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开始了解现象学社会学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舒茨个人的生平。舒茨认为，个体在每一种具体情景中所作的很多决定通常都不是偶然的。在这之前，个体成长的历史及其“生平情景”都构成了他当下决策的部分原因。同样，对于舒茨本人的独特的“生平情景”的了解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位现象学社会学的开创者，了解他的诸多选择的“原因动机”和“目的动机”。借用一句《狄尔泰》传记的作者的话，我们对于作者本人生活的关注决不是出于窥探其个人隐私的猎奇心理所有的这些论述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理论形成的过程及其理论本身。我们只有将这位开创者放进他的生活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上下文中，并根据他的个性才能更好理解他。
4.舒茨所生活的时代
没有人的思想是凭空产生的。舒茨理论的研究者、德国康斯坦斯大学教授舒拔（Srubar，I.）认为：“某种意义上，理论的形成并不能完全归功于他的作者。如果没有作者与其所处的科学共同体的讨论与互动，脱离了其时代的精神，那么这种理论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共同体也不仅仅是由它的同时代人所组成的，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它还包括那些尽管产生于过去但却影响到当前讨论的作品的学者。”
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的发展被有的学者划分为三个阶段，而其中每个阶段的发展都几乎经历5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由孔德（Comte，A.）、马克思（Marx，K.）、涂尔干（Durkheim，A.）和韦伯（Weber，M.）等人所建构的古典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大约经历50年的建构和发展过程，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为止，这被认为是西方近代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接下来的50年则是社会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根据舒茨的生平，我们可以知道，舒茨理论的创立和成熟的过程恰好属于西方社会理论发展史的第二个阶段，而第一阶段的理论成果则是舒茨建构其理论的基础和思想来源。
一、新康德主义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
我们知道，在由孔德和斯宾塞所开创的传统社会学那里，有关个体社会行动的主题是处于社会学家视野之外的。在孔德的影响下，社会学声称为要成为“一门普遍的科学”，要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社会实在的所有领域。它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自己的方法论的摹本，它试图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归纳的方法发现社会现象的规律，同时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阐述社会不同组成部分的功能。
然而，社会学在德国则有着截然不同于实证主义的人文和历史的传统。在德国，只有历史学才被认为是关于社会实在的真正的科学。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及心理学家都否认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普遍的宣称。他们质疑作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之社会学的合法性，理由是它缺乏自己的研究对象。
对于英法实证主义批判最为激烈的是德国的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学派，以文德尔班（Windelband，W.）、李凯尔特（Rickert，H.）和狄尔泰（Dilthey，W.）等人为代表。尽管在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间也存在一些观点上的分歧，但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将任何形式的社会历史实体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不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致力于追求普遍的规律。相反，如果它想充分地处理自己的研究对象，就必须意识到“社会实在是个体经验、解释、理解以及有意义的行为的产品”。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如果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动情景下的社会实在的话，它必须假定行动的情景是有意义的，并且它的意义不是科学重构的产物，而是研究对象内在的本质。
根据这些批评意见，就很容易理解在德国将社会学建立成一门严格的科学学科的努力。在德国的社会学者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需要重新界定，而首要的一步就是要弄清楚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社会学研究不可能包括人类实在的所有方面，因此决定什么是社会实在中唯一‘社会的’以及将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来发展就变得十分必要”。社会互动被作为社会中真实的社会要素而被划分出来，个体能够进入其中，而且它们制度化的形式能够被作为社会性的类型。社会学因此就成了一门根据它们的构成和结果检视互动形式和类型的科学，这种新方法的结果导致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社会行动自身取代作为一个整体及其特征的社会的整体结构成为社会学新的研究对象。在此视角下，客观化的制度被看做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而社会实在也被看做是社会行动复合的情景。
二、韦伯和齐美尔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
齐美尔（Simmel，G.）认为，社会单位与自然单位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后者完全是从观察者的角度由他们自己创造的，从不连贯的感官因素及自身出发。然而社会单位则是由它的要素实现的，因为它们都是有意识的、总体上是主动的，并且不需要观察者。也就是说，在齐美尔看来，社会学必须能够描述所定义的社会实在之内在、固有的意义，必须将自己认为是一门“运用主观理解的方法”的学科。马克斯·韦伯则有如下名言：“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它关注于对社会行动的阐释性理解及对它的过程和结果作因果性的说明。”
也就是说，在韦伯和齐美尔那里，社会实在是被认为内在而有意义的。它由社会行动组成，而且总是从自身出发取向于一种关于它自身及其相关因素的解释。因此，社会学必须关注它自身以及通过理解实在被行动者的个体所阐释的方式。但是，接下来就会有如下问题无法解决，即社会行动的意义是如何又是从哪里起源的，科学能够以一种什么样的程序、运用何种可控制的方式来重建该意义等问题都成为韦伯和齐美尔在理论建构中不可回避的难题。关于意义的构成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然而社会学必须在社会行动中发现自己理解意义的方式。它必须发展出一套在逻辑上可操作的关于阐释的方法，并且尽可能的高度清晰，以便接近个体的行动同时也能够普遍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韦伯发展了对于理想类型的建构，而齐美尔则以他的“形式”社会学理论及社会行动的内容来追求同样的目的。然而，社会学必须在生活世界的层次上来试图重建意义的构成，也就是说，在行动自身的层面上，来获得社会实在的线索。因此，社会学不得不做出关于社会行动中意义取向之建构的假定。
李凯尔特关于“价值关联”（Value reference）的概念给齐美尔和韦伯提供了关于该问题的洞识：“行动必须发生于其中并且朝向它的起源的社会实在，这样才能获得它自身的意义。而且根据这样一个事实而能够被理解，即通过赋予作为实在之现象的价值以意义。”以此种方式与价值相关联的社会实在就需要一个确定的解释，并因此而构成“文化世界”。进一步而言，如果假定社会实在是先验的，并且社会行动只有在这样的文化世界的框架内才是可能的，那么发现社会行动所产生于其中的意义情景的客观化的形式也就是可能的。这些客观化的形式可以在社会实在不同的层面上被发现，并且接近作为意义客观化过程的社会学。它们是以普遍的知识体系出现的，并且通过权威和经济组织在日常生活中的合法化而变得有意义。这就是韦伯所定位和追求的层次。它们也可以被认为是日常生活的组织。
除了知识的获得以外，重构作为社会互动的意义脉络之社会实在的方法也引起了一些问题。问题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关于所涉及的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首先在于重建基于主观理解之上的人性的逻辑和方法的努力。因此在历史科学的问题中有其最初的起源。但是就社会学而言，它不仅要理解和解释历史实在，同时也要解释当下的社会实在。因此就有第二个问题，它使社会学面临自身对象发展的结果。
采用上述的研究方法导致韦伯和齐美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实在已经变得日渐地缺乏意义。因为，欧洲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型以及伴随着世俗化和世界观的分化过程导致了宗教体系和它的普遍意义宣称的衰落。权威以及现代社会中的经济的不断增长的理性化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一种强烈的可算计的理性，它来自于复杂的劳动分工和行动的例行化，教条、原子主义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非人格化，所有的这一切都导致了合理化的质疑。
但是，通过社会学的反思我们认识到，宗教的社会历史情景、哲学和科学的宣称以及竞争的世界观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这些问题的相对有效性都已经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方式（反思的过程）得到了加强。另外，客观化与主体间的有效的阐释图式，根据社会行动自身的取向以获得主客观意义的做法已经被那些例行化或者匿名的、外在的限制而变得日渐疏离、受到压抑或者被替代。对于齐美尔和韦伯的社会学，他们都运用主观理解的方法，这个发展表明了他们方法的局限性。因为，如果洞悉客观意义情景已经变得不再可能，那么，它将允许对于个体行动者的意义取向的重新建构。然而，对于理解社会学而言，大体上把握社会互动的意义将变得日渐困难。然而这种方法已经很好的证明了它的价值，只要一旦假定意义能够在封闭的、普遍的知识体系中建立——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的社会学就是一种令人信服的阐述——它在理性化和祛魅的实在的涵义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
就齐美尔而言，他已经意识到作为社会互动必要成分的、朝向行动的价值体系需要永久复兴和转变，然而他认为个人应该从可观察的、客观化的形式或者正式的价值成分的互动出发。只要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的方法也变得问题重重。
齐美尔和韦伯的方法受到他们所处时代历史条件的局限，然而，他们所设定的关于行动的意义问题的方向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够在任何人的框架内再去寻找特殊的体系和意义客观化的形式来阐释行动。意义的建立已经转到了行动自身的层面。这导致了一种必要的视角转换，在其中社会行动受到关注。
三、维也纳大学的传统及其影响
就舒茨而言，他对于那个时代学术争论的了解以及学术兴趣的启发都是与维也纳大学紧密相连的。舒茨1919年进入维也纳大学的法律专业进行学习。而这一时期的维也纳大学，正在流行着新康德主义，广泛地讨论着韦伯的观点。同时，在这一时期，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也已经兴起。
这一时期的维也纳大学聚集着一群非常卓越的学者，在国际法领域内有影响的人物主要是：A·维尔德罗斯（Verdross，A.），汉斯·凯尔森（Kelsen，H.），经济学领域的是：L·米塞斯（Mises，L.），F·维塞尔（Wieser，F.）以及社会学家O·斯潘（Spann，O.）。维尔德罗斯、维塞尔和斯潘没有对舒茨的著作产生持久的影响，而凯尔森和米塞斯则是对舒茨影响深远的人物。
凯尔森是当时的法学理论界重要的人物，舒茨非常尊敬凯尔森作为国际法方面的专家，但他极力反对凯尔森关于法律与政府的理论，尽管他还不能够公开的对他提出批评。但是舒茨直至到美国以后还常年保持与他的这位老师的友好联系。
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米塞斯也对舒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舒茨作为一名学生期间和之后的很多年里，米塞斯都扮演着一个显著的、重要的角色。他曾单独对舒茨进行过指导，而这在他的学生中则是不多见的一种优厚待遇。后来，他还接纳舒茨作为他所主持的一个讨论小组的成员。可见，舒茨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显露出他对于学术方面的天分。而他又有幸得遇恩师，则使得他能够在工作以后依然保持与学术界的时常接触和联系，保持对学术的持续兴趣。这对于舒茨以后走上学术之路都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舒茨对于同一时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讨论的了解以及对于韦伯的兴趣正是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期间积累起来的。从他的大学同学那里，舒茨间接地感受了来自于韦伯的最初的影响，而从他的老师那里，一种来自“反其道而行之”的反向力量影响或者说加深了舒茨对于韦伯的兴趣（凯尔森反对历史社会学关于法律的理论尤其是韦伯所创立的理论；而米塞斯，则对韦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反对韦伯在对社会现象的基本解释之下的历史相对主义）。
除了上述导师的引导之外，舒茨在1921年左右还加入了一个维也纳著名的学术团体——米塞斯论坛（Mises Seminar）Seminar这种形式费老曾经非常推崇，按照发音把它翻译成“席明纳”，意思是“学者之间的对话”。正如其名字所暗示的，这个学术团体是以米塞斯为中心，其中26名成员中几乎有一半同时也是另外一个学术团体的成员。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论坛，其成员都处理一些真正（纯）理论的课题以及方法论方面的普遍问题。经常有个人的演讲和系列讲座，甚至有时一年仅围绕着一本书展开讨论。舒茨更喜欢这个学术团体。他个人同米塞斯非常亲近，他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其中的成员，而且它的讲座的主体和讨论或多或少都与他的中心的学术旨趣密切相关的。
正是这个纯学术性的团体使得舒茨在大学毕业以后还能够继续保持其对于学术思考的兴趣，不至于被他的工作完全占据了他的生活和思考的空间。这在某种意义既要归功于他的老师，也要归功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一方面，如果没有米塞斯对于舒茨的赏识和鼓励，那么舒茨也不会有机会加入这个代表了维也纳最高学术水平的论坛，从而也就不一定能够认识那么多在学术方面有共同兴趣和语言的朋友；另一方面，舒茨对于学术问题的强烈的兴趣也要归功于那个时代。那一时期的维也纳，存在着很多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演讲和讨论会或者称为“席明纳”。同一个知识分子可能同时参加若干个论坛。同时，这些论坛都有那么一个或几个灵魂人物，大家遵循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一个非学院派、非学术圈内的银行高级职员却能够终身保持对于学术事业的追求和爱好的原因了。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于德国文化传统的新康德主义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才真正超越了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从而对它产生了有颠覆性的威胁。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社会学的另外一种传统：理解的和人文的传统。至此，个体的体验、动机和意志开始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探讨行动者行动背后的“原因动机”以及行动者赋予自身行动的意义开始成为一部分社会学家的追求。
生活在德国伟大的人文和历史主义传统中的韦伯，在继承了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同时也承担起了挽救实证主义社会学于危难之中的重任。韦伯对于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历史传统的综合，貌似一种折中的立场，实质上却反映了社会学在20世纪的一种较为成熟的特质。
舒茨在大学阶段吸取其思想的来源、初步形成自己的学术旨趣的时候，面对的正是上述这一大的历史和学术的背景以及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社会学对于舒茨而言，实际上是从齐美尔和韦伯开始的。正是从上述两位社会学史上的巨擘那里，舒茨间接地继承了社会学思想中的所有精华。
5.舒茨的“生平情景”
“生平情景”（biographical situation）是舒茨在建构理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历史。一个行动者所在的任何一个情景都不仅仅是“现在”，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它还是“历史性的”。而行动者以往的生活背景、历史积淀都构成了他在面对具体情景时可以利用的“手头知识”。
每一个人的“生平情景”都是独特的，也正是如此，才构成了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如果要很好的了解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了解他成长和生活的“生平情景”，对于舒茨，也同样适用。舒茨的家庭出身、父母的性格以及在青年时代战争的经历都构成他的“生平情景”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从多个方面来论述舒茨的“生平情景”，探讨他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影响到他的理论建构。如果说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间接地影响了舒茨最终的学术旨趣的话，那么，他个人的“生平情景”则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他人生诸多遭遇和选择的全部答案的来源。
一、舒茨的家庭及对其影响
家庭对于个人而言，既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生平情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社会化的理论，家庭对于个体的影响往往是持续终生的，而且，在其成长的早期阶段，家庭的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这对于舒茨而言，同样如此。
尽管在舒茨的作品和文集中，我们很难找得到他关于自身成长经历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论述，甚至在舒茨传记的作者瓦格纳的《舒茨学术传记》里，我们也很难看得到关于舒茨在其家庭中的日常表现以及与其家庭成员关系的论述。关于这一点，瓦格纳在《舒茨学术传记》前言部分略有解释，他认为，这本书主要关注于与作者本人的学术思想形成和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事件和人物。因此，对于其他的部分就略去了。
舒茨于1899年4月13日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他是一个遗腹子，他的生父在他出生前两个半月去世了（原因不详），他也叫阿尔弗雷德。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给他取名阿尔弗雷德·舒茨。
他的继父是他父亲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叔父奥特·舒茨。关于这个人，我们在现有的资料里，不能有更多的了解，只知道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一家银行任职。由于这样的性格，他对于阿尔弗雷德的成长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至于他和舒茨的关系是否融洽，他对于他的侄子是否真的关心，我们都不得而知了。但正是这个人使得舒茨的家庭能够继续保持其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同时保证舒茨完成了他那个时代的同龄人所应有的教育。
关于舒茨的母亲，从瓦格纳的传记中，我们了解到她是“一个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女人”，她对于舒茨的成长和以后道路的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舒茨的遗孀伊尔丝·舒茨（Schutz，I.）的口中，我们间接地了解到了关于舒茨母亲更多的信息。他的母亲叫Johanna Schutz，于1873年11月出生于德国的Czechoslovakia Fillia，1955年2月28日在美国逝世。
由于舒茨生父的早年去世，母亲在舒茨的人生道路中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用乔治·米德的话说是“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从童年时代起，母亲对舒茨的期望值就很高，而舒茨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在学校里总是最优秀的。他没有更多地参与体育运动，因为他的母亲总是希望他能在他所擅长的事情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之后，在很多关键的时刻，都是母亲帮助年轻的舒茨出主意作决定。比如，在对于职业的选择问题上，当舒茨在自己的爱好和现实的考虑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是母亲建议他从事更为务实的工作。而舒茨也正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选择了法律和商业作为他大学时代的学科方向以及最终的职业。在舒茨的生命里，母亲是他最为敬重和最为亲近的人。
由于母亲的再婚，舒茨得以生活在当时维也纳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从而保证了在成年以前较好地接受了维也纳的音乐和文学艺术的传统以及较为完整的中学时代的教育。维也纳从16世纪以来就被誉为“音乐之都”。这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在这里产生和造就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等享誉世界的音乐家。18世纪，维也纳又被誉为“欧洲古典音乐的摇篮”。舒茨对于音乐的兴趣也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熏陶的结果。根据《舒茨学术传记》的记载，舒茨在成年以前，在维也纳接受了古典教育，学过八年的拉丁文和六年的希腊语。在高中阶段，舒茨还发展了对于音乐的巨大兴趣。这一兴趣伴随了他的一生，同时培养了作为钢琴家的基本技能及作为歌手伴奏师的灵敏。与此同时，他还积累了一种惊人的技能，即对于音乐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理论的知识，这些对于他后来对于音乐的社会学分析都奠定了最早的基础。
他最为欣赏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然而他同时也喜欢维也纳的音乐，尤其是华尔兹和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后来他常弹奏这些以放松在一天紧张工作之后的劳累。根据舒茨夫人伊尔丝·舒茨的回忆，她的丈夫经常在下班以后数小时的坐在钢琴边进行弹奏和演唱。
在同一时期，舒茨还发展了对于德国古典文学几个重要人物的严肃的兴趣，其中最重要的是歌德（Goe the）。正如他对于音乐的热爱一样，对于歌德的兴趣也从未中断。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德国和维也纳的深厚的文化和艺术传统对于舒茨的影响。他几乎和他同一时代的所有同龄人那样，吸纳了其文化传统中最有养分的精华部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舒茨中产阶级的家庭地位，他不一定能够接受那一时期德国和维也纳深厚的文化和艺术传统以及较为完整的中学教育。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家庭不是十分的富裕，这使得刚刚成年的舒茨从战场上归来后就不得不考虑未来的生计问题。他最终放弃了高中阶段的理想——做一名管弦乐队指挥的想法，在1918年年底的时候，他也曾考虑过将学术作为一种职业，但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来也是不现实的，他最终选择了学习法律，同时为商业作准备。这中间除了母亲的影响外，恐怕舒茨也是出于对于自己家庭经济状况和未来责任的考虑。之后，舒茨在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职业和学术兴趣之间以一种“双重的状态”而存在，只是在其去世前的几年才放弃了其职业上的事务，这些无不是与他的家庭经济条件以及对生计的考虑有关。
从较为广义的角度看，舒茨的家庭还应该包括他自己成年以后组建的“小家庭”。但是，就对舒茨的影响而言，我们认为，主要是他的特殊的出身以及他的母亲对于他的社会化过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他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以后的职业和诸多的人生选择。但是，作为舒茨成年以后“生活场景”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舒茨的“小家”在舒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从瓦格纳的叙述中，我们得知舒茨是在其27岁的时候，也就是1926年与一个维也纳商人的女儿伊尔丝·海姆（Heim，I.）缔结了百年之好，这个时候，由于他的努力，舒茨在他工作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建立了他的职业生涯。
关于舒茨的妻子，我们从现有的资料里知道她是舒茨生活里以及工作中得力的助手。舒茨的第三卷文集就是由她编辑出版的。她出生年月不详，大致于20世纪的80年代去世。他们的儿子名叫乔治·舒茨（Schutz，G.）。在“纪念舒茨百年诞辰”的资料里，还有对他的采访录音以及舒茨的“全家福”的照片。
可以推断的是，舒茨成年以后的小家庭是幸福、和谐的。由于战争的经历以及个人的家庭经历，舒茨对于他的妻子爱护有加，并且特别注重他们之间的感情。这从伊尔丝·舒茨对于丈夫未竟事业的热心和努力以及对于舒茨去世以后的怀念里可见一斑。
也正是因为舒茨家庭的幸福、和谐及其妻子对其学术事业的支持，舒茨才能够在其职业生涯之余从事他终生所热爱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也正是由于舒茨妻子在其身后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我们能够在60年代以后陆续看到舒茨全部文集和手稿的出版。
如果说，舒茨的母亲及其早期的家庭为少年舒茨提供了成长所必需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支持的话，那么舒茨在成年以后所组建的小家庭则在舒茨以后的生命里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它是舒茨生命里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学术活动进行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思想家“生平情景”的主要见证者和构成因素。没有谁能够离开家庭而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关于思想家个人思想的研究大都不能够抛开对于他的生平和家庭介绍而进行，我们的研究也不例外。
二、两次战争对舒茨的影响
根据舒茨的生平，我们知道在他短短60年的时间里，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尽管从舒茨的作品和其他的地方，我们很少能够知道两次战争经历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战争的经历以及因战争而带来的流亡生涯和客居他乡都构成了他那一代人“生平情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舒茨还在高中念书，还只是个15岁的少年。战争的爆发打乱了他们那一代人正常的教育秩序。1917年，舒茨高中毕业，奥地利的军队在经过了几年的严重损失后，急切地需要后续力量来补充，尤其是高中毕业的军官候选人。面对奥地利军队的需求和召唤，舒茨应征入伍。经过短暂的、密集的培训后，舒茨被授予一个大致相当于美国军队中的二等中尉的军衔，很快被派往战争前线。在意大利的战争前线，舒茨主要负责侦查工作和信号服务，同时负责敌方毒气进攻的防御准备工作。他还参加了皮亚韦河在意大利东北部，发源于奥地利边境，向南流，向东南注入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重要战役。
瓦格纳在《舒茨学术传记》里曾经提到舒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机，认为“舒茨在中学阶段比较热心于社会活动”，虽然是应征入伍，根据后来对舒茨的研究，他当时完全可以不去参战的，因为他患有慢性的听力方面的疾病。作者以为，在舒茨当时选择的背后肯定还有着更为深层的考虑。1917年，他高中毕业，然而那时的奥地利正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年少的舒茨对于自己的命运和前景肯定有着较为迷茫和悲观的看法，“他没有对给他体检的医生提及他的听力方面的缺陷，在当时，他多少是有些想赴死的感觉”。除了对于前途的迷惘之外，舒茨当时选择参战可能还跟奥地利政府许诺的条件有关。因为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同时生父的早逝这些因素可能都会让年少的舒茨变得早熟，从而过早的为自己的前途作出考虑。而参战本身或多或少可以为他自己的前程积累一些资本。
1918年10月，在他参军一年半以后，舒茨被准许首次休假。在他离开的时候，他还是个17岁的男孩，当他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18岁的男子汉了，战争的经历已经使他很快地成熟起来，而这份成熟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在10月底的时候，奥地利的军队彻底垮掉了，并且很快向德意志帝国投降。随着奥匈帝国的瓦解，舒茨的军人生涯也骤然结束了。
关于这段战争的经历舒茨在以后的日子里很少提起，只是在26年后也就是1945年撰写的一篇《回家者》（Home Comer）的论文中，加入了自身的切实经验。但这并不说明，战争的经历对于舒茨没有影响。事实上，由于战争而带来的对于他所熟悉社会的“疏离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一直伴随着他，并且，战争的经历使得舒茨那一代的青年过早地成熟起来。庆幸的是，舒茨并没有因为内心的这种“疏离感”而像其他同龄人那样变得对现实生活愤世嫉俗，相反，在他冷静、成熟的外表下一直存着与他人建立一种亲密的、持久的关系的渴望。这种渴望最终转化为他与他的妻子之间深挚而持久的感情，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持久而深沉的友谊。同时，舒茨后来的职业选择也间接地受到这段战争经历以及战争本身的影响。
这次战争带给舒茨的影响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让少年舒茨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成长起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的所应有的成熟，变得少年老成。为他的人生多少积累了一些资本，从而使得他以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大学学业。对于舒茨的性格和内心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舒茨那一代人正常的成长和正规的教育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得他的生活被分成了两个部分。由于纳粹的迫害，1938年以前他和他的朋友、家人生活工作在他的祖国奥地利的维也纳，1938年以后则被迫逃难到法国和美国，之后，余生就在美国度过。也就是说，第一次战争将舒茨从一个少年变成了成年人，第二次战争则将舒茨从一个有家的人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个流浪者、一个难民。
我们知道，舒茨的第一本著作也是唯一的一本著作《社会世界的现象学》是在他大学毕业以后也就是1921年到1932年之间完成的。这一时期是他的生活和工作都比较稳定的时期，正如瓦格纳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们世俗的存在没有给他的像往常一样的生活带来严重的重创的时候，他的内在的学术的工作生活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
舒茨第一本书的出版看起来能够证明上述假设。之后，颠沛流离的生活，养家糊口的压力以及客居他乡的疏离感和孤寂感都使得舒茨再也无法集中出版他计划中的第二本或第三本著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瓦格纳认为，舒茨之所以作出要关注他的学术生命的决定从本质上是与他的战争经历相关的。
第一本著作的出版本来应该开启舒茨学术生涯的一个新的阶段，他也正期望着继续发展他在书的末尾所设定的主题：“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人”，关联问题，以及在现象学基础上本体论的人之框架内“汝”的构成等。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
从1933年起，整个欧洲都开始笼罩在战争的阴云里。对于那些生活在人文主义传统中的维也纳的知识分子来说，1933—1938年之间是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子。舒茨在维也纳参加的两个学术团体的成员也陆陆续续迁往别的国家。经过几年痛苦的煎熬和动荡不安的生活，舒茨随同他所任职的银行公司一起迁往美国。
在到达美国之前，舒茨还在法国逗留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一时间是舒茨一生中最为难熬的日子，先是为了他的家人和孩子，他想方设法将他们营救到法国，同时他又开始不停为营救那些被围困在维也纳的朋友而周旋。由于纳粹的统治，舒茨对于原有的价值观上和学术上的追求几乎绝望了，他的态度是悲观失望的。瓦格纳认为，两次地理空间的转移和文化的转型所带来的危机可能也成为舒茨学术上的危机，而且，导致了舒茨基本取向的重大变化。
但是，他仍然借此机会吸收这个国家的学术和文化养分，在法国的时间里，舒茨结识了他生命中的另一个重要的朋友和思想上的对话者、现象学心理家古尔维奇。并且，经由他又进一步结识了当时法国思想界比较活跃的几个人物，如雷蒙·阿隆和梅洛·庞蒂等，同时奠定了与古尔维奇的友谊。
1939年的7月中旬，舒茨带着他的全家迁往纽约。从此开始他在美国的后半生。而这一切，无不是战争和希特勒的原因。
除却移民生活带给舒茨内心深处的冲击和动荡之外，地理位置和文化上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或者说在客观上，也给舒茨带来了学术视野的扩展。
在法国期间，舒茨结识了更多思想界的朋友和熟人，这其中也包括与胡塞尔的交往。到美国以后，舒茨更是热切地吸取美国社会文化的养分，了解美国社会学家的思想，比如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以及芝加哥学派的思想，舒茨都相当熟悉。而对于詹姆斯和米德思想的研究以及学术思想上的接近，都进一步激励着舒茨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美国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影响到了舒茨，比如，之后，他的研究更加关注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陌生人”、“多重实在”等。
应该说，移民美国既带给他外在的安全也带给他文化上的震撼，这些对于欧洲的知识分子都是共同的。移民的身份使得德国学者在无形中放弃了他们在学术上优越的立场。然而，舒茨与那些来自同一文化传统的德国学者不同的是，他的商业方面的活动经历以及他更为谦逊的性格使得他较之于其他人更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对于美国符号互动论的借鉴和思考也使得他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了他的现象学社会学的思想和体系。然而，由战争所带给那一代人心灵上的冲击和震动以及生活上的颠沛流离同时也破坏了一个刚刚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思想家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安定和谐的外部环境。正是由于战争和流亡，使得舒茨在1932年出版的著作没有在学术界产生应有的影响，而且，使得他写作。可以说，这些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战争的影响。
三、舒茨的朋友群体及对其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舒茨走上学术道路不完全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这其中既有那个时代和社会文化氛围所赋予他的间接影响，同时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是来自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术圈子。
在通往学术的道路上，舒茨并不孤独，因为他的动力和持续的学术兴趣是他那个时代多元化的以及高度不同的突出的智力精神的一部分。正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中的氛围里，舒茨才发现了他试图所寻找的线索和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舒茨的学术旨趣和他的选择都是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是那个时代塑造了舒茨。同时也离不开他志同道合的朋友群体的帮助。
此外，是舒茨的性格让他结识了无数的朋友。由于战争的经历，使得舒茨非常注重朋友之间的友谊和感情。他同时也是个谦逊的人，正是他谦和的性格，才使得舒茨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拥有无数的朋友。也正是这些朋友才使得舒茨成为“他所是的那个人”。对于舒茨的学术道路起着决定性影响的，在每个阶段都有那么一两个。在舒茨大学期间到第一本著作的出版，即1919—1932年之间，这个重要的朋友是考夫曼；在法国流亡期间，扮演“重要他人”角色的是胡塞尔；在美国期间，则是古尔维奇。
由于在下一章里，在介绍舒茨现象学社会学思想形成的过程的时候，还要详细地讲到胡塞尔对于舒茨的启发和影响，在此就不作赘述。主要介绍舒茨的另外两位朋友考夫曼和古尔维奇。
考夫曼（1895—1949年）和舒茨一样于一战后在维也纳学习法律、经济和社会学。他们都在1920年获得法律学位，他同时于1922年获哲学学位。而舒茨修的另一个学位是维也纳国际贸易学院的国际法专业。考夫曼也是当时米塞斯论坛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成员。他比舒茨年长几岁，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很高的天份，熟悉数学、文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他自称自己是那些性格内向的学生的良师益友。是他最先发现了舒茨的学术潜力。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都是舒茨最亲密的朋友，是他建议舒茨阅读胡塞尔。考夫曼在移居美国以后做了全职的学者。根据1984年《人文研究》.，我们了解到，舒茨和考夫曼的关系直到1939年还维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但是此后两位思想家就开始疏远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人在学科旨趣和关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看法上存在分歧，另一方面也与到美国以后地理空间上的阻隔有关。
综观考夫曼对于舒茨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舒茨学术思想酝酿和形成的初期引导和激励舒茨走向胡塞尔的现象学。早在20年代的初期，考夫曼就曾经建议舒茨阅读胡塞尔，但当时舒茨“只是出于一种礼貌和义务”草草地应付了一下，没有发现他所关心问题的答案。1928年年底，胡塞尔《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出版，当时舒茨正在阅读柏格森的哲学，同时准备阅读胡塞尔的《形式与超验逻辑》。直到这时，舒茨才被胡塞尔的思想和语言所吸引。因为，此时他也正在关注主体间性问题。他这才意识到胡塞尔的思想对于自己正在思考问题的重要性了。之后，两位思想家曾经长达数小时地在一起阅读胡塞尔的著作。
舒茨在准备他的第一本著作《社会世界的现象学》的时候，同样也是考夫曼给他提供了最大帮助和鼓励。舒茨在1930年7月写给考夫曼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于自己工作支持的感谢。同时，在舒茨接近完成他的著作的时候，考夫曼还给他提出了很多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尽管由于时间的原因，舒茨没有能够在出版之前作出修改，但是舒茨完全接受了他对于自己著作的一些批评意见。在1932年书出版以后，舒茨更是向他的这位老朋友表达了他深挚的谢意，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您的帮助和鼓励，我可能永远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您是我生命当中给我提供帮助与服务最多的人。考夫曼对于舒茨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考夫曼对舒茨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他既是舒茨思想形成过程的引导者和倾听者，同时也是舒茨理论的批评者和对话者。他们都曾在自己的著作里相互引用对方的著作，在学术领域存在着“劳动分工”，当舒茨写关于方法论的部分的时候，曾多次引用考夫曼的著作，而考夫曼在写到社会学具体问题的时候，也总是依赖于舒茨关于社会行动之结构的分析。
然而，两人的思想在形成之后，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些看法始终存在着不同。这一点在后面探讨舒茨的方法论的时候将会有所涉及。
来自于《人文研究》1984年，作者（I.K.Helling）认为，舒茨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部分，一方面是来自于韦伯的思想和概念，另一个来源就是考夫曼的方法论的思想。从中我们能够看出舒茨的这位老朋友对于他的影响程度有多么之深，对于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多么的重要。
舒茨学术生涯中另一个重要和亲密的朋友是A·古尔维奇（1901—1973年）。如果说是考夫曼担当了舒茨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阶段的引路人和思想上的对话者的话，那么，古尔维奇则充当了舒茨在美国期间主要的思想的对话者和倾听者的角色。
古尔维奇生于维尔拉，在德国求学。现象学的先驱Carl Stump是他的导师。他跟随胡塞尔上过一个学期的课程，广泛地接触过数学、理论物理、哲学以及心理学。他的论文是关于《主题的现象学和纯粹自我》，副标题是《关于格式塔理论和现象学关系的研究》。1928年的时候，他成了胡塞尔的一个熟人，1933年年初，他到了法国，在一个学术机构做了一场讲座，此后开始在法国发表系列文章。
古尔维奇与舒茨的结识在很大意义得益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努力。早在《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出版之初，胡塞尔就得知了舒茨，并且对他大加赞赏。而古尔维奇就是从他那里得知舒茨的，胡塞尔甚至还给他看了舒茨著作的复印稿。之后，在胡塞尔的建议下，两位德国的思想家大约于1937年在法国相见。
与古尔维奇的结识，使舒茨大大扩展了他的朋友圈子和学术视野。舒茨与雷蒙·阿隆的结识就得益于古尔维奇的介绍。作为“应用现象学”领域的思想家，他们俩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的话题。两人到美国以后，才真正开始了他们“对话中的友谊”。然而，现实的环境却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两位思想家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在1940-1959年之间，他们曾经计划过55次私人的会见，但只有14次实现了，其余都被取消了。因为，当时美国的整个学术氛围对于非正式的交流和讨论都是不利的。
古尔维奇把舒茨称为他思想上的伙伴，舒茨也有同感。他们二人都认识到，如果能够在一起度过一段岁月对于各自来说该是多么重要。然而，现实却不允许这两位在思想上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和兴趣的思想家有过多的交流，最后，只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书信。
四、二元的存在状态及对其影响
舒茨自从1921年大学毕业后直至1956年，在这期间他的职业身份一直是银行的高级职员。从1921年到1927年，他一直在维也纳的一家银行机构工作，下属27家银行，而这份工作是他的老师米塞斯负责帮他联系的。从1927年起，舒茨到一家名为瑞特勒金融公司（the private bank of Reitler and Co.）下属的私人银行任职，他的老板是Robert Lambert。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1956年舒茨辞职。
也就是说，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舒茨一直是以这种“二元的存在”（dual existence）或者称为“分裂的状态”下生活的。白天，他是一个忙碌的金融界的重要人士；夜晚，当他的家人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他才恢复为一个学者。
胡塞尔称他为“夜晚的现象学家”。舒茨则称“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商业人员，因为他是个现象学家；而他同时也是很好的哲学家，因为他是个商人”。
舒茨的这段话表明他对于自己这种“二元的存在”持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当时，已经成年的舒茨要担当起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选择学术抑或艺术的道路都是一种不现实的考虑。在当时的欧洲，获得大学教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银行高级职员的职业地位则可以为舒茨提供较为不错的经济收入，同时还能够让他业余时间继续他的兴趣和爱好。这也是为什么当胡塞尔要求舒茨去担当他的助手的时候，舒茨委婉拒绝的原因。由于不得不靠工作来养家糊口，由于没有其他的收入来保证他做一个“绅士学者”，所以舒茨不得不以他的工作收入来保证他对于自己业余爱好的追求。他不像齐美尔那样，可以用继承来的遗产充分保证自己对于学术或音乐的兴趣，他必须靠自己的努力来挣得明天的面包。在这种意义上，舒茨是个值得敬佩的人，他对于学术事业的追求以及在那种条件下还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更让人敬佩。
那么，舒茨是怎么处理他的工作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的呢？对于他而言，他的两大业余爱好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而对于工作的处理则处于他的关联范围的最低等级。
对于工作，他一向是非常尽责的，但是他从不允许有关他的职业特征和角色模式进入到他生活的其他领域。“与他在学术上打交道的人没有人会认为他不是一个学者，甚至在知道了他从事商业活动的时候也不会改变对他的印象。”可以说，舒茨生活在他的理论中所谓的“多重实在”（multiple reality）中。他曾试图将他的两种业余爱好结合起来，比如在他写的《共同创造音乐》（1951年）以及《莫扎特和哲学家》（1956年）的文章中就试图将社会学和哲学、音乐统一起来。但是，对于他所从事的职业，他却从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瓦格纳认为，他总是严格地将他的商业活动的领域、他的职业与他的学术爱好、对音乐的爱好区分开来。他从不允许他的商业经验进入到他的社会科学思考中。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可以解释为日常生活不同领域的“成功隔离”和熟练的角色扮演。在他的商业活动和科学活动的领域内，他都是“清醒地生活”，并且理性的进行思考和决策。舒茨已经很好的掌握了从一个“有限意义域”“跃迁”（leop）到另外一个的诀窍（recipe）。而之所以能够在职业（occupa tion）和爱好（avoca tion）之间保持一种“难得的平衡”，是因为他无条件地接受了韦伯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value neut rality）的原则以及柏格森的“第三个观察者”（the third observer）的理念。
1939年舒茨移居美国，一直居住在纽约市，他在担任银行法律顾问的同时，还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兼职教授。在1944年的时候，舒茨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还担任了罗斯福政府关于中欧经济在战后重建问题上的顾问，他以此而自豪。直至1956年，舒茨才彻底地从职业生涯的诸多事物中摆脱出来，做了一名全日制的教授。然而，长期的二元的生活方式还是极大地损害了舒茨的身体健康。主持社会研究新学院社会学系的工作又进一步增进了他的压力。1957年以后，舒茨的身体状况就开始恶化了。
当他意识到自己时间不多的时候，舒茨开始着手他的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工作。然而，在他的短短的60年的生命里，他还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他一直以来计划的第二本著作没有来得及在他生前出版，只留下了关于此书的大纲和部分手稿。
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如果舒茨不是生活在这样一种“二元”的分离的状态和高度紧张的压力下的话，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现象学社会学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它可能更完善，更令人满意。然而，历史不容假设，舒茨在他有限的学术生命中，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在此部分，我们对他这种“二元存在”状态的分析只是希望对于他的现象学社会学的思想以及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提供一种理解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