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保证正确舆论导向的法宝
——一次调查研究的启示
十五大报告提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求“知识分子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同广大工人、农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这是党对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是每个新闻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需要每个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思想、工作作风与之相适应。
但是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新闻工作作风、文风方面都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人归纳为五个方面：不够实，不够深，不够贴近，不够认真，不够自律。这种状况很不适应新时期的新闻工作，若不及时加以解决，将影响我们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的工作。如何解决这些有目共睹的问题，新华社党组及时提出了深入“抓作风，改文风”的号召，非常及时，抓住了关键。重温江泽民总书记1991年11月4日在视察新华社时关于“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深入、再深入”的讲话精神，我认为当前新闻界要贯彻落实好十五大精神，关键就是要发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好传统和好作风。总结我自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一次实践，有不少启示。
三个想不到
现在，基层工作多样化，情况复杂化，不老老实实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难以摸到实情，会被表面现象障住眼睛，甚至受骗上当，以讹传讹。
1996年五六月份，我和分社农村记者高宁生结伴深入自治区山川各地的农村，以“宁夏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题，对宁夏农村好、中、差三类基层党支部的状况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没想到，深入基层，实地采访到的东西，与上面机关介绍的内容出入很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一是想不到“先进”典型已不先进。根据区、地、县三级组织部门的介绍和我们平时的掌握，中卫县城郊乡蔡桥村党支部是宁夏农村闻名几十年的老先进典型，方方面面都说不错。我们本来想把这个村支部作为好的典型认真总结一下，但到蔡桥村蹲点采访了一个星期后，却透过热热闹闹的表象发现，这个村支部的工作存在许多强烈的反差和突出的问题，反映出村党支部的工作已经严重滑坡。
从表面上看，蔡桥村气势不凡，办了7个集体企业，工作有实力有基础，群众觉悟高，党员素质好，干部能力强。党支部是连续两年受到银南地委命名表彰的标准化党支部，并先后被区、地、县评为“农村党建先进集体”、“先进党支部”、“双文明单位”，村上也先后被国家建设部、民政部、自治区授予“村镇建设文明村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自治区首批试点达标“小康村”等称号。
但是，记者白天在田间地头，晚上走家串户所听到、看到和了解到的情况，却与表面现象有距离，而且，反差很大。绝大部分村队干部和党员、群众，都对村支部的工作不满，认为严重滑坡。首先，支部“党不管党”的问题突出。支部放松了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不少党员的组织观念日益淡薄，思想涣散，混同于普通老百姓。除少数村办企业的党员坚持学习外，大部分党员的学习无人抓管，支部的组织生活也不能坚持。一年一度的党员冬训，村里还要给发误工补贴、会餐，不然党员不参加。就这样，上一年冬训，还有1／3的党员没到会。农业第一线的党员发展工作空白。其次，支部重视经济建设，轻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农民的思想教育，凝聚力差。农民“谁种谁的田，谁挣谁的钱”，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现象严重。连改选村长这样的大事，也才有1／3的村民参加投票。“十星级文明农户”评比、乡规民约等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刮一阵风就流产了。再是，村干部工作飘浮，弄虚作假，应付上级，脱离群众，干群关系紧张。普法教育、扫盲等活动，村里都没有实实在在地组织农民进行，上面考试验收的试卷，基本上都是村干部一人一沓地代填代答。还有，支部班子不团结，主要领导不廉洁。村支书和村主任矛盾大，常公开吵闹，相互不认真配合。而且，支部书记民主作风差，一人说了算，重大决策一般不与群众见面，村里的财务也不及时公布，干部群众意见很大。
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只好取消了把这个村支部作为好典型进行总结和宣传的初衷，实事求是地写了一篇《一个先进党支部是怎样滑坡的》稿件，总结了其教训。
二是后进的程度想不到。我们过去都常跑农村，自认为对一些工作落后的村支部的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但驻进宗教问题突出的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深入了解了该村基层党组织的现状和问题后，这里党的工作的落后状况使我们吃惊，感到这个村的党支部到关键时刻很难靠得住，甚至不敢说这里的基层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沙沟是个回族聚居的村子，1200余人，加上在预备期的共有10名党员，基层组织架子有，但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大多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加上宗教作祟，党员在村中受到孤立，一些党员竟有自卑感。党支部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小，软弱涣散，几乎是个维持会。维系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的最得力的手段是救济粮款的发放。党员的党性不强，素质低。现任党支部书记是1994年入党的新党员，对党和政府有意见，对宗教方面有很大的畏惧心理。与记者交谈过的党员，不论是新、老党员，全部说他们听党和政府的话，也听宗教上的话，在关键的时候还是听宗教上的。村里的前几任支书都与宗教方面瓜葛较深。1993年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沙陈双方械斗事件中，该村的原党支部书记竟出任清真寺的自卫队长、参与械斗，被开除党籍。继任的支书又因参与宗教方面煽动的所谓“为西吉事件平反”的上访事件被免职。晚上在灯下聊天时，现任村支书神秘而肯定地告诉我们：“到了关键的时候，村里的群众还是听宗教上的，不会听政府的。我要是不听宗教上的，将来不当干部了，就连走的路也没有了。”村主任是新发展的预备党员，竟没有学过党章，对党的宗旨、纲领和党员的义务都不了解，不知道党员是咋会事。身为预备党员、兼村会计的村团支部书记竟直言不讳地说：“在信党还是信教问题上，我还是信教。”过去担任过村干部的老党员，离任后受到孤立，生活困难，得不到组织上的关心，产生凄凉心情，大多都上寺念经，以期重修来世，在群众中带来不良影响。党支部的工作不正常。1994年前，村里连续18年没有发展一名党员。村支部16年了没有开过一次民主生活会。村里没有村部，更谈不上有党员的活动场所。党员的党费一贯由支书代交。支书说：“反正一人一年的党费只有6毛钱，全垫交了也只有6元，比一个个地收交还省去不少麻烦。”村里极其贫困，人均产粮只有71公斤，人均年收入只有165元，主要靠政府救济度日。有29户人家徒四壁，逐月向政府领救济粮款。就是这么一个最穷的地方，人们的宗教意识却最强，是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的活动基地。
三是想不到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好典型。我们本来随意选择了惠农县尾闸乡和平村作为一个工作处于中间水平的党支部进行解剖，没有想到，在村子里住了几天，我们就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发现这是一个好典型。我们在农村采访了多年，第一次碰到像和平村党支部这样一个群众一致说好的村支部，第一次遇到一个像村支书郑国良这样群众一致拥戴的好支书。
5年前的和平村，集体经济一无所有，连村部都没有，农民人均收入只有700多元，是全乡最落后的村。1991年1月，以青年干部郑国良为支部书记的新一届村党支部产生后，把发展经济和带领群众奔小康作为工作重点，经过5年奋斗，使大棚蔬菜、养殖业和立体种植成为村里的“三大经济支柱”，90％的农户有了固定的来钱路，并自力更生地办起一批村办企业。党支部还带领群众进行了农业综合开发，砌护了主要渠道、改造了所有桥函闸洞，开垦了400多亩荒地，整修了农电线路，硬化了村级主干道路。全村人均收入达1850元，名列全区前列。同时，村支部的学习制度和组织制度健全，活动丰富多彩。支部依靠群众，干部以身作则，深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时，村里还成立了村民民主议事会和村民理财监督小组，办事民主。
这个村变化大的关键，是有个好支书。村支书郑国良43岁，动过三次手术，身体残疾，但党性强，处事公道，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不计报酬，不管病体，不顾家业，不辞辛劳，群众公认他是“大公无私的好支书”。他的信条是：“群众不怕为公，就怕不公。”
当干部就要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他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他却11年没拿过村里的报酬。而且，村里办企业、建村部缺资金时，他还悄悄地把自家多年积攒的近2万元钱全部垫了进去。而他家原来经营兴旺的小卖部因无钱进货被迫关闭。他经常“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家的地”。为了帮助群众建温棚，他家辛辛苦苦地培育的3亩果园，因顾不上打药治虫，快要挂果的树全部被虫毁了。他用行动影响群众。号召建日光温棚，群众有顾虑，他就在自家的田里建起全村第一座温棚，并把所有带风险的新技术、新品种都先放在自己的棚里试验，然后推广。郑国良体内穿有4根钢钎，时常神经疼、腰腿麻，行动不便，但他带头苦干实干，不只一次昏倒在工地、田间。村里建铸造焦厂，他把铺盖搬到工地上，住帐篷，啃干粮，喝开水，带领群众一干就是100来天。患了脚气、伤寒、颈椎增生，新病旧病折磨得不成人样，但仍不下工地。县委书记见后，也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善待乡亲。谁家有困难，他都接济。对村里孤寡老人供奉如父，每年过年杀猪都把老人请到家里来吃第一口。有人劝郑国良先要自个致富，但他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干集体的事要一心一意，不能脚踩两只船。大家都富了，我一家要一口就够了；如果我一家富了，拿出全部家当也养不活全村的人。”
这个意外的发现，使我们很兴奋，一头扎在这个村里采写了《好支部好在有好支书》的内参稿，总结了和平村支部的好经验，还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人物通讯《好支书郑国良》。
四点收获
这次调查研究，使我们很兴奋，感到收获很大。这不仅仅是出了一批稿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活动，使我们对新时期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确信调查研究仍然是当前新闻报道真实、舆论导向正确的根本保证。主要收获有以下四点：
一、深入得实情。这次调研的“三个想不到”，使我对记者，甚至对自己平日跑机关、泡会议、编材料而写出的一些新闻稿件的真实性感到怀疑，甚至有所害怕，不敢再轻易地充当“二传手”。毛泽东同志曾告诫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在新闻工作中，记者抄简报、编材料的现象十分普遍，由此带来的新闻失实现象屡见不鲜。并不是说记者绝对不能抄简报、编材料，也不是说所有的简报和材料都有失实之处，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记者作风漂浮、文风不实的问题不是孤立的现象，是与社会上的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不实、弄虚作假现象分不开的。而当前，社会上存在种种不良风气，一时尚难以端正，必然影响新闻队伍和新闻工作。记者是“历史的记录员”，手中捏的是“太史公之笔”，不能简单地充当“二传手”，尤其是新华社记者，是党的耳目和喉舌，更不能满足于听汇报、编材料，一定要“眼见为实”，到实地去“目击”、验证、核实。否则，就难免偏听偏信，甚至受骗上当，写出虚假新闻。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那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的教诲，确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因此，只有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了解实情，把握真情，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舆论引导的正确性。人们常说：“浅水见鱼虾，深水观蛟龙。”确实，记者深入实际的程度与其了解实情的程度、作风端正的程度，乃至作品真实的程度，都是成正比的。
二、贴心能交心。“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记者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是党的新闻工作的起码要求。但如何才能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做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次调研使我们有了深切的感受。我们下乡后，注意和基层干部、农民交朋友，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做他们的贴心人，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多从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角度去看待，去探讨，理解第一。首先和农民、农村干部打成一片，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生活，缩短了感情上的距离。每到一个村，我们都住到农民家里，与他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炕，白天在地头拉呱，晚上在炕头聊天。农民们反映，多年没有干部跟他们这么亲近了。所以，什么话都能掏心掏肺地与我们谈。我们常常盘腿坐在土炕上，与农民或基层干部一聊就是半夜，息灯了也往往是在交谈中睡去。尤其是西海固地区的贫困农民特别亲热，本来自己缺吃少穿，却拿出细粮白面招待我们，六月天还怕我们受凉而特意烧起了暖炕，甚至为我们宰杀了羊羔，使我们受宠若惊。相比之下，我们克服虱子、跳蚤、老鼠的骚扰，缺水和水土不服等生活不便问题，也就不在话下了。再是要理解农民，同情农村基层干部，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特别是工作落后的村子，村干部往往都有自己的一本难念的经，只要给予充分的同情和理解，虚心倾听他们的苦衷，就什么情况也能了解到。由于我们努力“善解人意”，不少村支书把自己不愿告人的活思想都告诉了我们，有的村支书把一些敏感的地方政治矛盾的底亮给了我们，有的村支书还真心诚意地请我们为其工作出主意想办法。还有，要为农民忧而忧，为农民乐而乐。在西吉县沙沟村，看到农民贫困而致富无路的状况时，我们积极给村干部出谋划策，帮助农民致富，赢得了信赖；在惠农县和平村，为表达对农民集资修通了3公里长柏油主干道路的喜悦心情，我们应邀撰写了纪念碑文，被农民刻在石碑上树立在村头。
三、现场有新闻。为端正文风，多年来新华社一直提倡写现场短新闻，写视觉新闻，鼓励记者到基层去，到现场去。确实不少记者踊跃下基层“探宝”，写出了不少清新活泼，令人耳目一新，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新闻，由此而成为“富记者”。但也有不少记者忽视深入基层和到现场采访，整天浮在上面发稿荒；有的记者不到基层抓“活鱼”，缠着业务领导要题目。这次到基层调研使我们感受到，不管社会怎么变化，记者只要深入基层，在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基层实际的结合点上找题目，就有做不完的文章，写不完的报道。而且，不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报道的题目都很多。这次调查，我们不仅写了《宁夏好、中、差三类村党支部调查》（一组三篇），还了解到这个题目之外的不少问题和新鲜事，于是，“搂柴不忘打兔子”地写了一批见闻性报道。如看到农民精神生活贫乏，一些地方中小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我们写了《宁夏农民渴望精神生活富起来》《宁夏南部山区中小学生辍学现象严重》等内参；看到农村基层干部非常辛勤，写了特写《村支书的一天》；还写了《“五堆子”的变迁》《计划生育不再难》《农民不让他“告老还乡”》《陶乐有了自己的“麦客大军”》等一批通讯特写，被广泛采用。
四、研究见本质。调查研究是一项科学活动，分为调查和研究两个方面。没有调查，就没有研究；没有研究，调查就难以深入。二者互为依存，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不可分割，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不能只调查不研究，或重调查轻研究。处理不好二者间的关系，将影响调查研究的效果。我们调查宁夏农村好、中、差三类党支部时，在摸清其现状的同时，注意研究差的差在哪里，好的好在哪里，中间的为什么处于中不溜儿，极力从中找出有共性的东西来，从而透过表象抓住本质，拿出中肯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建设性建议。为此，我们开动脑子，调动积累，认真分析、研究，然后，再到调查中去验证，并不断使认识得到升华。如宁夏南部山区回族聚居的一些村子存在离任的老支书大多上清真寺念经现象，最初，我们以为主要是宗教作祟，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离任老支书对党的感情很深。近一步分析，原来，主要原因是他们离任后往往得不到组织上的关心和照顾，孤独寂寞，宗教信仰习惯的影响是次要的。尤其是在西吉县调查时，有一件事更加使我们看清了这个现象的本质。当时，中组部到该县慰问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给一些离任多年的老村支书每人发了100元慰问金，使这些老支书感动得痛哭流涕，千恩万谢，不少人表示不再上寺了，要信仰共产党不动摇。由于我们调查和研究并重，这组触及了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难点，并进行了认真剖析，提出了一些较有见地的意见，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受到自治区党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的好评。
五项注意的问题
这次调研活动充分说明，在新时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仍是新闻工作的生命线，是保证新闻真实和舆论导向正确的法宝。但新时期的调查研究工作要注意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虽然调查研究是记者永恒的课题，其传统应代代相传，但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调查研究的条件和环境毕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引起调研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足够的重视，并及时解决和引导，以适应新形势，调动和保护记者调查研究的积极性，利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其一，现在的社会比过去复杂得多了，记者在调查研究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种种干扰，坚持原则，站稳立场，保证调查研究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有的地方弄虚作假现象严重，不如实介绍情况，若不多方了解，会偏听偏信；有的单位为拉拢记者，掩饰问题，给以种种物质的利益，以图记者“上天言好事”，置记者于“吃了人的嘴短，拿了人的手短”的窘地；有的单位以给记者提供种种采访便利条件为名，用陪吃，陪喝，陪玩，陪采访等手段，把记者与群众隔离开来，使记者听不到真话，了解不到真情；有的地方对涉及敏感问题的调查，横加干涉，百般阻挠等。这些现象的出现，无不增加了调查研究的难度，记者一定要保持警惕。我们这次的采访一般不给当地党政部门打招呼，一杆子插到村里，无拘无束地调查完后再跟乡、县有关部门交换意见。而且，我们自掏伙食费，不给集体和群众增添负担，更不吃请、受礼。在西吉县沙沟村调研时，当地的乡领导听说后，怕我们生活不方便，来请我们到乡上去住，我们婉言谢绝，给我们送来1条烟、1斤茶叶和2斤白糖，我们也退了回去。否则，很难保证感情是否被扭曲，调查是否客观公正。
二是要注意学习，更新知识，有较宽的知识面。调查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科学活动，需要记者有广博的知识基础。尽管我们有一定的党组织建设知识基础，但在下乡之前，我们又找来有关书籍、文件，并到组织部门请教，对当前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有关理论进行了较系统地学习，并就这项工作的现状和问题作了了解。但这些准备与完成这项调查任务的知识需要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有一定的特殊性，还涉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观等，倘若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对民族地区的共产党员能不能上清真寺、什么时候可以上、什么时候不能上等政策界限都搞不清楚，调查就很难进行。再有，民族常识、宗教知识也是必须具备的。宁夏的伊斯兰教很封闭，对外界有很强的戒备心理，不同民族、不同教派的人与其交流难度较大。如果不了解其历史，缺乏基本的宗教知识，就更难交流。为了了解宗教界对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看法和意见，我们选择了并不亲政府的沙沟清真大寺的教长作为采访对象之一。虽然难度较大，但价值也大。我们先策略地说了几句清真问候语，一下就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再调动我们的知识，与之探讨伊斯兰教的哲学、科学，并与世界其他几大宗教进行比较，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引起了对方的兴趣，渐渐减少了戒备，对我们敞开了心扉。当然，学习有日常学习和积累的过程，但调查研究本身也是学习，不能轻视。我们与一些宗教人士交谈中，他们告诉我们不少当代伊斯兰教在哲学、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其自身的改革和发展趋势，就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基层干部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感受、意见和建议，也使我们增长了不少见识。
三是敢于触及敏感问题。调查研究要抓住新趋势、新动向、新问题，勇于触及热点、难点问题，更要敢于触及敏感问题。这有助于提高调研效果，容易引起共鸣和反响，对实际工作促进较大。在这方面，我们的这次调查研究有深刻地教训。本来，社领导指导我们抓住民族地区的特点，就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的热点、难点和敏感问题开展调研，我们也积极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但由于种种复杂而特殊的原因，使我们后来不得不向地方上的干预让了步，去掉了一些敏感部分的调查内容，使整组调查大为逊色，如果反思一下，这可能是这组调查的反响还不够大的原因之一。谈到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新华社地方分社在调查研究方面的敏感问题，即现在各地方分社与所在地方的党政部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受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掣肘或影响越来越大，往往给调查研究工作打上了一定的折扣。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如何解决尚需要认真研究。但敢于触及敏感问题，无疑应该是调查研究工作的内容，是记者追求的目标。记者要有这个胆识。
四是重视解决新时期记者调研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现在的环境变了，条件不同了，但记者下基层在生活上也出现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如由于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生活节奏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下乡干部已多年不住农民家等原因，使农民对干部下乡搞“三同”不习惯了，接待的难度大了。过去干部下乡搞“三同”，有大集体安排住宿、吃派饭，但现在，农民大多都忙忙碌碌，很少有精力和时间接待记者吃住。
在灵武市郝家桥乡柳湾村调研时，我们曾经和村干部跑了一下午，没联系上一家能接待记者的农户，最后只好找了一间有张土炕的邮政所住下来，每天踹着凳子，从一张1.4米高的全封闭的营业柜台上爬进爬出，饭也没地方吃，只好到附近街道上的饭馆里去吃。当然，不少农民愿意接待记者，但记者的生活补助水平低，往往给农民增加负担，也难以适应。如果农民天天好住好吃好喝地招待，而记者每天的差费才几元，住群众家又没有住宿补助，也不好意思住下去。我们住在川区农民家，住宿带3顿饭，每天每人付三四十元生活费，实际还亏农民，而就这样住久了年轻记者也承受不了，所以，也不敢在农民家多住多吃。这在发达地区可能不存在问题，但在不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确实还是问题。对此，在记者来说，要在农村多交朋友；就单位来讲，要制定特殊的生活补助政策，给下乡住农家的记者以必要的生活保证。
五是建立激励记者调查研究的业务管理机制。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的传统作风，需要记者加强事业心和责任感，需要单位和部门加强记者队伍的政治教育和思想作风建设，也需要科学管理，建立一套激励记者积极下基层调研的业务管理机制。如把调查研究纳入记者业务岗位责任制管理，使调查研究制度化；在记者业务考核、业绩奖惩、职称晋升、聘用和升职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政策，向调研倾斜，给调研者以优惠，给记者以压力；改革现行的业务考核办法，避免造成鼓励记者片面追求报道数量的不良导向，采取重点培养措施，在各部门、各分社培养一批擅长于调查研究的骨干记者；对住农民家中采访者给以特殊的经济补助，鼓励记者到农家去，并住得起，待得住等。
（新华社1997年新闻年会论文，见1997年12月28日《新闻业务》周刊第24期）
学习调研的方法?改进调研作风
无论是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还是提高报道的影响力，都需要记者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开展调查研究。2007年9月，我参加在井冈山干部学院举办的第四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干部培训班期间，集中了解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历程和我党国内革命斗争时期的革命历史，接受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并认真研读了《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的调查文选》和《毛泽东文集》中有关调查研究的篇章，收获颇多。尤其是对毛泽东同志在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面前，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调查研究作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对记者改进调查研究工作、认真履行好新时期的职责很有启示。
毛泽东同志是调查研究的楷模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是开展调查研究的楷模。他一生重视调查研究，但凡遇到复杂情况、疑难问题，甚至遇到挫折时，他总是开展调查研究，向实际学习，从实践中寻求真理。可以说，毛泽东靠调查研究起家，靠调查研究研判天下大势，调查研究是他事业成功的基石。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就崇尚调查研究。他既重视读“有字之书”，也重视读“无字之书”，常常利用暑期，背把雨伞，开展“游学”式社会调研。1917年暑期，他与同学肖子升徒步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进行农村调查达一月之久。1918年暑假，又与蔡和森在浏阳、沅江等县开展了社会考察。这种“游学”为毛泽东后来的调查研究，以及用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具体分析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奠定了基础，从而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著名调查。
大革命前后，毛泽东开始自觉地、系统地和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他先后多次到江西安源煤矿、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水泥厂调查工人运动的情况。为了了解和领导好农民运动，他于1927年初用了1个月零2天的时间深入长沙、湘潭、湘乡、衡山和醴陵5县农民运动高涨的地方，一连做了5个调查，使他充分了解了社会。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以大量事实驳斥了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怀疑和指责，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了中国的各阶层的状况，正确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脉搏，所以，在秋收起义失利后，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能当机立断地改变了上级关于攻打长沙的不切实际要求，实事求是地率领起义部队进入罗霄山脉打游击，保存了革命火种，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并没有满足于在井冈山当革命的山大王，而是一边调查研究，一边出击赣南闽西，以“燎原”之势，发展新的根据地，建立了中央苏维埃政权。
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到长征前，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成果丰硕，留下了一篇篇堪称范文的调查报告。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面对立足未稳、百废待兴的局面和极其艰难的环境，毛泽东毅然带着脚伤，于11月份就一头扎进湘赣边界各县开展调查研究。相继写出《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全面掌握了湘赣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自然条件、土地状况、群众基础、阶级关系等，为制定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分析，毛泽东写出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形成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思想。
1930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达到高峰，深入基层调研，先后写出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使他能够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较好地解决土地革命中基本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通过兴国调查，他弄清了贫农与雇农的问题，知道了贫农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看到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力量。这时期写作的《寻乌调查》（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118页）与《反对本本主义》被认为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标志性的作品。
《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红四军打下江西省寻乌县城后，毛泽东为了了解中国的富农问题和商业状况，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完成的。全文共五章三十九节，长达8万多字。这是毛泽东所作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找了中级干部、下级干部、穷秀才，破产商会会长、失业的小官吏等十一人，接连开了十多天的座谈会，对寻乌的农村、城镇、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与特点，对寻乌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土地分配情况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通过寻乌调查，他对农村各阶级的具体而详尽的解剖，弄清了这些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得到了正确的阶级估量，对农村有了正确的、全面的认识，为制定我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就在寻乌调查的同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成《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点；第一次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一基本观点；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这篇经典著作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方法以及不注重调查、不注重实际的危害，在调查研究理论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1933年11月，为总结乡苏维埃的工作，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工作，毛泽东又深入苏维埃模范乡江西兴国县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接连完成了《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解剖了典型，推动苏区各级苏维埃工作健康发展。
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大体可分四类。一类是直接反映和记录某个专题调查结果的报告，如《寻乌调查》。这类调查篇目较多，长短不一，风格各异。二类是根据其调查研究成果所制定和起草的一些文件，如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三类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对调查研究进行理论阐述或推广介绍的文章，如《反对本本主义》。四类是综合调查研究成果直接用于实践的重大文章或报告。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给林彪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都得力于他多年的调查研究，才达到了当时革命理论的高峰。
毛泽东当时的调查研究，为党的各级组织制定政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依据，指引中国革命一次次转危为安，走向了胜利；同时，也为中国革命理论增添了许多宝贵的内容，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可以说，毛泽东从调查研究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点，从调查研究中找到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结点。
毛泽东同志的调研方法
从茅坪到兴国，寻着八角楼的灯光探寻毛泽东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足迹；在井冈山的林间小道上，在罗坊木器行的陋室里，学习和感悟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深深感到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长期不懈地坚持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
一是坚持“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他于1930年5月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唯上、唯书，而不唯实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思想而写的。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并号召大家：“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去！”他认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强调“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泽东还提出很多名言，如“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如“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等。同时，他还认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充分了解中国国情，从中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的方法，这种实事求是的调研态度，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二是解剖典型，向实践学习。毛泽东注重典型调查，积极提倡“解剖麻雀”的典型调研方法。如他的寻乌调查、兴国县永丰区调查、兴国的八户农民的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对象都具有典型性。调查寻乌，是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见《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119页）。他对兴国八户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对革命的态度等都一一做了详尽的调查，目的是为了弄清“农村的基础概念”。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毛泽东正是从解剖单个的农民家庭，获得了中国农村的基础概念的。
三是开调查会做讨论式调查。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就经常采用开调查会的调查研究方法。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他善于开座谈会，与被调查者一块讨论问题，并善于从参加座谈会的人所谈的情况中开展综合分析，抽出客观结论。他的兴国调查分析了土地斗争中的八个阶级或阶层，了解了旧有土地关系，其中包括田地分配、人口成分和剥削状况，弄清了占人口6％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的贫农中农仅占20％的土地的不合理状况，“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83页）。
四是必须眼睛向下做调查。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所谓“眼睛向下”就是下基层，深入实际，向群众学习，从实际工作中寻找真理。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甘当学生，用同志式的态度启发被调查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虚心听取采取被调查者意见。他在兴国调查中，请来8个农民谈话，开始时，农民很疑惧，不知会把他们怎样，第一天只谈点家常事，脸上也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慢慢他们了解了毛泽东的真意，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毛泽东调查研究采取的正确态度，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他调查研究成功的根本条件。
五是要深入，要亲身出马，要自己做记录。毛泽东提倡调查研究“要深入”。他在《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前期的调查研究，总是一个地方、一个领域地拓展，一个问题、一个课题地研究，然后，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往往事半功倍。毛泽东坚决反对道听途说、马虎应付、大力提倡“亲自出马”做直接调查。毛泽东反对“假手于人”的调研。他总是“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把自己置于被调查者之中。而且，还要自己做记录，自己整理调查结果，写成文章。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仍是我们今天行动的指南。
学习毛泽东同志，改进调查研究报道
调查研究是记者的基本功。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今天记者的调查研究报道还不尽如人意。调查研究工作比较薄弱，记者深入调研的空气不浓。尤其是我们一些记者的调研意识弱化，积极性不高。为什么呢？
——有的记者调查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问题，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搞调研，不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奔着共同的目标、帮助被采访的单位或地区分析情况、改进工作而来，而是抱着找碴儿、批评人的目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搞调研，导致调研内容不客观，分析问题带有片面性，难以得出正确的、令人信服的结论。
——有的记者乐于当“钦差大臣”，采访不深入，调查不全面，一知半解，就乱发议论，乱扣帽子，有的甚至轻率地批评地方工作，否定当地干部群众多年探索出的工作思路。结果前边发稿，后边反弹，惹争议，遭唾骂，甚至成被告、吃官司。
——有的记者的调研“应景儿”，“上面出点子，下面找例子”，主题先行，图解政策，应付上级，脱离实际，写出的稿件难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连记者自己都说是“应差之作”，更难以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更可怕的是，有的记者缺乏起码的责任心，调研不求甚解，“闭门造车”式地想“点子”，“钻牛角尖”式地找例子，为写稿而写稿，“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有的记者的调研作风不扎实。常常满足于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不愿蹲到点上，沉下心来，认真“解剖麻雀”；有的不愿多动脑子，看问题简单化，分析问题缺乏辩证法，缺乏历史的纵深感；有的记者胸无大志，当了多年记者，还没有自己熟悉的领域、专业和根据地，仍浮萍似的到处漂泊。
——有的记者虽下到基层调研了，但满足于要材料、抄材料，很少用自己的眼光、头脑去发现事物、判断事物、分析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剖析社会各阶层，而是甘愿做个头脑简单的传声筒。
——有的记者轻视或无心调研，业务报道满足于抓条数、凑数量，忽视调查研究，起点不高，起步不稳，业务进步较慢，不利于记者的成长与人才的培养。
……
当然，也不能不看到，现在，中央领导关于新华社内参的批示数量年年在增长，甚至由过去的年200多件上升到现在的上千件。但认真分析一下领导批示内容的结构，不能不看到大多数是动态报道和突发性事件的批示，真正有客观分析、有独到见解，起到“参谋”和“智囊”作用的调研报告的批示比重很小。君不见，现在，新华社每年有多少内参在全国引起较大震动？又有多少内参被中央转发下去指导了实际工作？
客观地讲，近年来新华社各项事业的发展很辉煌，今非昔比，需要报道的内容和领域大大拓展了，记者的任务繁重，尤其是经济信息、网络等新形式报道的需求量很大，新闻采集力量不足，记者大多疲于奔波，穷于应对，沉下去搞调研的精力和时间确实少了，力不从心。一个分社大多二三十名记者，每天发几十条稿件，有的上百条，确实精力有限。再加上业务报道考核办法还不够科学和完善，调查研究及其质量的权重偏低，不足于调动记者调查研究的积极性。
尽管如此，新华社调查研究的雄风尚在，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新华社调查研究报道的期望值仍然很高。特别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之际，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给新华社的调查研究报道提出新要求，带来新机遇。作为新华社记者，要承担起这些重任，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也是我们新华社记者必须学习和坚持的调查研究的行为规范。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克服主观主义的思维方法，做到：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洋”，不“唯己”，从实际情况出发，以实践为最终检验标准，不把调查研究作为验证主观成见的手段，不把个人主观片面的认识当成客观真理，不用个人的观点代替调查研究的科学结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还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领。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会有正确的调查、科学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调研结论。
二是以“三贴近”的方式老老实实地开展调查研究报道。毛泽东深入实际、勤奋调研的精神，为新华社记者今天以“三贴近”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树立了榜样。真理在生活中，智慧在群众中，办法在实践中。只有深入实际，依靠群众，虚心学习，建立起谦虚谨慎、勤奋刻苦的调研作风，才能取得良好的调研效果。只有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记者才能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水平，从这个角度讲，记者的成长也在调查研究中。
三是从大局出发，捕捉选题，提炼主题，选取典型。毛泽东的调研都是从革命斗争最需要解决的难题出发选择课题、选取典型，通过调研推动实际工作的。新时期，要履行好职责，新华社记者调查研究报道的重点也必须从大局着眼，以党中央关心的、国家需要的、群众关注的大事、难事中抓选题，挖典型。
关于改进调查研究报道管理工作的建议
调查研究工作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学习毛泽东，改进新华社的调查研究报道，需要记者提高认识，改进作风，也需要从组织和领导层面上的重视和管理方面的推进。为此，建议总社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把2008年确立为“新华社调查研究报道年”，作为全社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抓，在宣传报道方面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化调查研究不动摇的信念，用调查研究推动全社业务建设和人才培养，并以此克服浮躁心态，进一步提高新华社报道的影响力。
第二，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启思路，研究解决好新华社实现“消息总汇”的方法、路径和措施，明确新华社在报道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内容，帮助记者从与地方媒体争抢普通新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腾出精力抓住大局和大事开展调查研究，经营重点稿件。建议进一步以改革开放的精神扩大新华社的新闻信息来源，在继续开放办社上找动力，在向社会借脑、借力上想办法，努力与兄弟新闻媒体合作办社、共同发展。如借鉴美联社的做法，在严格把关的前提下，新华社也要大量编发地方新闻媒体的普通稿件，并利用地方媒体记者、培养社会通讯员为新华社提供可靠有效的新闻信息，以弥补新华社报道力量的不足。
第三，研究建立新华社调查研究报道的长效机制，保证全社坚持不懈地开展调查研究报道。如把重视调查研究制度化，开展调查研究经常化，使调查研究的保障机制规范化，记者的调查研究责任化，避免调查研究受其他工作的冲击和影响，也避免把调查研究挂在口头上。
第四，着力培养调查研究的专门人才，组建一支能征善战的调查研究专业队伍。针对目前新华社报道业务领域多，记者承担的报道内容繁杂、任务重、调研费时费力、平均用力等状况，从组织上、人力资源上保证调查研究课题的实施，建议从各分社到总社各采访中心，乃至编辑部门，可以确定一批调研记者、编辑，专门从事或重点承担内参调研、深度报道和经济分析报告等调查研究报道任务，并纳入总社专家型人才培养计划，重点培养。
第五，改进调查研究报道的业务管理机制。强化调查研究报道的组织、指挥和选题策划、课题实施督察功能；改进业务考核管理办法，提高调查研究考核的权重，引导和鼓励记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奖励调查研究成绩突出的记者；通过举办不同层次的调查研究报道培训班、请老记者传帮带、组织调研小分队等形式加强调研记者队伍培养。
第六，完善调查研究的保障机制。要从人力、时间、资金、车辆、技术、通信等方面重点保证调查研究课题的实施。
（新华社2007年新闻学术年会论文，刊载于2008年《中国记者》第2期、《新闻业务》2008年3月24日。）
新形势下加强新华社调查研究工作的对策
调查研究是新华社的传统和优势，也是提高报道质量和报道影响力的有力措施，是培养新闻队伍和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有效途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调查研究仍是新华社履行职责的重要手段，是强社之道的一个突破口。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新华社调查研究工作有所弱化的苗头，切实采取措施改进和强化新闻报道中的调查研究工作。
一、对新华社调查研究工作的再认识
新闻采访是特殊的调查研究，新闻工作者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者。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它分为典型调查、专题调查、抽样调查、蹲点调查、随意调查、问卷调查、委托调查、开会调查等，都是记者的“十八般武艺”之一。新闻素材的取得，尤其是第一手材料采访过程，就是调查的过程；新闻主题的提炼、素材的运用、写作的始末，实际就是研究的过程。调查是占有材料，研究是消化材料。调查是研究的基础，研究能指导调查，调查中有研究，研究又推动调查。调查是为了了解情况考察，研究是探求事物的真相、本质和规律。调查研究是记者提高素质和思想水平、扩大知识积累的重要手段，无疑是记者成才和施展才华的捷径。在新闻界，一直存在这样的现实：擅长于调查研究的记者，都是新闻报道中的“富记者”，而不重视、不善于调查研究的记者为“穷记者”。
作为党和国家的耳目和喉舌的新华社，历来以调查研究见长，不少新华社记者都以调查研究的高手著称。但凡有成就的新华社记者，大多都重视并潜心于调查研究，他们的成名也都得力于调查研究。新华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加大调研力度、提高调研质量，什么时候报道就有声有色。
新时期，时代的进步和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赋予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以新的使命，同时也赋予新华社记者的调查研究工作以新的任务和新的内涵。作为擅长于调查研究的新华社记者，要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髓，抓住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主线，抓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抓住坚持党的先进性的核心，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同时，也需要我们通过调查研究用群众喜闻乐见、入情入理的方法，让群众满意、高兴、赞成的手段，用群众身边的事例、切身的感受、熟悉的语言，进行可亲可敬、深入人心的宣传报道。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直是新闻工作者追求的目标，也是新华社记者的座右铭。在新时期新阶段，新华社记者如何把握“三贴近”的内涵，如何与时俱进地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如何深入到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把“三贴近”作为加强和改进新闻报道的突破口，都仍然依赖于调查研究。同样，在新时期，增强新华社报道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调查研究仍是根本途径。“贴近”需要深入，“实际”需要调查，“生活”需要研究。对于新华社记者来讲，“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是空话，是具体的行动，这在新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直是新华社提高宣传报道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新华社记者的重要工作方法，担负着正确引导舆论的新华社记者，调查研究的责任尤其重大。调查研究铸造了新华社辉煌的历史。回顾新华社的光荣历史，几代新华社人一直以调查研究为己任，孜孜不倦、前赴后继地为中央领导提供决策参考。多年来，新华社出刊了不同层次的多种内部刊物，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受到中央的肯定。每年新华社的参考报道都得到中央领导的大量批示，发挥了任何部门都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新现象、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为调查研究提供了大量新课题，需要挺立潮头的新华社记者去剖析、研究和揭示，需要新华社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时代赋予新华社作为世界性通讯社和国家通讯社以新使命，同时也赋予新华社记者调查研究工作以新的任务和新的内涵。
今天，中央对新华社提出成为“思想库”、“智囊团”的要求，新华社人当之无愧，但又不同寻常。要看到，这是新形势的要求，是中央对新华社寄托了更多的信任和期望，是新华社职能和任务的进一步拓展和升华，每个“新华人”肩上的担子都又加重了。
今年，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宣部已经委托新华社进行了《主流媒体如何提高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当前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快主要媒体信息服务业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媒体对外宣传的有效性》《做大做强重点新闻网站，力争网上舆论主导权》和《新形势下报纸副刊的发展与创新》等6个重点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评价。受中纪委委托，新华社还完成了《国外反腐倡廉和实行舆论监督的做法与经验》的调研报告。
李长春同志在《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一文中指出：“要把深入调查研究作为宣传思想战线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抓紧抓好。通过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经验，科学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准确找到工作中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正确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规律，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思路和措施。”这都是新华社新时期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新课题、新动力，需要新华社发挥优势，再立新功。
二、新时期新华社调查研究工作遇到的新问题
毋庸讳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元化，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出现多样化，一些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出现扭曲，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新华社，一些单位和记者出现忽视和淡化调查研究的现象。
1.调研意识弱化和调研工作薄弱的表现及原因。
近年来，尽管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成就突出，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以下一些值得重视的现象：
之一：一些调查研究的实施量下降，一些部门组织的走南闯北的调研小分队少了，成果相对减少。
之二：业务考核办法不够完善，注重报道数量，忽视调查研究。一些分社和部门的采编人员忙于应付日常报道，主动组织和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活动相对少了，一些业务领导组织指挥调查研究的热情减弱，不少记者用于调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明显减少。
之三：提倡调查研究的声音弱了，记者跑机关、泡会议、抄材料的多了，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少了，“抓作风，改文风”工作出现反弹现象。
之四：一些记者作风漂浮，有的热衷于“用抽象的概念剪裁生活，用主观的想象代替生活”，不愿深入实际进行扎扎实实地采访；有的记者下基层是带着主题找例子，戴着有色眼镜过滤生活，不注意研究生活，做实际调查。
之五：一些年轻记者参加调查研究的机会不多，经受调研锻炼的机遇相对较少，影响了年轻记者的进步。
分析主要原因，一是认识上有误区，一些同志认为21世纪是信息社会，主要的方法应该是收集和传播信息，调查研究的方法已经过时。二是懒惰思想作怪。一些同志认为，在信息爆炸时代，新闻俯拾皆是，而调研费时费力，太辛苦，不愿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三是在提高稿件采用率方面，一些采编人员把精力和时间放在为小报采写豆腐块式的社会新闻上。四是随着社会对新华社的新闻需求的日益增长，新华社的新闻发布量和新闻采集工作量大幅度增长，新闻采编力量的工作强度增大，不少采编环节和采编人员已经满负荷运转，尤其是国内分社的报道量逐年大幅度增长，一些分社采编队伍力量薄弱，难以抽出力量开展调查研究。五是业务管理办法不够科学，业务考核办法不够完善，没有很好地调动记者积极参与调查研究的积极性。六是采编业务人员还没有适应以待编稿库为依托的全社统一的采编平台运行环境下的调查研究工作，往往忙于“捡芝麻”，顾不上“抱西瓜”。
如果任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将很难产生有震撼力的作品，不利于提高新华社的影响力，与新华社在新闻界的“龙头”和“压阵”的地位不相称，也很难培养出名记者和名编辑。
2.待编稿库和多媒体数据库的建设运行，给调研工作带来新课题。
在新时期，新华社依靠当今先进技术兴社，为实现全社新闻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互动，积极开通了待编稿库，并正在建设多媒体数据库。这无疑加快了新华社采编业务的信息化、网络化步伐，是新华社业务建设和技术建设上的里程碑，给新华社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带来新要求、新变化，也给新闻采集的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带来一场革命。
多媒体数据库的建设和运行，要求新华社记者的新闻采集方法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查研究也不能再走老路子。过去，一些记者抓住一个主题，到一个地方或部门进行较长时间的蹲点式的调查后，写一篇或一组参考报道，最多再改发通稿就完事了，效率确实不高。现在，待编稿库的建立，实现新闻信息资源的共享，使记者调研成果的表现形式和发表的阵地更多了，天地更广阔了，利用率更高了。这需要记者改变传统的新闻采集方法，调整新闻采集的节奏，也就是说，要重新探索出适应多媒体数据库运行的调查研究方法。
3.保障机制有所弱化。
过去，新华社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出一整套鼓励和倡导记者进行调查研究的管理机制。如给记者下达下乡调研的时间任务、不同专业技术职务记者的调研课题任务，在评好稿方面向调查研究倾斜等，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有效地保障了调查研究的实施。但近年来，调查研究的保障机制有所弱化。一是现行的《新华社新闻采编业务考核暂行办法》及其补充规定中，对调查研究的考核出现一定的缺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优秀新闻，领导批示中也包含了一定的调查研究成果，但还强调得不够突出。二是在业务管理上尚未建起一套有利于调查研究的激励和奖惩机制。现行的业务管理办法对调查研究的引导不够，缺乏鼓励采编人员积极调查研究的激励机制，采编人员缺乏调查研究的动力。
三、新时期加强新华社调查研究工作的对策
调查研究是记者对新发生的客观事物认识的过程，是新闻写作的前期工作，新闻报道的关键环节。记者的一般采访活动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调查研究。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称之为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直接决定记者对实际情况了解得是否透彻，对事物的分析是否深刻，对问题的把握是否得当，是新闻报道是否真实、准确、客观的基础。
今天，正确引导舆论，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但凡是有影响的报道，大多离不开调查研究。不管是新华社的品牌栏目《新华视点》、新华网受欢迎的《新华网谈》，还是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都仍然依托于调查研究，而且是依靠深入的调查研究提高了报道的分量，赢得了读者和观众的青睐。
调查研究仍然是新时期新闻工作的一种有效方法，是新华社记者的法宝。如何加强新时期、新阶段新华社新闻报道的调查研究工作，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要抓住调查研究不动摇，在新时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履行好新华社的职责，需要在业务建设和业务改革中坚持和继承新华社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社采编人员要统一认识，牢牢树立调查研究是新华社培养高素质新闻采编队伍的重要手段和提高新华社报道影响力最有效的工作方法的意识，树立坚持调查研究不动摇的思想，练就善于调查研究的本领，养成时时处处调查研究的职业习惯。
第二，以创新精神开展新形势下的新闻调查研究工作，努力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首先，调研内容要与时俱进，捕捉“三贴近”的主题，围绕强国富民的热点、难点和具有前瞻性的课题进行调研。二是注意提高调查研究的效率，在围绕一个主题深挖细究、系统开发的同时，要目光四射，向相关的方面和领域放射性扩展，采集大量的相关报道。三是形式上要灵活多样，勇于创新，积极改变传统的调查研究方式和仅仅采写参考报道和通稿的模式，实行摄影、音像、信息、专题兼顾，多种表现形式与综合利用并举，形成互动，联合造势。四是把记者调研与专家调研相结合，注意加强信息大用户的点题调研。五是注意加强日常的、积累式的调查研究，加强报道策划的调查研究。六是调研成果和背景资料，以及其他有价值的素材资料要入多媒体数据库，让全社共享，避免重复调研。
第三，旗帜鲜明地把调查研究作为新华社人才培养的捷径和突破口。把调查研究作为新华社采编人员的必修课，坚持通过开展“培养专家型人才”的课题研究、组织调研小分队等活动，在调查研究中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栏目，并有意识地培养专家型、学者型、研究型的记者。要让采编人员在调查研究中锻炼成材，防止把记者培养成“文字匠”。
第四，业务改革和考核要坚持和突出调查研究。要把鼓励记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作为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业务考核办法要有利于调动记者参与调查研究的积极性。建议在取消部级好稿评选的同时，相应地建立鼓励记者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的替换机制和突出鼓励调研稿件的新的业务评估体系。
第五，建立强化调查研究的业务管理机制。坚持每年给采编人员下达一定的深入基层调研的时间，要求每个人都承担一定的调查研究任务，每个部门和分社都要积极组织和策划调查研究的专题报道。全社每年要评选最佳调研策划奖、最佳调研稿件、最佳调研记者，只有当选过最佳调研记者的人，才有资格参评新华社“十佳记者”。调研要与专业技术职务的晋升挂钩。
第六，建立调查研究的保障机制。要为采编人员开展调查研究提供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持。在财务、技术、交通、通信等方面要向调查研究倾斜，切实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比如在多媒体数据库中建立调查研究子库，分设调查研究专题库、调查研究专家库和骨干库、调查研究成果库和素材库等。
（新华社2003年新闻学术年会论文，曾刊载于《新闻业务》2003年第48期）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内蒙古凉城县“园子沟事件”报道回顾
今年5月中旬，我们深入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就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落实进行调研，不仅经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也在寻找报道突破口、尝试有所作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尝到了甜头。
深入基层调研是有所作为的关键
好的报道思路，是文章成功的基石。今年初，分社代社长姜在忠同志从北京参加国内工作会议回来，在编前会上转达说，田聪明同志给分社出了一个题目，要求对国家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在内蒙古的执行情况进行调研。田聪明同志说，国家对内蒙古生态建设的投资力度高居全国第一，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是民脂民膏。这些钱用得怎么样，不仅事关国家生态建设计划的落实，而且对老百姓也要有个交代。
按照聪明同志的的指示，分社先后派出几批记者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虽然都有收获，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难于得到一手的、扎实的情况，没能揭开盖子，所以影响都不大。
5月初，分社了解到内蒙古凉城县园子沟村农民连续退耕两年没有领到补偿粮款的情况。分社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这一事件背后有文章可做，应组织精兵强将深入采访，顺藤摸瓜，力争打开一个突破口。于是，分社组织文字、音像、摄影协调作战，我们一行5人，直扑凉城县。
我们商定一杆子插到底，直接到园子沟村采访，到农民中，到田间地头，用我们的眼睛去观察，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去判断。为了防止受到县乡干部的干扰，我们没惊动县里，直奔园子沟村的三喇嘛泉自然村。随意走进村头上的邓毛眼家。
很快，炕上地下，屋里屋外，都挤满了反映问题的群众，一批反映完了，便主动到屋外去，让另一批人进来反映。按国家政策规定，农民退耕还林一亩地，补偿100公斤粮，20元钱，50元种苗费，退一亩荒山荒坡地补50元种苗费，都要发放到户。但大家反映，园子沟农民两年退耕4000余亩，种的林草都经县里验收合格了，却一直没发给农民退耕证，2000年的补偿，群众一斤粮、一分钱没见到，2001年也只是一亩地被乡里顶了80斤土豆种。直到去年8月，为应付检查，乡里派人给每个自然村发了几本退耕证让农民应付检查，农民才发现退耕证上的粮款已被人代替签字画押冒领走了。我们感到问题确实严重，情绪跟着农民在波动，时而激越，时而愤怒，时而恻隐，时而难受。我们的农民，真是太淳朴太老实了，他们的通情达理，不仅令人感动，也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一个个问题地询问、澄清，认真听取了每一个农民的反映，基本理清了问题的脉络。
当我们在群众的簇拥下从邓毛眼家里出来时，衣裤已被汗湿透，腿也盘麻了，但心里有底了。农民退耕还林两年来没领到国家的补偿粮款，是一大奇冤！我们决定以追查“农民的退耕补助粮款到哪里去了”为主线展开调查，揭开凉城县退耕还林政策没落实的盖子，为农民讨回公道。
为慎重起见，我们又让农民带路，踏看了农民退耕还林还草的地，看到长势良好、郁郁葱葱的树苗和牧草，证实农民退的确实是耕地，工程实施也是合格的，问题的确不在农民身上。又查看了其他自然村，2000年的退耕粮款都没兑现，看来不是一般现象。在掌握了一定的事实的基础上，我们才找村干部了解情况。村会计朱全顺支支吾吾，不说实话，我们被迫对他来硬的：“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你就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老老实实告诉我们村里把农民的退耕补偿粮款弄到哪儿去了。”见我们动了颜色，朱全顺才慢吞吞地说了实话：国家补助给农民的退耕粮款中，被乡里做主代扣了税费；被包村工作的乡人大主席张志成和村支书杨富背着农民粜给了县城关粮库，钱被吃了、喝了，花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查阅了三苏木乡农民退耕还林的明细账和粮款兑现的花名册，不仅核实了乡里没给农民商量就擅自将群众的退耕粮款抵扣了税费的事实，还发现不少粮款兑现花名册上的签名只是一两个人的笔迹等问题，但乡里不承认是乡村干部瞒着农民代按手印、代签字领走补助粮款的问题。
下午，我们摆脱县领导和宣传部的人，请乡里的一名副书记带路，拿着乡里退耕还林的明细账和粮款兑现的花名册，到元山子、松树沟等村找农民核对退耕粮款的兑现及签名问题。乡干部与农民当场“对质”，使乡村两级合伙弄虚作假、欺骗群众的事全露了馅，乡里也无话抵赖了。
由于我们揭开了盖子，已经捂不住了，县长、书记都亲自出马，两名副书记、两名副县长，以及宣传部、县委办公室、林业局、粮食局的十几个人都整天围着我们转，主动提供各种情况，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我们不要再深入采访。于是，我们不得不严正地向县领导提出，希望配合我们的采访工作。同时，我们也把采访重点转移到县里有关部门。在调查粮库违纪回购退耕还林粮食时，县粮食部门的负责人故意带我们跑几十公里路到一个无关的粮库采访，在我们的坚持下才来到负责给三苏木乡兑现退耕粮的城关粮库。开始，粮库的负责人矢口否认回购了退耕粮的事。无奈，我们只好提出查看农民领取退耕粮的账册和粮食出库单。粮库不情愿地拿来一摞有关账册。我们一本本地查阅中，发现了签名笔迹单一、签名不实、有的发票无领粮人签名，粮食出库单都是少数乡村干部签的名等问题，要求粮库主任给予解释，在证据面前，粮库主任不得不承认伙同乡村领导造假账册、假签名，回购了农民的退耕粮50多万斤的事实。我们及时对假票据拍了照，录了像，留下了有力的证据。接着，我们又采访了县林业局所属的苗木场，核实了林业局提供给农民的苗木、草籽的价格，摸清了林业局克扣退耕种苗费的底；采访了县纪检监察部门，顺便了解了农民长期反映问题为什么没引起重视和解决的原因。
至此，问题都明朗了，县里着急了。与县里领导交换意见时，我们谈到的情况，使他们也感到吃惊，县委书记、县长都一再感谢记者帮他们发现了问题，不然会出更大漏子。但县里也不仅托人从呼和浩特给我们打电话，阻止我们报道，县领导还直接希望我们不要发稿，表示他们将积极解决问题。
为摆脱县里的干扰，我们与县领导道别后，又重返三苏木乡和园子沟村补充采访了一天，采访了粜粮的乡人大主任、村支书，找一些农村老党员了解了基层组织瘫痪和“三个代表”学教活动走过场的情况，探讨了“园子沟事件”的原因。
有影响力的报道是有所作为的基础
掌握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后我们立即写了一篇《凉城县园子沟村退耕粮款被冒领》的内参。回到分社后，为做到文理严谨，无懈可击，姜在忠同志和我们一块字斟句酌地反复推敲、改写，迅速发往总社，并及时发了音像内参专送版。
此时，凉城县县长已经带领一队人马踩着记者的脚后跟来到分社，并向自治区有关方面汇报，还想堵住我们的稿件。有位自治区领导还以老部下的身份给田聪明同志打了电话说情，希望新华社不要发稿。但聪明同志给我们撑了腰，说情的人彻底死了心。为争取自治区领导的支持，分社也把内参稿给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送去一份，储波同志批示立即查处，并责成自治区计委等7个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赴凉城县调查处理，分社也被邀作调查组成员。
自治区调查组一开始显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甚至有一种不信任气氛。但经过一个下午的调查和当晚与一些农民及乡干部谈话后，调查组的所有成员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事实说明我们反映的情况没有半分夸大，我们是在为民请命！他们也觉得当地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太让人愤恨，老百姓太受欺负了。他们开始钦佩新华社记者的工作作风，并在调查中不断主动听取我们的意见。原先和农民的座谈会是安排在乡里开，我们说不该让农民跑那么远来乡里，应该主动找农民座谈。调查组领导认为我们说得对，就照我们的建议做了。
在三喇嘛泉村一户农民敞大的院子里，数十名农民席地而坐，纷纷向调查组陈诉了他们的问题和意见。尽管烈日当头，调查组成员却听得十分认真，有的还一边记录，一边切齿痛骂乡村干部。听完农民的介绍后，调查组组长、自治区计委副主任那顺孟和当场向农民道歉：“我们不是清官，是昏官，满以为把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落实下来了，想不到你们受了这么多委曲。”乌兰察布盟副盟长刘忠诚眼睛里转着泪花说：“我灵魂上受到一次洗礼。我老家就在凉城县，想不到父老乡亲们这么苦，我觉得自己官当大了，乡下少了，离群众远了，一个干部脱离群众久了就要变质。”
告别时，村民坚决要求我们留下来吃饭。他们拦着我们的车说：“让干部们回县城吃去吧，你们给我们办了这么大的事，一定要留下吃上一顿饭，我们心里才过得去。”我们坚持要走，村民们把我们送到村外好远。
在凉城县调查情况通报会上，那顺孟和说：“新华社的报道完全是客观真实的。我们自治区那么多检查组、验收组过去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就是因为脱离群众太远，听干部一介绍，坐着轿车兜一圈就检查了，验收了。”刘忠诚说：“我们应该向新华社学习，学习他们体察民情的作风，学习他们的群众观念，学习他们深入实际的调查方法。”就连凉城县的政府官员也说，新华社的报道毫无渲染、夸大之处，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客观反映。
调查组在给自治区党委的报告中认为，新华社反映的情况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5月22日，储波书记又分别在自治区调查组和乌兰察布盟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调查组提出的建议”；“要对近年来国债使用情况进行严格的审计和督查，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迁就。”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还就这个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向中共中央办公厅进行了专题汇报，在给中办的报告中也如实地转述了调查组对新华社内参的评价。
清样发出后，也很快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同志批示，要求严肃处理。根据温家宝同志的意见，国家计委、财政部和林业总局也派联合调查组专程到凉城县进行了调查。
我们跟踪采写了《内蒙古严肃处理凉城县“园子沟事件”》的内参，又发了音像内参，并于5月23日发了《干部花了退耕粮款 农民不愿再退耕》的通稿，配发了5张照片，进行了图文互动的报道，在全国及内蒙古引起巨大反响。
5月27日，自治区政府还专门召开全区电视电话会议，一是由自治区纪检委通报了新华社关于凉城县园子沟事件的报道和调查处理情况；二是部署在全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退耕还林政策大宣传、大检查、大兑现活动，争取在6月末将农民的退耕还林补助粮款全部兑现；三是由自治区林业厅牵头，对全区11个试点旗县两年来的退耕还林工作进行随机抽查，直接进村，解剖麻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治区副主席周德海在会上表扬了新华社记者，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新华社的调查研究作风。自治区还内部转发了我们采写的内参，要求全区各盟市举一反三，引以为鉴。
我们跟踪进行了连续报道，于27日发了一组《粜了退耕粮 丢了乌纱帽》《“我们感到心惊啊！”——内蒙古针对凉城县伤农事件深刻反思干部作风》报道，总社配发了“新华时评”《歪嘴和尚有啥处理不起》，被国内报纸和自治区的主要报纸广泛采用，在各界引起很大反响。“新华网”内蒙古频道也图文并茂地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平静下来后，我们又进一步对园子沟事件进行反思，写了《从凉城县农民退耕补偿粮款被代扣代花看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一组三篇内参，对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了有关教训。
把握好报道分寸是有所作为的保证
可以说，园子沟事件的报道，使新华社的影响力渗透到了内蒙古涉及退耕还林的各部门和各盟市，大大提高了新华社的地位和影响力，至今，我们还不断接到各地干部、群众的来访来电，反映各种问题和困难，希望新华社帮助解决。群众相信新华社，地方政府和部门敬重新华社。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通过自己的作为，为新华社赢得了荣誉，提升了分社在地方上的地位，也感受到讲究报道艺术和报道策略的重要性，摸索到了今后我们的报道所努力的方向及问题性报道应把握的分寸。我们觉得有几点启示值得重视：
其一，地方分社要勇于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选准焦点开展批评性报道，针砭时弊，弘扬正气，但必须选好切入点，深入采访，实事求是地客观报道，真实准确。由于选准了能在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主题，从具体事件突破，使我们较好地完成了田聪明同志交办的任务。稿件在前期采访中多方举证，认真核实，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疑问的细节，在后期写作中精心选择切入点，反复推敲，从而赋予了报道无懈可击的客观真实性。
其二，只有善于开展舆论监督，讲究报道策略和艺术，把握好报道分寸，才能提高新华社报道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批评性报道的最终目的是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促进实际工作，因此，一定要讲究报道策略和采访艺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力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尽量不要把自己视为“钦差大臣”。园子沟事件的有关报道在发往总社的同时，我们及时与自治区党委沟通，取得了自治区党委的理解和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问题的解决。正是因为相互沟通了，自治区才信任我们，主动邀请我们参加调查组，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便利，使新华社在地方上的地位提高，影响力增强。而且，报道要注意把握典型性，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园子沟事件报道揭露了一个重大问题，但被各方所接受，没有提出任何疑义和不同看法。7月7日，乌兰察布盟委两位书记带凉城县的领导专程到分社通报了“园子沟事件”的处理情况和盟、县两级采取的相关措施。一位盟委副书记说：“新华社对园子沟事件的报道，对盟里来说，是好事。挖出这个有问题的典型，其意义和作用比正面典型的报道大。报道不仅帮我们揭示了问题，还敲了警钟，打了预防针，帮我们把问题解决在了萌芽状态，避免了更大的错误的发生。”
其三，对重大题材的报道，文字、摄影、音像、网络等多兵种上阵，集团作战，图文互动，影文互动，网文互动，立体报道。园子沟事件的报道，分社重点经营，动用多种采访手段，全方位报道，指挥得当，全面展示新华社的优势和威力，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社会效益，有效地扩张了新华社的影响力。
（本文与殷耀、徐战前同志合作，刊载于2002年8月19日《新闻业务》周刊第31期）
新华社内“通航”好——黄河采访断想
一
历史上，黄河航运相当发达，在西北和华北地区的物资流通中，黄河水道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50年代以来，随着黄河水利资源的开发，中上游相继筑起七八座大坝，截断了航道。中央领导曾总结这个教训说，过去在江河上搞水利工程没考虑通航因素是个失误。
由此想到，我们新华社的国内报道活动也像一条河，而且是一条具有通航条件的河。记者如同河中的船，本应畅通无阻地在河中行驶。但是，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形成几十个地方分社各踞一方、独自为阵的局面，使这个航道不怎么通畅了。各地方分社的记者只在划定的圈子里坐井观天，出现了报道上的着眼点小，题材上的雷同化，内容上的模式化，写作上的公式化等问题，以致使许多人担心我们的报道会僵化。
新华社的河，应是一条多功能的河。特别是今天，在信息观念面前，新华社更不能等同于地方报纸和电台，在一省一市的圈子里争新闻、争版面，而应放开眼界、发挥优势，宏观地、立体地、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地去报道社会各方面的信息。特别是地方分社的记者，若只满足于固守封疆，四平八稳地搞新闻，就落后于形势了。
二
以前，若有人问我是否了解黄河，我可能会脱口而出：“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能不了解黄河？”但最近，当我有机会参加对外部组织的小分队，进行了三个多月的黄河采访后，却不敢夸海口了。
我过去见到的黄河，只是流经我家门前的黄河。我只知道是黄河把家乡孕育成为“塞上江南”的鱼米之乡。就黄河整体来讲，我实际上是个无知者。
这次采访，对黄河的历史和现状，流域内人文地理、经济状态等进行了较全面的了解后，增长了不少见识，感受颇深。尤其是对黄河的真貌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一方面，我们古老、文明的黄河流域在悄悄地复兴。特别是流域内的水电、煤炭、石油等能源基地的开发，为两岸人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动力，使流域内省区的经济建设生机勃勃，后劲十足；另一方面，黄河忧患尚存。大量的泥沙使下游变为“悬河”，威胁着中原大地；百年一次的大改道迫在眉睫；被称作“动脉出血”的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地貌支离破碎，人民生存条件极其恶劣。
我再也不敢说自己了解黄河了，但发现黄河和黄土高原是两个丰富的新闻宝库。以前，我苦于自己居于小地方，新闻少，而且个人的报道工作像浮萍，没有根。现在放开了视野，在黄土高原和黄河上，我好像发现了这个“根”。
三
既然新华社内通航好，记者之船远航益处多，那么，能否再解放一些，使记者之船出“黄河”，甚至漂“洋”过“海”呢？
比如说，采访了黄河的记者，再去采访一下长江，在两个流域的比较中，可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新闻；西部的记者与东部的记者交流采访，没准会产生新的“冲击波”；北国的记者与南国的记者互换，或许会提高记者对新闻的敏感性……特别是若能有计划、有目的、有层次地安排每个记者到全国各地跑一跑，那么对记者，尤其是我们年轻记者的培养将更有意义。
人才的成长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肥沃土壤的培育。
（刊载于1987年3月23日《新闻业务》周刊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