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语言学概述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是语言学和社会学结合的产物，同时又与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有密切的联系。社会语言学不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或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语言问题，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考察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及语言结构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规律，因此，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一般把它与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一起列入宏观语言学的范围。
吕叔湘先生给予社会语言学以高度的评价，把它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并列，称之为语言学的第三次解放。他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才有一部分学者不愿意以此（即为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引者）为满足，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28]。
社会语言学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以来，不断开拓着新的研究领域，通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展了理论研究，改进并充实了调查方法和分析方法，出版了不少专著，还出版了两本专门的杂志：一本是《国际语言社会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主编为费什曼（J.A.Fishman）；另一本是《社会中的语言》（Language in Society），主编为海姆斯（D.Hymes），各国的百科全书收有专门条目，大学的语言专业设有专门课程。可以说，社会语言学已经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并从初创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
一、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社会语言学研究在应用元理论原则方面不完全一致，但将社会语言学放到黑格尔哲学体系和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中来讨论是恰当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加以考察：一方面是社会语言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语言学的论题与黑格尔体系的理论和方法的关系。
从社会语言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来看，其基本的理论原则是语言的社会属性原则，因此其研究范围主要涉及语言的社会文化现象，如语言的社会模式和结构；语言的变体，如方言和语体；语言的社会团体，如语言社团；以及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的变化，语言的社会文化意义和社会交往中的语言等。这些方面的研究从一定的角度反映了民族语言交际学、话语分析、语用学、语体学、皮钦语及克里奥耳语研究等研究领域所探讨的问题。显而易见，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是语言交际，即研究语言在特定社会中的使用问题（当然也包括对语言习得和语言结构的研究），其对语言的描写当然包括了对语言功能的描写。从这个角度看来，社会语言学显然应当属于功能语言学的范畴，而功能语言学则完全符合Markova（马尔科娃）提出的两大阵营的哲学体系中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元理论假设。因此，可以认为，社会语言学的元理论源自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
黑格尔体系对于现象的本质的认识坚持交互性、不确定性、特殊性和动态性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意识的能动性和思维的社会性原则。这种体系试图采用综合的方法将相互依存的多个部分联系为一个整体。因此，黑格尔体系对语言使用/话语的描写和解释无需将研究对象理想化并加以抽象，而将理想化的研究对象加以抽象的方法显然是笛卡尔理论体系的工作原则。通过认真考察，人们不难看出，社会语言学的论题与黑格尔体系的理论和方法是相一致的。
在社会语言学的元理论框架里，研究的内容是呈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其基本的综合性原则是把语言使用看作是人类一般行为的一个方面。从更为具体的层面来看，社会语言学把语言作为文化和社会实体来对待（而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现象）。因此，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的变异现象而不仅仅是语言的不变性。社会语言学是一种以语言使用者为中心的语言学，对语言使用的研究也就包括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系统而且还包括了对语言使用语境、对语言交际的参与者和对交际产生制约的情景等方面的研究。由此看来，在元理论的层面上，社会语言学属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当然也就属于功能语言学范式。
二、社会语言学的形成及其原因
（一）社会语言学的形成
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因素影响的角度，把握、观察、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情况的一门学问。它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于美国，并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得到公认的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语言学研究带有很强的跨学科特点。[29]如拉波夫的变异理论研究、贝利的克里奥尔语研究等，无不与社会学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方法论上看，20世纪60年代中期拉波夫所做的调查报告《纽约英语的社会阶层性》（The Social Strat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1966）以及他所采用的研究模式堪称典范[30]，即采用定量分析法，把大量数据均衡处理后再加以数理分析。
从语言学理论领域的划分来看，社会语言学属于功能学派。传统语言学的研究仅限于语言的内部关系，而社会语言学则着眼于对语言外部关系的研究，从而拓宽了语言研究的领域。社会语言学从社会、民族、人类等角度思考语言现象，开展调查、统计、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数量化概念。社会语言学探讨了在同一时间内选择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被试，调查他们之间的语言变异，并且将语言研究的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社会对语言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反之，语言可以描写和表现社会的一切，因而又对社会产生影响。因此，社会语言学就是在这种作用与反作用力的推动中，在社会与语言这两个变数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接触中发展起来的。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对语言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同时又更为广阔的概念，打破了索绪尔以来只研究语言内部同质系统的局限；（2）对语言研究进行计量统计的分析；（3）通过语言变异的研究在共时和历时之间架起了一道沟通的桥梁，解决了共时和历时的矛盾。
因此，了解社会语言学所关注的问题，了解社会语言学的调查与研究过程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等，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是拓宽视野、加深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理解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社会语言学形成的原因
社会语言学的形成和建立有它本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
1.自身的原因
20世纪初，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提出语言是符号系统的学说，并强调对语言系统进行共时的研究。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开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的先河。从此，西方语言学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对语言结构系统本身的共时研究上，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兴旺发达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后期，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崛起。转换生成语法虽然在许多方面与结构主义不同，但二者的基本研究方面仍然是一致的。乔姆斯基（N.Chomsky）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65年）一书中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前者指说话人和听话人对自己语言的内在知识，后者指这种能力的实际运用。他明确指出：“一种语言的语法，其主扮在于描写理想的说话人一听话人固有的语言能力”。[31]关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海姆斯在1966年所作题为《论交际能力》的报告与之商榷。海姆斯指出，乔姆斯基这种涉及语言能力的理论抽象地论述理想的事物，而未把社会文化因素作为其描述的内容。因此，乔姆斯基的观点很像伊甸园的观点，理想的说话人一听话人的形象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人，几乎是不受动机支配的能自觉认识的机械物，除了偶然的情况外，这并不是世俗社会中的人。海姆斯提出的“交际能力”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在形式上可能，即语言形式是否合乎语法的问题；（2）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可行，即语言形式的可接受性问题；（3）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得体，即语言形式的得体性或适切性问题；（4）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实际上做了，即语言形式在运用中的现实性问题。[32]当然，我们不能根据海姆斯对乔姆斯堆的批评来评论转换生成语法和社会语言学孰优孰劣。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理论，二者的目标和对象迥然有别。许国璋指出：“研究拟想的人的语言—这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的旨趣；研究社会的人的言语—这是社会语言学的旨趣[33]；概括地点明了这两种语言理论的差异。
正如索绪尔当时对新语法学派的批评并不否定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贡献一样，语言学家对这种封闭式的语言系统的研究的批评也并不否定结构主义学派和转换生成学派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观察的深入，这种研究的弱点也逐步暴露出来了。这首先表现在它舍弃了许多因素，如使用语言的人、时间、地点的因素，就更大的范围来说，还有某一言语社团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等，因此就不能正确解释许多语言现象。比如说，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只注意由语言系统内部关系（如分布关系）所决定的各种变体，而忽视了人们在使用语言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证明，言语不仅仅是个人任意选择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状态的表现，而显然具有特殊的结构，是受特定的规律支配的。拉博夫（W.Labov）对纽约市百货公司（r）的社会分层，也即对?oor，fourth一类词中是否把（r）发出来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把（r）发出来的记作（r-1），不发出来的记作（r-0），结果发现，在社会地位较低的商店里职员发（r-1）的比较少，低于20%；在中档商店里职员发（r-1）的约占50%，在社会地位较高商店里职员发（r-1）的则超过60%，这说明是否发（r）音跟社会分层有关。此外，有些人发（r-1）或发（r-0）的情况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随着说话正式程度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34]。这样，拉博夫把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及其风格变项联系起来，认为三者所体现的关系是一项两数关系，任何一个变项的变化都会引起结果位的改变。他根据调查材料从社会原因方面探讨了语言变异的规律。这种规律是过去的语言学从来没有揭示过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是与人们对言语现象的关注有联系的。
2.社会历史的原因
语言研究由实际需要而产生，它最初是为读古书和学作文服务的。在我国，语言研究起源于对古代典籍字义、字音和字形的探索。在印度，被称作“吠陀支”的学问，也是为了解释最古的文献《吠陀》经文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而产生的。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也并不例外。在20世纪50、60年代，不少国家中出现了一些与语言有关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美国的情况也同样，加上种族歧视，许多黑人和非白人少数民族（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更难找到工作。同时不少青年在中学毕业前就离开学校，他们缺少教育，担当不了技术工作。美国当时掀起了一个民权运动，语言问题也成为这个运动的内容之一。为缓和种族冲突和阶级矛盾，政府一方面采取镇压手段；另一方面也采用一些改良手段。前苏联则随着俄语作为各民族族际交际工具作用的增长，语言学界提出了“俄语与苏维埃社会”这样一个课题，要求联系苏联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来研究俄语的发展。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许多独立国家，不少民族生活中的变化，独立国家中的社会经济改造等，引起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也引起了一些社会语言问题，新建立的国家要确定选用什么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在多方言的语言中，则要确定在哪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标准语。而随着人口流动速度加速，各个国家中操双语的人越来越多，加上操同一语言的语言社团中夹杂着不少少数民族，导致使用语言的情况越复杂。这些都要求语言学作出正确的解答。
此外，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特别是电子科学的突飞猛进，使现代社会成为信息化的社会，引起了信息交换划时代的变化。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人类语言的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机器翻译、计算机技术及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发展，要求语言形式化和技术化，以便进行自动操作和运算。语言的形式化和技术化并不改变它的交际功能，而要求进一步探索社会对语言的有意识的影响和作用。这些也要求人们对语言学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1）语言结构变异的研究，如社会方言和城市方言，社会阶层对语言使用的影响，社会群体因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不同年龄段、性别等因素而引起的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
（2）社会环境和言语行为关系的研究，如不同社会环境对言语活动的影响，在特定语域和使用域中人们使用语言的特点和语码转换的规律，各种专业语言（法律语言、医生语言、体育语言、广告语言等）的特点；
（3）语言状况的研究，如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总和及其功能分布，语言和各种语言变体的功能分类；
（4）双语（多语）现象和双言（多言）现象的研究，如社会群体和个体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以及一种语言不同变体的情况，人们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上述语码的选择和制约，因语言接触而产生的混合语（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及其形成和发展；
（5）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研究，如按社会发展需要，制订出语言管理、语言教育和语文建设的规划，并确定语言政策加以实施等。
拉博夫和范舍尔（C.Fanshel）从1977年开始研究医生和病人的谈话。他们认为医生和病人的谈话是社会语言学应用的一个颇有意义的领域。医生应当培养一种感受病人特点的能力，应当懂得病人一旦对医生建立了信任感，其力量可能超过医术，效果将是神奇的。这种关系的建立要靠医生的言与行，所以在同病人的谈话中医生的语言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可惜的是，医学界对这一点还不够重视，医生们仍然认为语言交谈的问题不及医道本身重要。在不少国家里，还是病人“求医”，医生认为除看病之外并不需要考虑什么语言问题。
对电视、广播、报刊中广告语言的使用也开展了不少研究。它们的效果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广告中的最大问题是建立“劝说话语结构”，即针对不同的对象设计出不同模式的广告宣传的语言结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顾客的心理状态各异，风俗习惯有别，购买水平不一，广告语言自然也应该有所不同。国外已经有人把广告语言研究选作博士论文的题目。
在法律方面，社会语言学也大有可为，如研究录音和文字材料鉴定、文章风格分析对案件判决所起的作用等。冈佩兹曾证明美籍菲律宾医生的一次医疗事故是由于这位医生的本族语影响英语而造成的。有些案件还涉及语用问题，语言学家以专家身份对语言进行分析并出席法庭作证。有些语言学家还攻读法律以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从而以合法的身份参加法律事务工作。他们既是律师，又是语言学家。
可以预见，国外社会语言学在未来将更紧密地把理论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当然，语言教学（包括外语教学）将在社会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得到改进，还有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将会促使社会语言学家去探讨解决办法，提出新的理论。
四、日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社会语言学是从社会因素影响的角度，把握、观察、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情况的一门学问。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日本语言学界就开始了对“言语生活”的研究。
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在建立之初，以“言语生活”的研究为中心，开展了对不同类型语言生活状况的实地调查。如1949年在福岛县白河和1950年在山形县鹤冈进行的以方言（方言）和普通话问题为中心的语言调查；1952、1953年在三重县上野和爱知县冈崎进行的敬语意识及使用情况调查等。因此，尽管日本语言学界使用“社会语言学”这一名称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但是对语言生活的调查及研究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早期日本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和方式，同时也形成了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日本“语言生活研究”的总体特征。在这一意义上，“语言生活研究”与之后兴起的美国社会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语言学界开始使用“社会语言学”这一专用术语。从研究的视角来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日本社会语言学研究开始对语言交际行为及理论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如对交际模式的研究、对敬语使用的调查研究、对方言与标准语的研究、对语言使用中的性别差异的研究、对语言表达和文化及社会诸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及话语分析研究等。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多为不同类型的论文、各种语言学讲座中专门介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章节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多种版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教材、专著、译著相继问世。真田信治、涩谷胜己、阵内正敬、杉户清树等人合作完成的《社会言语学》自1992年出版以来再版12次。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是充分反映了与日本社会生活紧密相关的语言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日本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状况。随后，真田信治将20世纪以来的日本学界有关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制作成光盘，为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节 语言与性别差异
一、语言性别差异的成因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持续发展，在20世纪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期，英美国家在社会舆论上已开始公开支持性别平等，并希望人们相信后天所学的习性男女都是一样的。一些学者的话语分析也偏重于从生理和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解释性别话语差异的情况。如认为男女分属于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坦嫩、格雷[35]等），他们不是从男性话语蔽权与女性权力缺失是造成语言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来开展话语分析，而是从男女生理自然差异的观点出发，强调男女天生就是不同的，由于相互间缺乏了解而在话语交际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误会。
社会文化影响的观点以社会文化习俗所形成的性别刻板印象对性别语言的规范和要求为出发点，强调男女生理差异及由此形成的性别角色认知，通过在言语交际中采用不同的话语策略而在语言上形成不同的特征。如女孩从小就被不断地强化在讲话时的声音应比男性更有礼貌，而显示礼貌的话语是在表达上要委婉，要表示友好和合作等情绪态度。这样，女性在话语中便不直接作出决定，以示不把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抱怨强加于人。这样一来，言语及行为习惯方面的性别差异就被解释为主要是缘于生物或生理上的自然差异：“社会性别建立在生理性别的基础上，只是生理差异被夸大了。事实上，生理差异被用在了不相关的领域里。”[36]但这类观点也承认社会文化传统的作用：“即使生物和生理上的因素影响到人的行为和社会组织结构，这些因素也只有在社会文化的调节下才能发生作用。”[37]按照这一观点，男女生物性别差异在话语中的表现只有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下才会显现出来。
这种观点引发女权主义学者的批评。他们不同意用文化差异的观点来解释语言性别差异现象，而是主张话语权力，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导致男女在话语交流时的不平等。反对性别差异派自男女自然差异的女权主义学者，如塔尔博特就认为坦嫩有关男女天生差异的观点忽略了男性权力和话语霸权的作用和影响：“就‘两种文化’这一方法本身而言，正如在实际应用中它所倾向的那样，其主要问题在于漠视差异的后果，它给人们一种错觉，仿佛男人和女人的确是平等的，男女仅仅是不同而已。”[38]关注话语权力反映了西方社会妇女解放运动或女权运动的持续发展，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数量也大量增加，并且也有一些女性开始在各类工作中担任不同层面的领导工作。
当然，性别语言的表达方式特点突出，尤其是女性语言，即使不是面对面或是书面语言，也可以从措词、语气、终助词的使用等使对方清楚地感觉到说话的人是女性。
从语言交流的角度来看，性别语言或性别差异都可以成为影响交流双方继续展开话题的因素。这是因为男女双方各自的侧重不同，男性在会话中多注重以传达某种信息为主，而女性则多注重加强与对方的心理联系。
二、影响语言性别差异的因素
语言的性别差异产生的根源，既有人的生理因素，如就发音器官而言，女性的声带比男性短，因而发出的声音比较尖，声调较高，也有社会因素，但主要是社会因素，即男女在语言上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造成的。
（一）妇女的心理状态
妇女的心理状态也是影响语言性别差异的一个原因。自从人类跨入阶级社会以来，妇女一直处于附属的地位，弱者的心态表现在言语上自然就比较踌躇、委婉，讲究礼节的家庭从小就教育妇女要温文尔雅，举止言谈要中规中矩。女性多用反义疑问句来表示犹豫和迟疑的语体，以及在陈述句末也要用上升语调以表明其不确定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国妇女更由于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严酷的封建礼教使他们有很强的自卑感，与人交谈时自称“小女子”、“奴家”，即使与自己的丈夫谈话也要称自己为“妾”等。
（二）男女在社会中不同的地位
长期以来，男女在社会中不同的地位是导致男女语言差异的主要因素。自从母系社会转变到父系社会，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降低了，而男性成了生产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随之而来的是男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宰者，支配者。而女性只能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甚至是男人的附属品。这种男尊女卑的现实必然会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的语言里。克雷默在1974年作了一项研究，他将1973年2月17日至5月12日出版的十三期《纽约人》（The New Yorkers）杂志的卡通画收集起来，分析这些卡通画如何表现妇女。他发现，虽然在这些卡通画中有男有女，但是男性的说话部分比女性要多一倍。男女谈话涉及的主题也不同，男人谈论的是生意经、政治、体育等，妇女谈论的是社会生活，吃什么喝什么，家里有什么麻烦等。女人说话没有男人那么有力，男人赌咒发誓比女人多。其他人的研究也表明，在有男有女的场合，男人说话比女人多，他们还发现，男人跟男人，谈话的主题和女人跟女人谈话的主题大相径庭。男女一起交谈时，男人总是占主动地挑起话题，而且男人比较多地打断别人说话，与人争辩，常不理睬别人说什么，老想控制话题，下结论时比较绝对。总之，男性语言表现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权势”关系。男人统治，女人屈从。因而，有的人把女性语体称作“无权势语言”（powerless language）。男女社会地位的差别就自然会影响他们语言的使用，使语言对妇女具有歧视性。
（三）交际策略的不同
交际策略的不同也是产生语言性别差异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马尔茨和博克对美国男性和女性之间言语交往的研究发现，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中，男性更喜欢争执，喜欢突出自己，质疑对方，更喜欢开玩笑等，他们强调的是挑战性。而女性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中则突出谈话各方的平等，强调谈话的和谐，因而会采用一种不同的交际策略。他们喜欢用包容所有人的“我们”和“你们”，喜欢用点头、用“嗯”、“是的”等表示响应的词，用插入几句评论或在对方谈话过程中提几个问题等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注意和兴趣，喜欢在自己说话的一开始就提及、总结前面人的谈话内容，并使自己的言语建立在这些内容（祝畹瑾，1992）。
（四）禁忌语
禁忌语也会对不同性别的语言产生一些影响。在祖鲁语中，妇女不能提及公公及其兄弟的名字。如果违反了此条禁忌，该妇女将被处死。此外，禁忌语还会对妇女的用词产生影响。有的词不能直接说出来，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非禁忌语的词。
总之，语言的性别差异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根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妇女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语言中歧视妇女的部分正在逐渐减少，但要彻底废除那些长期使用且约定俗成词汇和表达方式，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女性语体的存在，毫无疑问给人类语言增添了一些绚丽的色彩。
三、语言性别差异的文化建构与存在的问题
（一）语言性别差异的文化建构
言语交际能力显然是后天习得的产物。萨丕尔指出：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塔尔博特也指出：“与生理性别比较，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它是后天习得的。人们通过学习，掌握被理解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各种特征……人们被‘社会性别化’，并积极地参与到属于自己性别的社会化过程中。”[39]从社会性别习得到语言性别特征的建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由该语言所属社会文化决定，而人们对文化的了解、认同并依照文化的规约行事本身便是习得的。因此，社会中的每位个体均是与文化一起成长，也就是说，“男人与女人日常生活中那些看似自然的方面，其实都是文化塑造的产物”[40]。
语言性别差异特征还会表现在话语交际风格上。社会语言学研究对男女在话语交际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有较多的描述：男性很享受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他们通过这种形式在阶级社会中体现其独立性、社会身份等，男性还喜欢在公共场合开玩笑，以便让自己处于人群的中心位置。女性则相反，她们更喜欢私人性质的交谈，话语交际的目的是希望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注重寻求同一性和相同的经历等。
对形成语言性别差异的另一个解释是源于男女生理性别自然差异，认为男女分属于不同的亚文化，因此男女间的话语交际被看成是一种跨文化的交往，男女的性别差异使得相互之间缺乏理解，因而在交往过程中会产生误解和冲突，而冲突的原因则是男女交往风格的不同。
（二）语言性别差异存在的问题
社会语言学从孤立地考察语言形式与性别之间的相关性，转为研究男女话语风格方面的差异，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但从总体上来说，研究的成果还难说丰硕，而且很多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与社会语言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比如从社会、文化等角度研究语言使用，必然会碰到变量不易控制、研究结果难以重复验证等问题。此外，研究者对性别这个范畴、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性别对语言使用的影响程度等认识上的局限，也是导致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概括地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忽视多种因素
很多研究者都认识到，社会、文化、心理、语境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语言的使用。一些研究者对各种语境下的话语进行广泛考察后发现，男女话语风格方面的各种特征大都与性别没有一致关系。然而，不少研究还只是静态地考察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把性别当成影响语言使用的唯一或主要的因素，而不是综合、全面地观察性别与其他不同因素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所以，这些研究发现的某些性别差异，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性别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变量。
2.过于看重差异
长久以来，社会学习惯将人分成男、女两个对立的类别，所以，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很多研究者的意识中，性别也是对立的二分范畴，是个人拥有的静态特征，不会随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以这样的思维为出发点，很多研究者首先设想男女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而且必定能在话语中得到体现，对于具体研究的结果，也常概括为普遍结论，于是，大量的研究针对同一课题，但结论常常相左。
3.解释简单化
造成具体语言使用中性别差异的原因复杂而多样，至今尚无能普遍接受的解释，但在分析具体研究结果时，研究者也有简单化的倾向。比如支配论和差异论等理论依据的是范围有限的实证性研究结果，但都过分强调引起语言使用中性别差异的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因素，因此都广遭批评。
四、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研究意义
自20世纪60年的初期以来，语言性别差异研究一直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这一研究充分显示了其旺盛的学术活力。从社会语言学本身而言，语言性别差异研究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它在社会语言学内部建立了一种基于语言学分析基础之上的“性别模式”研究范式；第二，它还成功地揭示出性别差异与阶层差异之间的关系，丰富了变异理论内涵，改进了定量分析手段；第三，它作为一种独立变量而引入语言学研究之后，有助于对于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做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解释，提高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性。具体地说，社会语言学所谓“性别模式”的讨论，实际上牵涉到说话人因性别差异而引发的对不同语言变体形式和表达方法上的选择。杨永林曾经指出，这种研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其所指内涵又是如此深厚，以至于被称作是一种“社会语言”形式。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的背后，不但有来自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有来自认知模式，乃至生理结构等更为深层因素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了对“本能与教养”命题的不同理解，显示出（社会）语言学研究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这种研究，不但说明语言变体研究中存在着阶层因素与性别因素之间的关联，同时也反过来证明性别因素应该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中一种独立变量的必要性。这是语言性别差异研究对社会语言学自身的影响。
通过对形形色色的语言性别差异现象理论成因的探索，不但加深了语言学家对此项研究工作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同时也使得我们有机会透过不同的观察视野、采用不同的理论模式，从分析研究男女言语风格特征入手，进而了解他们的言语行为模式同其生理机制、认知模式、心理过程、社会角色、价值观念、文化差异之间的紧密联系，明确了男女之间，哪些语言特征有其生理学的底蕴，哪些言语表现是“社会使然”的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类一般行为模式的了解。对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天然”对“教养”的命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促进以人为本的基础科学的研究。
第三节 语言与变异
一、语言变异的相关理论
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语言代码不再仅仅表示单纯语言学上的符号意义，而是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深刻的文化意义。从研究的对象分析，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它关注的是为什么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并关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语言传递其社会意义的方式。根据Wray et al（1998：88）的观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语言学就成为一门富有生命力的学科，其中涵括了语言变异、性别与语言、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多语社区、语域（register）与语言风格（style）的变异、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等诸多的研究领域。了解语言变异的目的是认知语言变异的本质是什么。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认知语言的变异，语言变异又是一个很宽泛的、抽象的概念，因为语言变异有着广泛的内涵，例如话语变异、方言变异、口语与书面语变异、语言风格变异等。
从研究的内容分析，社会语言学要研究语言变异的现象，只进行简单的语言差别描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语言变体的各个项目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这些项目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做出解释。语言变异是由性别、年龄、职业、社会阶层等社会因素引发的，所以研究者通常把引起某种变异的社会因素看作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把产生变异的语言变项看作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
在研究的方法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以实证法为主的研究。所谓实证的方法就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它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入生活进行调查的社会实践能力。对语言问题的调查，更需要深入到生活的基层，获取第一手的语言材料。有时候为了研究一个问题，需要三番几次地进行调查，甚至需要深入到偏远的地区。社会语言学所研究的既不是历史文献材料，也不限于某些有代表性的书面语材料，而是实际生活中的自然语言现象。研究者要用实证的方法来解释语言为什么会发生变异。
要揭示社会因素影响下的语言变异的原因，有必要就语言变异的研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或概念进行探究和阐述，诸如什么语言变异、语言变体、语言变最、语体和语言形式、语言变异的形式等等。这些探究不仅有助于建构起较系统的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而且能促使这门学科的研究有的放矢，有助于使研究更加理性化、科学化，从而使我们对社会因素影响下的语言变异问题有新的认知。
（一）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拉波夫（William Labov）开创的语言变异研究（Speech variation）（涉及语法、词汇、惯用法、语体变异等方面）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体。谈到语言变异，Williams，G（1992：67）指出“Speech is subject to constant variation.without which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ould not be possible.”他进而指出，“语言变异能被受话人（listener）潜意识地体察和接受，而并非是发话人（speaker）提前声明的语言规则”。谈到语言变异Holmes（1999：89）进一步指出“Speech variation looks at how and why speech varies from one social context to another，and how speakers signal their identities in the language they use.”由此可见，发话人（Speaker）的语言不仅能反映自己的身份特征，同时也受制于其语言交际的社会语境。
那么什么是语言变异？语言变异（language variation）是指在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过程中，语言在发音、词汇、语体、语言风格或语言的表达方式等层次上，在语言的内部所发生的变化和差异。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认真注意任何一种语言，就会发现该语言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语言变异理论——反传统语言学只研究静态的、封闭式的语言系统和语言规律的做法，认为语言变异是语言的内在属性之一，人们只有对异质语言的有序系统进行研究才是语言研究的核心所在。虽然目前语言变异理论在西方已被广泛接受，国内也有不少介绍该理论的文章，但该理论对于国内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很新的课题。
然而，为什么语言会发生变异呢？这个问题曾引起社会语言学家们的热烈讨论。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人们在日常交际中的话语变异现象是富有意义的，这种变异的持续发展最终导致了语言的变化，语言中有无限多的变异（Jorgensen，1989：101）。Giglioli（1972：8）曾说过，“语言行为（speech behaviors）的规律性变异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体系中存在着制约机制。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在公众场合和在家里，人们不会总用一种语言风格（speech style）进行交流”。Wardhaugh（1998：5）也有类同的论述，他说“没有人总讲同一风格的话，人们总是利用语言的差异去表达不同的交际意图”。这说明一方面语言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变异性，单一的语言风格是很难找到的；另一方面，语言的变异也不是无拘无束的，它受到复杂的社会因素（当然也受到语言的结构规则）的制约。
（二）语言变体
“变体”（variety）这一术语是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赫德森（R.A.Hudson）提出来的。这一术语的提出，可以说是对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的扩展和发挥。与变异和变素（Variant）[41]不同，变体的概念里已经增加了社会因素的内容，它的定义是“具有类似社会分布的一组语言项目”。具体地说所谓类似社会分布的一组语言，可能是英语、日语等。而影响对话的因素大约有地域、社会身份、场合，分别形成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功能变体。这三种变体互有关联，都有其语音、词汇、句型方面的特征。
1.地域变体
这方面传统的研究就是方言学。方言受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至于标准方言和地域方言的区分，则和政治因素有关。标准语大多以首都的方言为基础。
2.社会变体
社会变体和性别、年龄、阶层、种族有关。在此不细论四者表现出来的语音、词汇、句型方面的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仅提“威信（prestige）”，它分为：（1）显威信：社会阶层较高的人说的话较有威望，因其话语接近公认的标准。（2）隐威信：表现为工人的发音，代表粗犷的男子气魄。（3）特鲁杰（Trudgill）发现，低阶层的工人高估自己使用标准变式的情形；高阶层的人也受工人发音的吸引。（4）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应该有相同的地位和威望标准。
3.功能变体
功能变体和场合有关。分语域（register）、语体两种。（1）语域，指使用的变体（varietiesaccording to use），即在不同的“域”（场合）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一个意思。如书信用语。（2）语体，就是根据不同的交际环境采用不同的体式，如谈话语体、政论语体、科学语体。（3）拉波夫提出“场合语体（contextual style）”的概念，越正式的场合，高威望变式使用的频率就越高。变式比率变换的情形称作语体变换（style-shifting）。语体变换也有社会阶层的差别，会根据谈话对象加以调整。（4）语体是包括口语和方言在内的各种语言变体功能性的转换。
日语中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变体，比如说话人平时使用东京式的普通话，但使用敬语时却保持了出生地所特有的敬语表达方式。
（三）语言变量
变量（variable）指的是在质或量上可以变化的概念或属性，是随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因素或因个体不同而有差异的因素。具体地说，变量就是会变化的、有差异的因素。例如，学生的语言水平是随学习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每个学生在语言水平上也会体现出个体差异，因此我们就把语言水平看作是一个变量。语言变量指的是一些具体的语项，这些变异的语项被称为语言变量（language variable）。
语言变量是语言变异研究和社会方言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也是必需的工具。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拉波夫（Labov）运用定量分析法研究语言变量（language variable）与社会变量（social variable）之间的关系，他的代表作《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The Social Strati?cation of English，1966）为一领域奠定了基础。他的许多方法和观点业已确立，可以说现在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很多方法来源于拉波夫的研究方法。拉波夫和其他社会语言学家一起，试图解释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异和变异过程，并试图从这些变异中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而且为了指导社会语言学研究和人们的日常教育。
（四）语言风格与语言形式
语言风格（language style）与语言形式（formality）是研究中常提到的两个术语或概念，那么什么是语言风格？Wolfram和Natalie（1998：24）曾这样表述过“style is the range of variation within the speech of an individual speaker”。语言风格可表现在语言的不同层面上，如语音、词汇、语法、句法等。影响语言风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谈话的主题、方式、场景、参与者、社会地位等。Holmes（1999：283）曾这样评述过，“人们之所以选择某种语言风格的原因是与社会因素相关联的，诸如交谈者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身份（status）、语言形式（formality）和语言功能（function）等”。
那么什么是语言形式（language formality）？它与语言风格又是怎样一种关系？语言形式通常指语言是否规范或严谨，“而语言风格（style）则常以语言是否规范为分析尺度”Holmes（1999：246）。语言形式有规范与不规范或严谨与不严谨之分，其规范程度与语言发生的场景（setting），谈话人的身份（status）等社会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风格是某个语言行为者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表现出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不仅有诸如（formality）规范与不规范、严谨与不严谨之别，还体现在语言行为者在交际中的习惯用词类型、表达方式等方面。
二、影响语言变异的主要社会因素
人们的语言可以表征他们属于某个特殊的群体。在很多社区内，人的社会地位、性别、年龄、种族和所属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成为识别社会成员身份的重要尺度。语言的变异反映了社会因素对语言使用者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人们是如何用语言来表征这种归属关系的。由于社会语言学要研究语言变项（language variable）和社会变项（social variable）的关系（又称为语言变量和社会变量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是社会变项。社会变项或者社会变量又称为社会因素，诸如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等。
社会因素影响着人们交际过程中的言语变异。这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在不同的场景下、不同身份的人会用同一类型的语体进行交流。同时也不能期望人们在谈论不同的话题时用同一种语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这些现象的产生与某些社会因素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语言与性别
对于英语中性别“gender”和“sex”的表述，英国社会学家Anthony Giddens将“性别（sex）”定义为：男性和女性在生物学或解剖学上的不同；而“性别（gender）”则是男性和女性在心理、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不同（Anthony Giddens，1989：158）。以此定义为基础，要区分这两种概念似乎就容易多了。性别（sex）取决于人的生理差异，而性别（gender）则是一个社会建构问题，它涵盖了男性和女性在心理、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不同。这样看来，我们将在以下的讨论中更侧重后者而非前者。
在研究语言与性别的关系时，我们需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即语言是可以性别化的吗？是否存在着与性别相关的不同语言形式？当然，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持肯定态度的。
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性别的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早期。特别被研究的有语言行为的两个领域：语音平面上的男女语言行为的差异和男女交谈中的语言风格差异。不论哪个社会阶层的男性都使用这种闭塞音，女性则取决于其社会阶层。因此与其把这种发音描述为工作阶层的一种模式，还不如说成是一种男性模式。这项调查为性别自身作为一种语言差异的社会因素提供了证明。
（二）语言与年龄
说话者个体或者由同一年龄段的说话者群体都代表了历史的一个位置或生命的某个阶段。不同年龄层的语言变体能够反映不同年龄段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在语言使用上所发生的变化。
在语言变体研究中，我们需要了解不同年龄的人的话语特征，但是这些特征或者话语的模式皆与人们生活的过程和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这些因素包括家庭地位、性别关系、雇佣关系、社会关系、居住地、参与的社团及社会活动有关，这些都会对语言变体的模式有所影响。
（三）场景因素
场景（Setting）是有形的、可感知的，它指的是交谈者谈话时所处的交流地点或社会环境（比如：在家里，在工作单位，在学校等）。场景指的是他们在哪里交谈。
谈到场景，Holmes（1999：12）曾这样表述过，“场景亦可称为交际的社会语境。”不同的交际场景会对交际的言语形式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解释场景对言语的影响作用，Bernstein（1972：62）和Eggins（1994：54）均指出，“只有将语言交际置于一定的场景中才容易理解。”这说明人们的言语不仅会因人而异，也会与使用言语的场景有关，场景不仅影响谈话者的语体形式，而且影响着交谈者的发话量，影响着交流的目的（信息性、社会性）以及交流的功能。
场景因素也包括语境因素。语境主要是由语言的、同一文本的上下文构成。另一些则与语言的使用语境有关，即语言交流的社会背景。这种语境是文化的、社会的，又是一种自然存在的交流背景。
（四）话题因素
话题（Topic）指的是交流的参与者在讨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话题直接影响着语言使用的选择。
Sack（1984：b）认为“人们在会话（conversation）过程中，不可能使话题保持不变。会话者往往容易从一个话题切入另一个话题”。而在采访（interview）这种交际语境中话题往往由采访者提出或提示，并由被采访者作出相应的回答。就话题对言语变异的影响而言，话题可以影响语言使用者的用词风格、语言选择，同时话题自身也存在着变异的现象。
（五）身份因素
身份（Status）是个较广义的概念，其内涵涉及谈话人的年龄、财富、受教育程度、职务等。Cook（1989：53）指出，“在正式场合下，谈话者的身份将明显赋予交谈者以特殊的权力。即便在会话这种较随意的语境中，要使交谈者完全忽视交谈人之间的身份关系也往往是不可能的”。例如，就师生而言，即便是师生同桌就餐闲聊，学生也往往处于洗耳恭听的地位。故此，交谈者的身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言语的变异。
从以上对诸种社会因素的探究看来，语言的一个根本属性就是它的社会属性。所有被研究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包含着语言变异，而导致语言变异的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语言必然存在于变异的社会因素之中。研究语言的变异问题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头戏。语言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语言的变异是绝对的。新的语言形式不断出现，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交际环境等都会导致语言变异的产生。
（六）参与者因素
一些社会因素与语言的使用者有关，即语言活动的参与者（Participant），例如谁在参与交谈，谈到参与者对言语的影响，Chreshire（1982：9）和Chambers（1995：5）均指出，“在一定的语境中，采用何种方式的语体进行交际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差异”。此外，就言语变异的研究来说，“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研究者们越来越重视从理论上研究为什么说话人要选择某种方式谈话，重心从听话人为主导转向以说话人为主导”。
（七）社会阶层与语言
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指的是按照人们的社会声望、经济状况和文化程度等因素来划分的不同集团。语言能够反映这种集团划分，即不同集团的人通常会使用不同的社会方言，而一个人的社会方言又可以反映他的社会背景。例如，银行经理的说话方式不同于办公室普通职员的说话方式，律师的谈话也绝不会和窃贼的说话方式一样。因其社会地位不同，阶层归属亦不相同。
人的社会地位是指人们给予某人的顺从和尊重。因此，阶层（class）在这里就是一个简便的标签，用来指具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属于同一社会层次的人。在很多国家所做的社会方言的研究表明，社会阶层和语言模式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说话的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