“汉语”词汇，同为日语几种不同性质的“和语”、“外来语”、“混合语”词汇之一。
“汉语”词汇不被视为外来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7]。其一，与欧美语言相比较，“汉语”词汇进入日语的时间非常早，最晚在公元四世纪前后即已开始，一直到西方文化开始传入的室町时代为止，几乎独占日语外来词市场。较之语言价值，其代表的文化价值更为突出。其二，“汉语”词汇是伴同汉字传入日本的，因此它在日本亦代表文字。原本没有文字的日本人是从使用汉字开始书写日语的，虽然后来创造出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假名，但汉字毕竟是“真名”，用汉字书写的“汉语”词汇一直广泛而大量地使用至今。其三，汉字是表意文字，日本人利用汉字的构词法再生了大量的“汉语”词汇，即“和制汉语”，使真正的汉语词汇与日本人创造的词汇难解难分。基于上述原因，日本人不认为“汉语”词汇是外来词，它在日本文化中具有“同文同种”的特殊地位。
外来词介入日语的第一个浪潮始于16世纪前期，即大主教传入日本的时期。1530年，一艘葡萄牙船只在去中国宁波的途中因遇台风漂至日本丰后府内（今大分县），船员随身携带的枝支引起了日本人的兴趣，这是日本人第一次与西方人接触。而后，葡萄牙船只不断在日本南部登陆，开始用拉丁语、葡萄牙语传播天主教，并从事商贸活动。日本藩主为了贸易利益，允许其在自己的领地传教、开设教会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社会福利设施。随着其传教和贸易活动的深入展开，西方文化进入日本，葡萄牙语词汇也作为外来词进入日语之中。1603年日本编辑出版了日葡语对照的《日葡辞典》，收词32000语，可谓规模巨大。据调查，在当时的日语中，来自葡萄牙语的外来词已达1000语以上。
第二个浪潮是伴随着“红毛文化”产生的。1609年荷兰商船驶入平户，要求与日本通商，获许后在平户开设商馆。此后，在1639年日本发布锁国令之后，荷兰仍具有与日本的贸易权，几乎独占了西方与日本的贸易市场。随着贸易的发展，西方的医学、药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等先进的科学文化以荷兰语为媒介进入日本，激起日本人对此的极大兴趣，迅速形成了一股风靡全国的“兰学热”。由此，荷兰语的外来词亦大量进入日语。
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美文化进入日本，形成日语外来词的第三次浪潮。1853年6月，美国彼利率军舰叩关，使日本人意识到学习英语、吸收英美文化的必要。从此时开始，日本的对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同年7月俄国特使到长崎递呈国书，翌年1月彼利再次来日缔结《神奈川条约》，1856年美国总领事哈利斯抵下田，1858年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纷纷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接着西班牙、比利时亦与之缔约，日本由此迈出了欧化主义的脚步。由此，英、美、法、德、俄等诸两方语言词汇肩负着欧美文化，宛如怒涛一样涌入日语。此间日语中的外来词是多国籍的，但以英美籍的为中心，并且在此基础上，日本人创造出了“和制英语”以及西方各种词相杂交的“混血外来词”，体现了外来词对日语的直接影响。
第四个浪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其他西方语言作为外来词亦丰富了日语词汇，但美式英语的影响之大是其他语言的总和也不能比拟的。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最为开放、接受西方人存在于自己社会最多的时期，在日本人与西方人直接接触这一点上，亦是范围最广的时期。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对美国的“一边倒”，战后日语外来词具有明显的美国文化特征。
二、外来词介入日语的特点
在长达4百余年的时间里，伴随着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日本从西方语言中陆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其中一部分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消失了，但大部分已经作为日语词汇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安家落户。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日本近代以来，以追赶和超越先进的欧美诸国为目标，从学问、技术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地学习、吸收了欧美的思想、制度等事物。这样的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必然带来作为其名称的语言词汇的输入，造成外来词的大量增加。在现代日语中，外来词广泛地分布于各个领域，特别是在与现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词汇中所占的比例之大是惊人的。
三、外来词介入日语的模式
语言学家萨不尔在论证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时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8]语言间的接触，必然导致相互间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最突出表现就是由外来词引起的“语言介入”。毫无疑问，外来词的介入是出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与购物、借物不同，语言的介入一旦开始，便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很少具有精心选择的理智。这样，从外来词介入的结果来看，就存在着多种模式，而不是单一的。就现代日语而言，外来词介入的形式可以分析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并存形式
即在某一外来词介入之前，日语中已存在其同义词或近义词，其介入造成同义词或近义词的并存状态。这类外来词与既存词的含义原则上是一致的，因此对其外来词的使用争议颇大。然而，既然存在，就有其存在的意义，这类外来词与既存词在社会分工方面出现了互补性。
（二）追加形式
即某一外来词的介入对日语词汇起到补充的作用。在一种新思想、新学问、新事物、新概念等文化现象传入日本时，由于无从用本民族语言加以恰当、确切地表达，便在吸收其文化现象的同时从外国语言中借用了其名称。以追加形式介入的外来词是外来同介入的主要形式，除生活用语外，更多的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用语，它对补充日语词汇和促进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十分积极的贡献。
（三）替换形式
即并存形式的极端发展，指并存形式中外来词取代既存词的现象。
当然，语言的替换与事物本身的变化不无关系。然而，在事物本身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外来词替代了既存词的现象并不罕见。
语言也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外来词的介入说明了日本社会发展对外来文化的需要和渴求。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吸收了大量的外国语词汇，而外来词极大地丰富了日语词汇，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以并存、替换方式介入的外来词亦使日语词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语言污染，因而受到非议。现代国际社会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频繁，交际的技术条件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便利，语言的接触也比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更经常和必要，然而在语言的借用方式上应该是有理智和选择的，它如同文化的吸收一样，应该是给一个社会和民族带来促进发展的新鲜血液，而不是破坏其机体的污染。
四、外来词介入的社会文化因素
语言的进化直接起因于历史情况，语言变化的很大成分在于社会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将语言引向一定的方向，在这方面外来词体现得尤为明显。鹤见和子在《好奇心与日本人》一书中指出，外来词的多寡是表示其民族活力的一个指标。她说外来词与其民族所持有的好奇心相对应，其多寡是表示其民族对外来文化吸收力的气压表。这说明日本吸收大量的外来词与日本的社会、文化乃至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
（一）社会因素
高尔基曾经这样讲过：“文化史教导我们，在人的社会活动最紧张的时代，随着新的劳动方式的多样化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语言会特别迅速地丰富起来。”纵观日本历史，外来词大量引入的时期均为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劳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大化改新前后及奈良时期，16世纪西方文化传入时期以及明治维新时期自无需赘言，战后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引入，以及职业分工迅速地向多样化、专业化发展，使大量的科技用语、专业用语涌入日语之中。战后日语外来词的急剧增加与日本社会的迅速膨胀是一致的，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及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
另外，明治时代以来外国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的普及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对日语外来词的引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代日本，在各行各业活跃的中坚人物中，几乎没有一人是不具有英语或其他西学素养的，这个事实亦是日本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特异现象。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唤起了商业主义的兴隆，而商业主义亦利用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推广了大量的外来词。
（二）文化因素
一种语言中外来词多的现象是其所依存的文化处于发展中状态的反映，而欢迎外来词也是进步向上的意向反映。一般而论，文化是由高向低传播的。自古以来，日本一直处于高文化圈的边缘地带，这种“外高内低”的文化地理条件，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善于发现自己不足，敢于承认落后，但又不甘心落后，虚心向先进文化学习并立志赶上先进文化的心理。正是因为日本民族具有这种文化心理传统，一旦有了条件才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如饥似渴地吸收外来文化以补充自己，这正是日本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引入外来词的重要因素。
（三）心理因素
外来词的数量亦“是表明日本人对外来事物具有旺盛好奇心的一个重要标志。”[9]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人对“舶来品”具有特殊的情感。至今为止，对于一般的日本人来说，外来词是欧美化→近代化→新鲜感的象征，即使是同样的东西，如果用外来词称呼，便产生了“新鲜感”、“高级感”和“时髦感”。出于好奇心，追求时髦感，使日本人在不断地放弃本民族语言中的既存词汇，而改用外来词，似乎外来词用得越多知识层次越高、越现代，于是乎学者的论文中充满了外来词，外来词也成了商品及广告的装饰物。
外来词还被日本人作为委婉语使用。“当人们不愿意说出禁忌的物名或动作，而又不得不指明这，物名或动作时，人们就不得不用动听的（好听的）词语来暗示他人不愿听的话，不得不用隐喻来暗示他人不愿说出的东西，用曲折的表达来提示双方都知道但不愿点破的事物。”[10]委婉表达并不都是用外来词，但外来词因为是外国语，意思不透明，适用于委婉表达。用音节文字——假名书写的外来词较用表意文字——汉字书写的词语能起到含蓄、文雅的作用，因此作为委婉语使用是十分合适的，这种心理亦是促使外来词增多的因素之一。
第三节 从外来词看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征
一、外来词与外国文化的关系
在语言学中，外来词也称为借词，即是一种语言由于某种原因借用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外来语是一种语言现象，是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它也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社会发展的工具。语言的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社会的需要，而社会的需要则往往将语言引向定的方向。在这方面，外来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当一种语言缺少某一方面词汇需要借用于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恰恰是作为这种语言的母体的社会需要向外界学习吸收语言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内容的时候。换而言之，词汇的借入是为满足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技术等发展的需要。外来同作为吸收外来文化的媒介，它的借入与文化的吸收是并行的。通过对语言借用现象的研究，划分不同时代的外来词，区别外来词的不同语源及其种类，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史，探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及其渊源关系。
自古以来，日本是一个吸收外来文化极其热心的民族，它在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日语中的外来词主要来自中国和西方的语言，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惊人的。这些语言材料为我们研究日本的对外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以及社会发展史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和有力的证据。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概貌，而且可以看到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
二、西方语言词汇与文化的传入
日本同西方文化的接触始于16世纪中叶。1549年葡萄牙的天主教徒来到日本鹿儿岛后，到1582年，有传教士59人进入日本，建教堂200余所，发展教徒人数达15万之多。
这一时期，葡萄牙语词汇也随之涌入日语，其中以天主教用语和与贸易有关的衣物、食物、器皿等日用品名称占绝对优势，据统计，仅天主教用语就多达500个。
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1592年）、荷兰（1609年）、英国（1613年）等两方国家接踵而来，并与日本建立了贸易往来。由于贸易和传教的结果，特别是1591年活字印刷机和印刷技术传入日本，为日本吸收外来语提供了方便条件，日语中的西方语言词汇不断增加。
与西方的接触给日本带来了贸易利益，但是当发现传教的目的在于将日本置于殖民地时，日本于1639年断绝了除荷兰以外的与西方任何国家的交往，并禁止西方书籍的进入和传播，实行了锁国政策。在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期间，荷兰是西方在日本唯一的贸易伙伴，也是日本接触西方文化的唯一窗口。所以当1720年日本解除了对西方书籍的禁令后，荷兰语成了研究和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重要工具，在日本出现了“兰学热”。
当时通过荷兰语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多方面的。在现在来自荷兰语的外来语中，以近代科学用语为主，包括医学、药学、天文历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哲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多方面。其次还有海运、衣物、食品及日用品等与贸易有关的用语。从中可以窥视到“兰学”留下的痕迹和对日本近代科学的影响。
19世纪60年代，美国首先用武力强迫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日本打开自己紧闭的门户。随后，英、法、俄、德等国相继涉足日本，并分别与日本缔结了通商条约。1868年明治维新，推翻了统治日本200余年的江户幕府，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个国统一政权。明治维新一举改变了日本的局面，在“求知于世界”、“破除旧之陋习”的主导思想下，日本积极开展与西方先进国家的交往。1871年日本派出“岩仓使节团”，用近两年的时间历访了欧美12国，进行实地考查和学习，之后便大批地聘请外国教师前来讲授和派遣人员出国学习西方的近代思想学说、先进科技成果，组织专人广译群书，介绍、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西方文化开始如潮水般涌入日本，同时西方各国的语言词汇也不可避免地被植入日语。
三、汉语词汇与中国文化的传入
日语外来语的历史始于古代日本与中国文化的接触。据史料记载，中国文化最初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地传入日本的。如日本最原始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分别成书于公元712年和720年）均有记载说，应神天皇15年（304年）和16年，有百济学者阿直岐和王仁到日本，带来汉文《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因王仁精于经典，应神天皇派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另外还记载说，中国人弓月君于应神天皇14年率其部民120县人由百济归化日本，传播农业、养蚕和机织技术。史学家认为，这是中国大陆文化系统地传入日本之始，也是日本人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之始。
上古时代，日本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在学习大陆文化的时候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这样，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便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而开始被日本人所吸收。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日语中已出现了较多的汉语词汇，其中主要是“五经”、“礼记”、“论语”等儒学方面的词语和钱、笔、纸、绘、绢、匙、筑、马、梅、竹、蝉、君等日常生产生活用语。这些汉字词采用的均是中国长江下游的发音，日语中称之为“吴音”，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朝鲜、日本与中国南朝的往来是密切的。由于传到日本的时间很早，有些词在读音上已经难以辨别出是借用于汉语的了。
钦明天皇13年（552年），即中国南北朝后期，百济圣明王献给日本天皇佛像和汉文经论。由此时开始佛教传入日本，并迅速地博得了圣德太子、圣武天皇以及光明皇后等统治者的信仰。从这时开始，佛教方面的梵语词汇通过汉语进入日语，可见中国的佛教及佛教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公元607年，遣隋使小野妹子受圣德太子之命第一次访隋，成为日本与中国直接正式交往的里程碑。继小野妹子第“二次访隋之后，从630年开始的历时200余年的13次遣唐使，把中日交往推向高潮。在这期间，有大量的日本学生、僧侣留学于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当然，也有中国高僧（如鉴真）前往日本，传播大陆佛教和文化艺术。文化交往的高潮给日本带来了吸收汉语词汇的高潮。在中国的唐朝时期，日语中的汉语词汇骤然增多，而且在范围也日益扩大。其中明显增多的是儒教思想和佛教艺术方面的词汇，新出现的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思想、教育、历史、地理、医学、美术、文艺、风俗礼仪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词汇。这些词汇的吸收，充分地证明了盛唐时期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由于种种原因，894年日本中止了遣唐使，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日本化改造阶段。然而，民间的交往并没有中断。由于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日本一直没有停止从汉语中吸收外来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前夜。但是与中国的唐朝时期相比，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范围上，都相差悬殊。特别是在中国的元、明、清时期，日语从汉语中新吸收的只限于和尚、看经、提灯、椅子、蒲团、瓶、铃、麻将、馒头、烧麦等禅宗和日常器物、食物名称方面的词汇。从这一时期吸收的词汇不难看出近世以来中国国力的衰竭，和日本对中国文化需要的下降趋势。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日语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据调查，在明治29年出版的《言海》中，汉语词汇已有2.2万余个。在现代日语中，汉语词汇占日语词汇总数的44.3%（其中包括明治时期用汉字翻译吸收的部分西方语言词汇）。这些词汇广泛地分布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科学技术、思想、教育、历史、地理、医学、美术、文艺、风俗礼仪及日常生活等各个语言领域。从现代日语中关于人体部位的名称、动物名、植物名、矿物名等词的绝大部分均由汉语词汇表示来看，汉语词汇极大地丰富了日语词汇。
四、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缘由与特征
（一）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缘由
一个国家或民族使用外来语非常普遍。日本每天都有大量的外来语传入，是世界上出版外来语词典最多的国家，几乎每年都出版一本外来语词典。日语在吸收外来语的同时，也充分吸收了各国的先进文化和科技，丰富了日语词汇，使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
1.语言发展的趋势
现代，国家与国家频繁接触，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完全封闭。日语与其他国家的语言接触时，经常会出现找不到合适的词汇翻译，或者即使翻译过来也不能完全领会其意思的情况，不得不借用另一国家的语言来表达。随着社会对知识的需求，人们对新事物的渴望非常强烈。在这种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外来语所代表的新事物、新概念就被人们吸收接受下来。人们主动接纳自己不了解的信息，追求知识的多元化成为外来语大量涌入日语的催化剂[11]。“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对他们自己满足。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们直接或间接和那些临近的或文化优越的语言说者发生接触。”[12]日语正是在与他国语言的不断接触中吸收外来语从而丰富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国际化的今天，日本人为了能够与国际社会更好地交流，必然会将大量的外来语引入自己本国的语言之中，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日语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源源不断地从国外吸收外来语，外来语不断增多。
2.日本人的特殊心理
日本人有一种心理，认为事物越新鲜越好。由于外来语是新事物，给人一种高雅、新鲜、时尚的感觉。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有使用外来语的癖好，他们对日本传统文化了解较少，对外面的世界及新鲜事物的兴趣极为浓厚，面对新鲜事物的刺激，容易很快接受。有些年轻人甚至认为越使用外来语就越能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另外，日本人很喜欢委婉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直接用日语表达，显得有些唐突、很不自然；而用外来语表达，听起来比较高雅，没有赤裸裸的感觉，所以对使用外来语情有独钟。
3.外来语的广泛传播途径
现代社会，报纸、电视和网络作为传播信息的途径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报纸是反映社会、文化、科学和国内外政治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媒体。新闻记者在写新闻报道的时候，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就必须引用外来语。电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为人们提供各种信息，同时还供人们娱乐。日本电视广告中的外来语明显多于其他电视节目中的外来语，原因是使用外来语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许多国外的品牌商品随着电视节目的宣传而广为人知。
总之，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语是日语语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外来语还会不断增多，一些外来语也会消失，或被新的外来语所替代。无论在哪个国家，语言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日语外来语的来源看，日语将全世界众多语言融合到本国语言中，又将本国文化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本国特色的语言文化。日语语言文化和世界语言文化密不可分，在日语语言文化的世界里，总能找到某个国家语言文化的影子。
（二）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征
1.毫不犹豫地学习最先进的文化
古代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文化史上，有“远东文化圈”的“文化核”和号称“半个世界”的“东方文化圈”代表之称，以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领先于世界，因而，古代日本把中国作为吸收外来文化的主要对象。但是到了近代，中国落后了，西方世界崛起，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15、16世纪的殖民地扩张和海外贸易，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产业革命，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变革，西方一些主要国家相继从封建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日本不是拘泥于古老的中国文化，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先进的西方文化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
2.对世界一流国家的文化的全面吸收
古代日本对中国文比的吸收，近代日本对西方英、美文化的吸收都是全面的，有人曾十分形象地比喻说：从典章制度到风俗礼仪、从宪法到婴儿的尿布一概收入。古代中国文化，近代西方的英美文化，在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体育、风俗、礼仪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3.根据需要对一般国家的文化的择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医学、哲学具有很高的国际地位，日本从德语中主要借用了医学、哲学和社会思想用语；法国的巴黎在世界上以摩登著称，它在服装、艺术、食品、美容方面走在前列。日本从法语中主要借用了服装、艺术、食品、美容方面的词汇：意大利是歌剧的故乡，日本从意大利语中主要借用了音乐方面的词汇；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日本便从俄语中主要借用了政党组织、思想方面的用语。
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日本地处孤岛之上，四周临海，在地理上处于封闭状态。古代、特别是远古，很难与外民族接触，对外界自然产生一种憧憬、好奇心理。一旦交通有了条件，这种好奇心便成为一种力量，促使人们去接触外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日本比较晚跨入文明时代，但其愿意吸收外来文化，并在不断学习外来文化中发展自身的文化。在这样的地理、历史条件下，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敢于承认落后，但又不甘心落后，虚心向先进文化学习并立志赶上先进文化的心理。日本民族正是具备了这样的文化心理传统，才能自觉、主动地吸收外来的文化，毫不犹豫地选择世界最先进的文化。
古代日本通过学习中国文化，不但吸收了汉语词汇，掌握了汉字，而且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假名。在文化的影响下，日本经过“大化改新”（645年），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政体统一，仿唐制建立起了封建体制的大和王朝。近代日本在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下，1868-1873年，明治政府进行了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即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通过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在科学技术、国家制度、思想精神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仅用50年的时间便完成了西方用几百年才完成的近代诸改革，一跃成为世界先进国。日本正是由于自觉、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并毫不犹豫地选择社会发展每一阶段中最先进的文化，才能不断发展以至达到现代的腾飞。
日本的历史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每一个民族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都不是永世不变的，而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要使自己的民族永远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自觉、主动地吸收社会每一发展阶段中最先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