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勒格朗走进地铁的时候，天还没有亮透，一弯白白的月影当空挂。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就十月底了。地面铺满松脆的落叶。昨天是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法国全境调整为冬令时，钟表统统往回拨一个钟头，宣告着冬半年的到来。
的确，在亚历山大看来，法国只有两季：冬半年和夏半年。每年四月到十月，蓝天白云，温暖晴朗，鸟语花香，风景特别美，心情也跟着舒畅。从十月再到第二年的四月则正好相反，凄风苦雨，满巴黎的老建筑，由金黄色变成土黄色，让人想开心都开心不起来，而且……冬半年的犯罪率也比较高，至少在亚历山大的印象中是这样的。
“也许我是特别容易受天气变化影响的那一类人吧。”地铁进站的时候，亚历山大这样想。
乘客们钻进车厢，纷纷打开报纸来看，或是插上耳机听音乐。
亚历山大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好。他既没有看报也没有听音乐，而是凝视着窗外——其实窗外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除了偶尔闪过的一盏灯。
有时候他把目光收回来，就会看到车窗上自己的影子。一天接着一天，同样的地铁，同样的隧道，同样的车窗与人影，毫无变化。
唉，怎么会没有变化呢？四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啊！
四十年前，车窗上映出的是一个高大健壮、意气风发的小伙子的身影。那年他刚被警察局录取，被分配在重案组。
现在呢，车窗上映出的这个人脸皱了、腰弯了、头发也灰了，坐在相同的位置上，看着窗外想心事。
或许是冬半年来临的缘故，今天亚历山大的心事，很有几分忧郁。
他又想到了那年十月。对，也是这样一个寒风乍起的十月，他协助侦破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珠宝大劫案。位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珠宝店，被五个蒙面人抢走了价值六千万欧元的珠宝。劫匪离开后近半个小时，从绳索中拼命挣脱出一只胳膊的店员按响了报警器……
警方迅速出动。亚历山大记得很清楚，劫匪分成两拨，向不同方向逃窜，他和一位同事负责追击向东边逃跑的那两个。当时一个劫匪开车，另一个探出身来向警车射击。亚历山大被迫还击，而且击中了开枪的劫匪。可是他不得不承认，劫匪的驾驶技术很高明。他们七绕八绕，渐渐拉大了距离。最后，亚历山大他们终于在闹市找到了这辆汽车，驾车的劫匪逃走了，车里只剩下他那个因为受伤而没法逃走的同伙。
战绩还算不错：五个劫匪抓回来四个，还有一半被盗的珠宝。
可是，亚历山大怎么也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就遭到了漏网劫匪的报复。当时他和妻子艾莉莎住在租来的小公寓里，再过两个月，他们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
那真是亚历山大永远也忘不了的夜晚。
劫匪闯进来，第一枪打在墙上，第二枪就打在亚历山大的小腿上。亚历山大一下子跪倒在地，劫匪再次举枪对准了他……
这个节骨眼儿上，艾莉莎拿着拖把从劫匪背后的厨房赶出来。她用尽全身力气，将拖把、棍子砸在劫匪头上。劫匪向前一扑，手枪飞出去，第三发子弹又打在墙上。
亚历山大挣扎着向手枪落地的方向挪动。劫匪本能地转过身去，“哐”地一下把艾莉莎推倒在地。
这时，楼下响起警报，原来是听到第一声枪响的邻居们报了警。
当亚历山大的同事们赶到时，他们看到亚历山大跪在地上、举枪对着劫匪；艾莉莎坐在他身旁，浑身是血，疼得直打哆嗦；劫匪高举着双手……
就这样，劫匪全部落网，珠宝悉数追回，香榭丽舍珠宝大劫案全面告破。
可是，亚历山大和艾莉莎失去了他们的孩子，并且，艾莉莎再也不能当母亲了。
亚历山大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她。
亚历山大腿上的枪伤康复后，巴黎市长为他颁发了荣誉勋章，他成为重案组的大英雄。
如今想起那个十月，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可四十年怎么就过去了呢？
四十年来，同事们提起他，还是很尊敬的，认为他是老前辈、大英雄，可是——可是这四十年里，他居然没有再亲手破过一个案子！
他依旧勇猛，冲锋陷阵时总是跑在最前头。可是当技术越来越发达、武器越来越先进的时候，冲锋陷阵已经没有太多必要了。数不清多少次了，当他一头雾水、脑袋转不过弯儿来的时候，那帮年轻人坐在屋子里轻轻松松就把案子破了，这让他多少有些心酸、有些尴尬。
因此他年复一年地当警员，从小警员到老警员，从二十四岁到六十四岁。
明年，他就要退休了。
一阵悠扬的手风琴声响起，打断了亚历山大的思绪。哦，原来车厢里上来了一位卖艺的演奏家，他弹奏的是欢快的《黄色潜水艇》，艾莉莎最喜欢哼的一首歌，这让亚历山大的心情平复了一些。
一曲完毕，演奏家拿着小杯子走过来，亚历山大放进去一枚硬币。
“可是艾莉莎仍然那么乐观，还是对我这么好……”亚历山大惭愧地想。
是的，再也找不到比艾莉莎更好的妻子了。他们离开了令人伤心的小公寓，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小房子。艾莉莎在院子里种了小树小花，屋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还会烘焙世界上最好的糕点。尽管她的话也许是多了那么一点点，但亚历山大已经习惯了，偶尔艾莉莎嗓子发炎不能说话，亚历山大简直浑身都不自在。
能让艾莉莎高兴的事，亚历山大总是会答应的。虽然，当初听艾莉莎说，希望家里能接待一个从中国来读书交流的女孩子时，亚历山大颇有些犹豫。此前亚历山大所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不过是芬兰。他觉得芬兰太冷，旅游没什么意思，还不如窝在家里烤火、吃糕点。因此，中国对他来说，简直远得没边。而且据他所知，中文里连字母都没有，字都是画出来的；关于那个女孩子，除了知道她叫孙漪，其他的也还一无所知。这一切都让他感觉很复杂。唉，亚历山大最怕复杂神秘的东西，那些破不了的案件已经把他折腾得够呛，人生为什么不能简单些呢？
此时此刻，在摇摇晃晃的地铁上，亚历山大突然想：“不知道那个中国女孩子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来巴黎的路上了呢？如果没有那一次事故，我们孩子的孩子，应该也快有她这么大了吧……”
他随即狠狠地责备自己：“都是陈年往事，我瞎想些什么！”
“前方到站，西堤岛。”车厢里的喇叭响起来。
亚历山大站起来，准备下车。
西堤岛是塞纳河中央的一个小岛屿。从地图上看，它位于巴黎的正中心。
岛上矗立着宏伟壮观的巴黎圣母院。如果你细心的话，会在圣母院前方广场上发现一颗铜质的八角星。这颗星是巴黎的中心，也是法国所有道路的起点——无论是从巴黎出发还是前往巴黎，所有的道路都从这颗星开始。
巴黎警察局在圣母院正对面，一圈四四方方的建筑围出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亚历山大的办公室位于东面三楼，正好面对圣母院那口著名的大钟——雨果曾为它写下不朽的巨著。
亚历山大走进重案组办公室时，是八点三十五分。办公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总是第一个到，四十年如一日。
他脱下外套挂好，坐下来，打开电脑。
大约八九年前吧，警察局在每张办公桌上都安装了电脑。一开始大家只是偶尔用它来输入文件，可是渐渐地，很多警察表示，他们一分钟都离不开电脑了。
亚历山大可不是这些警察中的一员！比如某位一墙之隔的同事，他的咳嗽声亚历山大都听得很清楚，可当他有事要与亚历山大商量时，却连屁股都不肯挪一下，内部电话也不打，而是发邮件或是在Skype上留言。亚历山大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样，他简直一听到即时通信软件的滴滴声就心烦！
可怜的亚历山大，先是非常艰难地学会了打字（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是只用两个食指敲键盘），接着非常艰难地习惯了那些文件、表格，然后又非常艰难地接受了网络……总之，一切都变得复杂了，如同近年来的案件。
可是亚历山大的顶头上司贝蒙警长却非常喜欢电脑，他甚至要求大家用Power Point来汇报工作。向来只用一张小纸条进行汇报的亚历山大头上都冒黑线了，Power Point这玩意儿他始终搞不定。
说曹操，曹操到。八点五十五分，亚历山大看完两封邮件之后，贝蒙警长哼着小调上班来了。
一进门，贝蒙就说：“哟，亚历山大，这么勤快啊，电脑都打开了……哦，我知道了，你是咱重案组的电脑高手嘛，哈哈哈！”
亚历山大一点都不觉得好笑，他嘟囔了一声：“早！”
贝蒙今年才三十六岁，瘦小结实，是局里最年轻的警长，还是重案组的组长。年少得志，不免有些傲慢。亚历山大知道他曾向局长抱怨，说重案组里全是“跟不上时代的老家伙”，肯定会“影响破案进度”。于是局长当真调走了亚历山大的几位老朋友，改让他们去发驾照。至于为什么没把亚历山大调走，也许是因为他立过功，也许因为反正他就要退休了。
贝蒙冲了杯咖啡，一屁股坐到亚历山大的办公桌上，问：“嗯？有什么新闻？”
这个动作也够让亚历山大反感的，他板着脸说：“有两封邮件，市民投诉警察态度不好。”
“哼，投诉！”贝蒙愤愤地说，“我们是办大案子的，怎么会理睬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猛喝一口咖啡，放下杯子，伸了个懒腰：“最近真是闲得无聊啊！”
话音刚落，办公室里的大钟响了一下，九点整，办公时间正式开始。
大钟的报时声还未完全消失，电话铃也来凑热闹，跟着响起来。
贝蒙耸耸肩，起身走到他的办公桌旁，拿起了听筒：“喂，重案组。”
下一秒钟，亚历山大觉得贝蒙全身都绷紧了，就像豹子看见羚羊，刚才那种懒洋洋的神态一扫而空，只听他果断地说：“没问题，我们马上就到！”
十分钟之后，贝蒙警长、亚历山大，以及一只脚刚踏进办公室就立刻被抓来执行任务、一脸没睡醒的年轻警官米凯，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米凯把车停好，拔下钥匙。三人从不同的车门下车，然后，几乎是下意识地，同时停驻了那么两秒钟。
卢浮宫巍然绵延，似乎伸展双臂，要将他们包裹其间。
才九点多钟，已经有不少游人，在卢浮宫前摆着各种姿势照相。
可是亚历山大知道，比起一周其余六天来，游人已经少多了，因为周一是卢浮宫的闭馆休息日。
他们快步向大金字塔、也就是卢浮宫的入口走去。远远地，一个巨大的“皮球”向他们滚过来，一左一右还跟着两个人。
等“皮球”滚到面前，亚历山大认出那是巴伊胡馆长，他曾在电视上看过记者对馆长的采访。此时此刻，巴伊胡馆长全然没有电视上的端庄仪态：小圆眼镜歪了，领带也歪了，肥白的手里捏着条手绢。
“贝蒙警长，您能这么快赶到真是太好了！这是副馆长和我的助理。”巴伊胡草率地介绍了一下左右的两个人，一边用手绢擦擦额头。
贝蒙却没有进行任何介绍，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当然要快，早一分钟赶到，破案的可能性就大一分。请带我们去现场。”
“当然，当然！”巴伊胡说，“请跟我来。”
穿过透明金字塔上的小门，一行六人向卢浮宫内走去。
不明情况的米凯捅了下亚历山大，小声问：“到底怎么回事？”
亚历山大同样小声回答：“他们好像丢了一幅画……”还是个小孩子时，亚历山大就跟随父母来过卢浮宫。上学之后，老师更是带他们来过很多次，讲解艺术、历史、人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一座卢浮宫，简直就是一部立体的百科全书。工作之后，亚历山大也时不时陪同住在外省的亲戚朋友或是家里接待的小客人们来参观。
总之一句话，这地方他没有来过五十次至少也有三十次，可扪心自问，卢浮宫的展品，他顶多只看过十分之一。有人计算过，就算每件展品只看一分钟，全部看完也得五年。
“大！实在太大！”亚历山大每次来都这样想。
果然，巴伊胡馆长请大家坐上一辆奶黄色的小电瓶车，由助理开着，突突突向位于右手边的绘画馆驶去。
“凌晨五点四十五分，清洁工第一个发现绘画被盗，”巴伊胡边擦汗边介绍，“他们立刻通知了值班保安，保安立刻通知了副馆长，副馆长又给我打了电话，我们就都从被窝里赶来了……”
“我需要和这些清洁工和保安谈谈。”贝蒙警长立刻说。
“当然，当然！”巴伊胡说：“不过他们最短也在馆里工作七年了……总之我们立刻启动了展品定位系统，发现至少丢失了七件展品……您看，右前方那是第一件……”
形形色色的油画从电瓶车两侧掠过。右前方墙壁上，果然空出来一块，画不见了，画后边的警报器露了出来。
“这里原本挂的是荷兰洛丁的《厨房里的鱼和猫》，”巴伊胡如数家珍，“请再往前看，那里少了俄罗斯鲁德耶夫的《夏日清晨的书房》……”
电瓶车一路向前，转了半个多小时，才把七个地方都看完了。
大家从车上下来，走到最后一幅失窃展品《壁炉·花瓶·瓶中花》面前——画没了，只剩下刻着画名的小铜牌。
“被盗的都是油画，而且都是室内静物画，年代都在十九世纪之前——这个贼是个室内控！”巴伊胡气呼呼地总结。
贝蒙慢慢靠近墙壁：“警报器没失灵吧？”
“完全没有！”巴伊胡激动地说，“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夜间如果有人突破大金字塔或其他任何一个入口，警报器就会响！要是有人把一幅画从墙上拿下来，天哪，那警报会响得把人的耳朵都震聋！”
贝蒙再走近一些，往上一抬手，立刻警铃大作，果然很响，六个人全都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响了足有三分钟才停下，亚历山大的耳朵继续嗡嗡嗡了好半天。
“而且只要警报一响，分隔铁门就会关闭，保安会在短时间内赶到，窃贼抱着画也逃不了！”巴伊胡手指前方，那里果然已经降下一道铁门。
“警报开关在附近吗？会不会被人关上，偷完了再打开？”米凯问。
巴伊胡说：“完全没有可能！警报系统二十四小时都是开着的，系统开关设在保安室，每天晚上十点闭馆后到第二天凌晨六点，有四个保安在保安室值班，没有任何人能接近警报开关。保安室里还有二十台监视器，能够覆盖全馆。据保安们说，除了在监视器上看到一只昏头昏脑的鸽子撞在大金字塔上之外，没有任何异常。”
一阵沉默。
亚历山大为了安慰巴伊胡，笨拙地说了一句：“还好偷的都不是什么特别有名的画……”这七位画家，他一个都没听说过。
贝蒙斜了他一眼。
巴伊胡跳起来：“卢浮宫没有平庸之作！最小的一幅价值也在十万欧元以上！”
亚历山大有些尴尬。
巴伊胡继续说：“何况，偷那些有名的画有什么用？您倒是说说，把《蒙娜丽莎》偷去，卖给谁呀？谁买得起呀？”
米凯赶紧打圆场：“呃，不管怎么说，这贼本事够大的，七幅画，全偷完还真要不少时间。咱们刚才转了一圈都用了四十分钟，还是坐电瓶车的！”
又一阵沉默。
终于，贝蒙说：“我看我还是先与清洁工和保安们谈谈吧。”
巴伊胡说：“当然！当然！他们都在我办公室里等着呢！”
六个人重新坐上电瓶车，沿长廊向前开去。亚历山大知道这叫“意大利长廊”，陈列的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珍品。
巴伊胡说：“那边有个暗门，直通我的办公室。”
电瓶车突突突开到长廊尽头。突然，亚历山大听见一声凄厉的尖叫，几乎比刚才的警报还响。五秒钟后他才反应过来那是巴伊胡发出的声音，只见巴伊胡用手掐着脖子，眼珠子突出来，扑扑扑半个字也没说出来。
电瓶车噗的一声停下，副馆长和助理也像中了邪似的，看着巴伊胡手指的方向，张着嘴。
亚历山大纳闷地扭过头去——这是长廊尽头一间特殊的展厅，空荡荡地只挂了一幅画，画外边有防弹玻璃罩着，前方还拉着铁链子。
因为那是《蒙娜丽莎》啊！
可是不对！现在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防弹玻璃后边的那幅画上，同样画了个半身女子，长得也很漂亮，可是……
那绝对不是《蒙娜丽莎》！
天哪，《蒙娜丽莎》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