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下工人试图凿穿岩石，打开幸福之源，让幸福之水滚滚淌出。这些人各有各的名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工作范围异常广大，从断头台的存在一直研究到战争问题。法兰西革命所宣布的人权问题当然必在其中，除此而外，他们还特别重视妇女和儿童的权利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在此就社会主义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一一进行理论上的详尽论述，我们只打算蜻蜓点水地提示一下。这想必是会得到谅解的。
社会主义者提出来要加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抛开有关宇宙形成学说的那些幻象、梦想和神秘主义不谈，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
生产财富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
分配财富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中包括劳动问题。
第二个方面中包括工资问题。
劳动问题涉及劳力使用的问题。工资问题涉及收益权的分配问题。由劳力的合理使用产生出公众的权力。
由收益权的合理分配产生出个人幸福。
这里所说的合理分配，并非平均分配，而是公平的分配。平等的第一位的要求是公正。
两种东西的结合——公众权力为其表，个人幸福为其核，便产生出社会繁荣。
社会繁荣有三个要素：幸福的人，自由的公民，强大的国家。
英国完成了上述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在那里，人们奇迹般地创造了财富，但分配失当。这引起了两个极端：极度的豪华和极度的穷苦。享受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受穷的，却是大多数，即人民；特权、特例、垄断、封建制都是劳动本身产生出来的。在个人穷苦的基础之上建立公众权力，在个人痛苦的土壤里播撒国家强盛的种子，这多么虚浮、多么危险啊！这是一种组织得不好的强盛，里面全部是物质因素，毫无精神因素可言。
共产主义和土地法自认能解决第二方面的问题。但他们错了。他们的分配方式只会扼杀生产。平均的授予取消了竞争，从而也就取消了劳动。那是一种先宰后分的屠夫式的分配方式。因此，不能肯定这种自以为是的办法。分配财富绝对不能形成对财富的扼杀。
这两个方面同时着手，解决才能得当。两个方面必须并作一个方面来加以解决。
如果只解决这两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那么，你就和威尼斯、英格兰一样了，你就会像威尼斯那样，只有一种虚假的强盛，或者你就会像英格兰那样，只有一种物质的强盛，那样，你就会成为一个恶霸。而如果那样，你将在暴力面前灭亡，像威尼斯已经验证过的，或者将在破产中灭亡，像英格兰将来要验证的。而如果那样，世界也将让你倒下，让你死亡，原因是，大凡专门利己、不能为人类代表一种美德或一种思想的事物，世界总会让它们倒下、让它们死亡的。
在此要说清楚：提到威尼斯和英格兰我们并不是指这些民族，我们指的是那里的社会结构，指的是那些高踞在民族头上的寡头政治，绝不是那些民族本身。我们对威尼斯民族和英格兰民族始终都是尊敬的，同情的。威尼斯民族必将复兴。英格兰贵族必将倾覆，而英格兰民族却永远不朽。
解决那两个方面的问题，鼓励致富，赞助穷人，消灭贫困，制止强者对弱者进行不合理的剥削，刹住发展道路上的人对那些已经达到目的之人所产生的那种极不公道的嫉妒，精密地、兄弟般地调整劳动报酬，对成长着的儿童施行免费义务教育，让科学成为成年人的生活基础，体力与智力同时并举，既是一个强大的人民，又是一个幸福家庭的成员，财产民主化，不是废止财产，而是普及财富，使每个公民，毫无例外地成为有产者，这一切，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困难。一句话，要会生产财富，也会分配财富。这样，我们便不但占有了物质上的强大，也获得了精神上的强大；这样，我们才配称法兰西。
这与某些迷失了方向的宗派是不同的，它高于它们，它是我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它在理想中规划着，在实际中摸索着。
这是可贵的毅力！这是神圣的意图！
但是，对路易-菲力浦来说，这些学说，这些理论，这些反抗，国务活动家必须看重哲学家专注的那种意料之外的需要，那些零乱而模糊的事实，一种有待于制定、能与旧的世界相适应又不致过分违反革命理想的新政策，一种必须利用拉斐德来保护波林尼雅克在法国1830年革命中，拉斐德是自由保王派，波林尼雅克是被推翻的查理十世王朝的内阁大臣。的政治态势，对骚乱中明晰可见的进步力量的预感，议会中的争执，大街上的暴动，出现在他前后左右的那些有待平衡的竞争，对于革命的信念，可能是模模糊糊地出自一种至高的权利从而产生的退位心理，他的看重自己血统的意愿，特别是他的家庭观念，以及对人民出自内心的尊重，加上他自身忠厚的性格，这一切，常使他心神不宁，甚至产生痛苦之感，尽管他是坚强的、勇敢的，但是，有时在困难面前，他也感到心灰意懒。
他感觉到，在他脚下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分裂活动，同时，他也认识到，那还不是土崩瓦解之势，原因是，眼下的法兰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法兰西了。
阴霾满天。一团奇特的黑影越走越近，渐渐将人、物、思想笼罩。这是仇恨和派系的阴影。它曾被堵住，现在又在移动。这时，这个忠厚的人，不得不在那种诡辩和真理混杂的令人极不舒畅的空气里倒抽一口凉气。人们的心个个如同风暴将至时的树叶，正在闷惑中发抖。电压是那样的强。人们经常看到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在某一种时刻突然一闪而过。这人过后，又是一片昏昏惶惶。远远的天边，间或有几声闷雷隐隐轰鸣，使人们意识到，那云中蕴蓄着电量。七月革命过后不到20个月，在紧迫危急的气氛中迎来了1832年。人民在受苦。劳动者没有面包。最后一个孔代亲王死得不明不白。布鲁塞尔仿效驱逐波旁家族的巴黎，驱逐了纳索家族。比利时自愿归附一个法兰西亲王但最终却把自己交给了一个英格兰亲王。尼古拉的俄罗斯在仇视法兰西。南方两个魔鬼——西班牙的斐迪南和葡萄牙的米格尔，正朝法兰西迎面站着。意大利发生了地震。梅特涅把手伸向博洛尼亚。法兰西在安科纳正以强硬手段对付着奥地利。从北方传来了锤子声，那叮当的声响中含有无限的凄凉，那是人们把波兰无情地钉进棺材发出的声响。法兰西激愤的目光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注意。不可靠的盟友英格兰随时准备趁火打劫、落井下石。贵族院躲在贝卡里亚背后，拒绝向法律低头，交出四颗人头。百合花从国王车子上被风吹掉。圣母院的十字架被人拔除。拉斐德害了病。拉菲特破了产。班加曼·贡斯当死于贫困。卡齐米尔·佩里埃死于力竭。在王国的两个都市中——一个思想之城，一个劳动之城——同时、分别蔓延起政治病和社会病。巴黎在进行民权战争，里昂在进行奴役战争。两个城市同一种烈焰。这烈焰照耀着人民的额头，犹如火山爆发的紫光。南方在起狂飙。西方在生动荡。德·贝里公爵夫人呆在旺代。阴谋，颠覆，暴乱，霍乱，所有这一切，加在种种思潮的纷争之上，无异于向火山上浇油。
五出自历史而不为历史所知的事
接近5月，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差不多到了激荡的程度。1830年伊始，便不断有一些局部的骚动。骚动一经出现，立刻便被扫灭。但是，那骚动却没有被扫净，而是边扫边生，此起彼伏。这是暗流汇集的信号，预示着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一场革命在酝酿之中。整个法国都在注视着巴黎。整个巴黎都在注视着圣安东尼郊区。
圣安东尼郊区，已布满干柴，它将燃起熊熊大火。
夏罗纳街上的那些饮料店处在一种严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之下——尽管把这两组词连在一起用来描述那些饮料店的情况觉得有些特别。
在那里，人们根本没把政府放在眼里。他们在公开讨论“是动手还是按兵不动”的问题。有人在那些店的后堂组织工人宣誓：“一旦听到警报，立即奔向大街，且不管敌人多寡，立即投入战斗。”宣誓以后，那人便会坐在那店堂的角落里“敞开嗓子”说：“你同意啦！你宣誓啦！”尔后，又走到楼上的一间屋子里，把门关紧，在那里举行类似秘密组织所惯用的那种仪式。那人还会让刚刚加入组织的人许诺：“为他服务，如同对家父一样。”那已形成一种公式。
不少人聚到矮厅在那里阅读“煽动性”小册子。当时，一名秘密警察曾报告说：他们对政府图谋不轨。
在那里，人们常常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头头儿们的姓名。而且一直到动手前两个钟头才晓得行动的时间。”一个工人则这样说：“我们300人，每人10个苏，就是150法郎。这就可以制造枪弹和火药了。”另外一个工人则说：“不必用六个月，也不必用两个月，只须两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和政府打照面儿。有了25000人，我们就可以交手了。”另一个则说：“我整夜不睡，一直在做子弹。”有些“资产阶级模样、穿着漂亮者”，不时地来“出风头”、“指手画脚”，与那些“重要角色”握手。这样做了之后，匆匆离去，绝不在一地呆过10分钟。人们低声说着这样意味深长的话：“布置已经完毕，事情已经到头。”对此，一个当时在场的人的原话是这样的：“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嗡嗡嗡说着同一句话。”群情激奋。有一天，一个工人对着满店的人嚷起来：“我们没有武器！”他的一个同志回答说：“士兵们那里有！”这样，实际上便无意之中援引了波拿巴的《告意大利大军书》。有一个情报说：“更重要一点儿的秘密，他们不会拿到那里去。”可人们听了这些人说的那些话之后会问：他们已经说了这样一些话，还有些什么秘密需要隐瞒呢？
有一些会议定期举行，参加的人很少，不会超过10个。这样的会议，参加者是固定不变的。有些会议可以随便参加。遇到这种情况，室内便挤得满满的，连坐的地方也不再有。参加后一种会议的人，有的是出于激情，有的出于狂热，有的是认为“是找工作的一条路子”。和革命时期一样，出没于那些饮料店的，也有一些爱国的妇女，其中有许多是新近加入的。
还出现了另外一些有意思的事。
一个人走进一家饮料店，喝过之后，走出店门时说：“酒老板，记上账，革命会付的。”
人们经常在冲着夏罗纳街的一个开饮料店的老板家中选派革命工作人员。票投在鸭舌帽里。
在柯特街，一个教授剑术的教师家里也聚集着一些工人。他家里陈列着木剑、棍、棒、花式剑等多种武器。一天，他们把那些花式剑上的皮套头全部去掉了。有个工人后来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一共25个人，但是，他们没把我计算在内，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一个饭桶。”这自称饭桶者便是日后的凯尼赛凯尼赛，巴黎圣安东尼郊区的工人，1841年9月13日谋杀奥马尔公爵及奥尔良公爵未遂。。
经过策划的那些事渐渐公开起来。一个扫大街的女人对另一个妇女说：“大家早就在拼命地做起枪弹来。”大街上，人们在人群中宣读对各省各县国民自卫军发出的宣言。其中一份宣言上面有“酒商，布尔托”的名字。
有一天，在勒怒瓦市场的一个酒铺门前，有个留着络腮胡子、带有意大利口音的人，正站在墙角的一块石上，高声朗读一篇文告。从内容看，那文告像是由一个秘密权力组织发出的。一群群的人从四面八方向他拥来，并向他鼓掌。那篇曾被记录下来的文告特别令听众激动的片段曾被搜集到：“……我们的学说遭到了禁止，我们的宣言遭到了撕毁，我们的宣传人员遭到了逮捕……最近，由于棉纱市场的混乱，很多害怕亏本的人站到了我们一边……人民的未来将由我们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进行规划……问题明摆着：向前，还是反动；革命，还是反革命。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不再承认惰性和呆滞。要么为人民，要么反人民，二者必居其一。不会有第三条路好走……等到有这么一天，你们感到我们不再适合你们的要求了，到了那一天，你们就把我们粉碎好啦！但在那天到来之前，则请你们协助我们前进。”这一切都是公开讲的。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胆子更大的事。也正因为它们胆子太大了，所以便不大能让人相信那是真的。1832年4月4日，一个人跳上圣玛格丽特街拐角处墙脚下的一块石头，大声疾呼：“我是巴贝夫主义者！”但是，明眼人都看出，他是吉斯凯吉斯凯，七月王朝时期大金融家，1831年任警署署长的人。那人说了好多话，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打倒所有权！左派的反对是口是心非的，因而是无耻的。他们宣传革命是为了说明他们正确。由于害怕失败，他们便自称民主派；由于害怕战斗，他们又自称保王派。共和主义者是一些身生羽毛的兽类。要对他们提高警惕，劳动的公民们！”
“住嘴，你这当暗探的公民！”一个工人喊道。
这一声吼便堵住了那演说家的嘴。
还发生过一些不可思议的事。
某一天的黄昏，一个工人在运河一带发现了一个“穿得漂漂亮亮的人”。那人问这工人：“你去哪里，公民？”那工人回答说：“我并不认识您呀！”那人说：“但我认识你。你不必害怕。我是委员会的。他们怀疑你，认为你不怎么可靠。你应该明白，要是从你这里走漏风声，人家会死死地盯上你的。”随后，那人和这工人握了一下手，说了声“我们不久会再见的”，便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