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语语言学的缘起与发展沿革
一、日语语言学的缘起
自现代日语语言学[1]确立的1894年算起，至今已逾百年。现代日语语言学发展至今，绝不是无缘之水，无本之木，它经历了一个从草创、形成到发展直至走向繁荣的历史演变过程。有道是“鉴往而知今”，在跨入新世纪第10多个年头的今天，我们尝试撰文对百余年来的现代日语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做一下粗线条式的回顾和描写，目的是帮助今人更好地了解这门学科的缘起及其发展轨迹，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乃至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同时，亦想借此机会对中国日语语言学所取得的成就及问题做一点小结，对未来做一些期望。
日语语言学在日本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源流，一个是自古至今绵绵不绝的日本人研究自己母语的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国语学”领域，另一个是以引进西方语言学、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引进美国生成语法理论以后逐渐在日本兴起的“日本语学”领域，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对外日语教学“日本语教育”兴盛的背景下产生的。二者在本世纪初出现了部分合流的趋势，二者可看作是反映这种时代变化和趋势的标志性事件。
虽然“言语学”与“日本语学”二者在概念和所指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本书所设定的“日语语言学”概念不拘囿于日本的“言语学”，也不完全等同于“日本语学”的概念，而是带有自己的特色，即综合了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国语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具有鲜明开放与实用特点的“日本语学”以及其他同语言学相关学科的部分内容。一言以蔽之，本文尝试打破日本学术界的既有壁垒，围绕日语研究的一切学问皆在我们考察范围之内，其中既有理论性偏强的学科领域也涉及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相对而言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领域甚至还包括具有较强人文学科色彩的领域等。总之，本书所关注的大多数是在一定的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或启发下所进行的日语研究，且考察对象仅限于现代日语。当然，从研究规模以及成果、影响的比重上说，仍以现代日语语法研究为主。
仔细推究，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国语学”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姑且可分为以研究古语为特征的“传统国语学”和山田孝雄以来自觉借鉴和运用近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母语日语的“近现代国语学”。本书所设定的“现代日语语言学不包括前者，因为前者以文献调查和考证研究为主要特征，从性质上看大多属于传统语于文学的研究范畴，而后者即近现代国语学与“日本语学”虽然有时界限不甚分明，但较之近现代国语学生主要受近代西方哲学科学思想、特别是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等学派的影响，新兴的“日本语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大多吸收和借鉴了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注重将其他语言纳入对比和考察的视野范围，研究的目的或成果大多数被直接指向了对外日语教学实践乃至语言类型学研究。加之“近现代国语学”之所以被称为“国语学”也是因为它比较多地继承了日本传统国语学的研究成果，这在山田孝雄以及时枝诚记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可见，“国语学”与“日本语学”虽然有了部分合流与相互吸收借鉴的一面，但二者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表现在研究理论或方法上。
当然，早在日本的中世，确切地说在室町时代，来自葡萄牙的传教士罗德里戈斯就写出了《日本大文典》（1604-1608）和《日本小文典》（1620）等研究日语的著作，被视为早期日语语法研究的经典之作。其后，特别是到了明治时期，大批西方人来到日本研究日语，出现了很多像霍夫曼、阿斯顿、钱伯伦等西方人编纂的文典类语法书。这些著作由于是从外国人的视角研究日语，所以有学者认为它们属于有别于传统日语研究“国语学”的“日本语学”之代表性著作，而日本人自古代起研究本国语言的学问于是就被认为是“国语学”。但如前所述，本书所设定的“日语语言学”是建立在超越这种狭隘的“国语学”和“日本语学”区别之上的学科。只要研究对象是日语，我们不作“国语学”和“日本语学”的区别，即不从研究者的国别角度区分，而主要是从理论或方法论上着眼[2]。
如前所述，近现代国语学研究也是在接受西方近代语言学影响的基础之上确立的。上田万年给日本带来了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他指导手下搜集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同时积极培养奖掖学术后进。在他的指导下，弟子桥本进吉专攻日语史，东条操研究方言学，金田一京助则钻研阿依努学，均取得了杰出成就，特别是桥本进吉在江户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了上代特殊假名拼写法，这个发现对于日本近代语言学的确立可谓做出了卓越贡献。所以我们认为，现代日语语言学与传统的以文献调查和考证研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国语学研究相比，不在于时间的早晚，而是从理论到方法均受到了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者启发，确切地说受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而后者正是被认为是开启世界近代语言学的重要学派。
上田万年的功绩是将之前的作为佛教、歌学、国学附庸的语言研究与西方语言学体系整合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上田万年及其弟子东条操等，甚至包括山田孝雄等人虽受到西方近代语言学的影响，但没有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把日语作为世界语言家庭中的普通一员看待。显然，明治时期确立的国语学被带上了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和功利主义，是为当时日本国语政策的制定和针对本国人的国语教育服务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语言学研究所受到的政治影响和时代局限性。其后，由于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以及国粹主义的推动，更是凸显了本国本位主义的一面，原为“和汉”的二元对立被“日欧”对立所取代，强调日语独立性和特殊性的国语学传统随着日本与其他交战国政治对立的加剧进一步确立。所以，传统的国语学向现代日语语言学转换这个任务本来在上田万年时代起就理应可以实现，但却迟至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生成语法理论等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引进以及对外日语教学的繁荣才得以完成。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海外殖民的开始，产生了以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的日语输出以及伴随而来的“日本语学”，即出现了为对外日语教学服务所进行的日语研究。因此，“日本语学”有宽窄两种时间界定。“日本语学”的名称很早就有，这是指广义或者说是泛泛意义上的“日本语学”概念，但更为限定的或者说我们现在一般语境下所说的“日本语学”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美国生成语法等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兴盛起来的以服务日语教学为主要背景的日语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本进入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在经济繁荣的刺激与带动下，社会教育文化事业也取得了巨大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新学派、新理论的不断引进，以及日本国内大规模展开的对外日语教学向研究者提出了大量新的现实课题，日语语言学研究遂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包括负笈欧美的学者在内，日本年轻一代学者从来自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大胆用于解决现实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日语本身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说就是日语被置于相对化的地位，而非明治乃至战争期间被赋予特殊的国家语言色彩的绝对化，这种变化也为后来的学者积极大胆地运用提炼自西方语言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日语提供了基本前提和可能。经过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日语语言学走向了全面繁荣与成熟，可以说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二、日语语言学的发展沿革
从1894至2014年，日本的现代日语语言学研究已历经了百余年的历程。若从山田孝雄1908年的第一部语法著作《日本文法论》问世算起迄今也已有106年的历史了。如果掐头去尾，本书基本上就等于是对20世纪这一百年的日语语言学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这一百年是现代日语语言学由草创、发展直至走向全面繁荣、并产生学术巨擘和一大批卓越成就的时期。因此，这里对日本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做一个鸟瞰式的描写，对其中的源流做一个粗线条的梳理。
须加说明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著作大多只描写语法史，或者说是摘取语法史为代表来描述语言学史，以此来勾勒现代日语语言学的发展历程。这是因为：其一，语法学历来是语言研究之重，而且语法比较具有系统性，因此在方法论上承前启后的脉络比较清晰，易于梳理描写；其二，语法同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紧密相关。如同下文所述，在现代日语语法研究的历程中，很多新发现、新方法是受日语教学中所遇到实际问题的刺激产生或发展起来的。不过，本文虽以语法研究史描写为主，但同时兼顾与日语研究相关联的其他各领域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蓬勃发展的日语语言学涉及了现代日语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问题，尤其是与语言的功能、语境以及使用语言的人相关的要素被置于日语研究的重要地位，语言研究日益呈现出跨学科、多元化的综合研究的特点。
在此，将百余年的日语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1）萌芽期；（2）形成期；（3）发展期；（4）繁荣期和（5）整合期。从年代分布上说，萌芽期主要包括明治期和大正时期的大约30年形成期包括昭和前期，也就是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的20年发展期包括从战败的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到1980年前的35年时间繁荣期包括20世纪80、90年代的大约20年时间整合期包括进入新世纪的这14年时间。
需要声明的是，日语内部各领域发展很不平衡，每一个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不宜一刀切，所以本书姑且借鉴社会政治历史的分期，因为学术发展的历史总会在不同程度或不同层面上受到来自社会政治历史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涉及各个学科领域，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这样的分期比单纯以某个特定领域的发展进程为依据更为方便，也更为容易接受。
（一）萌芽期（1894-1925）
1894年，上田万年回日本执掌东京帝大的博言学讲座。1897年，他还在东京帝大创设了日本第一个“国语研究室”。同时，上田还积极培养弟子，参与了国语调查委员会的各种调查活动，并且在包括确立标准语在内的一系列国语政策的制定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为初步构建日本近代国语学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明治、大正、昭和初期的语言学、国语学乃至国文学的很多大家均出自其门下，如研究朝鲜语的小仓进平、葡萄牙吉利支丹语的新村出等。
松下大三郎的《日本俗语文典》（1901）是以当时中国留学生为对象编写的口语语法书，后人评价甚高，但同后来的山田孝雄的《日本文法论》（1908）相比，它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书，这从书名承袭了直至明治时期仍在使用的“文典”名的事实便可了然。山田孝雄在《日本文法论》里反省了大槻文彦以来日本学者生搬西方语法学说的弊病，借鉴西方的心理学、逻辑学成果，在细心观察日语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语法思想和学说。山田认为语法学是为了探讨语言是如何传达思想的规则的学问，这有别于此前的实用性文典类语法学说，在语法研究的独立性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除了语法研究以外，1904年日本出版了宫泽甚三郎的《日本言语学》，1908年还出版了大町芳卫的《日本文章史》。总的来说，这个时期是日本人对于本民族语言的特性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意识，并尝试移植来自西方的科学方法进行阐释的时期，这在语法研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真正臻于成熟还是要等到下一个时期。因此，这个时期大致上看应属于现代日语语言学的萌芽期。
（二）形成期（1926-1945）
1928年由小林英夫翻译的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日文版出版，给当时日本语言学界以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经过萌芽期的摸索，从20世纪20到40年代是山田孝雄、时枝诚记、松下大三郎、桥本进吉4大语法学派基本形成的时期。山田孝雄语法重视内容（意义），桥本进吉语法重视形态，也就是形式，而时枝诚记重视功能，可谓各有长短与特色，但均对后世的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山田孝雄继《日本文法论》之后在1936年出版了代表作《日本文法学概论》，更加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他的语法理论松下大三郎的语法学说被誉为是近代日语语法研究中的经典，其中很多观点和理论价值正在得到重估桥本进吉原本专长于研究古代文字音韵，但对语法也颇有建树，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从语音形式的角度描写语法。1934年桥本出版了《国语法要说》，战后还撰有《国文法体系论》（1959）。桥本的语法体系成为后来日本学校语法的蓝本时枝诚记的语法问世较晚，代表作是1941年出版的《国语学原论》，里面充分展示了融入他独特思考的语言理论，战后他还出版了《日本文法口语篇》（1950）和《日本文法文语篇》（1954）。在这4个语法体系中，松下大三郎属于洋派，山田孝雄属于国派。所谓国派就是指继承了江户以来的国语学传统，其大部分研究主要围绕助词、助动词展开。洋派就是从建构带有普适各种语言的所谓普通语法理论的目的出发，为此松下建立了很多独特的语法概念。时枝诚记批判索绪尔和山田孝雄的语法理论，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语法学说，其理论核心是语言过程说，他的语法学说后来得到了渡边实、北原保雄和铃木重幸等人的继承。时枝考虑了语言中人的因素，在当时可谓具有前瞻性，也为后来的很多研究所证明。
方言研究在这个时期有了初步的成就。上田万年主持的国语调查委员会于1903年实施了全国规模的调查，了解到各地方言的差异。与此同时，东条操尝试根据不同地区的语言特征进行区域划分。
1926年，日本语音学会成立1938年，日本语言学会成立接下来，1944年日本国语学会成立。这些学会组织的相继成立以及上述影响深远的语法体系的确立在很大意义上奠定了日语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因此可以说，至此现代日语语言学的格局基本形成。
（三）发展期（1946-1979）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进入了经济和国家重振的时代，特别是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成功召开为标志，日本开始迈入了经济高度增长时期。与之伴随着的是整个社会文化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语言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不拘一格的局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百花齐艳，蓬勃兴旺。
发展期分前后两个阶段，可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战后，随着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全面引进和消化，日语研究取得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发展。1950年，金田一春彦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力作问世。1951年，服部四郎的《音声学》出版。20世纪50年代，传统的旨在提高学生修辞水平的“文章学”兴起，特别是时枝诚记在《日本文法口语篇》（1950）中将“文章”作为与“语”、“文”并列的语言单位，奠定了日本篇章语言学的发展基础。日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以“言语生活”为开端，早于从美国传入的社会语言学，因而具有鲜明的日本特色。社会语言学研究此时正处于全面上升期。方言研究方面，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介绍到日本，被日本学者套用到对日语的研究上，特别是对方言构造的描写上，取得了不少成就。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由东条操、柳田国男等奠定基础的方言地理学大放异彩，取得了突出成就。此外，词汇研究在这个时期受到瞩目，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先后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语言调查，计量词汇学在这个时期获得了空前的进步和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外来的生成语法、篇章话语语言学等语言学理论流派相继被引进到日本，给日本的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巨大影响。1973年出版的久野暲《日本文法研究》，就是运用生成语法研究日语的成功之作。此外，还有井上和子（1976）和柴谷方良（1978）等著作问世。5年后的1978年，久野暲又出版了一部从功能语言学角度出发的著作，吸收了生成语法理论，并结合日语事实进行了细致独到的分析，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延续此前的贴近日本现实的独特的社会语言学（以方言研究为特征）以及日语声调研究等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社会语言学研究从量到质皆可谓达到了顶峰，体现了这个时期语言研究的成熟。这个时期，非语言交际研究方面的信息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起初内容主要集中在跨文化交际方面，最初关注的是英语界人士。
总之，进入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日语研究出现了第一个高峰，这种势头在某些领域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在这种形势下，1972年世界唯一的定位为普及语言学知识的《月刊言语》应运而生。从世界语言学发展历史来看。这一年正好是生成语法重要著作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中的语义学研究》和杰肯道夫的《生成语法中的语义解释》出版的时期，也是柴谷方良主编的Papers in Japanese Linguistics（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创刊的那一年。总之，日本国内外对语言以及语言学的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四）繁荣期
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国内外的对外日语教学的繁荣为日语语言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视野，同时也带来新的发展契机。1980年，明治书院《日本语学》杂志应运而生，首次明确提出了“日本语学”的用语，刊登了大量有关日语语言学方面的优秀论文，成为那个时期日语语言学全面走向繁荣的标志性杂志。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时期以服务于教学为宗旨的实用语法从产生直至走向繁荣的基调色彩。
这个时期，随着对外日语教学的大规模展开，日外对比语言学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樱枫社为适应社会普及日语语言学的需要，先后出版了《对照言语学》（1990）、《日本语概说》（1989）、《社会言语学》（1992）等概说性书籍，同时还出版了包括语法、词汇、篇章话语等分册在内的“个案研究”系列丛书。在对外日语教学中，研究一直较为薄弱的复合动词研究也是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有了长足进步。对外日语教学的兴盛还促使学者们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群之间在语言之外的交流方式和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予以关注，接下来在报纸等公共媒体上开始出现。总之，“非语言交际”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所谓繁荣期，不仅仅表现在社会需求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实用性研究兴盛等方面，也反映在如下方面：从各领域分布来看，日语研究进入了语法和其他语言学并重的时期，或者说语法独霸天下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具体地说，从功能、语用、认知等角度研究日语的比重在逐渐加大。也就是说，语言研究的总体趋势是从描写开始转向实用和解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语用学以及稍后的认知语言学在日本得到了迅速发展，涌现了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成果。以认知语言学为例，1998年11月《月刊言语》杂志为认知语言学研究出版了专刊，同年8月出版的第8期《日本语学》杂志以特集的形式刊载了由山梨正明、工藤真由美、定延利之、沼田善子等一批学者撰写的从认知角度研究日语的论文。《月刊言语》杂志于2000年（7-10月）再次连载介绍认知语言学的文章。1998年日本语用学会和2000年日本认知语言学会相继成立，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注重功能的语言学流派开始占据了语言研究的主流位置。同这种注重语言的传达及交际功能的大趋势相一致的是，语法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句子的主观态度即语气的研究开始兴起。语气的研究同上一个时期展开的有关陈述的争论有一定的相似性和相关性，日语结构上的特殊性促使学者们从这个角度结合现代语言学的理论重新审视与探索，可以说语气研究至今仍是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日本泡沫经济破产，被称为“失去了的十年”。对外日语教学开始走到了拐点。在这种形势下，1997年明治书院不得不调整曾经销路一直不错的《日本语学》的办刊方针，将所刊载论文重点放在了日本国内的国语教育即语文教学方面。虽然仍不时有涉及日语语言学的精彩论文刊登，但毕竟难以回到创刊之初那样的盛况了。不过，日语语言学研究并没有裹足不前，在进入新世纪后仍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
（五）整合期（2000迄今）
进入新世纪以后，一方面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语言学流派以更加强劲的势头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从最近的动向看，日本认知语言学会已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语言学会同时，随着人们日益重视语言的传达交际功能，日语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以下几个倾向：（1）语言学各领域相互渗透的趋势日益明显；（2）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视点等方面开始出现重新整合的动向；（3）越发注重语言学成果的应用。总之，与前几个时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征，而且未来的动向尚不明朗，故本书称之为整合期。
以语法为例，虽然描写语法仍然是语法学界的一个重要方向，一批中坚学者2001年发起成立了“日本语文法学会”，并且出版了定期刊物《日本语文法》，但语法研究总的方向仍然是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纯语法研究进步不大的现实促使人们另辟蹊径。例如，较之从前，方言语法和语法史研究受到重视，特别是重视方法论和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进行对比。同时，面向教学的实用型语法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占据主流位置。
此外，与语法向实用方向转变的趋势相并行的是，一部分学者尝试突破传统的语法界限，从语言的传达交际功能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关联着眼，开始了包括语音语法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探索与尝试。例如，由串田秀也、定延利之、传康晴编纂的从语言学、会话分析和认知科学这3个学科交叉的角度切入，显示出学科交叉与互补的大趋势。学科交叉表现最为明显的莫过于非语言交际研究，需要整合各个学科的资源，除了跨文化交际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以外，符号学、社会学、行为科学、信息科学、经营科学等诸多领域也进一步融合参与了进来。
在日本，随着近年来各大学研究机构的调整、学科的重组以及科研经费的不断收缩，同时日本社会对语言学学科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需求。这些因素迫使未来日子里日语语言学研究的方向将更为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但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语言研究离不开人的因素，例如运用来自西方语言学的礼貌原则研究包括敬语在内的一系列言语行为现象正成为日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亮点和焦点。另一方面，随着认知语言学以及对比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类型学研究也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正在日益成为日语语言学研究中的显学。
第二节 日语语言文化的特点与研究视角
一、日语语言文化的特点
（一）吸收性
纵观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古代从中国那里学到了汉字、汉文、佛教、建筑、艺术等中国文化，明治维新以后，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西洋文明，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多层性。日语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多层性表现得也很突出。在吸收外来语的同时，也把各国的先进文化吸收到日本，并将其“本土化”，日语在各种先进文化的滋养下不断丰富发展壮大。这些多层性主要表现在日语的表记、汉字的读音和词汇的分类等方面。
（二）创造性
日本一直喜欢将国外事物和本国事物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带有日本特点的事物。日语在吸收外来语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大约在公元2世纪，中国的汉字开始传入日本，这对只有“声音”而没有“文字”的日语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好事。当日本人意识到汉字的巨大作用时，视汉字为“至宝”，将汉字大量引入到日语中，当条件成熟时将汉语加以“改造”，大胆地将汉语意思加以引申。如：用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造出“片假名”；用汉字的草书笔画创造出“平假名”；借用汉字的字形创造出“国字”；用汉字的繁简特点创造出“略字”。除此以外，日本人还从汉语中借用了数以万计的汉字和词汇，被借用过去的汉字绝大多数保留了原有的意义或者与原意稍有差别，但是也有许多汉字已经完全“旧化”，失去了现代汉语原有的含义。在丰田公司汽车的工厂内挂有这样一则标语“油断一秒，怪我一生”，不懂日语的中国人，可能根据字面意思理解为：“若给机器输油间断，会被终生谴责。”但是，这里只有“一秒”和“一生”与汉语的意思相同，“油断”在日语中意思是“疏忽”，而“怪我”意为“受伤”。这则标语的实际意思应该是“疏忽一时，残疾终生”。再如，汉语中用“虎头蛇尾”来形容做事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尾，但是日语却使用“奄颐蛇尾”来表达相同的意思。可见，日本人能够以借其形而望其意的方式，十分巧妙地将外来文字进行地道的日化。汉字已经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语言生活中，对于汉字，日本人丝毫没有“外来”之感，年深日久，已把汉字视为本民族的正式文字。
同样，日本在从欧美语言中吸收大量词汇的同时，也不断整合出新的词汇。“和制英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和制英语是日本人以英语词汇为素材创造出的日本式的英语词汇，这些词汇表面上看来源于英语，但在英语中却找不到。可以看出日本人具有极强的创造能力，吸收外来语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语言，更重要的是创造出自己的新语言。
（三）暧昧性
日语语言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依赖他人，即把“他人”的想法或观念作为决定自己行为的基准。这种特点反映在人们的交际方式上就是，讲话者在十分注意听话者的前提下，尽量讲得很少或什么都不讲，周围的人们通过推测和经验体察到讲话者想什么或讲话的真正含义，在无言和暧昧的语言表达中达到交流。这种交际方式被日本人称为“以心传心”（心领神会）。为了正确理解这一交际方式，语言学家石井敏提出了一种模式，即“谦逊?体察交际模型”。根据这一模式，讲话者在没有发出交际信号阶段一定要考虑听话者的各种条件，首先要注意变换自己的脸部表情、手势及上下文的逻辑性等非语言信号，其次进入谦逊的过滤装置，最后才向对方发出语言。作为听话者一定要凭自己的体察能力补充讲话者减量化的语言内容，理解对方的完整含义。这一点是日语语言文化及人际交往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日本的传统文化是“体察”文化，是尽量减少语言交流的文化，是根据对方的心理来确定自己行为标准的文化。即使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如何能够从对方的想法出发，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上委婉地说服对方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您的话很有道理，但是……”“您的想法很实际，然而……”日本人喜欢上述讲话方式，多数人喜欢以上述方式开始讲话。他们十分注意尊重对方，不伤害对方，不要让对方讨厌或憎恨自己，对对方的请求或要求等轻易不要拒绝，这是日本人坚守的信条。教师批评学生或公布考试、作业成绩时，都特别讲究方式绝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和感情。因此，在日语里一般避免使用过于直率、过于肯定的讲话方式。尽管近年来，直率讲话的人在逐渐增多，但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委婉的语言表达是成功的语言交际所不可缺少的。
日语语言文化的暧昧性特点不仅表现在口语体上，在文章体上也有所体现。日本著名的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的名文《阴影礼赞》就是阐述这一理论的成功之作。此外，他还在名著《文章读本》中具体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指出：“我这本书从头至尾几乎都在阐述含蓄一词，‘含蓄’的意思就是避免冗长和啰唆。”按照他的解释，所谓名文就是避免采用过于明了的解释和说明，在字里行间应该给人留有一定回味的余地，让读者欣赏暧昧表达中蕴藏的美的韵味。近年来，日语中的外来语明显增多，甚至可以说达到了泛滥的程度。追究其泛滥的原因，除去日本人喜欢舶来品追求新奇之外，新语言的暧昧性可以唤起一种无法说明的美的感觉也是其理由之一。
（四）年龄差别性
崇外心理和外来语的不断涌入使日本年轻人在会话中经常使用外来语。铃木孝夫指出：“汉字就好像是苦口良药，而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就好像是被甘甜可口的糖衣包裹的毒药。用假名书写的语言简单易读，而实际上能够正确理解其意思的人却很少，这成为人们交流的巨大障碍。”老年人比较喜欢汉字，而年轻人从来不拒绝外来语，甚至更喜欢外来语。年轻人大胆地使用外来语，用日语假名拼出英语单词，几乎将所知道的日语全用英语说出，没学过英文的老年人根本听不懂。日语假名中有些英语中不存在的音节，一些词语形成了极不标准的英语发音，变成连英国人听不懂无法理解的日式语音。
日本大部分的老年人对新鲜的外来语了解较少，年轻人则经常使用新出现的外来语，造成了两代人用语的差别。这种差别因为两代人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不同而产生，是日语语言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五）“内”“外”的距离性
无论在任何社会生存，与周围人们的人际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日本社会尤为重要，这种人际关系不仅表现在处事为人的表达方式上，而且在其外在化表现的语言使用上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由于讲话人和听话人的关系、年龄、性别、职务、场合、话题的不同，所使用的语言表达也不尽相同。几乎所有的日本公司、机关和企业对新员工上岗前的严格语言培训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人喜欢“自己”深入到“对方”的心理去理解对方，在对方尚未发话之前尽量感知对方的意图，同时按照周围的情况来采取临时应变的办法，使自己具有调整交际的“柔软结构”。
要认识和理解日本人这种复杂而微妙的讲话方式，必须对日本人所具有的“内”“外”距离感的语言意识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世界无论任何国家或民族都具有把自己与周围区分开来、划分远近的本能。然而却很少有像日本人那样根据内外之别来变换语言表达并使之成为待人接物的重要内容的。
日本人的“内”的意识是与“我”的存在作为核心的意识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观察问题的基点是自身的存在。按照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山下秀雄的解释，“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中，有几层重叠的同心圆。如果把中心的‘自我’用深红色表示，那么，越往外颜色越淡，在最外侧淡红色的边上用一条很清晰的粗线划分开来。在区分‘内’‘外’的线的里侧没有规定的间隔，只是浓淡的差异”。
在日语里关于“内”“外”表达方式的典型体现就是敬语。在一般的语言学著作和教材中，敬语主要指年龄小的或职位低的人对长辈或地位高的人讲话时使用的尊敬讲法，但是在现代日本社会特别是年轻人阶层这种意识十分淡薄。现在的敬语首先是“亲近感”的“晴雨表”。关系越亲近越很少使用敬语。也就是在把他人接纳为自己伙伴的过程中，其语言的使用方式也随之改变。
二、日语语言文化的研究视角
（一）本体论视角
本体论视角是指把语言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来进行阐述，研究者主要将语言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代表作如古田东朔的《日本的语言文化》。古田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他以语言所形成的文化为对象进行研究，论述重点放在现代日语基础的形成上，内容涉及日本古代语、近代语、上方语[3]、江户语[4]以及日本国语意识的形成过程等。另外，还有山田明穗的《日本的语言文化II》，该书从探讨日语的特点来理解基于语言的文化本质，内容涉及日语的历史、近代日语、汉字、假名的发明、五十音图、词汇、语法、敬语以及日语与西欧文化的关联等，其中特别追溯了日语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程，并展望了日语的未来。
本体论视角的特点是，将语言本身看作是一种文化，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即论述语言就是在论述文化，论述语言的某种特点就是在论述文化的某种特点。
（二）关系论视角
关系论视角是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核心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关系论视角认为，语言不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与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领域。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关系论可以分为以语言为中心进行研究（后简称“语言中心”）和以文化为中心进行研究（后简称“文化中心”）两种情况。语言中心指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研究的重点在于语言。如前面提到的牧野成一（1996）是通过日本人的空间思维来探讨日语语法的，菊地康人（1997）则是通过分析日本人的社会心理来研究日语敬语使用的。文化中心指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文化，研究的重点在于文化。如芳贺绥的《日语的社会心理》（1998）是以论述日本人、日本文化为主的著作，作者通过分析日语的特点，来阐述日本人的心理、社会行为方式的特点，同时又说明了日本人的心理是如何反映在语言上的。长谷川如是闲的《语言的文化》也是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除了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化，或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语言这种单向研究，日本语言文化的研究成果中还存在既从语言的角度分析文化，又从文化的角度阐述语言的双向研究的著作。如唐须教光的《文化的语言学》，作者对语言和文化的构造、功能分别进行论述，并分析说明了语言和文化二者联系的必要性。
另外，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又可将关系论视角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宏观研究指结合对文化特点的分析，来对语言使用的特点进行概括性论述。例如，野元菊雄的《日本人和日本语》（筑摩书房，1978）中，作者从日语和日本人心理的关系出发，阐明了日本人的语言心理，从而论述了日本人对日语使用的好恶、习惯以及日语使用整体上的特点。芳贺绥的《日本人和日本语》（1979）和《日本人的表现心理》（1998）也是宏观研究的著作。微观研究指结合对文化特点的分析，来具体论述日语某一特定的语言现象。牧野成一（1996）把日本文化和日语某一具体语法现象（时态等）相结合进行具体性研究。还有菊地康人的《敬语》（1997），书中的有关文化因素与日语敬语的使用特点关系的研究也属于微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