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总要不可避免地接受他者的影响。
个人在他人的影响下进步，社会在他者的影响中发展。
完全不受他人影响的人，必然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人；完全不受他者影响的社会，必然是抱残守缺的社会。
只有极端无知和傲慢的人，才会沾沾焉满足于自己残缺的生活；只有完全丧失自信与活力的社会，才会硁硁然拒绝他者的影响。
较之以往任何一个世纪，20世纪更有理由被称为“影响的世纪”。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纪，人类以巨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和观念的进步；也正是在这个世纪里，地球成了“地球村”，世界各国的交往和关系空前密切，相互之间的影响也空前广泛和巨大。
20世纪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最令人鼓舞和欣慰的事情，就是现代性理念和价值观的形成。尊重人类价值的人道主义理念，告别战争的永久和平理念，合作共赢的全球化理念，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克服了狭隘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等，成为现代性观念体系的主要内容。人类享受到了科技进步带来的惠利，也在较大范围内理解并接受了这些现代性观念。
然而，也正是在20世纪，人们盲目地或被动地接受了许多错误理念和消极价值观的影响。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等思想理念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并将这些意识转化为巨大的破坏性能量，从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甚至在战后的和平时期也引发了许多极端形态的暴力，最终造成了世界性的、殃及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灾难。
纳粹发动的排犹运动和侵略战争，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没有纳粹针对犹太民族的反人类暴行所造成的威胁，以色列国家就不会建立；没有纳粹法西斯对人类和平的破坏，德国就不会陷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状态，欧洲也不会被肢解成两个对垒的阵营。
同样，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也极大地改变了东方的政治格局。没有日本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影响，亚洲就不会是后来的一盘散沙、离心离德的样子。
20世纪的外来影响对中国的改变，也是空前巨大的。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站在20世纪中叶的历史转捩点上看，日本是在过去时态的意义上影响了中国，俄国是在将来时态的意义上影响着中国。从影响的性质来看，日本所带来的，主要是战争性的破坏和灾难；而俄国所带来的，则是社会关系和制度层面的巨大变构，是道德意识和生活观念的根本改变。
俄罗斯，俄罗斯，你这个驾着三套车的民族、跳着芭蕾舞的民族、喝着伏特加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气质和性格？你这个欢乐而忧郁的民族、优雅而恣纵的民族、敏感而鲁莽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情感和思想？你这个慵懒而停滞的民族、热情而冷酷的民族、自负而贪婪的民族，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目标和方向？这是俄罗斯作家曾经提出过的问题，也是俄罗斯哲学家试图回答的问题。
然而，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因为，俄罗斯是一个谜，一个巨大的谜团。它似乎无比强大，不可战胜，但有时却显得非常软弱，极其无力，竟然被鞑靼人统治了二百四十年之久；而它的似乎牢不可破的帝国大厦，也在一夜之间，稀里哗啦土崩瓦解了。它似乎性情温柔，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却又常常表现出一种极端性质的残忍——对内，它建造了彼得保罗要塞和古拉格群岛，以极冷酷的方式迫害无辜者，甚至剥夺了无数人的生命；对外，它越界侵凌，跨境劫掠，血腥屠戮，略无顾恤。它似乎是最有艺术气质和最能创造诗意生活的民族，但却常常深陷平庸生活的泥淖，缺乏超越残缺生活的热情和能力；它似乎是谦卑而内敛的，但却极端傲慢和自负，没有学会与别人平等地交往，和睦地相处；它似乎相信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动不动就流泪，就自责，就忏悔，但转眼间，便故态复萌，我行我素，并不在意末日审判的到来；它似乎热爱自然，爱好和平，但却更迷信马蹄和军刀的力量，常常用不计后果的手段来实现自己野心勃勃的目的。几百年来，它的双头鹰的目光，冷冷地窥视着东方和西方。它命令哥萨克们披挂齐全，倚马待命，随时准备冲向远方，冲向那些性格温和的邻居。它是世界上侵吞别国领土最多、掠夺别国财富最多的民族。
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民族，在20世纪的历史变动和时代转换的关键时刻，以史诗般的宏伟风格和海啸般的巨大推力，改变了中国这艘巨轮前行的方向，并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范式等几乎所有方面，深刻而持久地影响了中国的国家生活和民族性格，影响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个人生活。这些影响极为巨大和深广，至今犹且未沫，仍然体现在我们时代生活的许多方面。
中国最近一百年的许多事情，都需要到俄罗斯去追本溯源，去寻找理解的入口和阐释的线索。离开俄罗斯，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近现代历史，根本就无法说清楚；离开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很多问题，尤其是当代文学的起源问题和观念体系的形成，也根本无法说清楚。
完全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就是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投下的影子，就是它漾出的涟漪。没有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影响，鲁迅等人的文学观念，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同样，没有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气质和基本模式，也不会是现在的这个风貌。
是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要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影响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早在1920年3月，瞿秋白在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撰写的序言中就认为，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极一时之盛”，而俄国文学也已经“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1]。事实上，在俄国文学传播的早期阶段，它的波及面仍然是局部的，并未对中国文学产生绝对性和整体性的影响。直到40年代，经过强有力的组织和宣传，一种以“生活”和“改造”等核心概念为基础的文学观念体系、写作经验范式和文学规约模式，才被建构了起来；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观念和经验，才被转化成了体制性的规约力量，并持久而有效地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写作。
由于中苏交恶，1964年之后，“所有的苏俄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2]。也就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与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正常联系和交流，中断了。然而，那些来自苏联的文学观念，诸如“生活源泉论”“阶级意识论”“人民伦理论”“政治核心论”“立场转变论”“倾向选择论”“内容优先论”“本质真实论”“斗争工具论”“党性原则论”“思想改造论”“教育功能论”等等，仍然作为主宰性的文学意识形态，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规约着作家的意识和写作。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对20世纪40代至80年代间中国文学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大到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程度。直到今天，苏联文学时期的某些文学观念，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实践。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以不可阻遏的势头，取代了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地位。那些取法现代主义的“先锋文学”，将固有的“现实主义文学”，排挤到了文学版图的边缘。“现实主义过时论”喧嚣一时。那些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和批评家，矜矜然宣布现实主义已成明日黄花。他们怀着厌弃的心理，像抛弃垃圾一样将现实主义文学弃置一旁。这显然是一种不成熟的文学意识和情绪化的过激反应。
然而，对那些具有成熟的文学意识和稳定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来讲，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经验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特别值得珍惜，因为，它可以为处于解冻和复苏阶段的新时期文学提供丰富的经验资源。可以说，正是到了新时期，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经验和有价值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经验，才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刘绍棠、张洁、王蒙、路遥、陈忠实、从维熙、蒋子龙、史铁生和张承志等人的充满诗意和道德热情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见契诃夫、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亚·恰科夫斯基和尤里·纳吉宾等人的影子，看见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作家巨大的经验支持。
是的，整体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根，是扎在俄罗斯文学的土壤上的；准确地说，是扎在苏维埃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土壤上的。中国新型文学的主要观念和理论资源，主要的制度性建构资源，几乎全都来自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就像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教授在接受《乌鲁木齐晚报》专访时所说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学完全借鉴、甚至模仿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甚至连创作方法、作家组织、文学奖项、文学杂志名称等等，都完全克隆过来。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文学实际上就是苏联文学的翻版，这句话恐怕并不十分过分。”[3]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认识俄罗斯文学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差异，有必要辩证地认识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必要客观地重估它们的价值。
笼统地说，俄罗斯文学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以19世纪文学为代表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可以径称为“俄罗斯文学”），一个是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可以简称为“苏俄文学”）。“俄苏文学”就是对这两种文学的合称。之所以不以“俄国文学”统称之，是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气质和性质的文学；而本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分析它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和复杂关系。因此，“俄苏文学”就是一个更妥帖的选择。
作为高度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文学，俄罗斯古典文学充满了人道主义热情，内蕴着热烈的宗教情感和沉重的苦难意识，真实地表达着作者个人的经验和民族的经验，显示着尖锐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激情，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对现实的不满构成俄罗斯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4]。
作为一种高度集体化和单一化的文学，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则充满了高昂的理想主义激情，服从一种绝对原则的制约，按照统一的价值标准来评价生活和表现生活，显示出一种彻底改造自我、改造生活和改造世界的雄伟抱负，表现出一种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极为少见的激情饱满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倾向。它有时自信而傲慢，于文学前贤，多所凌忽——蔑视莎士比亚，傲视普希金、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斥之为“大众文化或争取自由的敌人”[5]。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会忏悔和流泪的，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柯察金却既不会忏悔，也不会流泪。契诃夫的海鸥，显得非常无力，是忧郁和感伤的象征；而高尔基的海燕，则像会飞翔的狮子，内心充满征服一切的自信和力量。从这两个人物身上，从这两个意象里面，人们可以看见两种文学在气质上的不同，可以看见旧的俄罗斯古典文学与新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在个性上的差异。
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一位生活在“二手时间”的无名无姓的人物，无力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焦虑和痛苦，便迁怒于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他望着一排排精美的书籍，发泄了自己对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不满和“彻底绝望”：“俄罗斯长篇小说从来不教读者如何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如何致富……奥勃洛莫夫一直躺在沙发上，契诃夫的主人公永远是边喝茶边抱怨生活……”[6]文学不是“致富经”，不是“升官图”，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文学是启示录，是诊断书，是安魂曲。它当然也给人力量、希望和方向，但是，它所选择的方式，却是暗示和象征性的。很多时候，它正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来表达肯定的意愿和思想。冈察洛夫之所以耐心而诗意地描写奥勃洛莫夫的怠惰，就是告诉读者，人不应该这样生活；契诃夫的主人公之所以“边喝茶边抱怨生活”，是因为他们还是有疼痛感的人，心中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雅科夫列夫是一个充满改革热情的、有思想的政治家。然而，他竟然也不理解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伟大。他嫌它情感畸形，软弱无力。他指责19世纪的伟大作家对人民的爱是不正常的，对人民的生活的表现缺乏积极的力量：“我国的经典作家都爱自己的人民，却是以一种‘奇怪的爱’。普希金笔下的人民默不作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民渎犯神明、行为乖戾。托尔斯泰笔下的人民在战争中极端残暴，和平时期则谎话连篇。契诃夫笔下的人民躺在污泥中啜泣。叶赛宁笔下的人民寂寞无聊，高尔基笔下的人民在革命中、后来又在古拉格得到改造。”[7]
不，这样的责备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这是一些可笑的外行话，内里充满了政治家对文学家的傲慢和偏见。雅科夫列夫根据自己所接受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简单而幼稚地否定他所不理解的伟大的文学。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国家。在俄罗斯，一切都可能转化成政治的工具。”[8]雅科夫列夫对俄罗斯文学的指责，就显示着官僚化的文学价值观。
雅科夫列夫的文学观使人想起奥勃洛莫夫的历史观。后者曾表达过对历史书的不满：“历史呢，读着会叫人丧气。书上写的是，大灾之年降临了，人类遭殃。”[9]奥勃洛莫夫不知道，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记录不该忘却的灾难和值得记取的教训。
文学也像历史一样，要将目光集中在生活的残缺和问题上。文学固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精神现象，要表达对美的喜悦和陶醉，要表达爱、同情和怜悯等美好的情感，要赞美真诚、勇敢、正直和宽容等美好的德性。但是，文学也是一种精神病理学现象，所以，它的主题总是与人的孤独、苦闷、彷徨、焦虑、忧郁、悲伤、恐惧、绝望、死亡和拯救密切相关。它用爱的目光关注人类的痛苦和不幸，用充满人道情怀的诗性方式，表达对人类悲惨境遇和沉重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作家必须直面社会和人生的问题，必须诚实而勇敢地描写痛苦和灾难。
无奈和绝望，苦难和不幸，叹息和眼泪，这不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虚构出来的，而是他们对俄罗斯生活真实状况的如实描写和展示。
他们通过批判和抗议，来表达对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来表现对自由生活和理想生活的向往。
他们希望通过对不满和焦虑的表达，来改变人们的意识，来提供一种理想的人格图景和美好的生活图景。
正因为这样，俄罗斯文学才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才为人类贡献了伟大的文学财富。
然而，如此伟大的文学固然让人骄傲，但也很容易使后来的作家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和焦虑感。
唉！继承和发展这样的文学遗产，实在太难了。
早在1888年，索洛维约夫就表达了对俄罗斯文学的骄傲和担忧：“俄罗斯在小说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现实，能够激发起对俄罗斯之伟大未来的更有根据的希望。俄国的小说近年来在欧洲名噪一时。我们的优秀作家不仅得到了当地人的高度评价，而且在有学识的和半有学识的欧洲社会的广大范围内都获得了知名度。”[10]
然而，索洛维约夫对俄罗斯文学的未来没有信心。在他看来，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将成为绝响：“当我们这里为俄国小说家在国外的辉煌成就而自豪的时候，似乎谁也没有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成就已经只是我们逝去的荣耀的巨大回声了。西方所欢呼的这些作家实际上是哪些人呢？或者是已故者，或者是因病不能再写作的人。……至于现代作家，虽然也得到了善意的评价，但无可怀疑的是，欧洲将永远不会读他们的作品。”[11]
这样的论调，实在太过悲观。事实上，在后来十多年的时间里，托尔斯泰还在继续写作——写出了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写出了伟大的《复活》。俄罗斯还为人类贡献了契诃夫、高尔基和蒲宁这样的伟大作家。直到20世纪，优秀的俄罗斯作家仍然代不乏人，仍然受到全世界读者的阅读和热爱。
萨默塞特·毛姆也是俄罗斯文学发展问题上的悲观论者。他将俄罗斯古典文学视为没有后代的文学：“俄罗斯文学始于普希金，然后是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是契诃夫，没了。”[12]
“没了”？
不，有的是。
俄罗斯文学的大河，虽然河床变窄了，虽然水量减少了，但却在继续奔流。
在那些优秀的苏维埃俄罗斯作家身上，例如，在高尔基、左琴科、扎米亚金、帕乌斯托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肖洛霍夫、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和布罗茨基等人的作品里，尤其是在俄罗斯文学的精神之子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里，人们仍然可以看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巨大魅力和巨大回响。
那些精神成熟的、有抱负的苏维埃俄罗斯作家，总是努力克服两种文学——俄罗斯文学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对立，弥合它们之间的分裂，以便从伟大的古典文学那里寻求启示和经验支持。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种自觉的努力，没有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经验的吸纳，扎米亚金的《我们》、左琴科的讽刺小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第一流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作品，以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巨型人道主义叙事”，就不可能写得如此成熟，也不可能达到如此伟大的境界。
当然，无论是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还是20世纪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都是极为复杂的，也都包含着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和认真总结的教训。别林斯基就曾经不留情面地批评过玛尔林斯基的轻浮而虚假的小说写作。杜勃罗留波夫也曾在《同时代人》（即著名的《现代人》）杂志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著名作家索洛古勃的五卷本文集。
在托尔斯泰还活着的时候，俄罗斯文学就出现了杂音，文学风气就开始变坏了。某些“新作家”的表现非常糟糕，惹得托尔斯泰很是生气，斥责他们的“粗鲁和愚蠢是令人惊讶的”。
有一天，作家纳日温把“未来派”诗人谢维里亚宁的一本诗集送给了列夫·托尔斯泰。其中一首诗中有这样几句：
把螺旋拔塞器拧进具有弹性的瓶塞，——
女人的目光不会害羞！……
是的，女人的目光不会害羞，
通向狂热情感的是弯曲盘旋的小径……
托尔斯泰读了这首诗，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道：“这些人在干什么？！……这些人在干什么？……这是文学？！周围是绞刑架、大批失业者、凶杀、极其严重的酗酒，可他们却写什么有弹性的瓶塞？”[13]是的，生活如此沉重，如此令人揪心，诗人怎能如此低俗无聊，如此败坏文学的趣味，如此亵渎诗歌的尊严！
蒲宁对迅速异化的俄罗斯文学更加失望，批评也更加尖锐：“这个时代是文学中风尚、荣誉、良心、审美力、智慧、分寸感、手段……急剧败坏的时代。”[14]在他看来，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这个时代”这样混乱，这样庸俗，这样令人失望和痛心。
正因为复杂、混乱，所以才需要人们耐心地了解、审慎地取舍。对那些错误的文学观念和消极的文学经验，我们当然要反思和超越，但是，对俄罗斯文学伟大的经验，则须心怀敬意，充分吸纳。
从普希金到曼德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从托尔斯泰到格罗斯曼和肖洛霍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索尔仁尼琴和阿列克谢耶维奇，从契诃夫到左琴科和艾特玛托夫，俄罗斯文学业已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形成了一种伟大的经验。它就像普里什文在《大自然的日历》中所描写的那条“花河”一样：在河的两岸，花草似锦，落英缤纷，使人流连盘桓而不能去。
伟大的经验意味着可靠的方向和稳定的标准。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说：“在我孩提的时代，母亲第一次建议我阅读《战争与和平》，而且于往后数年中，她常常援引书中的章节片段，向我指出托尔斯泰文章的精巧和细致。《战争与和平》于是成为我的一种艺术学派、一种品位和艺术深度的标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办法阅读垃圾，它们给我一种强烈的嫌恶感。”[15]
是的，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经验和标准，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吸纳俄罗斯文学的伟大经验？如何掌握包含在其中的那些可靠的标准？
俄罗斯古典文学与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之间的转向和断裂，到底是如何造成的？
又该如何来克服这两种文学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与伟大传统的弥合与接续？
这些，就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2018年6月29日，北戴河鸽子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