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由于地位、生活或命运等方面的任何一件事暗生敌意，这人便已走到了骚乱的边缘，而骚乱一旦发生，他浑身战栗，感到已身处这骚乱的漩涡。
骚乱，是社会大气中的一种龙卷风，气温达到某些条件，它便突然形成，它旋转着，奔腾着，轰鸣着，劈削着，不论是高大的人还是瘦小的人，不论你坚强还是软弱，无论是大树还是麦秆，统统会被一起卷走，被压碎、被铲平、被摧毁。
谁要是被它碰上，谁要是被它裹走，谁就会遭到不幸。它会把一切在相互冲击中毁个干净。
然而，另一方面，它还会将一种不可知的非凡的威力赋予它所控制的人。它首先让时局造成一种力量，尔后把这种力量输送给它所碰上的第一个人。它可以把任何一件凡物变成投石器。因此，在它的麾下，卵石成了炮弹，脚夫成了将军。
某些阴险毒辣的政治权威对骚乱执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从政权的角度来看，有点儿骚乱是可喜之事。他们的判断是，推翻不了政府的骚乱正可用来巩固政权。这样的骚乱可以锻炼军队，可以加强资产阶级的团结，可以活动警察的肌肉，可以检查社会结构各个方面的力量。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清洁运动，其作用犹如体操。政权通过这种骚乱会变得健康起来。按摩还可使机体舒服呢！
除此之外，30年前，关于骚乱还存在另外一种理论。
这种理论以“一贯正确”自居。但实际情况如何？菲兰德反对阿尔赛斯特阿尔赛斯特，菲兰德，莫里哀戏剧《愤世者》里的两个人物，前者坚持是非观念，后者调和折中。，坐在真理和谬论之间搞折中，解释、劝告，其中既有谴责，又有原谅。他自以为他的中庸之道高人一等，实际上，他的见解是迂腐透顶的。政治学中的整套中庸之道，便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冷水和热水之间，出了一个混水派。这种学说貌似精深，实际无比浅薄。它只论效果，不问起因。这样，它必然从一种半科学的高度对公共广场上的骚动责骂不已。
这个学派说：“那几次骚乱把1830年的成就大大冲淡了，以致这一伟大事业的部分纯洁性随之消失。7月革命是人民吹起的一阵好风，好风过后，天空立即万里无云。可这几次骚乱又使天空阴云密布。争吵使那次为人们一致欢庆的革命大为减色。不错，7月革命，有不少潜在的危机，造成了看不见的骨折。然而，哪一次突击而来的进步不是这样呢？暴动便使这些旧伤复发了。人们可以说：‘啊！这里是折断了的。’一句话，7月革命过后，人们感到得了救；这几次暴动过后，人们觉得遭了殃。
“骚乱带来的是市场萧条、店馆关闭、证券狂跌、金融萎缩、现金奇缺、私人财产失去保障、企业紊乱、破产迭生、失业增加、信用动摇、人心浮动，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有人计算过，骚乱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第一天是2000万法郎，第二天是4000万法郎，第三天是6000万法郎，三天的工夫就是12亿法郎。就是说，光从财政方面着眼，那就等于遭受到一场水旱灾害，或是打了一次败仗，一个有60艘战舰的舰队归于覆灭。
“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骚乱自有其美。用石子作武器的战争和用树枝为武器的战争两相比较，前者肯定比后者宏伟悲壮；既有城市的肝胆，又有森林的灵魂；一方有让·朱安，另一方有贞德。骚乱把巴黎性格的特色映照得鲜红而又壮丽。慷慨，忠诚，乐观，豪放，智勇双全的大学生，坚如磐石的国民自卫军，店员的野营，流浪儿的堡垒，学校和兵团对峙，来往行人对死亡的蔑视，总之，尽管勇士们年龄不同，种族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百折不挠。有人20岁在为理想而战，而有人40岁为家庭而亡。法国军队在内战中表现心情沉重，它在以审慎迎击果敢。骚乱表现了人民的无畏精神，同时也锻炼了资产阶级的勇气。
“这很好。但是，为了这个，就值得流血吗？并且，除了流血而外，你还不得不考虑：前途变得暗淡了，进步的步伐被搅乱了，最善良的人感到不安了，诚实的自由派失望了，而外国的专制主义者，看到革命自相残杀而幸灾乐祸了，1830年被打倒的那些人又重新活跃了。这些人在叫嚣：‘我们说过什么来着！不错，巴黎壮大了，但法国却变小了。我们还得指出：大规模的屠杀(我们必须这样把话说透)固然使疯狂的自由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这用血换来的安宁值得自豪吗？总之，骚乱等于祸国殃民。’”
那伙貌似高明的人——资产阶级——就是这样看问题的。
至于我们，对“骚乱”一词的理解，决不如此简单。对于民众运动，我们要逐个进行分析。我们不问一次骚乱的花费是否跟一次战争的花费同样巨大。首先，我们会问：为什么会发生战争？难道战争的祸害会比骚乱小吗？其次，我们会问，骚乱统统都是灾难吗？假使7月14日真的花了12亿法郎，那又怎样呢？把菲力浦五世安置在西班牙菲力浦五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18世纪初，西班牙国王去世后，路易十四把他送去当西班牙国王，因此引发了与英、奥、荷兰各国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法国就花去了20亿法郎！即使得花同样的数目，我们也宁肯把钱花在7月14日。况且，我们对数字并不是特别在意的，数字表面上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其实它什么也说明不了。既然谈的是“骚乱”，那么，我们就它本身进行剖析就够了。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反对言论里，谈的只是效果，而我们需要谈的，却是它的起因。
那就让我们把它说个明明白白吧。
二问题的本质
世上有骚乱，同时也有起义。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一种是一种错误，而另一种是一种权利。一部分人篡夺了反映公平合理的民主政体的政权，全体人民会行动起来，一直到武装起来，恢复权利。对全体人民来讲，这就叫起义。在涉及集体主权问题时，全体反对部分的战争是起义，部分反对全体的进攻是骚乱；要看是什么人坐在杜伊勒里宫：是国王，那么，对它的进攻是正义的；是国民公会，那么，对它的进攻是非正义的。同是一架大炮，在8月10日瞄准民众是错的，在葡月14日原文如此。这里当为葡月13日。这一天，保王党人在巴黎暴动，向国民公会所在地杜伊勒里宫发动武装进攻，被拿破仑指挥军队击溃。瞄准民众却是对的。不能看外表，要看本质。瑞士雇佣军所保护的，是错误的一方；波拿巴所保护的，是正确的一方。自由和民主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不能由大街上的行动决定对错。纯属文明的事物也是这样。本能是靠不住的，它昨天可能是清晰的，而明天又可能变得糊涂起来。同是狂怒，用在泰雷泰雷，法王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为人贪狠。身上不会有错，但用以反对起杜尔哥杜尔哥，法王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来，却是谬误的。破坏机器，抢劫仓库，挖掘铁轨，拆毁船坞，聚众横行，粗暴地对待进步人士，学生杀害拉米斯拉米斯，16世纪法国学者，唯理论的倡导者，进行宗教改革，在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中被天主教徒杀害。，用石块把卢梭赶出瑞士卢梭在瑞士居住时，一群青年在教士的唆使下曾向他的住宅投掷石块。，这都是骚乱。以色列对抗摩西，雅典对抗伏西翁伏西翁，公元前332-前318年雅典统治者。，罗马对抗西庇阿西庇阿，罗马统帅，执政官，后为西班牙总督。，这也是骚乱；巴黎进攻巴士底，则是起义。
而士兵反抗亚历山大，水手反抗哥伦布，则属于骚乱。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是用剑在亚洲进行开拓，哥伦布是用指南针在美洲进行开拓，他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他们各自发现了一个大陆，向那里送去了文明之火，故而对这种善举进行抗拒是不对的，是一种骚乱行为。有时，人民会背叛自己，成为自己的叛徒。例如私盐贩卖者，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正义的流血斗争，可是，到了关键时刻，到了人民胜利的日子，一旦获得了安全，他们却归附了王朝，转而酿成为朱安暴乱，也就是说，使原来对王室的反抗转为拥戴王室的骚乱。这真是无知的、悲惨的杰作！私盐商贩们逃脱了王室的绞刑架，颈子上的绞索还没有来得及解下来，脑袋上便又多了一枚白帽徽。“打倒食盐专卖政策”的口号，忽然变成“国王万岁”的欢呼。这奇怪不奇怪！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圣巴托罗缪节的杀人者，指1572年8月24日夜，在巴黎杀害胡格诺派教徒的太后卡特琳。9月的杀人者9月的杀人者，指“9月暴徒”，见本书第三部第五卷第三节。科里尼科里尼（1519——1572），法国海军上将，宗教战争初期胡格诺派领袖，1572年在圣巴托罗缪节惨案中被杀。的杀害者、德·朗巴尔夫人德·朗巴尔夫人，法王路易十六王后安东尼特内府总管，1792年君主制被推翻时，因拒绝宣誓反对君主制被民众砍头，她的头被挑在一支长矛上送到王后窗前。的杀害者、布律纳布律纳，拿破仑的元帅之一。的杀害者、米克雷米克雷，拿破仑在1808年创建米克雷军团，用以进攻西班牙。、绿徽党绿徽党，指王朝复辟时期佩带绿色帽徽的保王党徒。、辫子兵辫子兵，法国掷弹兵的轻骑兵耳前垂有小辫子。1794年热月政变后，年轻保王党徒留了这种发式。、热胡帮热胡帮，热月政变时法国南方的热月派。、铁臂骑士铁臂骑士，指左臂佩带绿色袖章的昂古莱姆公爵的党徒。统为骚动者。旺代是天主教的一次大骚乱。人权发起的声音是可以听得出来的。这一声音未必一准出自群众奔突冲撞的杂沓声。在这种杂沓声中，有失去理智的暴怒，有铜钟的坼裂。但号召武装起义的钟声未必是铜钟发出的。狂热，无知的骚乱，与前进中的动荡是不同的。站起来，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站起来，身体只能向上。身子伸向别处，就不能叫站起来。因此，一种运动，我首先要看的是方向。起义只能是向前的。其他一切的“起来”，都是不好的。骚乱的步伐是向相反的方向迈进的。那是一种倒退，是对人类的一种暴行。起义反抗则是真理的怒火的突发。为了起义而被掘起的铺路石迸发着人权的火花。这些石块留给骚乱的仅是些泥渣而已。丹东反对路易十六，是起义，阿贝尔阿贝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革命活动家，“长裤党”领袖。反对丹东，是骚乱。
拉斐德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反抗可以成为一种最神圣的义务，而骚乱则可以成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热能的强度方面起义与骚动也有区别，起义是火山，骚动是草火。
我们说过，政权内部也会出现煽风点火的纷争，如波林尼雅克就是一个煽动者，而卡米尔·德穆兰卡米尔·德穆兰，见本书第三部第一卷第九节注。也是一个“煽动者”，不过，他煽的是革命之火。
有时，起义是一种起死回生运动。
用普选当做一把打开各种问题大锁的钥匙，这是空前的创举。在以往4000年的漫长岁月中，人权遭受蹂躏，人民遭受苦难。而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各有各自的抗议形式。在恺撒的统治时期，不曾有过起义，但出现了尤维纳利斯尤维纳利斯(55或60——127)，罗马讽刺诗人。。
格拉古兄弟格拉古兄弟，提比尤斯、凯尤斯兄弟的合称，他们是公元前2世纪演说家，主张限制贵族势力。的悲剧，引起的是公愤。
恺撒时代出现了被放逐赛伊尼赛伊尼，埃及地名，即今阿斯旺地区。的犯人，也出现了《编年史》中的人物。
此处，我们且不谈巴特莫斯巴特莫斯，爱琴海斯波拉泽斯群岛之一。大规模的放逐事件。这一事件引起的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抗议是那样的强烈，它的讽刺意义在罗马——尼尼微尼尼微，古亚述国首都。、罗马-巴比伦和罗马-所多玛所多玛，古巴勒斯坦城市，毁于火害。反射出《启示录》的耀眼光芒。
人们不可能理解约翰约翰，耶稣门徒之一，晚年被流放。，他站在山石上，那样子就像斯芬克司斯芬克司，即狮身人面像。蹲在底座上。他是一个写难懂的希伯来文字的犹太人，而《编年史》作者是一个拉丁人，说准确，是一个罗马人。
对于尼禄之流的黑暗统治，应该用同样的手法加以描绘，而不能仅靠刻刀进行平淡无味的雕琢。要使刻痕具有简练而辛辣的风格。
暴君促使思想家的成长。他越残暴，抨击他的言论就越激烈。群众的言论自由被剥夺，思想家讲话的语气就会加重。沉默所产生的神奇威力，是使思想变得青铜般坚硬。历史的压力铸造了历史学家的简洁性。某些像花岗石一般坚硬的文章，是在暴君的重压之下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缩小了叙述范围，其结果，便是增加了作品的力量。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时代西塞罗时代，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拉丁文学的“黄金时期”，约公元前70年至公元前43年。对韦雷斯韦雷斯，古罗马地方总督，在西西里岛贪污，受到西塞罗的批判。的评论是有力的。可是，人们对卡利古拉卡利古拉，37——41年在位的罗马皇帝。的批判就逊色了。
塔西佗塔西佗（约5——120），罗马出生的拉丁文历史学家，《编年史》的作者。的作品就属于简明有力的这类作品之列。
事情正是如此，一个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伟大心灵，便成了投枪，便成了雷霆。